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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偉大的革命家 失敗的建設者
辛子陵
本文摘要：在機遇期內必須采取的一個重大步驟是重新評毛。尊毛的意識形態，反
毛的經濟政策，這種“打左燈向右拐”的機會主義組合可以茍安于一時，但早晚要翻車。
當今領導人須知：你們在意識形態領域毛澤東旗幟舉得越高，在經濟政策上的“錯誤”
則越大，政治上的“左”凸顯了經濟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為是非，你們就是“正
在走的走資派”。如此尊毛是頭頂石頭砸自己的腳。在意識形態領域必須確立改革開放路
線的正統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權沒有話語權是不行的。在當今中國，所謂“話語權”

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承襲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搞改革開放，必然阻力
重重，反對聲浪不斷。在野的反對改革開放的人氣壯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開放的人膽
怯心虛，于是逼出個“打左燈向右拐”的策略來。只有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沒有保護
這一經濟政策的意識形態不能成事，劉少奇就是在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
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政策，既挽狂瀾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國
家，卻成了自己的緊箍咒，犯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所謂錯誤。被他救了駕的“偉大
領袖”就是念著這個緊箍咒將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繼承者們盡管把改革
開放搞得有聲有色，但在旗幟網上天天受到批判，當局敬畏的正統意識形態視他們為“資
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當務之急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向人民群眾特別是
年輕一代說清楚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錯誤的來龍去脈，回頭看一看那個“左”禍肆虐、
生靈涂炭的時代，揭穿毛澤東的假馬克思主義、奪回話語權，使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
在中國徹底失去號召力。這就是鄧小平留下話若干年后要重新評價毛的深謀遠慮。本書
就是要完成這樣一個歷史任務。
本書是拙作《毛澤東全傳》（1993 年香港利文出版社初版，1997 年出新訂本）的續
篇，充實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史料，并增加了評論的分量，意在為中共中央總
書記胡錦濤所允諾的在他的任期內重新評價毛澤東提供支持。
毛澤東一生，開國有功，建設有過，文革有罪。這是以講真理不講面子在中共黨內
深受敬重的元老陳云說過的話。這個認為毛澤東過大于功的評價是有群眾基礎的。1994
年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治研究室、社會科學院政策研究室和國家教委聯合搞了一次
民意測驗，就把兩個問題進行問卷調查，第一個問題是：毛是功大于過還是過大于功？
第二個問題是：毛澤東熱是否正常？調查的結果如下：（1）高級干部：37%認為毛過大
于功，30%認為功大于過，33%不回答；（2）高級知識分子：67%認為毛過大于功，8%
認為功大于過，25%不回答；（3）記者和理論工作者：48%認為毛過大于功，18%認為功
大于過，34%不回答;(4)教職員工和學生：40%認為毛過大于功，34%認為功大于過，26%
不回答。總的概念是過大于功。至于毛澤東熱的問題，63-72%的人認為不正常（《你怎么
看毛澤東？》《中國聚焦》(China scope)，1994 年英文版第二卷第一冊第三頁）
不回答的人實際上是認為過大于功，但明確表態有風險。如果把不回答的人列入過
大于功行列，認為毛澤東過大于功者，高級干部占70%，高級知識分子占92%，記者和
理論工作者占82%，教職員工和學生占66%，四部分認為毛澤東過大于功者平均數是
77.5%。所謂過大于功就是倒三七開，三分功勞，七分錯誤。這是個總的概念。
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建設失敗了，革命并沒有搞錯。肯定和發
展他締造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功勞，否定和糾正他使國家陷入空想社會主義迷途的錯
誤，是我們的歷史責任。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創建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作為一
個使受盡壓迫和欺凌的中國人民在全世界面前抬起頭來、挺起腰來的歷史人物，將受到
世世代代中國人民的紀念。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毛澤東革
命事業的光輝頂點，也是毛澤東思想的光輝頂點。這些業績在《毛澤東全傳》中用了三
卷的篇幅記錄在案，本書不再重復。本書將要記述毛澤東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到封建社會

主義者發展過程。封建社會主義當然也是空想社會主義，但它比空想社會主義更落后、
更反動，它是打著社會主義的幌子搞專制獨裁，搞世襲制和家天下。筆者將要根據自己
掌握的史料，赤裸裸但絕無夸張地揭露毛澤東的暴力社會主義的種種錯誤和罪行，并著
重分析他鑄成種種大錯的歷史根源和理論根源，是非常必要的。
1945 年4 月24 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說：
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于這個問題，
在我們的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這種思想，在農
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
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
（《毛澤東文選》第三卷）
歷史的遺憾是毛澤東取得政權以后，背離了自己正確的東西，走上了民粹主義道路。
1953 年6 月15 日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他拋棄了新民主主
義建國綱領。廢止了受到各階層人民廣泛擁護的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起臨時憲法作用
的《共同綱領》，急于廢除私有制，推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
改造”，“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一個左
轉彎，中國走上了以暴力為后盾的空想社會主義大實驗，釀成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絕后的
大悲劇—餓死3755 萬人。研究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要抓住這個重大歷史事件。這是破解
毛澤東之謎的一把鑰匙。毛澤東晚年的種種政治舉措，都是為了掩蓋這個空前絕后的大
錯誤，推卸自己的責任。所謂“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那是為了把餓死人的空想社會主義神圣化；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整黨內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揪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則是要主動出擊，打倒那些采
取務實的經濟政策，領導國家走出危機、救人民于水火的領導人。為此，他悍然發動所
謂“文化大革命”作破釜沉舟地一搏。沒有三年大躍進的錯誤，就不會有十年文化大革
命。他打接班人這副牌，將劉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鄧小平又打倒
鄧小平，選一個“最沒有能力”的華國鋒，給華的密詔是“你辦事，我放心；有問題，
找江青。”其實最終目的是要把班交給江青。他披著最現代、最革命的理論外衣，做著明
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為了讓江青順利接班，通過“文化大革命”，他
把勛臣宿將幾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臺上的人物像接力賽一樣換了一茬又一茬，
繞這么大的彎子，就是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傳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駕的時候不失
時機地接班。毛澤東搞家天下的陰謀一曝光，將善良的知識分子對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
崇高動機的種種猜測徹底粉碎了。如果沒有三年大躍進的錯誤，他不一定出此下策。他
傳位給江青，帶有一點兒無奈，他并沒有萬世一系的信心，他盤算只要有兩代人（江青
一代、毛遠新一代）的時間，就能根本改寫這一段歷史，賴掉他餓死3755 萬人的歷史責
任。這段歷史是不能抹掉也不能修改的。要用濃墨重彩在這里做一個標記。中國人用規
模最大、時間最長、犧牲最多的慘痛代價，證明“共產主義”行不通，這個實驗是對人
類文明的一大貢獻。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坐標，這是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在世界、在人
類文明史上徹底失敗的坐標。這個坐標的正面意義就是，讓后世那些憧憬大同世界（馬
克思主義的術語是共產主義）的中外仁人志士們到此駭然止步！讓世界不再發生由于道
路選擇的錯誤幾百萬、幾千萬餓死人的事情。
沒有什么“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

了的命題。1847 年10 月恩格斯寫了《共產主義原理》一文，勾畫了這位27 歲的青年對
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1893 年5 月11 日恩格斯73 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
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他說：
我們沒有終極目標，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于未來社會組織方
式的詳細情況的預訂看法嗎？您在我們這里連他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628-629 頁)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
自己的弟弟說：“什么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前蘇聯領導人的錯誤不
在于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一旦發現這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自然應該放棄—而在于拿自己不
再相信的理論繼續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中國共產黨必須像恩格斯那樣與時俱進
地對自己的奮斗目標作出調整，并鄭重地告訴人民。
恩格斯在 1890 年9 月寫的一封信中指出：“根據歷史唯物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
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和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
東西。”（《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466 頁）資本主義在出世之
前就創造了高于封建制度的勞動生產率，所以資本主義制度所向披靡地戰勝了封建制度；
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暴力社會主義制度經過七十多年拼死努力，只蘇聯和中國為發展
經濟趕超資本主義國家就付出了餓死五千萬人的代價（蘇聯餓死1300 萬，中國餓死3700
萬），在“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方面也沒有趕上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列寧、斯大林、
毛澤東的暴力社會主義制度使出渾身解數也創造不出高于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來，理
所當然地被歷史所淘汰，其高級階段共產主義自然也就幻滅了。
人類歷史自然演進的趨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現代資本主義吸收了社
會主義政策而發生了自我改良，在所有制上走向了混合經濟。社會主義通過改革吸收了
資本主義的政策，也從單一的公有制走向了混合經濟。這種混合經濟叫新資本主義，又
叫民主社會主義，在歐洲，在俄國，在中國和許多發達國家都出現了。
美國學者 W.E. 哈拉爾在《新資本主義》一書中說：
混合經濟：一種溝通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世界秩序。超越現有的“舊資本主義”
和“舊社會主義”的僵化意識形態。兩種制度都在向共同的目標前進；利用自由企業有
吸引力的特點，來避免寡頭壟斷資本主義和中央集權國家社會主義的種種弊端。
（《新資本主義》，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第2 版，第392、397 頁）
法國經濟學家讓?拉佛（他和雅克?勒卡萊合著《混合經濟》）也指出：“在大多數發
達國家，整個國民經濟都成了混合經濟，以致看來已經成為一種特定的社會組織制度。
混合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混合模式’，從理論上正是針對計劃經濟中全面國
有化的明顯失敗和自由主義思潮鼓吹國家退卻解除管制、實現全面私有化的弊端而提出
的具有雙重意義的補救措施。”
他還指出：“根據1982 年世界發展年報，19 個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制度都是混合型經
濟。因此若以經濟實踐，而不是以空洞的承諾來討論哪一種制度更能解決問題，那么毫

無疑問地，以市場為中心的混合經濟是一種較優良的制度。”
英國在 1951 年和1971 年兩次實行國有化，將包括英格蘭銀行在內的一大批企業收
歸國有，使英國經濟成為典型的私人經濟和國有經濟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法國的國有經
濟比英國的有過之而無不及。1944 年至1946 年法國根據第一個國家計劃，對煤炭、電力、
運輸部門以及法蘭西銀行和四家全國性大商業銀行實行國有化。上世紀80 年代初，法國
再度實施國有化，國有化的企業不僅涉及基礎部門而且還擴大到某些競爭性很強的尖端
工業部門，如達索飛機公司、馬特拉軍火公司等，德國、意大利等其他歐盟成員國也都
不同程度地實行過國有化。
混合經濟并不是一種人為設計的制度，而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互相影響演化
的歷史產物，歷史自然形成的制度才是合理的和長存的。混合經濟是民主社會主義制度
的經濟基礎。
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新世
紀。
中國 27 年改革開放最大的意義是脫離了毛澤東的以暴力為后盾的空想社會主義道
路，逐步匯入世界主流文明，成為國際大家庭一個受尊敬的成員。由中國、前蘇聯以及
東歐等國匯聚而成的這次社會轉型過程，是從空想社會主義迷途回歸民主社會主義，是
自西方現代文明誕生以來人類社會的第二次大進步。改革開放是對空想社會主義的全盤
否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暗中恢復新民主主義。與其暗中恢復，不如公開打出新民
主主義旗幟。毛澤東在創立新民主主義理論時說，新民主主義就是新資本主義。從這里
接軌，向民主社會主義前進，就徹底解決了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和正統性問題。27 年來改
革開放的巨大成就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礎。重彈“左”的高調是自己否
定自己。維護毛澤東的錯誤，與“左派”尋找共同語言，經濟政策的“右傾”，意識形態
的“左傾”，只能證明自己27 年來搞錯了，不能加強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只能削弱共產
黨的執政地位；不能給改革開放帶來合法性，只能給反對改革開放的政治主張帶來合法
性。對中共執政地位形成挑戰的，不是遠在天邊的西方勢力，是“蕭薔”之內把毛澤東
的錯誤當做旗幟揮舞的本黨“左派”。看看旗幟網上那些蠱惑人心、殺氣騰騰的言論吧！
《只有毛澤東思想才能救中國》一文說：“不是文化大革命錯了，而是鄧小平把文化大革
命完全否定了。。。。。。他的繼承者搞的是一套修正主義貨色，而這正需要再發動文化大革
命以革除之。”（2003 年11 月1 日，作者馬寶）鄧小平臨終留言：“要警惕右，主要是反
‘左’。”實在是具有深邃的歷史眼光。企圖與“左派”共同維護毛澤東的錯誤以換取他
們對改革開放的支持是不可能的，只能助長他們反對改革開放的氣焰，“打左燈向右拐”
的策略已走到了盡頭。
2004 年3 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將保護私有制度重要條文載入憲
法，與1949 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接軌，標志著中國歷經曲折以后回到
了那個正確的出發點，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20 世紀末以蘇聯為首的華沙條約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整體性失敗、制度性失敗后，
“民主社會主義仍然是推動進步的歷史運動，然而，這是這樣一種進步，他當舊的道路
不再繼續向前或者干脆引向謬誤時將采取新的道路。民主社會主義的運動承担著為新型

的進步充當辯護人和組織者的歷史任務。”（社會黨國際前主席維利?勃蘭特：《民主社會
主義的未來》）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改革開放的
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將像今日歐洲那樣把這個建設成一個富裕文明、公正和諧的
民主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向民主社會主義轉變，是服膺馬克思、恩格斯晚年遺教，
繼承新民主主義傳統，徹底脫離蘇聯模式，回歸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中國特色
的歷史定位。
改革開放之初，為了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改革派把國有經濟占主體地位寫進憲法以
“安撫”左派，如今作繭自縛地把自己套住了，“左”派要出來“護憲”，拿著憲法叫板，
在2006 年3 月“兩會”期間，某政協委員質問：“我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
集體所有制。’1992 年，國有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48%。現在，國有經濟在我國國
民經濟中還占多大比重？這些年，國有經濟被大量地廉價賣給私人，或改制為私人所有，
這是否違犯憲法？應當追究誰的責任?”政府自覺理虧，無人敢出來應對。改革開放以來
各屆各級領導人是拼命想保持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的，因為這是是最后一塊“社會主義
陣地”。盡管出現了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企業也進來了，改革派手里必須保留“國
企占主要地位不動搖”這張牌，以應付那些以“毛主席革命路線捍衛者”自居的“左”
派。但這個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國企實在是不爭氣，年年虧損。于是由國家和地方財
政無償劃撥，用農民和私營企業交上來的國稅養國企；國家實在養不起了，就推給了銀
行，銀行每年發放貸款約一萬五千億元，貸給國企的占70%；由于國企只貸不換，欠下
天文數字的呆賬，一旦爆發金融風潮，勢必國本動搖。于是又把國企推到了證卷市場。
前些年的上市公司幾乎是清一色的國企。股民們發財心切，被圈走了一萬五千億元，為
國企輸血作了奉獻。就是這樣，也沒把國企救活。“據遼吉黑三省經貿委負責同志介紹，
有的企業機器一開，煤、電、水等費用進去了，可職工工資、貸款利息和稅后利潤幾乎
一樣也干不出來，只好沖減凈資產維持職工生存；有的通過貸款支付職工工資和銀行利
息，有的設備、廠房等逐漸貶值，賬面統計實際成了‘虛擬資產’了；有的企業利潤率
只有1-3%，與五年期的國債收益基本持平，有的甚至還低。”（據2003 年2 月21 日《中
國青年報》報道）為了把國企“激活”，改革方案一個個制定，管理機構一次次整合，搞
了20 年還是一個虧損。于是才有了股份制、私有化改革方案。
中共十五大以后國企改革的路子是“抓大放小”，大企業引進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
實行股份制；小企業實行私有化。現在中央僅管轄1200 家（原來是9000 家）關系國家
命脈的大型國企。這種做法和世界先進國家類似。世界發達國家實行混合經濟制度的都
有國有企業，主要是必須由國家壟斷的企業（如鐵路、航空、銀行），私人無力興辦的企
業（如核電站、石油、天然氣），以及公益性企業（如城市公共交通、郵政、自來水、電
力），這些企業不以贏利為主，有些就是補貼性企業，帶有全民福利性質的，要靠國家投
資和補貼。但它在國民經濟的比重不能大，更不能為主，大約占國民經濟的15-20%。據
國際金融公司公布，1996 年中國有11 萬4 千家國有企業，2005 年這個數字下降到27000
家，77%的公司部分或全部私有化，國有經濟的比重下降到23%，接近發達國家的比例
關系，這本是由不正常變為正常，在“左”派看來，這是動了社會主義的命根子。
西諺有云：“如果幾何公理違背了人們的利益，人們也會把它推翻的。”因此，必須

修改憲法。其理由是1978 年中國國有經濟比重比主體還大得多，占99.1%，但全年國內
生產總值僅為3624 億元；今年國有經濟不占主體地位了，全年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82，
300 億元。我們面臨這樣的選擇：是要178，676 億財富呢？還是要那個“主體”地位的
虛名？不要把那個比例關系看得那么重，如今，新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已經是一枚
硬幣的兩面，都是實行混合經濟制度，我們應該從自己制造的國企占主導地位的枷鎖中
解放出來。
毋庸諱言，國企改制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諸如大量工人下崗，弱勢群體看病難、上
學難、養老難，官員貪污腐敗，特別是分配不公導致的兩極分化，鬧得沸沸揚揚，人心
浮動。
國企改制，基本上都是由各級政府主持。政府參與設計公司管理機構，為國企作價，
甚至承担部分債務。由于較大的國企資本存量大難以賣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員將其從
“全民所有制”“界定”為內部人所有，在內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經營者持大股”。
這種類型的改革被稱為“界定”式的改革。所謂“界定”，說穿了就是行政劃撥，這就給
官商勾結發“改制財”留下了廣闊的運作空間。如果主持者是個貪官，為了國企脫困提
高經濟效益而改制的這本“經”就被徹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誘惑下，官
員們是很難潔身自好的，只要在領導集團內部按權力大小把利益擺平，政府、黨委和人
大一路綠燈通過，大家既有了資本，又有了政黨；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
了受現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護的所謂“利益集團”的問題。
國企改制發生的那些問題在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都曾經發生過。他們不是退回去讓國
企繼續虧損“化”掉，而是以民主私有化反對權貴私有化，私有化的方向道路不變。什
么叫“權貴私有化”？就是官商勾結，攫取國家和人民的財富，實行市場經濟沒有政治
民主化配套，必然要產生官商勾結，想給改制國企怎么估價就怎么估價，想把國有資產
給誰就給誰，想把工人推向社會就推向社會，這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厲害。假如我們啟
動民主進程，進行政治改革，把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真正給予工人，支持國企工人監督
改制，用民主去爭取公平和正義，維護自己的權益，問題是不難解決的。這里需要強調
指出的是：一定不是黨和政府代表工人去主持公平和正義，你再派一個紀委或檢察院的
干部去監督主事官員，一旦被拉下水，就變成了另一只更為強大有力的黑手。怎樣支持
工人呢？例如允許工人組織獨立工會、新聞自由等等。只要有新聞自由，及時把瓜分國
企的黑箱操作曝光，就能斬斷借改制攫取國家財富的黑手。以“穩定壓倒一切”為借口
不讓工人參與和知情，控制媒體，實際上是為官員坐地分贓保駕護航，引發工人舉著毛
澤東的畫像游行示威，造成更大的不穩定。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是關心
中國穩定與民主、市場化與公正、自由與秩序的人們希望的最好的結果。
由于政治改革沒有跟上，凸顯了改革開放的消極面，使反對改革開放和對改革開放
不滿的人數迅速增加。1979 年到1982 年，全國上訪的數量是二萬起，去年（2005 年）
全國上訪的數量是三千萬起，增加了1500 倍。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了
1500 倍。有些“左”派分子認為這是可以利用的形勢，在網上煽風點火，興風作浪，蒙
蔽群眾,拢絡青年，他們認為“國退民進”是走了資本主義道路，鼓吹退回到毛澤東時代
去，挑起了又一輪姓“資”姓“社”的爭論。
“左”的理論一旦掌握了這些群眾，就會轉化為巨大的破壞力量。文化大革命的干

柴在聚集著。“左”派興風作浪還是文革的老套路，打起反對“資本主義道路”的旗幟，
先把知識分子推上祭壇，點名批判一些對改革開放建言獻策，作出過貢獻的“主流學者”，
說他們推動建立市場經濟的主張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又把領導主持改革開放的各級領
導干部分成“資改派”（資產階級自由化改革派）和“社改派”，鼓吹在黨內外開展一場
大斗爭，向“資改派”奪權，打倒“資改派”。特別值得警惕的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綜
合處處長張勤德擂響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戰鼓。他宣告：“即將到來的這場決戰，實質
上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資改派掌權還是社改派掌權、作美帝國主義
的附庸還是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生死搏殺。”（2005 年10
月張勤德文：《庸俗發展觀是“百病之根”》）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向。文化大革命的野
蠻性、殘酷性、專制性和烏托邦特色，對現存的一切可以進行玉石俱焚的徹底破壞。一
旦民眾被“左”派煽動組織起來把解惑和尋求出路的視線投給毛澤東幽靈，并且以毛澤
東教給的方式去發泄自己的不滿，打起當局不敢反對還作秀支持的毛澤東旗幟，揪斗“資
改派”，局面就不好收拾了。這是中國未來十年最大的隱患，只有實行認真的而不是敷衍
的政治改革，包括意識形態的改革和政治體制的改革，才能避免一場新的浩劫。不實行
民主憲政。遲早要引發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歷史的教訓是，政治改革的“機遇期”是不容易抓住的。執政者在他們自己認為有
力量控制局勢的時候，往往是頑固地拒絕改革，或優柔寡斷掉以輕心，直到大勢已去，
才想起政治改革來，但這時危機已經爆發，他們已經失去主導政治改革的資格，只能被
歷史的潮流席卷而去了。例如1945 年下半年至1946 年上半年是蔣介石國民黨的機遇期，
蔣如抓住國共兩黨共商國是的機會，不打內戰，進行政治改革，放棄一黨獨裁，與共產
黨組織聯合政府，則不致被趕出大陸，最壞的情況是兩黨輪替，有時侯國民黨執政，有
時候共產黨執政，為要爭取選民，誰都要往好處做，誰也不敢胡來，中國就此建立起了
良性循環的民主制度。再如1961 年是劉少奇的機遇期，那時候，大躍進慘敗，餓死幾千
萬人，毛澤東在世界面子丟光，在國內人心喪盡，在七千人大會上敦促毛澤東下野的力
量一度占了優勢，那是毛澤東政治上最脆弱的時刻，劉少奇如趁勢召開九大，團結全黨，
徹底清算空想社會主義路線，總結餓死幾千萬人的慘痛教訓，給毛安排榮譽職務養老，
廢除個人獨裁的政治體制，實行民主憲政，與民更始，可以使改革開放提前20 年。國家
避免一場浩劫，劉本人也不至于是那樣一個悲慘結局。劉少奇當斷不斷，等到毛澤東緩
過神來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才想召開九大；等到他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的
時候，他才想起了憲法。
因此在機遇期內必須采取一個重大步驟是重新評毛。尊毛的意識形態，反毛的經濟
政策，這種“打左燈，向右拐”的機會主義組合可以茍安一時，但早晚要翻車。當今領
導人須知：你們在意識形態領域毛澤東旗幟舉得越高，在經濟政策上的“錯誤”則越大，
政治上的“左”凸顯了經濟上的“右”。真要以毛的是非為是非，你們就是“正在走的走
資派”。如此尊毛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意識形態領域必須確立改革開放路線的正統
地位。改革派只有行政權沒有話語權是不行的，在當今中國，所謂“話語權”就是對馬
克思主義的解釋權、承襲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搞改革開放，必然阻力重重，反
對聲浪不斷。在野的反對改革開放的人氣壯如虎，在朝的主持改革開放的人膽怯心虛，
于是逼出“打左燈向右拐”的策略來。只有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沒有保護這一經濟政
策的意識形態不能成事，劉少奇就是在這里失足的。他的“三自一包”（注：自留地、自
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政策，挽狂瀾于既倒，救了百姓，救了國家，卻成了自
己的緊箍咒，犯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所謂錯誤。被他救了駕的“偉大領袖”就是念

著這個緊箍咒將他置于死地的。如今“三自一包”的繼承者們盡管把改革開放搞得有聲
有色，但在旗幟網上天天受批判，當局敬畏的正統意識形態視他們為“資改派”（資產階
級自由化改革派）。當務之急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說清楚
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錯誤的來龍去脈，回頭看一看那個“左”禍肆虐、生靈涂炭的時
代，揭穿毛澤東的假馬克思主義，奪回話語權，使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徹底失
去號召力。這就是鄧小平留下話若干年后要重新評價毛的深謀遠慮。本書就是要完成這
樣一個歷史任務。
為了雅俗共享，筆者采用生動活潑的寫作形式，使政治家看了不覺得淺薄，大學生
看了不覺得艱深，歷史事件和背景材料都是有根有據的。滔滔60 萬言，就是要用毛澤東
的歷史性錯誤警示后人：空想社會主義道路走不得，走不通，那個想像中沒有階級、沒
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共產主義天堂”，是一個餓死過3755 萬人的人間地獄。走了這一
步，才能從根本上打敗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極左教條，改革派和他們的路線才能擺脫“打
左燈，向右拐”的扭秧歌狀態，站穩歷史的腳跟。
筆者行年七十，經歷了中國空想社會主義年代，是反右派、三大改造、大躍進和文
化大革命的親歷者，長期在高等軍事學府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思想歷程是緊跟毛澤東
的，否則不可能經歷那么多政治運動而不被淘汰。毛澤東是我青年時代的偶像，在講課
和撰文中都曾真心實意地鼓吹過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鼓吹過他所推行的空想社會主義；
甚至曲解馬克思主義，為毛的錯誤作辯護，把這看作是一個理論工作者的天職，一個共
產黨人的黨性。在頌毛的浪潮里也有我的浪花。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本黨的錯誤，我也
有一份責任。甚于這種負疚感，我愿意把我經歷的真實歷史告訴后輩，不要像我年輕時
侯那樣狂熱了。對毛澤東重新評價將是21 世紀的一個重大話題。許多重大事件的歷史檔
案尚未解密，這是本書無法超越的歷史局限性，史實的迷誤和評論的不當在所難免，作
為拋磚引玉，歡迎各界的朋友指教。
辛子陵 2006 年6 月
電子信箱：xinziling6611@hotmail.com

網載 2015-06-02 23: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