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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溫家寶總理看望錢老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感慨說：“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老又發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

“錢學森之問”是關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錢學森之問，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學校培養創造發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創新創業型人才在社會上發揮作用脫穎而出的機制。

舉例說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20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5個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

據說溫總理2006年拿這個問題請教國內最有名的六所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他們的回答是：要培養杰出人才，關鍵是教師；要將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貫通起來；高校大改革大發展起來之后，應該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還要做強高等教育。這種回答其實是不能讓錢老和總理滿意的。

其實，錢學森問為什么中國培養不出杰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簡單的。學校里，關心科技發展的人已成少數----沒氛圍；提得出創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數----沒數量；關心的往往是創業問題并非科學研究----沒火候；社會現狀，人人祈求安貧樂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創新----沒手段..............總之，一般的，傳統的，不打破常規的思維是絕不可能造就出像達芬奇，牛頓，馮·卡門，特斯拉，諾貝爾，愛因斯坦這種偉人的！

九位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

民國時期的教育群星璀璨，上有大牌的數理化學家，下有尋常百姓的快樂人文教育。以下的九位華裔諾貝爾獎獲得者，除了兩位接受的是純粹美國教育之外，其他七位接受的都是民國時期的教育。

1.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獲獎時為民國國籍，1962年加入美國國籍，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年31歲。因在宇稱不守恒、李模型、相對論性重離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撲孤立子場論等領域的貢獻聞名。

2.楊振寧：1922年生于安徽，獲獎時為民國國籍，1964年加入美國國籍，1956年與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理論”，時年35歲。

3.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國，祖籍山東日照，在臺灣讀完中學和大學，1976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年40歲。他曾發現一種新的基本粒子，并以物理文獻中習慣用來表示電磁流的拉丁字母“J”將那種新粒子命名為“J粒子”。

4.李遠哲：1936年生于臺灣，中國臺灣，在臺灣讀完中學和大學，1986年獲諾貝爾獲化學獎，時年50歲。研究涉及：把交叉分子束實驗方法應用于一般的化學反應，特別是研究較大分子的化學反應；利用激光激發已被加速但尚未碰撞的分子或原子，以此控制發生化學反應的類型。

5.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國，美籍華人。1978年，担任美國物理學會理事。1993年，獲頒費塞爾國王國際科學獎。1997年，在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因“發明了用激光冷卻和俘獲原子的方法”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年49歲。

6.崔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華人，1998年獲諾貝爾獲物理學獎，表彰發現并解釋了電子量子流體這一特殊現象。同年，獲本杰明·富蘭克林物理獎，時年59歲。

7.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作家、翻譯家、編劇，1987年出走前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編劇，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獲獎前的幾個月剛剛加入法國籍，200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時年60歲，獲獎代表作《靈山》原是作家出版社的一部約稿并預付了3000元稿費。

8.錢永健：1952年生于美國，美籍華人，1952年生于美國紐約，祖籍浙江杭州，是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的堂侄。在發現綠色熒光蛋白方面作出突出成就，2008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時年56歲。

9.高錕：1933年生于上海，美英籍華人(同時擁有英國和美國國籍)。華文媒體譽之為“光纖之父”、普世譽之為“光纖通訊之父”。在光纖維中的傳輸以用于光學通信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就，2009年獲得諾貝物理學獎，時年76歲。

除兩位（朱棣文和錢永健）接受的是純美國教育外，剩下的幾位青少年時期接受的都是民國時期“舊社會”的教育，而且大都處于戰爭年代，而從49年至今的60年中，“新中國”培養的學生中竟然沒有一人，值得發人深思。當然，可以舉例莫言得文學獎，但是含金量遠沒有物理、化學獎，而且得獎的原因，也屬于是批判社會性、發人深思的。

出路在何方？

如今錢老先生雖故，而問題依然留在那里，如果不予以重視，相信再過若干年問題仍然不會自動解開。那么，作為關乎國家發展與民族命運的宏大問題，錢學森之問總不能永遠擱置吧？應該說，越早地直面越有利。那么，誰又能解決？如何解決？我想，僅憑安徽 11 名教授的信恐怕還是不行，我們必須把它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課題進行求解，讓更多的專家、學者、教授乃至社會各界人士都參與進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地對這個問題來一個“思維風暴”，最終拿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出來。

中國自華夏至明清工商業萌芽，建立人類農業文明最成功的典范，成為當時歷史上科技、文藝、產業與體制最發達與繁榮的世界強國，為什么卻在鴉片戰爭時期卻已經如此落后了呢？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與錢學森之問構成同一個問題的兩個面，關鍵是考察歐洲如何與怎樣形成近現代科技與工業革命的具體史實。歷史問題應該用歷史分析方法來研究，以史為鑒是源自史官的儒學傳統研究方法，從男耕女織到男奴（辮子）女卑（小腳）是歷史的文化變遷。自五四運動以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仁人志士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儒家精神探索科學與民主的賽先生與德先生；因為，科學實踐為的是發明創造，是公平客觀的學術競賽，民主法制是倫理道德的實施，是以人為本的制度。

通過“錢學森之問”，可見，中國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國家崛起就會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約。教育學中有一種說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處于教育之外，教育培養可造就的社會主體人才，杰出人才冒不出來，還有人才評估、管理與激勵等諸多原因。中國教育界廣泛存在的問題，比如說，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已有數不清的批評性和建設性的文章，然而，問題始終不見真正得到解決。歸根結底就在于教育系統的改革始終如“老牛爬坡”，導致學校行政化趨勢加劇，教師功利化趨勢加劇。這樣的學校和教師有可能培養出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大師嗎？

其實，“錢學森之問”，在上個世紀也有一位英國人提出過。這個人就是李約瑟。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李約瑟曾問：為什么近代自然科學只能起源于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李約瑟之謎”。它提出了一個悖論：“為什么古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端于中國？而哥倫布、麥哲倫正是依靠指南針發現了世界，用火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用造紙術和印刷術傳播了歐洲文明！”

總之，錢學森之問是一個大國教育與人才之問，是全民之問之期待——也許，我們真的應該將直面錢學森之問作為一個專門的學術研討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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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載 2015-05-25 23: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