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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三代貧農的女兒高喊“打倒毛澤東”的標語牌闖中南海
1960 年6 月10 日至18 日，這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錦江飯店舉行。主要討
論國際形勢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后三年（1960 至1962）的補充計劃問題。
18 日下午，毛澤東以《十年總結》為題目，羞答答地作了自我批評。他說：
前八年照抄外國經驗。但從1956 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
的路線。1957 年反右整風斗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而前者則是
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1958 年5 月黨大會制定一個較為完整的總路線。并提出了

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1958 年的大躍進。是年8 月發現人民公社
是可行的、赫然掛著河南新鄉縣七里營的墻上的是這樣幾個字“七里營人民公社”。我到
襄城縣、長葛縣看了大規模的生產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紅旗》編輯部
李友九同志，同遂平縣委、嵖岈山鄉黨委，會同在一起，起草了一個嵖岈山衛星人民公
社章程。這個章程是基本正確的。8 月底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9 月
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并舉。
亂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11 月的鄭州會議，提出一系列的問題，主要談到價值法則、等
價交換、自給生產、交換生產。又規定了勞逸結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實行生
產、生活兩樣抓。12 月武昌會議，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長篇決議，基本正確，但只解決集
體、國營兩種所有制的界限問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問題，一共解決兩個外部
的界限問題，但還不認識公社內部的三級所有制問題。1958 年8 月北戴河會議提出了3000
萬噸鋼在1959 年一年完成的問題，1958 年12 月武昌會議降至2000 萬噸，1959 年北京
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云同志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
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1959 年4 月上海會議規定了一個1650 萬噸
的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始之前兩
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
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下月（五月）
北京中央會議規定指標為1300 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五、六、七月
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馬鞍形。七八兩月廬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動。但在農業方面仍然被動，
直至于今。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
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學思想）。1959 年夏季廬
山會議，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教育了我們，使我們基本上清醒了。我們舉行反
擊，獲得勝利。1960 年6 月上海會議規定后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
是對于留余地，對于藏一手，對于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
得。1956 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給我們留了
三年余地，多么好啊！農業方面則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致不可能完成。要下決心改，
在今年7 月的黨代會上一定要改過來。從此就完全主動了。同志們，主動權是一個極端
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
情況對于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
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
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于正確。現在就全黨同志來說，他們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確的，有
許多人并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
隊的同志們。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
同意1959 年完成3000 萬噸鋼；12 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 萬噸，又在上海會議
同意了1650 萬噸。例如，1959 年3 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的賬可以不
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看
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于重視錯誤，
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我黨的總路線是
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于避免的。哪里有完
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
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完成的。對于我
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10 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不少的東西了。但是
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

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
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
對整個世界也應如此。
這篇講話，據毛澤東自己說是用了2 個多小時寫成文字的講稿，問題的提法、分寸
到都是經過斟酌的。這是大躍進失敗以來，毛澤東第一次承認自己有錯誤。這次毛澤東
沒再批評周恩來“反冒進”的所謂錯誤，而是充滿感情地說：“1956 年周恩來同志的第二
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給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二五”計劃是
周恩來在八大提出來的，會后不久就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被認為是“右傾保守”，“消極
平衡”，不符合“兩本賬”的工作方法。如今承認“二五”計劃是好的，是間接地、迂回
地撤銷了原來的批評。毛澤東對1958 年8 月以來大煉鋼鐵問題上的失誤所作的回顧和檢
討，是避重就輕的“杰作”。他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錯誤2 是堅持要在1958 年實現鋼鐵
產量翻一番，完成1070 萬噸鋼；他不提1070 萬噸，大談不該提出1959 年完成3000 萬
噸，而后又一次次遞減，直減到1300 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如此
說來，在大煉鋼鐵問題上沒有造成任何損失。他批評下邊，“管農業的”，“管工業的”，“管
商業的”，思想方法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批評“縣、社、隊的同志”，不懂
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還是把自己擺在了堅持實事求是，堅持馬列主義的立
場、觀點、方法的一貫正確的位置上，強調“我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
基本上做得好的。”這種說法下邊是很難心服的。
開完上海會議，7 月3 日毛澤東到了避暑勝地北戴河。他在繼續思考怎樣既轉好彎子，
又保住面子，這時候，中南海北門外面發生了一件驚天大案，使他的面子掃地以盡。
一天上午，中南海北門外鐵灰色的宮墻下，站著一名身著藍色工裝的青年女子，雙
手各舉著一塊硬紙牌，一塊上寫著“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
一塊上寫著“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
中南海北墻外地那條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經過，但不設站。
那天只有少數過路人看到這名青年女子雙手高舉著的反革命標語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宮
墻外的便衣警察發現，拎小雞一般拎進北門去，在接待室給她銬上手拷，做了簡單的詢
問，口供筆錄如下：
問：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成分？職業？要老實回答！
答：我叫劉桂陽，湖南衡南縣人，祖宗三代貧雇農。我本人是共青團員，鯉魚江火
力發電廠運煤車間工人。
問：你來北京，有沒有單位證明信？
答：沒有，但我有工作證，說明有照片
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們搜出來看，可以打電話到我們工廠去查對。
問：你的同伙呢？他們在哪里？
答：沒有同伙，就我一個人，連我愛人都沒告訴，憑天地良心來告狀。
問：你這叫告狀？是不折不扣的現行反革命行為。
答：隨你們怎么講，我反映的是真實情況。
問：你既然是貧雇農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團員，為什么要跑到黨中央、國務
院的門口來干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答：同志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饑呀！不知道公社
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
一家六口都餓死。。。。。。同志呀，天爺呀，我從小沒有父母，叔叔嬸嬸把我養大，送我讀
初中，1956 年進電廠當學徒，三年沒回老家。心想大躍進、吃公共食堂，他們生活過得
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聽講鄉下沒吃的，我還不相信，大半年也沒有寫信。今年5
月請假探親，回老家看望叔叔、嬸嬸、兄弟姐妹，沒想到都得水腫病，吃觀音土吃死了
呀。。。。。（嗚嗚嗚），新社會，餓死貧雇農造的什么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餓死30 幾口。。。。。
我找到一個堂叔，兩個堂妹，他們還沒有死，只是偎在火塘邊，剩下一口氣。堂叔告訴
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連張裹尸的席子都沒有。。。。。
堂叔破衣爛衫，和我講話。只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兩個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
叔說，妹子你帶有吃的，就留下一點，一家三口動不得，去山上挖觀音土都沒有力氣。。。。。
我們也出不得門，沒有東西遮下體呀，（嗚嗚嗚）。。。。同志哥，老天爺!你們要關我、殺
我、槍斃打靶，也有聽我把話講完，把話講完。。。。。。我帶回去四包高價餅干，只好給了
堂叔、堂妹。他們接了餅干，就當了我的面沒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餅干，共是六斤，
一口氣吃光。。。。。。邊吃邊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辭行。你們猜哪樣了？堂叔和兩個
堂妹久餓猛吃猛灌水，都脹死了！（嗚嗚嗚）我造的哪樣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殺人兇
手呀。。。。。。我回到工廠，廣播里天天喊三面紅旗，大好形勢。我什么話都不敢講，講了
就是反革命。（嗚嗚嗚）我曉得兇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
一個村就餓死30 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嗚嗚嗚）我一個貧雇農的
后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一個電廠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
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萬萬歲！
在中南海北門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鬧，戴著手銬還在地下打滾。只好用抹布堵
上她的嘴，給她加上腳鐐，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國開國以來首宗平民女子大鬧中南海的惡性案件，北
門值班室人員不敢隱瞞，將口供謄寫清楚，作為急件送北戴河，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鄧小平于百忙中看過，寫下六個字：“請少奇同志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
“口供筆錄”，臉色鐵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
交會議簡報組印發。又：全黨干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之后，每位領導干部都應
深入農村基層”，去看看那里發生的事情。
載有這份“口供筆錄”的會議簡報，政治局常委會秘書田家英沒有呈送病中的毛澤
東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臉嗎。自有更“體己”的人拿給他看，并密奏劉少奇批發這
份簡報是別有用心。1960 年整個上半年毛澤東扔在號召“繼續躍進”，“全黨為1800 萬噸
鋼、6000 億斤糧食而奮斗”。直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夕，他才勉強承認了全國出現大饑
荒的事實。真的死人了嗎？全國29 個省市自治區都糧食緊張嗎？死了一些人，值得這么
大驚小怪嗎？但政治局委員的絕大多數，都明確肯定地向他匯報：有統計數字，各省區
的農村人口在成千上萬、成十萬、成百萬的減少，再不是個別地區的個別情況了。這個
湖南辣妹子使他徹底清醒了。一葉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已跌至
谷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難扳回這一局了。之后，毛澤東的健康情況轉差，他很少下海
游泳，常常一個人獨坐不語。經過深思之后，他向中央請假治療，并說自己已經進入遲
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并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轉達他的意見：在他生病休
息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黨主席職務。他決定暫時離開第一線，修養思考一個時期。

經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說服毛澤東，同意為100 多萬在反右傾運動被劃成右
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根本甄別平反，其中包括恢復鄧子恢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
工作部部長職務。在一次常委碰頭會上，朱德還提出為彭德懷平反。毛澤東再不肯退讓，
他說：“把彭德懷請回來，廬山的事一風吹，三面紅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
養病，把北京交給你們。”劉少奇只好在總司令和毛主席之間打圓場：“彭老總的事，放
后一步吧，先過了眼前的大難再講。”
此次中央全會（1960 年7 月5 日-8 月10 日北戴河工作會議）開了一個多月，確定
了“整頓、鞏固、充實、提高”的國民經濟八字方針。在最后一天的閉幕會上，毛澤東
一臉病容，可憐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檢討，承認自己不懂經濟，闖了大禍，發生這么
大的饑荒，餓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難逃責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
委員、省市第一書記，也都難脫責任。責任人人一份。他宣布，這次全會之后，他要真
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黨務，不再指揮工農業生產；只和林彪兩人管管軍事和國際
共運。還有就是讀書、養病，研究些理論問題。他并再次提議全會正式通過黨內文件，
在他養病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行黨主席職務。
總書記鄧小平在7 月31 日會議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脫離一下工作，完全休
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對（蘇共）《通知書》的答復，我們把文
件搞好了，主席過問一下，日常工作歸我們處理了。”鄧宣布后，毛說：“我贊成，休息
一個時期。”
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代不代理不要緊，要緊的是全國救災救人，承認血
淋淋的現實，立即調整政策，發放救濟糧款，分給社員自留地，允許農民種糧種菜，搞
小自由，開放農村集市，生產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條條框框先放一放吧，誰的面子也顧
不上了。既然一名貧雇農的女兒、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門口來喊冤，老百姓面對饑荒
死亡，還怕你關他班房殺他頭？你不讓人活，人會讓你活？邏輯就這么簡單。全黨同志
立即行動，同心同德，千方百計渡過饑荒，等到出了黃巢、李自成再來補救，就晚了。”
此次，毛澤東退居二線（但絕對不是放權），開始了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
整頓恢復國民經濟的時期。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之后，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彭真、鄧子恢、
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分頭下各地農村調查研究，就地處理災情。只有毛澤東、
林彪兩人沒有下去。毛澤東去了杭州療養，林彪常住蘇州養病。
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非正式地給周恩來“反冒進”的問題平反，恢復名譽，似乎
是讓他放手整頓百孔千瘡的國民經濟的一個信號。
周恩來機敏地接受了毛澤東的信號。在8 月國家計委討論編制1961 年的國民經濟控
制數字時，李富春提出：“1961 年國民經濟計劃應以調整、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
產能力為輔。8 月底，李富春向周恩來匯報時，周恩來同意計委的意見，并增加了“充實”
二字，變成“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其適用范圍則由計劃部門個工作方
針變成黨和政府調整整個國民經濟的方針，1960 年9 月30 日中共中央在批轉國家計委的
報告時肯定了八字方針，這標志著大躍進的終結。

從 1958 年到1960 年，三年大躍進，后果是極端嚴重的。各種比例失調，可以說整
個國民經濟亂了套。
首先是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失調。1958 年至1960 年三年積累率分別達到33.9%、43.9%、
39.6%，大大超過了“一五”計劃期間平均積累率24.2%的水平。
其次是工農業比例失調，鋼鐵工業畸形發展。1958 年至1960 年，重工業增長2.3 倍，
而農業卻下降了22.8%。
第三是工業內部各部門比例失調。鋼鐵工業擠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運輸，使
其他部門無法正常生產。
第四是財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會購買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嚴重失調。由于基建規模
盲目擴大，增加了幾千萬職工生活保障的開支，出現了巨大的財政赤字和市場緊張。
最后是商品糧的供應能力和城鎮人口急劇增加嚴重失調。以農立國的中國，自己養
活不了自己。
周恩來做了巨大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甚至自己撥拉算盤，總算弄清了三年糧食
產量的糊涂賬。
1958 年，廬山會議“核實”為5000 億斤，經再次核實為4000 億斤。
1959 年，原估產5400 億斤，比廬山會議“核實”的1958 年產量增加8%，實際不
但沒有增加，還大幅度減產，實際產量為3400 億斤。由于估產偏高，這年征購糧食比上
年增加173 億斤，達到1348 億斤，超過實際產量的三分之一，各地餓死人的事情日趨嚴
重。
1960 年由于農業上調整政策不落實，糧食產量進一步下降為2870 億斤，比1959 年
又減少530 億斤，跌落到1951 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1949 年的水平、
大躍進變成了大躍退！
面對這樣的局面，周恩來表現出了巨大的政治責任心和卓越的治國安民的能力。
在 1958 年5 月至1960 年6 月兩年時間國務院脫離周恩來掌控的情況下，國家戰略
儲備糧被掏空了。作為總理，他首先要讓全國人民吃上飯，不能再讓餓死人的勢頭蔓延。
國務院財貿辦公室1960 年6 月底報告稱：入夏以來，北京存糧只能銷七天，天津只能銷
十天，上海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隊十個城市的存糧只能銷八、九天，周恩來艱難地
與產糧省商量，調運糧食給幾個大城市化工業區，保證這些地方沒出大亂子。周恩來在
陳云的支持下，冒著政治風險，向毛澤東和中央常委建議進口一批糧食，以解燃眉之急。
第一批運糧船1961 年初從澳大利亞抵達天津港。為了及時向災區分發調撥，他指示外貿
部緊急進口1200 輛卡車，交糧食部專用。1961 年進口糧食580 萬噸，減去出口136 萬噸，

凈進口 444 萬噸。糧食部副部長楊少橋說：“這些沖破禁區來的糧食不知救了多少人的性
命。”令人遺憾的是，周恩來恢復職權太晚了，他1960 年秋天才弄清全國缺糧的數字，
盡管火速行動，在1961 年初第一批糧食緊急調往災區時，又有成千上萬的農民餓死了。
1960 年是國家經濟形勢最糟的一年，是死人最多的一年，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對毛
澤東出現信仰危機的一年，是毛澤東應該退出政治舞臺的一年。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
年9 月林彪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作出了一個挺毛的決議，有這樣一些石破天驚的話：
毛澤東同志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崩潰、
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斗中，應用
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創造性地發展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
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對修正主義和教
條主義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不但規定了我軍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規定
了我軍建設唯一正確的路線。因此，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這是我軍政治思想工作的
最根本的任務。
在 1945 年中共七大以來，宣傳毛澤東思想，是黨的第二號人物，主席接班人劉少奇
的專利。別人只有跟，不能超越。八大政治報告和黨章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這些
年一直是提“學習毛澤東著作”，直至1960 年9 月28 日中宣部關于《毛澤東選集》第四
卷第宣傳和學習報告還沒有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雖然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宣
稱要繼續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但還沒有什么大動作，林彪突然以軍委擴大會議的名
義，搞出了這么一個超越八大、超越黨章的文件，等于從劉少奇手里搶過了“個人崇拜”
的大旗，中共上層平靜有序的生活被打破了。全軍乃至全黨都得跟林彪的軍委擴大會議
決議的調子宣傳毛澤東，宣傳毛澤東思想，實際上形成了又一個司令部，與主持中央政
治局工作的劉少奇和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鄧小平相對立的另一個發號施令的機關。而
毛澤東是站在路邊那一邊的，這就是后來被毛澤東稱之為兩個司令部的最初形成。因此，
林彪此舉是向八大通過的黨章挑戰，是向劉少奇、鄧小平挑戰，是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
書記處挑戰。在林彪和幾百萬軍隊的威懾下，沒人敢再翻騰三面紅旗的錯誤，沒人敢追
究餓死人的責任，只能悄悄地糾正“下邊”的錯誤。
周恩來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恢復農業生產，“左”的高調再不能唱了。他親自于1960
年11 月主持制定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規定了十二條政
策。規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毛澤東加上“從1961
年算起，至少七年不變”）；徹底清理一平二調。堅決退賠‘加強生產隊的基本所有制，
允許社員經驗少量自留地和小規模家庭副業；堅持按勞分配的原則（毛澤東加上“至少
20 年不變”）；恢復農村集市等。
當時妨礙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最大問題是“窮過渡”的政策。“共產風”是它的表現，
共產風的出發點是窮過渡，落腳點還是窮過渡。毛澤東認為農民窮，沒有什么財產的拖
累，愿意共產，容易過渡。1958 年北戴河會議通過的成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毛澤東親自
規定“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三、四年內就可以完成”，到1960 年上海
會議他還“設想八年完成人民公社從基本隊有制過渡到基本社有制。”如今毛澤東在周恩
來主持起草的《緊急指示信》中加上“從1961 年算起，至少七年不變”是對上海八年過
渡完的重申。這就為日后的再一次折騰埋下了伏筆，《緊急指示信》在農村的貫徹，起了

穩定人心，恢復農業生產的作用。
在 1960 年歲末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問李富春：“今年的方針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毛澤東說：“是四面八方了，你這個意思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隊在兩個戰役之間的休
整一樣。”隨即問在座的人：“大躍進的口號能不能在1961 年提？”
鄧小平說：“今年元旦社論，沒有提大躍進，提的是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毛澤東無可奈何地放棄了大躍進，接受了八字方針。
1961 年1 月14 日至1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八屆九中全會。
福建龍巖地委發現毛澤東寫于 30 年代的一篇文章--《調查工作》（后來正式發表毛澤
東改為《反對本本主義》），會前送到他手里。毛澤東如獲至寶。在會上借題發揮，多次
講話，要求全黨恢復實事求是的光榮傳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新的一年要搞一個“實
事求是年”。言下之意是他早就是實事求是的，有三十年代的文章為證。這幾年的不實事
求是、吹牛、撒謊、弄虛造假，絕不是他煽起來的，是忘了他多年的教導。錯在各級，
只有領袖最正確。他又站在一個正確的制高點上。
九中全會之后，毛澤東命令他的三大秘書—田家英、胡喬木、陳伯達各率一個調查
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下到生產隊做調查。
1961 年4 月，劉少奇來到湖南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灣生產隊進行調查。他選擇的
住處是生產隊養豬的一間破舊空房。一張鋪著稻草的舊木床，兩張油漆剝落的飯桌和四
條長凳，構成劉少奇的臥室兼辦公室的全部陳設，窗戶漏雨用雨布遮擋，沒有電燈用蠟
燭照明。他和王光美就住在這里，開始了44 天地湖南調查，
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分別到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各省、
市、自治區省委第一書記們也紛紛下去了。
毛澤東在林彪的支持下牢牢地控制著局面。盡管他是這幾年一切災難的始作俑者，
犯了大錯誤，制造了大麻煩，本該引咎辭職，但他搖身一變，成了置身事外糾正全黨錯
誤的教師爺。因為林彪說了“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全黨
都得跟著他的魔笛跳舞。
這時候，農村的集體食堂還被當作“社會主義陣地”艱難地固守著。
4 月14 日，胡喬木給毛澤東送來報告稱：“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員討論農業六十條的
時候，我們遇到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公共食堂問題。從群眾反映來看，大多數食堂目前
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產的障礙。成了黨群關系中的一個疙瘩。。。。。。大多數食堂勢在必
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損失，反而對整個工作有利。”

河北有一位農民當面毫不客氣地對周恩來總理說：“再吃兩年大鍋飯，連你們也得餓
死了”。（《羊城晚報》1998 年3 月11 日，第十版）5 月7 日，周恩來從邯鄲給毛澤東打
來電話：“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于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都愿意回家做飯，我
正在一個食堂搞試點，解決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員回家吃飯問題。”
5 月9 日，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給毛澤東來信：“公共食堂問題，群眾反映強烈。
我重點調查了三個食堂，群眾意見主要有三條：一是浪費大，二是平均主義，三是辦食
堂和發展私人養豬、家庭副業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幾十個食堂調查，都說明了
同樣的情況。省委考慮還是根據群眾自愿，不能有如何勉強。。。。。當前即是要散，也要
有準備地散，避免發生混亂。”
5 月9 日朱德從四川給毛澤東寫來親筆信，為民請命，再次建議解散農村的食堂，說
據豫東地區調查允許群眾回家做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浮腫病即下降40-50%。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61 年5 月21 日至6 月12 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
主要討論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和糧食問題。
在討論修改公社條例的過程中，取消公共食堂達成了共識、條例（修正草案）中是
這樣表達的：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愿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
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由社所有制退回到生產大隊所有制，即是說在所有制
問題上，由人民公社退回到原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水平、在中共的文件中，“三級所
有，隊為基礎”的隊的含義是不同的，在這以前是指生產大隊。
9 月27 日，毛澤東在河北邯鄲找了河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解學恭，管農業的省委候
補書記王路明，石家莊地委書記康修民，邯鄲地委書記龐均，張家口地委書記胡開明，
邢臺地委書記劉琦，保定地委書記李悅農，山東省委管農業的書記周興，山東農村工作
部部長程懷仁開座談會，征詢對“農業六十條”的意見。大家認為，“農業六十條”規定
的大隊是經營核算單位，大隊對生產隊實行包產、包工、包成本和超產獎勵的“三包一
獎制”，仍不能調動社員的積極性；主張實行大包干制，即生產隊承包農業生產任務后。
除了上繳給國家、大隊的部分外，剩下全歸生產隊支配，絕大部分分配給社員，實行這
種辦法的，人心穩定，生產都比較好。毛澤東口問心寫，親自作如下調查記錄：“三包一
獎制度是繁瑣哲學：你看，有37 道工序。49 個百分比。1128 筆賬。光定額就有400 多
個。”回到北京，29 日他給常委們寫了一封信，說道：“我們對農業方面的嚴重平均主義
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農民說，六十條就是缺了這一條。這
一條是什么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問題。。。。。
我的意思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在這個問題上，
我們過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1956 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清醒過來了吧。”
從此，在所有制問題上又退了一步，退回到1955 年初級農業社的水平。所謂“一大
二公”的公社制度名存實亡了。毛澤東要面子，公社是他提出來的，名存實亡可以，但
不能說搞快了，更不能說搞糟了，公社的牌子還要繼續掛著。所有制放在哪一級能調動
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本來是個非常簡單，農民自己能夠解決好的問題，被毛澤東搞得
十分復雜，十分玄虛，好像全黨都不明白；如果1955 年聽鄧子恢的話，不批“小腳女人”，

不辦高級社，不一誤再誤進入人民公社這個迷宮，根本用不著費那么多的腦筋，既要說
明進入迷宮是正確的，又要從迷宮里走出來。
1961 年9 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這時毛澤東住在武漢的東湖甲舍。
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輝和總理辦公室秘書浦壽昌奉周總理派遣于9 月22 日到達武
漢，安排毛主席與蒙哥馬利會見事宜。當熊向輝談到：“蒙哥馬利對毛主席十分敬佩，他
似乎想探詢毛主席的繼承人是誰？”時，毛澤東說了一段重要的話：
這位元帥不了解，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
題，1945 年七大就明朗了。當時延安是窮山溝，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 年開八大，那是
大張旗鼓的，請了民主黨派，還請了那么多洋人參加。從頭到尾，完全公開，毫無秘密。
北大通過新黨章，里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么要有這一條
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劉少奇。我們
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選出來的。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
譽主席。誰是我的繼承人？何須“戰略觀察”！這里沒有鐵幕，沒有竹幕，只隔一層紙，
不是馬糞紙，是鄉下糊窗子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
第二天．蒙哥馬利的專機到達武漢，在勝利飯店下榻。黃昏時分，毛澤東在東湖梅
嶺一號會見了他。二位老人縱談天下大事，歷史人物。
“我認識世界各國領導人，他們很不愿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麥克米倫、
戴高樂等。主席先生現在是否已經明確，您的繼承人是誰？”蒙哥馬利真的把這個問題
提出來了。
“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毛澤東明確地回答。
蒙哥馬利回到英國就寫了一本書，列出專題披露毛澤東談自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的
新聞。轟動世界。
在國內的轟動比在世界的轟動還要大，外交部將毛主席關于接班人的重要談話專印
了一期簡報。發到全國地師以上機關，逐漸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觀察，你知道作為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權謀家，發表這個講話，而且公之于眾，
有多方面的意思，但是就是沒有叫劉少奇當接班人的真實意思。
第一， 他知道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后果非常嚴重，河南的、安徽的、山東的、
四川的、甘肅的以及其他各省成千上萬、上十萬、上百萬餓死人的電報和報告，
他都看了。總要有一個人對這一段歷史負責，對歷史、對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談
話中強調劉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線
了，劉少奇要對1958 年以來的一切錯誤負責。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替罪羊的角色，
早就給劉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 他要鼓勵劉少奇全力去整頓瀕于崩潰的國民經濟，恢復工農業生產。反
正將來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當名譽主席，“兩個主席都姓劉。”整頓不好，
亂下去，是你的事情。當劉少奇與周恩來、鄧小平夙興夜寐把國民經濟整頓好，
全國人民有了飯吃的時候，毛澤東就改變了說法。1965 年夏天，毛會見法國總統
特使馬爾羅時說：“像戴高樂和我這樣的人，是沒有接班人的。”
第三， 他要打劉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劉少奇，讓他們
兩個爭著忠于偉大領袖，爭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讓他們互相指責對方對
領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領袖。在這樣的操縱運作中，毛澤東的領袖地位
比任何時候都牢固，都安全。
從后來的歷史來看，毛澤東發表這個談話起碼有這樣三層意思。不僅國際觀察家信
以為真，被他哄騙了，連黨內高級干部，也信以為真，被他哄騙了。
林彪看到外交部這份簡報，很是緊張了一陣子，他的病一下子加重了。頭疼，煩躁，
坐臥不寧。產生一種隨時可能被揪出來的恐懼感。他對葉群說：“搞得不好我真會是高崗
的下場。”
黨內老狐貍康生，自告奮勇要當《劉少奇選集》編輯委員會主任。
陳伯達控制的《紅旗》和《人民日報》1962 年8 月1 日全文發表經劉少奇修改的《論
共產黨員的修養》，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產生了重大影響。
至于劉少奇本人，那更是感恩戴德，夙興夜寐，兢兢業業，來收拾毛澤東留下來的
大躍進和公社化的亂局。
（上卷完，接下卷）

網載 2015-06-02 23:3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