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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師尊木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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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木心先生在大陸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哥倫比亞的倒影》，終于面世。這是我二十多年的心愿，今天，我的心愿實現了。
1982年，我與木心先生在紐約結識，從此成為他的學生。24年來，我目睹先生持續書寫大量散文、小說、詩、雜論；九十年代初，我與其他朋友聽取先生開講《世界文學史》課程，歷時長達五年。課程結束后暢談感想，我說：我可以想象不出國，但無法想象出國之后我不曾結識木心先生。
今天我在這里向諸位介紹先生與他的文學，仍然像二十多年前我初識先生時那樣，感到困難。這種困難是：在我們的文學視野中應該怎樣看待木心先生？他在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乃至更大范圍的文化景觀中是怎樣一種位置？這種位置，對我們，對文學，意味著什么？
八十年代初，新時期文學剛剛萌芽，世界文學剛剛介紹進來，中外經典文學的記憶剛剛開始艱難地恢復，總之，我們剛剛從漫長的文學休克期蘇醒過來——今天，中國文學已經換了幾乎三代人，出版盛況空前未有；在座的青年朋友們很可能就是學中文出身。所以有理由說：我們已經了解什么是文學，過去五十多年、過去近百年，乃至更古早的經典中國文學，都在被我們廣泛閱讀、評價、研究，在我們的文學版圖上，大大小小的星座經已各得其位。雖然，文學在今日中國的命運是大家持續議論的話題，但大家都會同意，和三十年前相比，我們告別了文學的無知年代。
但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中，木心先生的名字不在其間。我相信在這幾天之前的數十年內，除了可數的大陸作家聽說過他，絕大多數文學讀者不知道這個名字，更沒有閱讀過他的書。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時間表上，木心先生不屬于其中任何一個階段，在空間上，他密集寫作與出版的地點不在本土。總之，在他的祖國，他之所以未被淹沒，是因為他尚未被認知。
這就是我的敘述的困難：木心先生與我們同在一個時代，但是他出現得太遲了，我應該怎樣介紹他？
木心先生不是一位“新作家”。他的寫作生涯超過六十年，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但八十年代再度寫作后，臺灣為他出版了多達十余種文集。他的部分散文與小說被翻譯成英語，成為美國大學文學史課程范本讀物，并作為唯一的中國作家，與福克納、海明威作品編在同一教材中；在哈佛與耶魯這些名校教授主辦的《文學無國界》網站，木心先生擁有許多忠實的讀者。
但木心先生也不是所謂“老作家”。大家應該記得，七十年代末迄今，我們目擊了被長期遺忘的“老作家”如何在中國陸續“出土”的過程，這份名單包括周作人、徐志摩、沈從文、錢鐘書、張愛玲、汪增琪、廢名、胡蘭成……乃至辜鴻銘、陳寅恪、梁淑溟、錢穆等等。木心先生不屬于這份名單。他在海外獲得遲來的聲譽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而他被大陸讀者認識、閱讀的過程，今天才剛剛開始。
因此，以我的孤陋寡聞，迄今為止在我們視野所及的中文寫作及外語寫作的華裔作者中——包括美國的哈金、法國的高行健——我暫時找不出另一位文學家具有像木心先生同樣的命運。我這樣說，不是在陳述木心先生的重要性，而是唯一性，而這唯一性，即暗示著木心先生的重要性。
最近幾年，網絡讀者，尤其是年輕一輩開始期待木心先生的登場，上海青年作家尹慶一與王淑瑾夫婦是其中之一。這些讀者僅從極有限的轉載文字，便意識到他的唯一性與重要性。
有學者曾經將我們的文化概括為四種傳統。一是由清代上溯先秦的文化大統，二是五四傳統，三是延安傳統，四是文化大革命傳統。假如我們承認“閱讀習慣”也意味著“傳統”的話，那么，我還要加上一個傳統，即近二十多年以來的種種話語、文本所形成的閱讀習慣——這五項傳統的順序并非平行并置，任由我們選擇，而是在近百年來以一項傳統逐漸顛覆、吃掉上一項傳統的過程。逆向的回歸有沒有可能呢？這就是近年所謂“國學教育問題”被爭論不休的緣故，因為，在抵達所謂“國學”之前，我們先得跨越好幾道不可能跨越的“新”傳統。
現在大家終于能夠閱讀木心先生的書。但我們仍然有可能遭遇困難。為什么？因為我們幾代人已經被深深包圍并浸透在我們的閱讀經驗之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們經常談論一件作品，但很少反省自己的閱讀——初讀木心先生，驚異、贊美者有之，不習慣、不懂得而茫然漠然者也有之。我斗膽以簡略的方式陳述這種閱讀經驗，那就是：當我們打開木心先生的書，很可能不是我們閱讀木心，而是他在閱讀我們。
木心先生在閱讀什么呢？閱讀我們的“閱讀經驗。”
什么是我們的“閱讀經驗”？這是一個復雜的話題。我曾在訪談中說過幾句粗暴的、涉嫌冒犯眾人（也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話，我的意思是說：當代文學家，甚至六七十歲的作者，你看不到他們的語言和漢語傳統有什么關系。絕大部分作者一開口，一下筆，全是1949年以后的白話文，1979年以后的文藝腔——如果情形果然如此，那么，這就是我們幾代人的書寫習慣與閱讀經驗。
因此，我們可能會承認：古典大統、五四傳統，在整整兩三代人的知識狀況與閱讀習慣中，已經失傳，很難奏效了；第三項，尤其是第四第五項傳統，則全方位的構成了我們的話語、書寫、閱讀、思維與批評的習慣。
二十多年前，當大家忽然發現中國曾經有過譬如沈從文張愛玲這樣的作家，我們驚異的是什么呢？正是另一種我們所不熟悉的閱讀經驗。這種被長期中斷、遺忘的陌生經驗立即征服并動搖了我們的閱讀經驗——這種征服動搖的過程還得加上八十年代西方新文學帶給我們的新經驗（譬如昆德拉、博爾赫斯、魔幻現實主義等等）——大家想想看，近三十年來如果我們的寫作實踐與文學觀發生了變化，正是起于閱讀經驗的變化。
但我立即要申明木心先生的“唯一性”。諸位讀了他的書就會發現：將木心先生與以上任何一位曾經被淹沒的“老作家”相比擬，都不可比，都不恰當。在他身上沒有斷層，上述五項傳統先后吞噬的問題完全不存在。我們如果將周氏兄弟定義在五四時代，將沈從文張愛玲定義在三四十年代，將建國后的著名作家分別歸入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然后據此規范他們的文學觀、時代性與寫作立場，相信不會遭遇太大的異議。可是我們如何定義木心先生的文學歸屬？
木心先生開始寫作，是在四五十年代，恢復密集寫作，是在八九十年代；橫向比較，同時期國內的文學寫作無論從哪一面向看，均與他不在一個時間的緯度。
這本散文集的首篇《九月初九》，寫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字上可能會給予我們“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國”的錯覺，而在域外而回望家國，嘆自然而審視歷史，在五四時期并沒有人取用這樣的角度與寫法。再看《明天不散步了》和《哥倫比亞的倒影》，用粗俗的話說，則顯得異常“洋派”而“現代”，我不知道從五四直到現在，中國的散文可曾出現過類似的篇章？至于《上海賦》，我想，凡是讀過的朋友都會承認，不但上海不曾被這樣寫過，更重要的是，我們遭遇了一種異常豐沛而嫻熟、但全然陌生的文體，這堂堂正正的文體好像早就存在，可是誰曾在我們的寫作生態中見過同樣的文學“物種”？
二十多年前當我初讀木心先生的文字，我的錯覺就是將他與五四那代人相并置，但隨即我就發現，即便是周氏兄弟所建構的文學領域和寫作境界，也被木心先生大幅度超越——既矛盾又真實的是，木心先生可能是我們時代唯一一位完整銜接古典漢語傳統與五四傳統的文學作者，同時，在五四一代以及四十年代作者群中，我們無法找到與木心先生相近似的書寫者——此所以我稱木心先生是一個大異數，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遺腹子”，他與后來的傳統的關系，是彼此遺棄的關系。阿城為此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木心先生其實是在為五四文學那代人“背過”。
我猜，這就是為什么今天的讀者驟然遭遇木心先生的文學、文字、文句、文體，都會極度好奇：他是誰？怎么會有這樣一位作家？我們的困惑猶如發現“文學不明飛行物”：為什么他從來不曾出現在我們的文學視野之中？
在眼下諸位尚未讀到木心先生新書之際，我的陳述必須克制。廣西師范出版社特意在散文集之外，另行印制一本小冊子，全文發表了二十年前由紐約華語報刊《中報》為木心散文召開的一次討論會文本。我建議諸位格外留心其中一位臺灣旅美文學家郭松棻的發言。作為導讀，他的多處評議點中了木心先生的精要，又正好針對我們的閱讀經驗。
郭先生稱木心先生是“喜劇家”。他引戴衛·達契斯評價喬依斯的一段話，說“喬依斯的文學事業是要逐步把自己跟生活絕緣，然后達到一個喜劇的境界。”寫作者為什么要“與生活絕緣”，可能正是我們集體性閱讀經驗中的一個盲點。
郭先生稱木心散文始終把握著一種“彼岸性”，指出中國的散文通常是此岸寫彼岸，而木心先生的文學境界相反，是處處向此岸帶來彼岸的消息。他進一步提出木心先生的“第二主體”，即“主體+（主體看客體）”。這“彼岸性”與“主客體”在寫作中的關系，是我們集體性閱讀經驗中的又一個盲點。
此外，郭先生還點到了木心先生的“知性主義”，點到了他在書寫中長期把握的“形上生活”，點到了木心的散文美學為什么是因為“生活的退息”，點到了木心散文“對細節的敬意”，指出他是極少數“將讀者看得很高很高”的作家——以上這些，是不是我們閱讀經驗中普遍的盲點？
我不想過于理論化地談論木心先生，這也非他所愿。他曾說：“文學、哲學，一入主義便不可觀。”但阿城正確地指出：閱讀木心先生是要有“知識準備”的。當我最初接觸先生的文學，面對他開闊淵深、左右逢源的國學與西學根底，痛感自己沒有知識，沒有準備。臺灣《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楊澤先生在那次座談會中稍微提到這一層。譬如，他認為在文學氣質上，單是“地中海精神脈絡”即“都有因緣于木心”，為此他列舉了孟德斯鳩、列茲、蒙田、瓦雷里、紀德與蘭波。而在先生教授的《世界文學史》課程中，自中國《詩經》、希臘神話一路下來，兼及波斯、印度、日本、東歐、美洲等區域的文學史話，直到二十世紀文學——今日專修文學的年輕人可能接受了較為完整的文學史教育，但我要提醒大家，在木心先生成長的三四十年代，在封鎖知識的五六十年代，世界文學的全景觀始終是木心先生個人寫作的制高點。
但是他說：“知識不必多，盈盈然即可。”因此不要誤會木心先生是學問家，這不是尊敬他的好方式。他之出國，不是像五四那代人取西學的“真經”，而是去對照、驗證、散步；而“國學”之于他乃是一種教養，他是與先秦以來歷代古人的對話者；他于寫作所看重的是古人所謂“神、智、器、識”，所以也不要將木心先生誤作哲學家：從先秦諸子到希臘哲人，從但丁到尼采，他取中國山水畫的散點透視予以觀照，而不是學者式的焦點透視，他說，哲學與思想只能作為文學的遙遠的背景，推近到紙端，文學會燒焦、冒煙的……此外，散文家、小說家、文學家這些稱謂，對于木心先生即便不是誤解，也可能不是正解。我記得1994年陪他在英國拜訪莎士比亞墓，墓碑上寫著“詩人”而不是“劇作家”，先生看見，深以為然。
我們已經有許多許多地上地下、主流或者邊緣的詩人。諸位稍微等等，今年明年，木心先生將有多部文集、包括大量詩作在國內出版。他的《巴瓏》和《我紛紛的情欲》，都是白話自由詩，他的《會吾中》則以純正的詩經語言將詩經、甚至一部分先秦文論，全部重寫，而每一首都成為十四行結構的“商籟體”。但我沒有資格談論詩，我應該像先生那樣將讀者看得很高很高，我愿相信在座的朋友以及今后的木心先生的讀者，會在我所不及的高度認知木心先生的詩學。
今天，我一再提醒我的陳述必須保持克制。我只是他的學生，不是一位有資格評價文學的人。當此向大家介紹先生，我實在做不到像他的文字那樣精確而恰如其分。我不敢說在座的朋友中沒有一位讀過先生的文章。人不能單憑一篇文章認識作者，尤其是像木心先生這樣豐富、深沉而多變的作者；然而有時一段詞語、一句話，就能透射光芒，直指人心，先生正是這樣的作家。前天，當我接到印刷廠送來的第一冊木心散文集，翻閱那些我在20多年前就閱讀過無數次的散文，再次感到先生是一個無解的謎——他來路寬闊，但沒有師承，他秉承內在的意志，但沒有同志，他與文學團體和世俗地位絕緣，他曾經長期沒有讀者，沒有知音，沒有掌聲……這是他所追求的嗎？在五十多年來龐大的中國文學群體之外，我看見，這個人自始至終單獨守護著、同時從不受制于五四開啟的價值、精神與世界觀，憑一己之身、一己之才，持續回應并超越五四那代人遠未展開的被中斷的命題——譬如白話文如何成熟？譬如傳統漢語在當代文學的命運與可能性，譬如中文寫作與世界文學的關系，譬如在世態與時代的種種變幻中怎樣以文學挽救文學……我們或許會說，幾代文學家都在尋索實踐同樣的命題，但現在有了比較的機緣：一端，是我們歷來所見的龐大的中文寫作；一端，是木心先生的書。我們會看見，前者所有的，木心先生那里半點無有，前者所無有的，請在木心先生書中見——我所謂的“有”與“無有”，是指什么呢？
這一層意思，在諸位閱讀木心散文集之前，在諸位獲得各自的心得——或沒有心得——之前，我應該緘默。
最后，恕我略微交代我與先生的關系。先生從來畫畫，我也從來畫畫。先生寫作，我于是在旁邊叫好——現在我簡直不敢相信，當年我讀的都是他一疊疊手寫原稿——然后先生轉過頭來對我說：你也要寫呀……回國六年，我竟然出了幾本書，遲遲不敢給先生看。承國內讀者錯愛，我得到幾位熱心的讀者，其中一位是上海青年女作家王淑瑾。我看她當了真，于是借木心先生的著作給她讀。她來電話了：“陳老師啊，我原先以為你寫得好，現在讀了木心先生的書，你在他面前變成一只小癟三！ ”
我聽她這樣說，當下大喜：真的文學總算公道的！可是我的陽謀同時也就被點穿，我今天索性說說破：什么陽謀呢？請大家原諒：我寫書，我出書，就是妄想建立一點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來讀木心先生的書。
我的夙愿今天實現了。以下，借文學的名義，我要向第一位在國內網站為讀者介紹木心散文的陳村先生鞠躬致敬！我謝謝在《南方周末》纂文呼應的陳子善先生與何立偉先生！感謝在此書出版前閱讀并期待木心先生的陌生讀者和今天到來的記者們！感謝這本散文集責編、腦袋長得像列寧般寬大的曹凌志同志與封面設計師蔡力國同志！感謝作主出書的貝貝特頭目劉瑞琳同志！當然，還要感謝青春大好、今年剛滿二十歲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年元月7日
陳丹青 2011-09-13 07: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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