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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早請示、晚匯報。（網絡截圖）

被釋放回家后

兩個月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我被釋放回家了。 出獄回家后，污穢下流的謠傳、加油加醋的誹謗從四面八方向我襲來。我出門買糧、買菜又總有一群孩子在后面跟著跑，簡直讓我受不了。我的孩子們受到的傷害更加使我難以忍受，我曾想我不能活了，我也想倒不如不釋放在監獄里躲一輩子。

我工作單位的好心人們，幫我辦了改換名姓的手續，還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幫我澄清謠傳。跟在我后面跑的孩子們，后來也在學校告訴同學們，再不要欺負我的孩子們了，他們說我是“受蒙蔽的”，這些事情都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也有不少認識不認識的人來找我，有高中學生紅一衛一兵找我調查研究，為我們呼吁把平一反公開；有派一出所的警一察來叫我去派一出一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拒絕了；也有基層組織的人，來交流情況，XX街道基層組織來了兩位部隊退休的老干部，是夫妻倆。他們講：“那個死了的金姓老頭，是他們街道的居民，他的事兒不僅和總部沒關系，和基層組織也沒有關系，所謂“嚴刑拷打”是根本沒有的事兒，還說當地居民都知道他是和她女兒生氣走的，因為他不滿意他女兒找的那個對象。天哪，事情竟是這樣，難怪那個基層組織的負責人小謝不服氣，一直嚷嚷“不對！”，“不是這么回事”。公布的罪一行全是編一造的謊一言，我久久不能明白為什么要這樣？

但是，我是一個好黨員，是黨的馴一服工具，根本意識不到共一產一黨會站在老百姓的對立面，搞陰一謀、耍手腕，還一個勁兒用黨的思想和語言思考和說話：黨是不會錯的，無一產階一級專政是不會錯的。之所以要這么做，是黨的需要，形勢的需要，要服從黨的利益。當時覺得這樣想法是思想覺悟高，其實是被共一產一黨的黨一文一化桎梏著的可憐蟲。是共一產一黨專制暴政造就的，沒有了自己思想的行尸走肉。
       
被抓鬼的日子

不久，我們都集中在市委機關學習班學習，說是學習其實就是過關和批斗。當時，各級領導都靠邊站了，軍一管組主持工作，軍一管組是由支持左派的部隊組成的。原來市委的部、處編制變成連、排，我們學校是一個排。我在排里很受重視，和靠邊站的領導一樣，要過關，而且過得比較難，對領導，要查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問題，對我這個鬼則是揪出來在大庭廣眾之下好好整治整治。但是揪我什么問題呢？
     
我十八歲進市委機關以后的事情，檔案里都有清楚的記載，他們要求我重點講清楚國民黨時期，在中學時侯我都干過什么事情。中學時候的事情本來我早就都忘了，老天保佑，到了讓我講的時候，事無鉅細我全想起來了，我負責的壁報和發表的主要文章——勞動號子形式的長詩，不分高來不分低，共同勞動、共同收獲、共同富裕的幻想，對學校工人老黃的描述，他最聰明、最能干，能夠担負學校全部水暖、電氣、鈑金、木工，生活卻最艱苦、最孤單；我在同學中教唱的歌——“當黑暗就要過去，而黎明就在遙遠的天邊，我們為什么不歌唱”；以及我參加的地下共一產一黨外一圍組織。

抓不到我什么問題，他們還不肯罷休，“壁報的名字叫什么？”“大一動脈，為什么叫大動脈？”“你是個野心家”。你的個人野心家思想太嚴重，這可不是小問題。不知道怎么搞的，又一下子轉向了我媽媽有文化的事兒，說我媽媽不一般，叫我老實交代我媽媽到底是什么人？走廊里呼啦啦地貼出了好多關于我媽媽有文化的大字報。這個事兒把我嚇壞了，我真怕他們和街道聯起手來，不分青紅皂白，把我媽媽拉出去批斗一頓。媽媽年紀大了，受不了這個。我回家跟媽媽說：“咱們別看書看報了吧，別叫人家知道咱們有文化。咱裝傻吧！”媽媽氣得不行，說：“哪有這個道理？”兩三天悶著沒有說話呢。                      
   
在學習班，小會大會不停地開，過一關的、批一斗的一個接一個，我會怎么樣呢？不知道！我沒有什么問題可揪，可是我的朋友們卻為我担心的了不得。后來知道有人已經布置了要在全體干部大會上，以群眾臨時動議的形式，把我揪上臺去批斗，如果真是那樣，我會被打得半死，因為當時我是臭名遠揚的鬼，有很多誹謗和謠言流傳著，很容易激起民憤。

是在緊要關頭吧， 市委軍一管組組長——那位部隊的老政委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們排的那個造反隊頭頭跟著在門外隔窗去看了三次，我傻乎乎地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老政一委卻自言自語地說：“不到十分鐘來了三次！”，那次我在老政委辦公室，直到下班回家才離開，臨走時老政委對我說：“明天過五一，我就在這兒，不回家，你有事隨時來找我！”     接著我被調離了原來的排，以我情況特殊為理由，讓我參加另外一個，由市委各部組成的小學習班，避開了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的人，直到結束。

過一關暫時結束了！我本來是人，是堂堂正正的人，卻要被當做鬼抓。是把我打成鬼的部隊，又來保護我。部隊的領導明白他們抓的不是反一革一命，可是平反為什么不能公開呢？我想不明白！
         
學習班結束了 ，我被抓鬼的日子，能夠隨著學習班的結束而結束嗎？

學習班結束后，我們被下放到工廠勞動，工廠會怎樣對我？我將遇到什么？我不敢想。 意外的是，在廠軍管組的幫助下，竟讓我在車間辦公室和車間主任一起工作，度過了這段時間。有幾個男工人試圖找我麻煩，我很客氣地請他們到我家做客，并且介紹他們認識了我丈夫。我這樣客氣地、友好地示威之后也就相安無事了。這一段時間，我非常感激黨，常常為黨一工作得忘記了去托兒所接孩子的時間。孩子說：“人家都接走了，我媽媽還不來，我等啊，等啊，等啊，還不來。”那傷害現在還在使她感覺痛，她已經四十多歲了還不能忘記那種痛，只因為媽媽當時心中有太多對黨的感激，媽媽得了一種叫做斯一德哥一爾摩的精神病。  
                 
未完待續

2015-08-23 08:3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