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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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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历史的智慧，是无数先贤圣哲将前人所付出的血与火的代价总结而得出的宝贵的经验，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不光成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培养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和共同的民族心理。因此，要深刻地了解现实，面向未来，就应当自觉地学习历史，追溯历史。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如中国一样有着如此丰赡的文化和高度发达的文明。是惟一拥有最为连续、不间断历史的国家。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重重劫难之中，中华文明也没有因此沉沦，相反，却表现出不屈的姿态和顽强的精神。整部中国历史，无不充盈着这种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气节。

　　1近五千年的历史风烟，上演了多少波澜壮阔的历史活报剧。“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以百计的王朝兴替，太多的英雄传奇，读来无不荡气回肠。其开国之君，无不具有雄才大略；其开国之始，又无不气象万千。燕啄新泥，鸟衔熟禾。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但随着统治日久，统治阶级内部嗜欲渐盛，骄侈之心代替了求治之心，不再治世惟危，很少“慎终如始”了。王朝的危机呈现出来了。所以历史上屡有中兴之主而造中兴之势。然而翻遍二十四史，数一数所谓的不多的几个中兴时期，其气象也不尽人意，甚而至于加速了王朝的覆灭。统治者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更趋激烈。就像一座梁柱被蚀空的大厦，纵有华丽的外表，也经不起哪怕是轻轻的一阵风或一场雨的吹打了。所以后来读史者又无不慨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每一次改朝换代，几乎都伴随着血与火的惨烈战争，都伴随着家破国亡、妻离子散的末世悲歌。在除旧布新的王朝更替之际，社会长期陷入大动荡之中，民生凋敝，流离失所，灾害肆虐，人口锐减，经济和社会生活呈现大幅度的倒退。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反省历史，就是要避免重蹈覆辙，从历史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找到更好的社会发展方向，永葆太平和睦的生活时代，这是每一个治史者、治国济民者和关心国计民生的华夏子孙共同的期盼。因此，这就需要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探讨王朝覆灭的历程，揭示王朝覆亡的真相。了解历史发展的轨迹，明辨历史的是非曲直，以唤起人类心底的良知，让人们更加热爱、珍惜和平生活，让社会稳健和谐地发展，实现人类大同，则具有深远的意义。

　　纵览历史风云，细细品味历代王朝兴衰，我们惊奇地发现：历代王朝创造繁荣的过程极为相似，其衰亡也经历了惊人相似的轨迹。概言之，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或皇权集中的古代社会，历代王朝的兴衰与一个人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作为王朝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天子”！即我们常说的国王或皇帝。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封建时代，天子对社会财富拥有最高的支配权，对臣民拥有无上的控制权。作为天下百姓，历来都把天子圣明作为治世的标准。天子圣明，则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则百姓之祸。但纵观历史，圣明的天子屈指可数，昏庸的帝王又比比皆是。百姓的苦乐可想而知了。所以，元代词人张养浩在路经潼关，看到废弃的宫阙，发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长叹，引发多少人的思考！秦朝以后，随着皇帝制度的确立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皇帝成为等级社会的最高主宰者和支配者，中华帝国这艘生命之船在航行中的安危存亡完全系于其一人之手。

　　王朝兴替，其兴也由帝王。透过历代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繁荣状况，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帝王大都励精图治，兢兢业业。他们时刻惦记着创业难、守业更难，“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训箴，精心打理自己的“家国天下”。在政治方面，他们事必躬亲，严加管束皇亲国戚、家奴宦官；他们亲贤人，远小人，善于纳谏，能听取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甚至是逆耳的忠言。在经济上，他们与民休息，蠲租免税，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他们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他们打击豪强，分配土地，保护生产和经营；在自然灾害降临时，他们安置流民，倾力救济。在民族政策方面，切实考虑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实际状况，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风俗与信仰，民族之间、政权之间与国家之间和谐友好相处。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拥有早熟的农业文化，只要政治清明，爱惜民力，君臣上下同心，百姓自然乐而向之，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并不难创造。

　　例如，西汉初年，高祖、文帝、景帝相继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初七十年，国力达于鼎盛，遂有“文景之治”之盛世。隋文帝以短短二十年之时间，创造了后世艳称的“开皇之治”。唐太宗创造的“贞观之治”距大唐开国仅仅三十年时间。明朝开国之初，到处田畴荒芜，榛莽丛生，中原及江淮许多地区人烟断绝。明太祖提出“安民为本”和“藏富于民”的主张，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到洪武二十六年时，全国人口数已经达到66906040人，比元代1291年人口最高的59848964人（未包括游食者4298人）增加了696848人。

　　王朝兴替，其亡也由帝王。同样，任何一个王朝衰败和灭亡的轨迹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尽管每一个王朝灭亡的具体方式可能千差万别，帝王或被俘沙场、或被捉宫廷，或身首异处，或客死他乡，或自焚宫中，或自缢身亡，或亡命天涯，或葬身鱼腹......但任何一个王朝由盛至衰，由衰至亡都不是朝夕间事，都是有迹可循的。即如所谓的清平盛世，也同样潜伏着危机，只不过被表面的繁华所掩盖，社会承平愈久，其衰危之心愈益懈怠，统治阶层更不愿甚至不敢去面对了，仍然我行我素。举明清为例，普遍认为，明实亡于万历15年，清实亡于康乾盛世的乾隆王朝后期。个别帝王或者试图欲挽救将倾之大厦，但终因积重难返，无法逃脱被颠覆的命运。亡国之君各有各的不同，但亡国之君的行为方式多有惊人的相似。在政治上，他们荒怠朝政，不理政事，或多年不上朝，将朝政悉数委于他人；他们亲奸邪，远忠良，良莠不分，偏听谗言，致使政治不明，吏治败坏；他们对治理国家不感兴趣，对歪门邪道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或求长生，或乐于兴趣爱好，或荒乐好色，荒淫无道等。在经济上，他们不抑兼并，横征暴敛，与民争利；他们奢侈浮华，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其结果自然是积贫积弱。在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上，他们或嗜杀成性，穷兵黜武，元气大伤，最后直落得兵败如山倒；他们往往骄傲自大，采取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等级制度森严，致使民怨沸腾。例如，夏朝末年，桀荒淫无度、纵情于歌乐声色，数月不上朝。大臣关龙逄进谏说：“如果天子做到谦恭、节俭、讲究信义、爱护贤才，那么，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而今陛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诸侯离心离德，百姓盼望您早些灭亡。”忠言逆耳，夏桀竟将关龙逄杀掉，并警告臣下，如果再有进言者，一律处死。从此，贤臣绝迹，佞臣当道，终被汤武革去“天命”。秦二世胡亥昏庸无能，终日沉湎于享乐，权柄被窃于奸相赵高，光天化日之下上演“指鹿为马”的闹剧，不幸印证了“亡秦者，胡也”的谶语。大唐帝国后期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弄权，帝王权力被窃，无力左右政局所致。南宋亡国的教训再次证明天子失德、大权旁落、奸相当道坏政的血的教训，秦桧、韩胄和贾似道的权倾朝野，究其原因，大都源于帝王们满意陶醉于江南安逸的生活，满足于偏安江南的既成事实，像理宗和度宗皆因贪恋女色而亡命。诗人林升在《题临安邸》中恰切地反映了上至帝王下至百官醉生梦死的生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明末，万历皇帝深居宫中，二十年不上朝，置国家大事于脑后，终日纵情于酒色。据史书记载，万历皇帝“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二十多岁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头晕目眩、动火热症，这也是多年无法临朝的原因之一。他长期怠政而勤于搜刮，加剧了明代官场的腐败，致使各级官员不惜民力，以搜括为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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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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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合力运动。我们强调了（王）皇权运行在王朝兴替之中的决定性作用，绝不认为它是惟一的因素。过分地强调单一或偶然因素而忽视了综合因素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显然是有悖历史真实的。我们讲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皇权是王朝运行的决定力量，在皇权尚没有高度集中的时期。如在某个王朝建立之初，王权在没有取得绝对控制地位的时候，天子的命运和王朝的命位就显得非常悲惨，像东汉、西晋和东晋时期就是如此。尤其是在东晋门阀政治影响下，皇权变态，皇帝垂拱，士族当权就是突出的例证。

　　我们强调作为最高统治者王（皇）权的决定意义，绝不是忽视统治者阶层的其它群体所施加的影响，如外戚等皇亲国戚等，如宦官等皇帝的私人奴仆等，如绝代佳人等，对王朝运行的重要影响。其实，他们的得势，他们的权力主要取决于皇权的运行，他们之所以气焰嚣张，完全是狐假虎威，仗势欺人。奸臣贼子乱政，实则源于帝王权力运行出现了问题，一旦天子扬威，无论气焰多么嚣张的乱臣贼子通通玩完！明末魏忠贤集团的覆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魏忠贤纵然被封为“九千九百岁”，在“万岁”崇祯帝龙颜大怒时，其貌似坚固庞大的官宦集团也会迅速瓦解。

　　能够对皇权运行产生直接、重大影响的是广大官员群体。他们的权力既是皇帝所赋予的，同时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官员队伍的品质是影响王朝兴替的重要因素。一个王朝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素质的好坏。官员素质的高低既表现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现在官员的廉洁方面。官员是帝王治国思想的践履者，吏治清明，则上令下达，政通人和，社会就会安定祥和；官员欺上瞒下，中饱私囊，就会出现“歪嘴和尚念乱经”的情况。官员的素质取决于这一群体的知识水平、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价值趋向等。历史上，不乏冒死直颜犯谏的官员，他们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观，既能有效地缓和社会矛盾，也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规劝帝王严以律己，执政为民，天下为公。

　　然而，大臣的命运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皇权的运行。凡是在王朝的兴盛之世，就会有一批正直廉洁无私的官员，凡是王朝衰亡和行将崩溃之时，奸臣就会借机窃权，中正鲜少。王朝的命运似乎可以通过直颜犯谏的大臣的命运反映出来。贞观盛世之时的魏征，虽然冒死规劝唐太宗，却仍能得到高升和信任；明代中期的海瑞把明世宗嘉靖皇帝骂得狗血淋头，虽被投放到监狱，但命不当绝；明未，一批正直的东林党人惨死在血雨腥风之中，大明的死期注定不远了。清朝入关之后，官员士大夫们完全没有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唯唯诺诺、自称“奴才”以自保，他们噤若寒蝉，整个思想界几乎处于“失语”的状态——“万马齐喑究可哀”！可以说，清代二百余年的吏治是古代中国最为败坏的时期。所幸者，清前期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等皇帝能事必躬亲，励精图治，尚能控制住局面。但长此以往，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旦失掉了广大官员群体的发自内心的支持，一旦不把广大的民众放在心上，失去了民心，专制与独裁下的“风平浪静”，往往又是滋生更可怕逆流的温床。当所谓夜郎自大的“康熙盛世”美梦尚未结束时，天朝大国已沦落到任人凌辱的地步！ 

　　所以，我们再强调王权在王朝兴替过程中重大作用之时，必然明确指出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也是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把“民本思想”作为最重要的治国思想之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官员）、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对待人民的态度。

　　道理讲到这里，倒让人想起来，1945年７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志讨论历史周期率的话题。黄炎培说，中国历代王朝更替频繁，兴——衰——兴——衰的发展周期，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 。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请教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历史兴替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把王朝周期性的原因归结于政府腐败，归结于专制，归结于对统治者（官员）队伍的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是颇有见地的。从中，我们不难读出，毛泽东对人民力量的重视，也不难品味出他对官员队伍的素质和效率对国家和政府运行的重大影响的重视。

　　最后，想谈一谈农民起义在王朝覆亡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即对农民起义的评价问题。历史上，许多腐朽不堪的王朝是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灭亡的。对农民起义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余年里，获得空前的繁荣，社会各界对农民起义作用的评价也非常高。但最近十年来，却出现了过度贬低农民起义的现象。一些人认为，所谓的农民起义的参加者绝大部分是沾染了流氓习气的流氓无赖之徒，他们好逸恶劳，所谓的“起义”不过是吃大户、烧杀抢掠。就像鲁迅先生《阿Q正传》所塑造的阿Q形象一样，到赵家的牙床上滚一滚。不少人认为，农民起义不仅不可能推进历史的进步，甚至还制造了更大的社会混乱，导致社会发展的倒退。这种观点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市场，值得商榷。譬如洪水涌来，势必泥沙俱下。中国历史在每一次大动荡之后都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期，和社会发展期，概莫能外，这不能不说是历次的农民起义给新的统治者以覆亡之鉴。

　　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深有感触地说：“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 他反复告诫大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所以，每当大的农民起义过后，新立王朝的统治者，都会汲取前代或历代亡国的教训，采取一些与民休息、约法省禁的措施，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个王朝灭亡了，我们称它为旧朝；另一个王朝建立了，我们称它为新朝。“总把新朝换旧朝”，这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数百个政权更替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家长期关心的问题，著名史学家顾诚先生说：“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逆转和曲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科学的万古长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找到一条缩短现代人和历史距离的有效途径，领悟历史的智慧和哲理。明智的中国人必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知耻知辱，从而加深对现代社会文明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把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網載 2017-05-13 14:4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