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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幻莫測的黑白世界

被人們形象地比喻為黑白世界的圍棋，是我國古人所喜愛的娛樂競技活動，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一種棋戲。由于它將科學、藝術和競技三者融為一體，有著發展智力，培養意志品質和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思想意識的特點，因而，幾千年來長盛不衰，并逐漸地發展成了一種國際性的文化競技活動。

圍棋，在我國古代稱為弈，在整個古代棋類中可以說是棋之鼻祖，相傳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據《世本》所言，圍棋為堯所造。晉張華在《博物志》中亦說：“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舜是傳說人物，造圍棋之說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圍棋起源之早。

《舉棋不定》 作者：李老十

春秋、戰國時期

圍棋已在社會上廣泛流傳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曾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公元前559年，衛國的國君獻公被衛國大夫寧殖等人驅逐出國。后來，寧殖的兒子又答應把衛獻公迎回來。文子批評道：“寧氏要有災禍了，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用“舉棋不定”這類圍棋中的術語來比喻政治上的優柔寡斷，說明圍棋活動在當時社會上已經成為人們習見的事物。

秦、漢、三國時期

秦滅六國一統天下，有關圍棋的活動鮮有記載。《西京雜記》卷三曾有西漢初年“杜陵杜夫子善弈棋，為天下第一人”的記述，但這類記載亦是寥如星辰，表明當時圍棋的發展仍比較緩慢。到東漢初年，社會上還是“博行于世而弈獨絕”的狀況。直至東漢中晚期，圍棋活動才又漸盛行。1952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號東漢墓中發現了一件石質圍棋盤，此棋局呈正方形，盤下有四足，局面縱橫各17道，為漢魏時期圍棋盤的形制提供了形象的實物資料。與漢魏間幾百年頻繁的戰爭相聯系，圍棋之戰也成為培養軍人才能的重要工具。東漢的馬融在《圍棋賦》中就將圍棋視為小戰場，把下圍棋當作用兵作戰，“三尺之局兮，為戰斗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當時許多著名軍事家，像三國時的曹操、孫策、陸遜等都是疆場和棋枰這樣大小兩個戰場上的佼佼者。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一王粲，除了以詩賦名著于世外，同時又是一個圍棋專家。據說他有著驚人的記憶力，對圍棋之盤式、著法等了然于胸，能將觀過的“局壞”之棋，重新擺出而不錯一子。 我國圍棋之制在歷史上曾發生過兩次重要變化，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魏晉前后，是第一次發生重要變化的時期。魏邯鄲淳的《藝經》上說，魏晉及其以前的“棋局縱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這與前面所介紹的河北望都發現的東漢圍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肅敦煌莫高窟石室發現的南北朝時期的《棋經》卻載明當時的圍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數。”表明這時已流行19道的圍棋了。這與現在的棋局形制完全相同，反映出當時的圍棋已初步具備現行圍棋定制。

南、北朝時期

由于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興起，導致文人學士以尚清談為榮，因而弈風更盛，下圍棋被稱為”手談”。上層統治者也無不雅好弈棋，他們以棋設官，建立”棋品”制度，對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與棋藝相當的”品格”（等級）。當時的棋藝分為九品，《南史·柳惲傳》載：”梁武帝好弈，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可見棋類活動之普遍。現在日本圍棋分為”九段”即源于此。上述這些變化，極大地促進了圍棋游藝技術的提高，為后來圍棋游藝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和向國外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絹畫《仕女弈棋圖》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第187號唐墓

唐、宋、元時期

唐宋時期，可以視為圍棋游藝在歷史上發生的第二次重大變化時期。由于帝王們的喜愛以及其他種種原因，圍棋得到長足的發展，對弈之風遍及全國。這時的圍棋，已不僅在于它的軍事價值，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愉悅身心、增長智慧。弈棋與彈琴、寫詩、繪畫被人們引為風雅之事，成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藝娛樂項目。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第187號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圖》絹畫，就是當時貴族婦女對弈圍棋情形的形象描繪。當時的棋局已以19道作為主要形制，圍棋子已由過去的方形改為圓形。1959年河南安陽隋代張盛墓出土的瓷質圍棋盤，唐代贈送日本孝武天皇、現藏日本正倉院的象牙鑲鉗木質圍棋盤，皆為縱橫各19道。中國體育博物館藏唐代黑白圓形圍棋子，淮安宋代楊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圓形棋子等，都反映了這一時期圍棋的變化和發展。 唐代”棋待詔”制度的實行，是中國圍棋發展史上的一個新標志。所謂棋待詔，就是唐翰林院中專門陪同皇帝下棋的專業棋手。當時，供奉內廷的棋待詔，都是從眾多的棋手中經嚴格考核后入選的。他們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藝，故有”國手”之稱。唐代著名的棋待詔，有唐玄宗時的王積薪、唐德宗時的王叔文、唐宣宗時的顧師言及唐信宗時的滑能等。由于棋待詔制度的實行，擴大了圍棋的影響，也提高了棋手的社會地位。這種制度從唐初至南宋延續了500余年，對中國圍棋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從唐代始，昌盛的圍棋隨著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漸越出國門。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團將圍棋帶回，圍棋很快在日本流傳。不但涌現了許多圍棋名手，而且對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來唐入貢的日本國王子所帶的棋局就是用”揪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則是用集真島上手談池中的”玉子”做成的。除了日本，朝鮮半島上的百濟、高麗、新羅也同中國有來往，特別是新羅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圍棋的交流更是常見之事。《新唐書·東夷傳》中就記述了唐代圍棋高手楊季鷹與新羅的棋手對弈的情形，說明當時新羅的圍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明、清時期

明清兩代，棋藝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現之一，就是流派紛起。明代正德、嘉靖年間，形成了三個著名的圍棋流派：一是以鮑一中（永嘉人）為冠，李沖、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為冠，汪曙、方子謙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顏倫、李釜（北京人）為冠的京師派。這三派風格各異，布局攻守側重不同，但皆為當時名手。在他們的帶動下，長期為士大夫壟斷的圍棋，開始在市民階層中發展起來，并涌現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們通過頻繁的民間比賽活動，使得圍棋游藝更進一步得到了普及。 隨著圍棋游藝活動的興盛，一些民間棋藝家編撰的圍棋譜也大量涌現，如《適情錄》、《石室仙機》、《三才圖會棋譜》、《仙機武庫》及《弈史》、《弈問》等20余種明版本圍棋譜，都是現存的頗有價值的著述，從中可以窺見當時圍棋技藝及理論高度發展的情況。 滿族統治者對漢族文化的吸收與提倡，也使圍棋游藝活動在清代得到了高度發展，名手輩出，棋苑空前繁盛。清初，已有一批名手，以過柏齡、盛大有、吳瑞澄諸為最。尤其是過柏齡所著《四子譜》二卷，變化明代舊譜之著法，詳加推闡以盡其意，成為杰作。 清康熙末到嘉慶初，弈學更盛，棋壇涌現出了一大批名家。其中梁魏今、程蘭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稱為”四大家”。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風奇巧多變，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寧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稱”海昌二妙”。據說在施襄夏30歲、范西屏31歲時，二人對弈于當湖，經過10局交戰，勝負相當。“當湖十局”下得驚心動魄，成為流傳千古的精妙之作。

騰訊道學

#清靜心語#故凡學者，乃須得明師，不得明師，失路矣。故師師相傳，乃堅于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為妄作，則致兇邪矣……故古者上學圣真，得明師名為更生，不得明師者，名為亂經。——《太平經》 所謂“尊師重道”，正是此理。道乃師所傳，不尊師，何得道？

網載 2015-05-25 23: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