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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獲好評一片。老教材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兒？

由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意象優美，對現在的小學生吸引力絲毫不減。

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1932年版《開明國語課本》重印本賣斷市了，連出版社都沒貨。同期重印的老課本系列在網上收獲好評一片。

20個一線語文教師組成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關于現行語文教材批判的新書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學者、媒體以及更多是家長們的廣泛討論。

老教材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兒？

南都周刊記者_黃修毅 實習生 郜藝 攝影 劉林

永兒的爸爸對永兒說：“如果有客人來，先要問他尊姓。”明天，對門的徐先生來看永兒的爸爸，永兒說：“徐先生，請問尊姓？”

這是1917年版《商務國語教科書》第117課《請問尊姓》的全文。現在上海市江灣中心小學讀二年級的蔡亮，盯著右下方一臉懵懂的永兒肖像咯咯直笑。書頁在她手中輕快地翻動，《語文》課本反被拋在了一邊。

“如果拿現今的課本與此讀本相比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歡的書籍課本。”

“這本書孩子看了幾頁后，甚是喜歡。這更讓我們家長明白好書籍才是孩子的良師益友。”

“目前海外的許多華人家庭和臺灣地區，還以此書來教育孩子。”

當當網讀者對這套再版書的評價頗具代表性。

這套顏體字排印，淡墨著畫，一課一圖的教材，是民國初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館長張元濟親自担任校訂。自1917年問世后的十年里，總發行量達到七千多萬冊。

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針“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國文課本如雨后春筍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僅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兩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葉圣陶、豐子愷、朱自清、呂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熱心于小學課本的編撰，負起“這担責任的事”。

編得太用心了，小孩怎會不喜歡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務國語教科書》，原名《共和國新國文教科書》，薄薄八小冊，素色封面上干凈的豎排文字，別無他飾。

陳寧寧五年前從舊書堆里刨出它們的時候，還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担任編輯。她1983年從華東師范大學畢業后，即從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現在的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所在地，一棟法式洋樓，原是張元濟、顧廷龍等開辦的合眾圖書館。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還收藏了不少民國年間出版的“舊平裝”。

這些當年被當成“新書”搜羅的古舊書籍，還來不及細加甄別、保護和收藏，“有的亂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憑著對館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國叢書編目》，陳寧寧從“舊平裝”里，翻尋出全套1917版《商務國語教科書》。

在這個過程中，還勾連出了開明書店1932年版國語課本，和世界書局1930年版課本。三個版本均插畫精美，陳寧寧兩只手指掂著黃脆的書角，嘖嘖稱奇，“這種書編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會不喜歡。”

為了揀選出幾部合適的老課本再版，當時，她的案頭堆滿了各種蒙學讀本和新式課堂教材。有《三字經》的民國新排本，做成了識字卡片的樣子；也有清末的欽定新式讀本，少不得講經尊孔。

最后選定再版的這三套老課本里，“最先確定的是葉圣陶和豐子愷一起編寫的開明書局版”。為此陳寧寧還聯系上豐子愷的女兒，時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任職的豐一吟，“沒想到那么多年過去，她對這套課本的記憶還很鮮活。”

陳寧寧的老同學吳遵民，現為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這幾套老教材的價值：現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編纂小學課本，既沒有名又沒有利，也沒有人出來邀請，他們很難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師們，編了一個好教材，就滋養了一代人。

由葉圣陶主文、豐子愷插畫的《開明國語課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這套意象優美的課本，選文獨多自然與人、花鳥魚蟲、乃至貓貓狗狗的題材。《田里的麥熟了》、《一籮麥》、《我被縛住了》……幾乎構成了一組兒童田園詩，也符合1929年《國語課程標準綱要》制定的“選文要蘊涵文學趣味”的要求，“因為少年時期的學生，正是心性活動的時候，讀有興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勝。”

課本經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審定，為“第一部經部審定的小學教科書”。教育部的批語說：“插圖以墨色深淺分別繪出，在我國小學教科書中創一新例，是為特色。”

不用教，一讀就能成誦

開明等三套老課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學、上師大第一附屬小學引以為課外讀本。“幾乎不用教，孩子們一讀就能成誦。”高老師舉出佐證：

《綠衣郵差上門來》，“薄薄幾張紙，紙上許多黑螞蟻。螞蟻不做聲，事事說得清。”

貼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個年代小學課本編寫的一個共識。“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著眼于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但是這還不夠。”葉圣陶在《開明課本》的“編輯要旨”里寫到。

民國時期的語文課本洋溢著開放的精神，有些問題并不設置惟一正確答案，以引導小學生主動探討問題。1932年版的《新選國語讀本》有篇《兩個疑問的信》。課文這樣寫：“平之：先生時常對我們說，進退要守秩序，應對要有禮貌。但是也有人說，秩序，禮貌，是束縛自由的東西。照你看來，究竟應該怎樣呢？”

這樣的問題對一年級小學生來說似乎深了些，但這種尊重小孩子，并鼓勵他們進行討論的平等思想很讓人服氣。尤為可貴的是，有些課文不僅告訴孩子們道理，還會教給他們方法。

最能夠體現當時孩子的神采的，是這樣一篇應用文，出現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書國文讀本》第一冊：

《致某校足球會書》“某校足球會諸君公鑒：經啟者，會自組織以來，只有兩月，素乏練習，無從觀感。久仰貴會熱心體育，成績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時，擬約貴會諸君，在公共體育場比賽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聯絡感情；想諸君亦必樂于贊同也。如荷俯允，請先示復為盼。此上，即頌健安。縣立第一高等小學足球會謹啟。”

“這就是當時孩子們的日常應用文，這樣的溫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氣度，讓你情不自禁地贊嘆。”媒體人潘采夫感慨，讀者都是明白人，這樣的課文，對于大國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對培養我們的獨立思想的小國民，又有著多么巨大的價值。

Ian是上海中心學校（小學部）的“高材生”，不久前還在全國小學生辯論賽上獲獎。才十一歲的他，對學了五年的課本的感覺是“被洗腦了”。

小學語文教材有“毒”

現行的人教版小學語文教材被稱為“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學語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還有蘇教版、北師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重點對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版、江蘇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這三種使用較廣的版本進行分析找錯。這份報告詳盡列舉出了三套教材的種種“毒素”：

母愛和母親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見到有血有肉的、真實生活中的母親。比如蘇教版中的《花瓣飄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臺前的孩子》、北師大版《母親的純凈水》等文中，母親多身體不健康，極度壓抑，或功利心太強。而人教版《日記兩則》和《看電視》、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和《媽媽的愛》等里，母親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無邏輯。她們多數無視孩子的主體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課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樂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態，或在恐懼中成長，比如北師大版《花臉》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養，如北師大版《三個兒子》。他們被教育要“吃苦”，不斷“吃苦”，卻不知道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觀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場，比如“孝”、“報恩”、“服從”。種種道德陷阱，在面對尚未完全形成獨立判斷能力的小學生時，具有相當的殺傷力。

新語文課本有多“痛”

在“二期課改”之后，普遍加長的課文，讓老師和學生們疲于應付。有23年語文教齡的王老師感嘆，課堂延伸閱讀和學生自主思考的空間，幾乎被壓縮殆盡。

上個月，20位教育一線的語文教師共同發起和成立了“小學語文教材中的母親和母愛專題研究小組”——“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發布新書《救救孩子：小學語文教材批判》，小學語文教材的問題又一次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

跟課堂教育較勁

二年級學生Sunny的媽媽，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說》的課后練習里，和課堂教育暗暗較勁。

課文講述了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時候，在客人前提反對意見，因為“我怎么想就怎么說”。思考題設問：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嗎？“難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現你的誠實嗎？”Sunny的媽媽針鋒相對，默許女兒違逆標準答案，寫上，“不會，因為媽媽會罵我！”

在事后與老師的交流中，Sunny媽媽坦陳，“因為感覺課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說教，有意挑戰一下。”

紹興稷山中學的語文老師蔡朝陽，與“第一線教育研究小組”的其他成員，對北師大版、蘇教版和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中的“母親”概念加以分析后，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拔高也是一種傷害，就像‘我們都是祖國的孩子，我們都愛祖國媽媽’這樣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國際學校

上海江灣中心小學，有23年語文教齡的王老師感嘆，課堂延伸閱讀和學生自主思考的空間，幾乎被壓縮殆盡。王老師的一對女兒，“盡管語感不錯，但文章不太會寫。”一道世博會的命題作文，姐妹倆的筆墨潑灑在觀禮世博煙花，爭辯煙火的形狀上。“但會寫文章的同學，就能從世博煙花聯想到世界和平。”

這道同題作文，在作家葉開的家里，則引發了一場教育倫理的討論。女兒喬喬因為沒去過世博會，為寫作文發愁，老師傳授，“實在寫不出可以編”。專程為寫作文去了世博，女兒又為“要不要寫廁所”發愁，因為“寫作文要寫那些漂亮的東西、美好的東西。即使不好的東西，也要寫好的方面。”

徒生出這樣的無奈，父女間甚至達成了如此暗號，“語文考過九十分就是一樁丑聞”。三年前，葉開就注意到小學語文教材的嚴重問題，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應《語文教學與研究》主編曉蘇之約，寫了十二期“語文之痛”專欄。

“我們這一代已經被犧牲掉了”，為了讓女兒能夠多少掙脫這種教育思想，葉開把喬喬送進了協和雙語尚音學校（小學部）。這所建有國際部的學校，“至少能同時奉行兩套價值觀的教育”。

就像絕大多數就讀于國際學校的孩子一樣，喬喬偏愛原版英文課本勝過語文課本，每每看到一個人偷笑。上海中心學校五年級學生Ian比較中英文教材，認為“英文課本突出知識點，而在語文書里總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訴你一個課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課本里的“餐廳”一課，調動起了研究菜譜的興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語文課本也可以講燒菜，只是最后要加一個感悟‘我這才體會到媽媽的辛苦’。”Sunny媽媽的話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還有課外書

Ian一結束考試，向媽媽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課外書了嗎？”

喬喬在學習時，會偷偷夾塞一本《波西杰克遜》瞄上幾眼。這讓爸爸葉開感嘆好書的誘惑，但仍難釋懷“抄詞、歸納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費小孩子的時間，二是讓小孩子在語文作業這個問題上學會了陽奉陰違。”

雖然，從2001年語文教材放開以來，領袖的故事有所減少，但是王老師還是對敘述陳毅年少時的《神童》等課文的真實性表示懷疑。“其實這是‘主題先行’觀念作怪”，葉開如是說。

而另一方面，語文課本中的經典缺失到了貧瘠的地步。蔡朝陽歷數三個版本，也就是泰戈爾的《新月集選》、托爾斯泰的《窮人》和羅大里的《不肯長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學課本里，長年沿用著幾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舊文，經典幾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壟斷”。

但在課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喬喬讀過全套七本近千萬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遺傳”著“男讀《三國》，女讀《紅樓》”的傳統。Ian唯一一篇可稱喜歡的課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編而來，但《一千零一夜》幾乎在教材中處于完全空白狀態。王老師揣測道：“因為那樣考點只能出一個阿凡提的智慧，深度不夠。”

(本文來源：南都周刊 )

南都周刊 2015-05-21 09:4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