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卸任臨時大總統的前三天，孫中山專門發布了《命各省都督酌放急賑令》，指出：“矧當連年水旱之余，益切滿目瘡痍之感。……本總統每一念及我同胞流離顛沛之慘象，未償不為之疾首痛心寢食俱廢也。茲者大局已定，撫慰宜先。為此電令貴都督等，從速設法勸辦賑捐，仍一面酌籌的款，先放急賑，以濟災黎而謀善后”.這個命令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派與人民疾苦息息相關的高尚情操。

 

 

　　在臨時政府時期，南京還出現過一個名為“救災義勇軍”的組織。這個組織以孫中山為“義勇軍正長”，陸軍總長黃興為“副長”.組織的緣起，是因為“江皖兩省，……連年水患頻仍，偏災時遇。迨至去秋，淫雨連綿，江湖暴發，箍江大岸，沖決無算。上自皖南各府，下逮鎮揚蘇常，袤延千余里，淹沒百余處，汪洋一片，遍地哀鴻”，為了動員軍隊參加“修筑千里長堤”工程，由軍人自愿報名參加而成的。組織“救災義勇軍”的啟事和章程，刊登在《南京臨時政府公報》第40號，顯然事先得到了孫中山的贊同和支持。

 

 

　　即使在戎馬倥傯、局勢動蕩的情況下，有些掌握了地方軍政大權的革命黨人，也仍然采取積極的措施，從事興修水利的工作。如江西都督李烈鈞，就職后不久即召集各方人士“討論治贛辦法”，其中決定的一條就是為了解決南昌、新建二縣“每年必苦水患”的問題，在“辛亥光復，庫帑動用一空”的情況下，想方設法“撥款四十萬元修筑圩堤”.據稱，“堤工數月而成，嗣后兩縣人民乃不為水災所苦”--這個說法也許不無溢美之處，但如果考慮到當時面臨的復雜局面，那末，決定撥款筑堤就已值得稱道了。又如担任“安、襄、鄖、荊招討使”的季雨霖，在行軍途中見“沿河一帶地方，汪洋浩瀚，縱橫無際，田園村落，漂為澤國，頹檐破壁中，寂無人煙”，便在占領荊州之后，興筑沙洋堤工。據材料說，這段堤工關系到湖北的荊門、江陵、潛江、沔陽、監利五縣人民的生命財產，清政府曾“耗款百萬，訖無成功。受害各處，田廬盡沒，饑民遍野，老幼委填，盜賊充斥”.季雨霖等一面向沙市、沙洋兩地商會借銀20萬兩，一面向湖北軍政府申請撥款8萬兩，另外還發行“堤工公債”20萬元，通過以工代賑的辦法，招募民夫，動工興筑，被稱為“民國第一次大工程”.雖然對季雨霖的一些作為，有不同的評價，但即使對他稍有微詞的人，也不抹煞他在這件事情上的功勞。此外，根據災民周耀漢等的呈請而修筑的樊口堤工，修成后改善了武昌、黃岡等六縣的抗災條件，改變了這一帶過去“無歲不水，無水不災，無災不重”的悲慘狀況，也是值得一提的。

 

 

　　正像在其他問題上不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失誤一樣，資產階級革命派在災荒問題上，也并非一切處置都是完美無缺的。他們的最大一個失誤，是似乎已經忘記了革命前對清政府把無衣無食的饑民“目之為亂民，為匪徒”的抨擊，有些地方對災民采取了戒備和防范的態度，有時竟視之為建立正常秩序的一種障礙。武昌起義后，以“中華民國軍政府”名義發布的一個《通告城鎮鄉自治會職員電》中說：“唯念東南各省，疊遭水旱之災。吾同胞流離顛沛，猶未能自復其生機。若義旗一舉，則饑寒無告之民，必有乘機竊發，一施其搶劫之技者。而本軍政府當軍事旁午之際，勢不能并謀兼顧，為吾鄉僻同胞盡完全保護之責”.因此，他們要求“各城鎮鄉自治團體，速籌自保之計，趕辦團練，守衛鄉里”類似的文告在其他省份也有出現。很顯然，其矛頭所向，是針對“流離顛沛”的“饑寒無告之民”的。在這樣一種思想指導下，無怪乎有些地方會發生由革命黨人掌握的新政權的武裝去鎮壓饑民“鬧事”的事件了。如江蘇無錫，軍政分府都督秦毓鎏曾兩次派軍隊鎮壓“民變”.一次是由于常熟王莊的富室須氏，不顧“歲歉”，硬要逼租，佃農們在孫二的率領下，“聚毀其家”，并“豎旗”起事；另一次是本縣新安鄉的“巨室張氏”，平時收租就很苛刻，“民怨已久”；恰逢這一年“歲已歉，張氏猶不肯少貸，索益急”，甚至把還不起租的佃戶“錮諸室，鞭諸”，引起群眾激憤，數百人不期而集，“哄鬧張氏家”，將其室付之一炬。秦毓鎏派出軍隊，在前一事件中抓走20余人，后一事件中竟槍殺37名群眾（包括一名婦女），終于引起了人們的“詬厲”與不滿。出現這一類政治性的錯誤，不能不說是同資產階級革命派只是同情群眾，卻并不懂得組織群眾與依靠群眾的根本弱點有著本質的聯系。

 

來源: 歷史研究 | 來源日期：2011-10-03 | 責任編輯：向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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