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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詞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家伙所下的定義，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辟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后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注”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這個創意提出兩天之后，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著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險。）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里？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游途中，我曾經和幾個人偶遇：那深入部落為原住民孩子爭取權益的，那回到烏丘孤島去為窮鄉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組織了環保運動的……臺灣的文化底蘊，很大一部分是在這些人的堅持和努力中累積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敗了？被什么打敗？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沒有恐懼、沒有控制的自由環境中成長。

　　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么？當年的大學生，在威權政體長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淚眼汪汪”、“沒有意見”、“不知道”； 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長的大學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斷”、“有勇氣良知”呢？ 或者說，二十年里，價值翻轉到一個程度，所謂思考、判斷，所謂勇氣良知，都不再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價值？

　　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后，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注”，你會怎么加呢？

　　今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臺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錯？）

　　民主以后，臺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但是“總統府”和“市政府”分屬不同政黨主政，所以是一個較勁的局面。通常“總統府”錢多，場面也比較豪華。兩邊請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響樂團或民族音樂或地方戲曲，因為，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斗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形態，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樣，溶入歌舞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里，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人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搖晃手里的金光閃閃，在青春洋溢的歌聲里，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里的快樂和感恩激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俠”，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松而“酷”的服裝，講著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做的手勢。當他湊近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不管是燈節、圣誕節，不管是掛著什么名目的文藝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鄉下，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臺和燈光的后面，基本上是這樣的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于是從預算的編列到預算的使用，從晚會的時機地點到宣傳的文字調性，從圖騰的挑選到節目的設計，絲絲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銷這個政治人物，累積選票。在太多的場合里，所謂文化，所謂藝術，其實包裹在選舉的規劃里，花的是公家的錢。

　　講得更白一點，如果專業告訴你，最迫切需要預算的是山區小學建立圖書館，或者中學藝術教育的深化，但是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資、長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會去做的；一場一場聲光絢爛的晚會，一砸幾千萬，卻可以為他塑造形象，贏得選票。錢，就往那個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懶惰，人民又不假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樂消費者。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么本質的差別。反而，威權的統治者因為不需要選票考慮，他可能做長程投資和規劃，即使不討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輪的選舉的執政者，卻往往選擇犧牲長期的利益來換取眼前的權宜。而每一任執政者都以最短距離的眼前的利益為利益，社會發展永遠像夜市里的流動攤販、洼地里的違章建筑，急就章，而且品質拙劣。

　　（你是否思考過這種矛盾？就是說，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們所創出來的民主，是第幾流的品質？沒有人愿意往回走的，可是，這往前走的路你看見嗎？）

　　在威權時代，所有的媒體都被統治者壟斷，報紙上從頭版到尾巴都是領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為。今天民主了，是的，聲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論激烈了，奇怪的是，為什么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傳？

　　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道，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于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占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么本質的差別。

　　知識分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后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分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伙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里，知識分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么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從威權到民主，不是從奴役到自由嗎？或者認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個錯誤的認知？（不要告訴我，你八歲就知道了這個道理。）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在十歲那一年就跟著父母住進了集中營，在死亡的陰影、恐怖的環境里成長。解放的那一天，監獄的柵欄被拆除，蘇聯紅軍和斯大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現，對劫后幸存的他，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間，他看見一個德國平民被槍殺，看見一個囚犯撲向一包地上的香煙而被坦克車碾過。被幸福感所充滿，他告訴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么理解“自由”呢？沒有經過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認為自己自由嗎？你怎么理解以賽亞·伯林所說的消極和積極自由之間的差別？這個問題和你的個人生活有沒有關連？抽象觀念和你的具體生命，有沒有關連？）

　　一九四五年，納粹崩潰，蘇聯“解放”了捷克，他以為是自由的來臨，自由卻再度變成奴役，捷克陷入蘇聯的集權控制。一九九〇年，蘇聯崩潰，自由似乎像無辜的鴿子一樣突然飛進窗戶，他卻已經不再天真。克里瑪回首煙塵歲月，試圖理解“自由”的含義，結論是，“很長時間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在戰斗，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爭斗。”自由，和權力的行使有關，而權力，克里瑪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它來源于沒有靈魂。它建立在沒有靈魂之上并從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講禿鷹如何依靠動物的尸體讓自己強壯。自由之于權力，是否猶如尸體之于禿鷹呢？（可以嗎？可以這樣比喻嗎？）

　　但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后，腐蝕自由的“禿鷹”有一種流動的面貌，不容易辨認它的輪廓。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逼問克里瑪，言詞鋒利：

　　……我要說的話也許會給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對自由的窮人告誡致富的危險。你為了某個東西奮斗了許多年，某個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氣一樣的東西，而我要說的是，你為之奮斗的空氣也有一點敗壞了……隨著捷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消費世界，你們作家會發現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敵手所困擾，說來也奇怪，令人壓抑的、毫無生氣的集權主義曾保護過你們免受這些敵手的傷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將是這樣一個敵手，它是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首要敵人……這個敵手實際上使整個人類的語言都變得愚昧。我談的是商業廣告電視，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淺薄的-不是由于一個愚蠢的國家檢察官所控制……而是由于其娛樂性幾乎所有人都愛看的大量陳腐乏味的電視節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們好容易才沖破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你們不知道你們正在失去什么，還是你們已經知道？

　　（你在臺灣的現實里是否看得見那“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敵人”？或者，你能為這個“敵人”辯護？你拿羅斯的問題怎么辦？）

　　讀到這里，我把書闔上，暫且不看克里瑪怎么對付這個問題，倒是先自問：二十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斗爭技巧學，知識分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威權之后，電視由虛假和童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后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會把羅素、尼采的書夾在腋下走路，假裝“深刻”。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假裝”什么？人們又是否夸大了新一代的“虛無”和“草莓”傾向？在這里，我們可以討論所謂“后現代”和所謂“現代”的語意錯綜嗎？）

　　我得誠實地說，不，我沒有料到。事實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氣的人，你不能跟他說，“那空氣充滿雜質，是敗壞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這么說。

　　用卡夫卡來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記里寫下一行字：“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記，我寫的是：“飛機撞世貿大樓爆炸起火，大樓崩塌像電腦游戲。”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個徹底的私我個人，不是社會人或行動公民。國家層次的驚濤駭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并重；要死好幾百萬人、千萬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懶閑情，等量齊觀。有誰比他更自我、更虛無嗎？

　　可是他寫出了《審判》、《在流放地》這樣的書。這些書里頭人性的異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著鮮血的預言，預言十五年以后才會發生的人類的大劫難。

　　克里瑪用卡夫卡來回答羅斯的挑戰：

　　（卡夫卡的）這些作品只證明了一個創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實地表現完全屬于個人的經驗，同時又觸及超越個人的或社會的領域……文學沒有必要四處搜尋政治現實，或甚至為那些換來換去的制度煩惱；他可以超越它們，同時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們心中喚起的問題。這是我本人從卡夫卡那里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訓。

　　把游泳和戰爭“齊物論”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虛無，事實上，他的“深刻和真實”使得他的個人小我經驗可以涵蓋甚至于超越國家的大我經驗。也就是說，從國家社會的“大敘述”里抽身而出，獲取自由，并不等同于意義的抽空、價值的犬儒化、敘述的瑣屑化、理想主義的空洞化、傳統的失憶化（這些都是歐化的句子、壞的中文，但是你告訴我是否有更精準的表達句型）。從“大敘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離開“深刻和真實”，不可以離開某些最簡單、最原始但是最永恒的原則，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與惡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學。（連這一點，你也想挑戰嗎？）

　　克里瑪其實無法回答羅斯問題中所呈現的一種全球性的趨勢，但是他不無驕傲地告訴羅斯，請放心，在他的國家里，“文學總是不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個不足一千兩百萬居民的國家，好作家的書，捷克語或翻譯作品，都有成千上萬的發行量。”

　　如果羅斯用同樣的問題來問我，我會不會和克里瑪一樣對自己的社會、自己的青年那樣有信心呢？說我們的作者和知識精英有足夠的“深刻與真實”，能夠辨別自由與虛無的分界；說我們的讀者和年輕人有足夠的品位，探查得出那乘虛而入的“絕對娛樂世界”的全盤統治，辨認得出“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抵擋得住理想主義的消費商品化，鑒別得出價值的真偽？

　　我想我會沉吟許久。

　　（好，你怎么回答羅斯？）

　　不知道是誰發明的詞，稱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為“草莓族”；意思是說，“草莓族”軟綿綿地生活，輕飄飄地過日子，生活里沒有任何壓迫，所以他們是禁不起壓的。同時因為沒有了威權政治，沒有了壓迫，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當然就沒有了點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實一點兒也不相信“草莓族”這個說法-每個時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對于所謂“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更覺得不可思議。壓迫我們的，豈止一個威權政治？威權政治因為太龐大，迫使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壓迫，這些其他壓迫，當威權不在時，傾巢而出，無孔不入，滲透進入品位低劣到近乎侮辱的電視節目，進入企業管理中對員工人權的踐踏，進入民族主義者狂熱的叫囂，進入民主操作中多數的暴力，進入新聞媒體的作假和壟斷……所謂壓迫，哪里只有一種面孔呢？對于自由精神的壓迫，威權時代和民主時代以不同形式發作，所以，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詞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家伙所下的定義，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訊息、更精辟的見解，將你推翻。）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沙灣徑

龍應臺 2015-05-14 21:3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