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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19日的美國《時代》雜志封面人物——閻錫山（網絡圖片） 1930年5月19日的美國《時代》雜志封面人物，輪到閻錫山——他是一個多月前爆發的中原大戰的主要發動者。

這次內戰歷時5個月，馮玉祥的西北軍、閻錫山的晉軍、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軍等幾方共投入兵力110多萬，主戰場在山東、安徽、河南、湖北，波及20多個省，死傷官兵30余萬，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內戰。

《時代》這樣介紹“山西王”：“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軍閥’，這是他多年來的第一次戰爭，因此，上周公眾的興趣和同情，都集中在這位偉大的、長滿胸毛、操著渾厚嗓音的閻元帥身上。”

不肯輕易亮底牌的閻錫山為什么北伐時期擁蔣而后來發起反蔣？很簡單，蔣介石的北伐在1928年成功，成為取代北洋軍閥的新貴，與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分地盤的目標不同，蔣介石更具統治全國的決心。

1928年底的西山會議，眾軍閥聚首，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并排而坐，留下現代史上一張重要的合影。會議最后，蔣介石突然提出“編遣”，即裁軍，會場空氣立刻緊張起來。蔣介石說：戰事基本結束，今后進入建設時期，中國的經濟無力負担如此龐大的軍費，必須精兵簡政。各集團軍中質量較好的，應當編成若干師，作為中國的國防力量；老弱殘兵則當遣散。

周玳陪著閻錫山參加了南京煦園的編遣會，會議初步商定：總盤是42-44個師，蔣介石占16-18個；閻錫山分得第3集團軍8個師，馮玉祥是最大的輸家。

回到太原的1929年2月16日，正是陰歷除夕。這個年，閻錫山過得比較糾結。

1929年2月，蔣桂戰爭爆發，白崇禧敗，南方基本平定。圍觀中，閻錫山充當了偏向蔣方的“和事佬”。

這一年年初到年中，從山西到南京任文職的官員漸多，人們盛傳蔣、閻關系日益密切。此時閻錫山承受著蔣介石要他對馮用兵的壓力。 思前想后，他走了著“與馮共進退”的穩棋，拒絕向西北用兵，表示要跟馮玉祥一同出洋。他擺出準備出國的架式，專程到北平檢查身體并購置服裝等。

6月21日，馮玉祥應邀赴山西，同時押上了自己的妻女。他受到禮遇極周的款待，但閻錫山就是不跟他共商反蔣大計，笑呵呵道：“不著急，咱慢慢來。”其實他是在挾西北軍以自重，向蔣介石施壓。“生意”做得順暢，他坐上了僅次于蔣的第二把交椅：陸海空三軍副總司令。馮玉祥意識到自己相當于被閻軟禁了，大罵閻背信棄義，憤怒地絕食了一陣子。西北軍其余將領痛恨閻錫山已久，決定聯蔣倒閻。閻錫山迫于利害，不得不調過頭來向馮玉祥“誠懇請罪”。

次年3月，閻錫山對馮玉祥說：“大哥來到山西，我沒有馬上發動反蔣，使大哥受了些委屈，這是我第一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后來宋哲元出兵討蔣，我沒有迅速出兵響應，使西北軍受到損失，這是我第二件對不起大哥的地方。現在我們商定聯合倒蔣，大哥馬上就要回到潼關，發動軍隊。如果大哥對我仍不諒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跡。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帶兵來打我，我決不還擊一彈。從今以后，晉軍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軍隊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此心耿耿，唯天可表。”當即交給馮現款50萬元、花筒手提機槍200挺、面粉2000袋。

中原大戰前，閻蔣二人展開了一場持續兩個月的電報大戰。閻錫山將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國家財政的困難、各派爭戰不停的責任歸之于蔣，態度強硬地要求他下臺；蔣介石則要求閻踐行通電辭職、陪馮玉祥出洋的先諾。

閻錫山請出國民黨左派汪精衛，在北平召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選出了閻、馮、汪、李(宗仁)、張(學良)、唐(紹儀)、謝(持)7位國府委員，撇開南京成立政府，起草約法；按照汪主黨、閻主政、馮主軍的分工，推閻為中央政府主席。

1929年9月9日上午9時9分，閻錫山在北平就職。如果他做成了，這一連串的9(帝王之數)會送他登上民國頭把交椅。擴大會議興師動眾，但新政府的組織工作很快轉入拖拉粘滯，“毫無開國氣象”。

1930年10月底，敗局已定，馮玉祥通電下野；11月，閻錫山宣布辭職，部隊聽候蔣介石編遣。閻錫山避居大連，一面搖控山西，一面研究“理論”。他在日記里寫道：“一個人從高山上掉到萬丈深溝里，身體摔得粉碎，此時還有什么？還想什么？”

以治國之策治理山西

10多年來，閻錫山在山西建立起了一個自己的小朝廷。1930年的《時代》記述：“作為山西省的‘模范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于各軍閥的包圍之中。盡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1100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御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閻錫山不好女色。他之所以娶了一房姨太太徐蘭森(5個子女皆其所出)，實在是因為原配徐竹青不能生育。閻錫山是獨子，迫于壓力才續娶。

據《山西史綱》記載，從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閻錫山為山西督軍兼省長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經濟上自成一體，對外以“保境安民”為由筑起軍事堡壘，不許外省軍隊入晉；對內推行“自存自固”。面對北洋各派系爭雄的局面，他表示服從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時采取“中立”態度，“一不入黨派，二不問外省事，三不為個人權利用兵”。他專注于保衛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種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煙、天足、剪發、水利、種樹、蠶桑)，同時興修公路、鐵路，建工廠，埋頭經濟建沒，擴充本省實力。在民國成立后的頭20年里，確實為山西帶來了穩定與繁榮。

閻錫山造的鐵路自成一體，全是窄軌。正太鐵路局局長朱霽青曾對人說：“不知閻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堅決不肯讓同蒲和正太兩條路與全國鐵路成為同樣的軌道，以便銜接，我屢次向他建議，他就是不理。”無論如何，1919年胡適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贊美之辭。

山西教育當時也在全國領先。閻錫山很早推行國民義務教育，在《人民須知·民智篇》中他說：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畢業，學下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萬人中有小學生290名，居各省之首。從1924年起，山西適齡兒童入學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鄉河邊村創辦的川至中學也設附小，共7排140間瓦房，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頭4年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發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后改為帆布鞋)。這都是閻錫山自己掏的錢。

其他也得到相應發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學、17所師范、6所大學。黃炎培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中說：民國初年山西學校、學生數量的增長“速而最穩”。

閻錫山對農村的民治試驗特別有熱情，從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編村”、“村治”。在他看來，實行民主和人們的文化程度沒有必然聯系，因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幾近本能的東西。

《督軍兼省長閻告語各縣街村長副閭鄰長及人民舉辦村民會議文》中說：有人說同治主義不能實行，是人民程度不夠的緣故，我問他甚么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識是程度。我又問明白是非曲直是真知識抑或是知道條文法理是真知識？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遠者何貴乎？

閻錫山在家鄉搞過《村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它的村級自治組織設計非常符合中國北方農村的實際，其權力制衡也落實到村監察委員會——學者謝泳感慨：中國農民的憲政水平80多年前已經很高了，自治規則也訂得相當有水準，可見不是文化水平問題，而是有沒有誠心搞的問題。

還有一些事頗能說明閻錫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報告》中說：當年1月5日，閻錫山接到晉北肺病疫情嚴重的報告，立刻通電各縣，遮阻交通，嚴格檢查，并要求官民清潔隔離、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公開事實、盡量透明；當時內務部派了個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赴山西，閻立刻授以醫務全權；同時，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會力量，如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參與救治。他以開放的胸懷和當機立斷的決策，兩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發展。

閻錫山“獨立王國”的形成與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聯省自治的風潮有關。他在山西的統治與“聯省自治”有明顯不同，但目標同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榮”。他與眾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為1920、1930年代中國相對平安、繁榮、穩定、日子好過的地方。

其實，閻錫山是在用一套治國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有一支20-30萬人的晉綏軍；有培養人才的各類學校和訓練機關；有嚴密的安全機構(政衛組和太原特種警憲指揮處)；有較強的經濟實體和各類“公營”事業——19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種產業：銀號、錢莊、汽車公司、五金行、糧店……

他同時創建了包括采煤、采礦、煉焦、冶金、電力、機械、化工、建材、毛紡、皮革、面粉、火柴、造紙、印刷等廠礦的西北實業公司；整頓了山西省銀行，新設了鐵路、墾業、鹽業等銀號及其實物準備庫，發行鈔票；總資產達到2億銀元。

1930年代中，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刊登過一幅閻錫山的漫畫：他身著長衫馬褂，頭戴瓜皮小帽，一邊撥拉算盤一邊念叨：今天又進多少錢。其公眾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會算計。

這位當家人的心細手緊應該是錢莊基因。工程師歐陽曾說：：“閻錫山對成本核算，極為精細準確，如修筑橋梁、道路等工程，他的估計與專家的估計，沒有多大的出入，誰也休想在這里邊找好處。”

不過，閻錫山終究是錢莊出身，長于“打虎”(山西人對投機行為的俗稱)。據說從太原退到大連之前，閻從山西省府提走兩個600萬元，其中一筆是現款，一到大連就以低價買進日幣老頭票。10個月后老頭票大漲，翻了一倍多，他立刻換成中國鈔票。閻在大連郊外海濱的黑石礁寓所住了10個月，總共花了300多萬元，這一進一出，成全了他的免費“度假”。

另一筆600萬，散給了追隨他多年的人：文官廳長以上、武官上校以上，分別給1-5萬元不等。他囑托這些人：“咱是有辦法的，不要以為就此完結了。”他的處世哲學中有一條：“平時留下余地，臨時處置裕如。”

“公道主義”

閻錫山退守大連，很扎實地想了一想，想清楚10年之內，在政治上無法跟蔣介石爭雄。從大連回山西后，他提出“十年建設”的口號，想在經濟上維持割據。他還向下屬廣泛征求意見，反省過去。他悟到：兵力再強，無政治理論基礎也是不能成功的，孫中山傳給蔣介石一個“三民主義”，自己有什么呢？

他對時下流行的主義都存疑，認為各有其短：軍國主義擴張侵略，封建主義專制統治，共產主義“強做圣人”，都不可取，惟他在1920年代提出的“公道主義”才是最好的。他試圖讓人們相信，公道才是調節人與人之間錯綜復雜關系的標準，才是救世良藥，他要讓山西人信它仰它，而不去信共產主義——他要“以主義對主義”。

山西省銀行原是他控制的，但因濫發紙幣造成市場混亂。于是又設晉綏地方鐵路銀號、綏西墾業銀行、鹽業銀號3家，說這3家銀行分別有同蒲鐵路、綏西屯墾、山西鹽產做担保，不會騙人。這些銀行號所發貨幣，就是他當年恢復和發展經濟的資本。

以往銀行發行紙幣均以現金為準備。這4家銀行號別開生面，采用實物準備：設立“山西省省鐵墾鹽四銀行號實物十足準備庫”，拿以上4家銀行號發的貨幣收買物資，收多少物發多少券，物和券永遠一一對應。這相當于憑空發行紙幣用以聚拢物資，實在是個創造性的法子。用閻錫山的話說叫“口吹大洋”。

實物準備庫利用當時市面呆滯、周轉不靈，到各縣大量收購糧食、棉花、煙葉、皮毛等大宗農副產品，僅一年多，庫里的物資及不動產價值就超過1000萬元。正是這個庫使得閻能繼續大量發行紙幣——1932年以前，山西省銀行發行的紙幣是120萬元，而到1936年，4家銀行號發行紙幣增加到3300萬元；1937年日軍入侵山西時，已達4500萬元，其對山西民眾的剝削顯而易見。時人戲稱：同蒲鐵路叫“紙糊的鐵路”，墾業銀號叫“坑人的銀號”，實物準備庫則叫“赤腳穿套褲”(套在褲子外面的套褲，只有兩腿，沒有褲襠)。

抗戰爆發前的5年里，山西的經濟得到長足發展。5年里累積的資本比1932年前15年的總量還多；糧食和農副產品也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1935年前后，與山西一河之隔的陜西紅軍不斷發展壯大，令閻錫山不安。此時他大力主張的“公道主義”實際上已經直接針對共產主義了。

1936年他發表了一篇《防共應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另印行一本《共產主義的錯誤》小冊子。在編寫會議上，他說：“我是現代政治上的一個負責人，跟100多年以前的一個學者沒有什么爭辯的必要。只是為了人類命運，不得不說一說。”

“知人善任”、“賞罚嚴明”、“先求諸己而后求諸人”

儒家傳統文化影響了閻錫山一生。成為政要后，他的大量講話中隨處可見四書五經的句子。他反復強調，“井田的經濟制度，傳賢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儒家的修身、自省在他的生活軌跡中歷歷可尋。

在他的幕府里，年長他17歲的趙戴文(字次隴)是民國時山西惟一可以與他相提并論的人物，曾官至山西省政府主席，也曾任職蔣介石國民政府中樞——國府委員、內政部長、監察院長。然而不論他身在何處、官居幾品，始終是閻錫山的首席輔弼。趙對人說：“我與伯川君臣名分已定。”閻則說：“次隴與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飽經波濤，雖有危及身家之慮，亦未嘗憂形于色。”

為父守制期間，閻錫山曾給趙戴文寫信，提及為什么要在父親的墓旁待上百多天：

宅中一切房舍用物幾盡為先嚴生時所住用，觸目傷心，離宅居住稍可減少感痛。二十余年從政非特無暇讀書，亦且無暇思過，每覺名牽物誘，應事接物常處于被動地位。向思欲成自由、自主、自動的生活，非痛加克伐割斷牽誘不可。然快刀利器惟智仁勇，山生來不足，只有求補之之一道。同聲相應，同性相輔，補之之法只有借他人之智仁勇，以補自己之不足。山欲于此守制期間，處于凄涼慘淡之境，痛思己過，加以克伐。

閻錫山的幕府中人基本上符合《閻伯川先生感想錄》中的用人之道，他的“知人善任”、“賞罚嚴明”、“先求諸己而后求諸人”，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各種人才。

網載 2015-05-18 21: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