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真實性和復雜性

簡體傳統

辛亥革命本身的真實性和復雜性的問題，是我這幾年思考比較多的問題。其實，不僅僅是辛亥革命，乃至整個中國近代史，我們平時都把它過于簡單化了，這導致我們的真實就成了選擇性的真實，選擇性的真實就是片面的真實。
革命的成功由多種因素促成，不是革命黨人包場的。革命陣營當然很重要，但還有很多省份的君主立憲黨人和地方士紳，還有北洋統帥袁世凱的臨門一腳，都起了作用，才把清朝推翻。歷史的發展不是單一的，是多因多果，不是一因一果，至少是多因一果，我們要打破線性的思維。
我們不能僅僅從革命黨人這一條線對辛亥革命勝利的必然性進行線性描述，尤其是在價值評判的層面上，不能以革命陣營作為中軸，凡是符合暴力反清的都要肯定，凡是反對暴力革命的都被當作反動的，這不太合適。

不要遺忘那些才華橫溢的早逝者

至今為止，不少論著還沒有站在公正的立場來評價辛亥革命中的所有人和事。
20年前，在中國史學會主辦的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武昌國際研討會上，我在答記者問時就提出：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辛亥革命”？人們喜歡把辛亥革命局限于孫中山等人的武裝反清活動，卻把梁啟超、張謇等倡導的立憲運動排除在外，充其量蜻蜓點水式地談一下后者的客觀作用，就不準確，這種情況今天還存在。
只要看看世界近代史就知道，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都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前輩嘗試過，并且分別獲得成功的革命方案。在法國大革命中，君主立憲派也屬于革命派。在近代中國，試圖以君憲制取代君主制的立憲活動無疑也意味著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應當列入廣義的辛亥革命的范疇來研究。
武昌起義之前，誰會知道清朝政府在辛亥這一年就會完蛋？連孫中山自己都沒想到。武昌起義爆發的時候，他還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過了兩天，他從旅館的報紙上看到這個消息，才知道武昌發生了起義，而且并沒有馬上趕回，而是到英國、法國走了一圈，兩個半月以后才回來。事過數年后，孫中山回想起當年的情景時，還直言不諱地說：“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當然，這并不影響我們對孫中山作為革命領袖的整體認識。
不過，武昌起義的偶然性至今被夸大，組織武昌起義的第一人因為英年早逝，就在宣傳的歷史話語中被長期淹沒了，他就是參加過東京同盟會的文學社實際負責人、武昌起義的實際總指揮劉復基，一個膽識俱全的革命家。
就是這個劉復基，他主動離開軍營，把自己租居的房子當作文學社總機關，還當作武昌起義總指揮部，專門從事發動和聯絡，每當文學社的關鍵時刻，都是他站出來排解疑難，起義的詳細計劃與地圖都出于他的手筆。從現有資料來看，文學社與共進會之所以合作成功，劉復基的貢獻最大。
10月9日，寶善里機關因炸藥爆炸被查抄，武漢警方根據文學社與共進會的組織名冊捉拿革命黨人，情況十分危急，是劉復基敦促從外地趕回的起義總指揮蔣翊武下令起義，起義方案都已由劉復基準備就緒。因為當晚全城戒嚴，起義命令無法傳達到負責發號的南湖炮隊，起義沒有成功，總指揮部卻被包圍，劉復基為掩護蔣翊武等同志，挺身而出，慘遭殺害，他是文學社和共進會后來一致痛惜的領導者，共進會負責人孫武很驕傲，連孫中山都瞧不起，但在晚年都對劉復基贊嘆不已，像劉復基那樣的口碑不僅在武漢首義之區獨無僅有，而且在群星燦爛的辛亥革命群體中都是屈指可數。
在紀念辛亥百年的時候，我們不要遺忘那些才華橫溢的早逝者，除了劉復基，還有楊衢云、秦力山、劉道一、楊毓麟等，有一大批。

辛亥革命到底要解決什么問題

辛亥革命首先是反滿清王朝，這是一個前提，也是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
我們都知道，清朝是滿族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一個政權，如果從政權的合法性本身來講，滿人當皇帝也沒問題，因為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滾動的概念，關鍵的問題是清朝統治者的運氣不好，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遇到前所未有的強者，怎么對付侵略者，是有難度的。錢穆把清朝政府稱作“部族政權”，這可能還會有爭議，但有一點不可忽略，清朝是以占全國人口極少數的滿人來統治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的朝代，它的統治方法是以壓制漢人即壓制多數人作為基本國策，而不是以調動多數人的積極性作為基本國策。
如果在和平時期，這種壓制沒問題，因為你有軍隊和監獄，但現在已經不是蒙古人主持的元朝時期，是西方侵略者來了，怎樣領導全國人民戰勝列強，那就難多了，李鴻章就說，這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面對這樣的困局，清政府壓制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尤其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上始終抓住不放，所以滿漢矛盾必須解決，否則會影響中國一致對外。
要解決這個問題，除非兩種方式，一是清政府自己發揚風格，這是成本最低、最經濟的方式，也是他們最不愿意的方式，另一個就是革命反清。清政府自己解決，這就需要他們讓權，權就是命，革別人的命跟革自己就不一樣了。
盡管晚清時期也搞了一些改革，比如滿漢通婚，旗人自謀生計，但都是表面文章，并沒有多少實效。雖然清朝政府在最后五年宣布搞預備立憲，但請大家注意，那是不斷逼出來的，而且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當年在百日維新之前強調要開國會，立憲法，喊得很兇，但到了百日維新時，在光緒皇帝真搞改革的時候，他們就不提立憲法開國會了，道理很簡單，你要光緒皇帝服從憲法，他當然不會干。1906年9月1日的預備立憲上諭中就有一句很關鍵的話：“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既然大權要朝廷拍板，就是皇帝說了算，這叫什么立憲呢，后來不是還搞出一個“皇族內閣”嗎？既然統治者自己不愿意真立憲，那就只有革命了。
如果說挺有手腕的慈禧太后還勉強可以苦撐一個沒落皇朝，那么在她死后，由優柔寡斷的攝政王載灃，和動不動就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為后繼者，去繼承不無風險的預備立憲的政治遺產，就顯得更糟。當載灃等人把席卷全國的保路運動與國會請愿運動鎮壓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將鐵路修筑權強行轉讓給列強和拋出“皇族內閣”時，他們就把許多請愿者，踢入了革命陣營，自己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家寡人。

辛亥革命使“朕即國家”的時代成為歷史
　　
因為革命的過程很復雜，革命的結局也不會簡單到哪里去，見仁見智也就在所難免。應當承認，通過辛亥革命，以反滿為主題的民族革命是成功了。反滿本身就是用革命的方式解決滿漢矛盾，打破了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瓶頸。
辛亥革命有破還有立。除了反滿，孫中山等人還在清帝退位前，就在南京創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首次在中國大地宣告國家主權屬于人民，“朕即國家”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國會政治、政黨政治、輿論監督政府等民權政治的要件都已大致備齊，變人治為法治的嘗試由此正式開端。
無庸諱言，政治革命的成效并不十分令人滿意。在政黨政治的舞臺上，舊官與新貴互爭權力，黨同伐異，舊式朋黨之風依然盛行，清末的貪污腐化現象沒有根本的好轉，新生的民主制度也不盡健全。
孫中山等多數革命者原來以為，只要推翻了清朝這個“洋人的朝廷”，建立以漢人為主的國家政權，只要推翻了君主制，中國就能走向富強，因而向國人拋出過種種承諾。無論是廣大民眾，還是革命者自身，都對新生的民國懷有不切實際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多，這是人之常情。
革命領袖孫中山對政治革命的結局先是最滿意，后來又埋怨最多，對革命的成效反而談得很少。曾經猛烈抨擊暴力革命和反對民主立憲的梁啟超卻在為這場革命叫好。孫中山與梁啟超對辛亥革命歷史結局的這種認識差異，我看主要反映了恨鐵不成鋼的職業革命家同學者型政論家之間的差異。
革命固然應該為建設者開辟道路，但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代建設本身。無論是民權政治的主體，即人民，還是主導者，即革命者與革命的同盟軍，他們的民主素養不夠，民權政治就只能是好事多磨，還不能籠統地把它說成就是失敗。
盡管辛亥革命不曾徹底摧毀中國專制主義的社會土壤，但它畢竟給建設者提供了一個可以大膽嘗試的民權政治舞臺，對于一個擁有兩千余年君主專制傳統的國家來說，這本身就是一個勝利，誰想再搞家天下，都沒有好下場。正是因為辛亥革命，中國人的腦袋與雙膝才不再為磕頭而準備著，而是為思考問題為走路而準備著，遙望百年前的那場浴血奮戰，我們也應該懂得感恩。

2011年8月20日上午郭世佑教授在浙江人文大講堂演講，現場反響強烈。《錢江晚報》2011年9月9日第15版“大講堂”以整版篇幅摘錄演講錄音的部分內容，由《錢江晚報》記者袁春宇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