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吳冠中先生 陳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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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赴歐學藝的著名官費生,先有二十年代的徐悲鴻與林風眠,繼之有三十年代的吳作人與呂斯百,到了四十年代,趙無極、熊秉明、吳冠中三位先生,成為二戰之后到1949年之前,民國政府派赴歐洲的最后幾位藝術官費生。


2000年我初到清華美院,被領去拜訪吳先生,問及此事。他說,抗戰期間他考取杭州藝專,一路流亡,途中苦學法語,預備將來去巴黎。勝利后,國民政府迅即恢復各學科專業官派留學,全國42個名額,其中繪畫一名,雕刻一名,他與熊秉明考取了,1946年動身。趙無極哪年去的,怎樣去的,吳先生也說及,我此刻不記得了,好像也是官費吧。1949年末,他們三位為了回不回祖國而在巴黎徹夜長談,早已是著名的故事:趙熊二位留下,吳先生回來了。


九十年代末,熊先生去世了,趙先生至今仍在巴黎。他與吳先生均享高壽,不知哪位年齡更大。今晨得到吳先生辭世的消息,算起來,他是民國時期赴法畫家而留在大陸的最后一位老人了。


我沒有受教于吳先生的榮幸,僅得一次拜訪,此外是在三四次眾人的場合望望他。“文革”前,吳先生初露鋒芒,我小時候在美術雜志看見他去西藏的風景寫生,但不太聽人說起他,更不知他的留法的資歷:六十年代情勢,一切文藝講革命,他的畫風不被宣傳的。“文革”后吳先生聲名大噪,因為人人期待新權威,美術界忽然發現我們還有一位正當盛年的留法畫家,而他有見解,敢說話,“文革”甫歇,美術評論尚在口齒不清批教條,他就一反唯物論者“內容決定形式”的官式教條,堅稱“形式決定內容”,影響至今。其時吳先生五十多歲,如許多靠邊復出的老畫家一樣,到處請去給賓館畫大畫。有一天晚上中央美院請他來給師生做講演,那時沒話筒,他幾乎句句叫喊,蘇南口音,詞語簡潔,高聲歷數十大美學問題,此刻我只記得一條:“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此前“文革”,哪有人這樣子說話呢,我當即神旺,心想,這么明白的真理我怎么不知道啊!底下掌聲雷動。講完后,吳先生目光炯炯扣緊自己的左右手,向前平伸——不是武林打手的那種抱拳——對全場每一角落頻頻致意,好像預備捉牢臺下所有人的臂膀,顫動著,搖撼著:我又看得神旺,心想,留法前輩到底不同,我怎么不知道這等漂亮激昂的手勢呢!


及后漸漸看到過去的資料和影像,才知道吳先生上臺全是民國左翼青年的講演遺風,慷慨激昂,不容分說,仿佛正在民族危亡抗戰動員之際。新世紀初那次訪他,他已八十出頭,家居清談,仍然神色剛正,用詞肯定,確信自己的每一句話,跡近論辯的模樣。他的面相本來清癯而決然,說到快意處,總有斬釘截鐵之勢,像是生了氣似的。


所以圈子里傳他語驚四座的段子,我猜都是真的。譬如九十年代為紀念中國美術館成立多少周年,老少賢集,輪番捧場,待吳先生上去,卻說:我們這樣的大國,這樣的美術館,我感到可悲!——這“可悲”一詞,必要以他的宜興口音說,音同“苦拜”,且要狠狠的口齒,斷然念出來——又譬如新世紀初全國美協主席職位出空,他是無可置疑的前輩,候選大佬之一,結果又說煞風景的話,弄得四座啞然。他說:我要是出任主席,頭一件事,美協解散!這“解散”一詞的宜興腔,


音同“加塞”,倘若狠狠地念,便十足吳冠中風神了。


我當場聽他一回說話,隔著桌子,絕對真實的。還是初到清華美院那年,張仃先生、吳冠中先生、袁運甫先生,還有我,算是開始招收博士生。待吳先生由人扶進來,請他給墻上十幾位考生作業評幾句,他顫巍巍巡看一過,毅然說道:我一個都不招!“那么,吳先生您看是不是給打個分呀?”他應聲叫道:“最高60分!”


現在美術界這樣子說話的老人,大概不會有了。我曾有幸見識過幾位吳先生的同代人,杭州藝專,北平藝專,多有類似的耿介而強硬,可見民國出道的藝術家大致性情畢露,不看人臉色的,即便后來給整得不像人樣子,熬過浩劫,一朝出頭,脾性還是在,只是如吳先生這般不改其初,到老一貫,委實少見的。如今吳先


生一去,言動周正的角色們總算松口氣:這樣地不留情面,給人難堪,實在是時代面前太不識相了:譬如中國的美術還不如非洲,譬如畫院應該統統關閉,譬如一百


個齊白石不抵一個魯迅……每出一說,總有若干評家長篇大論結結巴巴反駁他,但他的資格擺在那里,蕓蕓眾家究竟拿他沒辦法。現在好,諸位可以耳根清凈了。


但別的熱鬧也就跟上來,因吳先生畢竟是可資對外吹噓的大門面,前些年與他“商榷”的論家們或許筆鋒一轉,又來稱頌他老人家。


終其一生,吳先生是個文藝青年,學不會老成與世故,而他這一輩的文藝青年大抵熱烈而刻苦的。老同學孫景波七十年代隨吳先生在云南寫生,說他畫完收工回住地,天天親手洗畫筆。洗筆多煩啊,他卻喜滋滋。袁運生先生與吳先生相熟,說“文革”后去他家看畫,每一幅竟用報紙小心包好了,藏在柜子里,一幅幅取


出,拆開,看過了,又仔細包拢放回去。這樣地小心翼翼而善自珍重,也是一種過時的美德吧,此外的代價,是吳先生不為人知的另一面:大約是七十年代末的某次


夜談吧,老人對運生幾位說了些歸來之后的大不平,翌日清早,竟來敲運生老師的門,神色儼然,再四叮囑,大意是:昨夜談話沒有錄音吧?千萬不可外傳啊!


那代老人的長期恐懼和抑郁,當令年輕藝術家不能想象,也不必親歷了。今時我們但知吳先生的膽氣和敢言,不知他還有許多不能說出的話,現在想來,即便“外傳”,誰又會當真。我從未見吳先生笑過,僅一次,是1981年在北海畫舫齋的什么會議上,散場時我走去對他說,他的文章很痛快。他只一聲“哦?”腳步停了停,但在很長很寬的人中一帶,略微見笑意,隨即十二分嚴肅起來,詢問是哪一篇,又問我同意不同意,意態極是懇切,其時他并不認識我。很多年后,袁運


甫先生邀我去美院,曾問及張仃先生與吳先生的意見,據說他也首肯的。


2004年春,美院照例請來醫生給全院老師作例行年度體檢,吳先生剛抽完血,右手摁著左臂的肘彎,腰板筆挺,神色凜然。那是我末一次見到吳先生,看他排在長長的教師隊列中安靜等候著,我有點吃驚,忽然明白他是這單位幾十年的老職工。我又無端想象他1949年怎樣在巴黎咖啡館與兩位同學爭論到底回來


不回來——當初趙熊二位毅然留下,其實狠對,吳先生毅然回來,我以為也狠對。那次家訪我對吳先生說了這意思,他一愣,沉吟半晌,人中很長,但我忘了他是怎樣回應的——原中央工藝美院,今清華美術學院,張仃先生,吳冠中先生,是最可驕傲的兩位老前輩,一位來自延安,一位去過巴黎,今年一年,他們先后停筆休息了。


以上是我對吳先生的零碎的感念。他的晚生與研究者很多很多,想來會有珍貴的紀念和評說吧。


2010年6月27日寫在紐約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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