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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此文只是引用一下，決不是贊同其觀點！什么樣的人，有什么樣的言論。得失寸心知，全看在“喝狼奶”之后，還能保有多少靈魂與良心。

蔣介石去世臺軍民如喪考妣

    楊天石先生的《“修辭立其誠”，批判要有根據--再答梁柱教授》一文（以下簡稱“楊文”），使我想起2012年8月15日《中華讀書報》對汪榮祖教授的訪談錄《我對蔣介石維持原判》。

  從汪榮祖教授的一篇訪談錄談起

    汪榮祖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我國臺灣學者，曾與李敖合著《蔣介石評傳》。2012年8月訪問大陸，《中華讀書報》記者采訪他時，涉及對蔣介石的評價和對楊天石研究的看法，現摘錄幾段：

    讀書報：您對蔣始終持批評態度。這些年隨著胡佛研究院蔣的檔案的解密，蔣介石的形象逐漸得到修正。您對此怎么看？您對蔣介石的評價有所改變嗎？

    汪榮祖：這次來大陸，我發現年輕人對蔣介石挺有好感的。蔣的好處在哪里？我在《蔣介石評傳》序里也講到過--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蔣的長處或優點，但幾乎找不到。唯一的一個長處，是領導抗戰勝利。然而，抗戰時他幾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協。楊天石說，沒有蔣讓張學良不抵抗這回事情，是張學良自己說的，不是蔣不抵抗。可是當時蔣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為他想消滅共產黨，有了這個既定政策，張學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說蔣介石真的要抵抗，張學良不抵抗，這不是違抗軍令嗎？

    我對蔣的評價不會改變。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有人能夠駁倒我們當年對蔣的評價。

    讀書報：大陸的楊天石先生近年來對蔣介石的日記進行解讀，反響很大。您如何評價蔣日記的價值？汪榮祖：蔣介石日記的價值在于，你可以根據它來了解這個人。可是你不能被他的日記牽著鼻子走，因為日記不是完整的，而且有修改。最緊要的是，沒有人懷疑他的日記是假的。其實，我和楊天石很熟，他到我家里來過，他到美國是我給他申請的。我覺得他有點被日記牽著鼻子走。為此，前兩年我還跟他打過筆仗。他認為蔣介石曾經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我說沒這回事情。他說在日記里看到宋子文拿了3萬塊美金去德國活動，但全無下文。就像若有人在日記里說準備若干錢要去月球，你能說他登上了月球了嗎？

    讀了這些文字，感慨良多。一是汪教授在大陸感受到“年輕人對蔣介石挺有好感的”，這有楊先生的“一大功勞”。楊文有一點說得很對：“梁柱教授對我的蔣介石研究已批判多年。”是的，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養成的職業責任心，使我不能無視一些失當的、錯誤的觀點誤導青年。我的《再談蔣介石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答楊天石研究員》發表后，一位大學老師告訴我，他們即把雙方文章印發給研究生閱讀、辨析，因為楊的觀點影響和扭曲了一些學生對中國革命歷史的看法。

    我私下思忖：對楊先生的觀點持不同意見的決不會只我一人，也許他會當面聽到讀者和聽眾的質疑。但這都不能喚起一個學者應有的良知和反思，這是極為遺憾的；汪教授對楊先生研究的看法是“被日記牽著鼻子走”。這確是中肯的批評，一語中的。汪教授長期在美國等地任教，尚能有這樣深入正確的看法，而中國大陸的楊先生卻偏執自己的迷誤，這值得當事者長而思之。

     楊文辯護漏洞太大，難以周全

    現就楊文提出的問題，擇其要者作如下答復和商榷。

    其一，楊先生將我引用材料失誤問題，升格為作假、篡改；所謂作假、篡改者，就是主觀動機不良也。這種不良的動機，只能解釋為蓄意陷害蔣介石。這真是奇怪透頂！楊先生一再強調“死后”和“二十年后”公布日記有很大的不同，這次終于說出了不同的理由，他說：“生前不準備公布，至少可以說明，蔣介石生前沒有利用其日記進行自我宣傳、欺騙社會的打算，對于考核其可信度，不是關系不大，而是很大。”我深信這是實話，但這恰恰反映了其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

    這要從事情的原委說起。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制造了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中山艦事件，部分實現了他的陰謀，但正如周恩來所說，他這時羽毛尚未豐滿，還想“叫我們幫助他，叫蘇聯幫助他”，所以他又演了一出自請處分的丑劇。除了裝作認罪悔過的姿態，又把事變說成不得已而為之，完全推卸自己的責任。蔣介石說的“死后”看我的日記，就是指的這件事，其用心是十分明顯的。現在經過楊先生的解讀，不但還了蔣介石的“清白”，還表現了他的“偉大人格”。歷史被顛倒到如此地步，難道還不是歷史虛無主義嗎？歷史虛無主義有一個特點，就是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虛無的是革命的歷史，不虛無的是蔣介石這樣的歷史人物。這正是楊先生的蔣介石研究的要害所在。

    其二，楊文通篇毫無自我批評之意，而辯解的手法實在讓人無法恭維。除了指責筆者斷章取義、隨意曲解之外，或是避實就虛，顧左右而言他；或是諉過別人，一推了之，如他說“從來不曾提出過‘蔣介石是中國救星還是人民公敵'之類非此即彼的問題……如今個別記者、編者，為了吸引讀者眼球，常常會擬出一些扭曲原意的標題……”這確是對他一篇采訪報道的標題，發表在《文史參考》上，像這樣的采訪報道稿，一般都會通過被采訪者過目和同意的；即使沒有通過，經過這么長時間（發表于2011年），對自己不同意的原則問題都沒有提出意見和申明，現在卻把責任都推到記者、編者身上。我想相關記者、編者如果看到楊先生這個言論，也會感到心寒和齒冷。

    楊文為了說明蔣介石是“中國救星”、“世界救星”，特別舉了兩個實例，其實筆者還可以為其補充一個例子：解放戰爭時期我們主動退出延安后，國民黨把延安地區的一位勞模弄到南京，也說了類似的話。問題在于，能不能用這樣一些所謂的根據，得出一個普遍結論：“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國民黨稱蔣介石為中國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作者顯然忘記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反蔣、倒蔣力量時有表現，蔣介石更是消滅異己的一把好手。置這樣基本的歷史事實于不顧，而下這樣的結論，這是楊先生過于愛惜蔣介石，決心“抱持正面評價”而導致的。問題更在于：楊先生要用這個說法來洗刷加在蔣介石身上的“民族敗類”、“千古罪人”的罪名，筆者也認為今天不必再用這種籠統的貶義詞，但按楊先生“非此即彼”的說法，這種洗刷之后，不就是要說明他是“中國救星”、“世界救星”嗎？

    其三，楊文提出“國民黨的階級屬性可以討論、研究”，這從原則上說沒錯，研究沒有禁區，但他為此提出的兩點辯護，都是值得商榷的。第一，討論問題偷換了概念。筆者是批評楊先生認為過去對中國近代史解釋的特征可稱之為“土匪史觀”，“在這種‘土匪史觀'基礎上所產生的一些基本結論怎么能站得住腳呢？比如，我們曾經稱國民黨為‘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這種史觀導致出很多荒唐、謬誤的觀點。”從而否定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最基本的結論。大概楊先生也覺得自己的觀點太露骨、太荒唐了，因而在“可以討論、研究”的名義下，提出“國民黨圍攻蘇區，代表誰的利益？難道僅僅代表‘大地主'，而與中小地主階級無涉？”

    我們說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根據國民黨的內外政策及其社會后果而對蔣介石政權性質作出的科學判斷，現在楊先生提出如此幼稚的問題，就超出了常識范圍。

    第二，楊先生說：“自1937年起，即進行抗日戰爭，難道不是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而是代表‘大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是一個多帝國主義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不同的軍閥集團往往都有不同的外國背景，當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獨占中國的時候，這不能不引起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就會影響到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而且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使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問題，而且對統治階級也構成重大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英美派的大資產階級就有可能參加抗日統一戰線。這種符合國際和國內情況的正確理論分析，就為我們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也為我們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提供了依據。

    國民黨參加抗戰并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應當得到肯定的。但是，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始終不敢實行廣泛發動人民群眾的全面抗戰路線，并且在抗戰中后期愈來愈明顯地表現出妥協、分裂、倒退的傾向，這就表現出大資產階級在民族戰爭中的局限性。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無視或不懂這樣基本的理論，是很不應該的。楊先生提出上面不成體統的理由，來掩蓋自己說過的話，這就不是什么可以討論的學術問題了。連自己說過的話都不敢面對，都要加以否認，這還有什么“修辭立其誠”可言呢？！

    在楊文中像這樣的漏洞還有一些，或者說屬于他的自我辯解都存在這樣的問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舉。

    筆者在《再談蔣介石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答楊天石研究員》一文中特別引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劉大年的一段話，規勸楊先生對照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觀點，這樣做是大有裨益的。遺憾的是他回避了。劉大年指出英國《季刊》上刊載的一篇文章對蔣介石評價的錯誤在于離開了階級分析方法，這也正是這位中國學者研究蔣介石的問題所在。

    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在于能夠幫助人們探究歷史的真實，獲得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楊先生對蔣介石的研究，往往是用表面現象的羅列，掩蓋事物的本質，這就必然影響結論的正確性。楊先生因讀蔣介石日記而引發“重寫中國近代史”的豪情。恕我直言，“先生之志大矣，先生的方法不對”。就我看到他的有關蔣介石的文論和這兩篇對我的答文，深感其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應有的理論素養、嚴謹科學的研究態度和對社會高度的責任心，也就是中國史學傳統所提倡的史識、史德，還很欠缺。

    （作者梁柱 單位：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網載 2015-09-05 22:4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