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

簡體傳統

　　1945年8月6日，美國空軍在日本廣島投下了令世人震驚的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下午5時，莫洛托夫向日本駐莫斯科大使佐藤宣布8月9日蘇聯與日本處于戰爭狀態，幾乎同時，[1] 蘇聯遠東部隊在中國東北邊境分三個方面軍全線出擊，展開對日作戰。8月9日拂曉，裝載第二顆原子彈的美國轟炸機“布克之車”飛向日本長崎。同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的聲明，號召“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2] 由于同盟國軍隊的聯合打擊和震懾，日本外相東鄉在8月10日便向同盟國遞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會。8月15日日本天皇通過廣播電臺宣布了無條件投降詔書。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世界大戰到此結束。蘇聯對日宣戰和出兵中國東北，對于加速日本無條件投降，提前結束戰爭，是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這一點無可置疑。[3] 然而，還有問題的另一個方面，即蘇聯出兵東北在其遠東戰略中的地位，特別是在蘇聯對華政策中的作用，這一點在中蘇史學界過去的研究中卻較少受到重視。在中蘇雙方歷來的政治文件和研究著作中，或者出于當時的政治需要，或者由于后來的思想禁錮，人們都較多地或片面地強調了蘇聯出兵對于援助中國抗日和促進遠東和平的政治意義，只是從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才開始提出一些異議。本文試圖從蘇聯遠東戰略和對華政策的角度對這個問題做一點粗淺的分析。
　　對日宣戰——蘇聯遠東戰略的既定方針
　　戰爭帶給人們的并不只是痛苦和災難。20年代末結束新經濟政策以后，斯大林在蘇聯建立的政治經濟體制雖然不適合社會主義和平建設的需要——這一點已為戰后的歷史所證實，但它與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的“戰時共產主義”相同，是非常適應于戰爭的戰時體制。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人們對斯大林模式多所指責而依靠這種體制蘇聯卻贏得了戰爭。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給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注入了活力，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的國際地位。隨著大英帝國在戰爭中的衰落，蘇聯已經成為能夠在雅爾塔和波茨坦會議與美國共同主宰歐洲和遠東命運的超級大國。
　　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戰后，蘇聯對外戰略的首要目標當然是在歐洲。通過戰爭，蘇聯不僅擴大了自己的版圖，[4] 而且直接控制了近半個歐洲的衛星國。與此同時，斯大林從來沒有忘記遠東。幾個世紀以來，沙皇俄國一直在努力實現以建立和保護太平洋出海口為中心的遠東戰略。然而，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不僅使沙皇俄國喪失了除北滿外在遠東的幾乎全部權益，而且成為俄國革命的導火索。令人費解的是，推翻舊俄帝國并一貫宣揚民族平等和國際主義的蘇維埃俄國對于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遭受的“恥辱”卻一直刻骨銘心，而且渴望通過戰爭收回俄國在遠東失去的一切。對于這一點，斯大林幾乎是直言不諱的。在雅爾塔會議之前，斯大林曾幾次或明或暗地對美國提起沙俄在遠東的權益，并表示蘇聯對遠東是有“政治要求”的。蘇聯國內的輿論工具也開始配合運作：一本回憶日俄戰爭的小說《旅順口》在1944年10月，即雅爾塔會議前夕，成了蘇聯的暢銷書。“所有讀了這本大部頭小說的人，都有身臨其境參與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5] 隨著戰局的明朗化，在決定遠東未來命運的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在談到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時，便明確地向美國總統羅斯福指出，這些曾是沙俄的權益。雅爾塔會議關于遠東問題的秘密協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寫明：“恢復1904年日本背信棄義的進攻所破壞的原屬俄國的各項權益”。[6] 盡管這個協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對于蘇聯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實質問題，人們在當時也不乏認識。捷克斯洛伐克駐英使館的一位官員就曾指出：“蘇聯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戰爭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奪去的在滿洲的一切權力和利益。”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和駐英大使顧維均也都認識到蘇聯在雅爾塔要求的實質問題是“由蘇俄恢復帝俄在滿洲的權益”，“而這些權益都是由于1904年的日俄戰爭而喪失了的。”[7] 日本投降以后，蘇聯更是理直氣壯地把對日宣戰和日俄戰爭聯系在一起，不僅蘇聯報刊反復強調這一點，[8] 而且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當天的演說中也特別提到日俄戰爭的問題。斯大林說：1904年的失敗是俄國的污點，而為了清洗這個污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9] 斯大林演說之后，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還率領第一遠東方面軍司令梅列茨科夫、外貝加爾方面軍司令馬利諾夫斯基、一級空軍元帥諾維科夫、空軍元帥符加科夫、炮兵元帥切斯哈科夫等于9月6日特意前往旅順，拜謁了日俄戰爭中在旅順要塞戰死的帝俄官兵公墓，在墓前敬禮并獻花圈。[10] 這次意味深長的舉動進一步表明了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真實目的。
　　以上情況顯而易見地說明，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戰略目標不是摧毀日本的軍事力量，甚至也不僅僅是如日本研究者所說的報復心理，而是要恢復沙皇俄國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東北的勢力范圍，[11] 雖然這一目的只有在打敗日本，而且必須通過蘇聯自身參戰打敗日本以后才能實現。正因為如此，出兵東北參加對日作戰可以被認為是蘇聯遠東戰略的既定方針。
　　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過程和背景是很復雜的。蘇聯報紙強調，這是應美國和盟國的要求，蘇聯政府的對日宣戰聲明中也明確提到：“鑒于日本拒絕投降，同盟國建議蘇聯政府加入反對日本侵略的戰爭”。[12] 雖然這種說法無疑有助于使蘇聯出兵在外交和輿論方面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但這是不真實的，至少是不準確的。的確，中國政府自抗日戰爭爆發以后，一直渴望蘇聯公開對日作戰，甚至在蘇德戰爭爆發后還千方百計挑動蘇日沖突。而美國政府自德黑蘭會議以后，也確曾多次在私下交往中要求蘇聯做出參加對日作戰的保證，這是已為許多文件和史書證明了的事實，但是以下幾個問題更值得引起注意，因為這些事實可以說明蘇聯出兵完全不在于是否受到外界的鼓動或壓力，而是由蘇聯既定的遠東戰略目的使然。
　　其一，蘇聯參加對日作戰與中國政府是否請求根本無關。從歐洲戰爭一開始，蘇聯就極力避免處于被迫進行兩線作戰的危險境地。1939年8月23日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有這方面的考慮，1941年4月13日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也是出于這一目的。因此，盡管蔣介石絞盡腦汁要把蘇聯拉入對日沖突，而斯大林卻一再婉言拒絕，甚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政府建議中、美、蘇同時對日宣戰，斯大林在給蔣介石的復電中仍表示：“我再一次真誠地希望閣下不要強求蘇聯立即對日宣戰。”[13] 然而到1942年底，局勢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德國入侵使蘇聯與英美結盟；通過斯大林格勒戰役的進展已經可以看到未來勝利的曙光。[14] 正是在這個時候，斯大林顯然開始考慮遠東的問題了。據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證實，早在1942年8月，斯大林就主動告訴他，蘇聯愿意在適當的時候加入遠東戰爭。同年11月，斯大林會晤當時出任羅斯福特使的赫爾利時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15] 到1943年10月在莫斯科舉行為德黑蘭會議作準備的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時，斯大林認為時機已經成熟。10月30日，即會議結束當天的克里姆林宮宴會上，斯大林的譯員別列日科夫向美國國務卿赫爾轉達了斯大林要他“逐字逐句地翻譯”的話：“蘇聯政府研究了遠東的局勢，并通過了決議，一旦同盟國打敗希特勒德國，歐洲戰爭一結束，蘇聯立即對日宣戰。請赫爾把這一段話作為我們的正式立場轉告羅斯福總統。”[16] 正是由于得到了斯大林主動傳遞的信息，遠東問題才成為德黑蘭會議期間三國首腦討論的議題。而恰恰在這個時候，由于新疆問題激化和蘇聯全面中止對華援助，中蘇關系已經陷入僵局。另一方面，美國加盟對日作戰，也使蔣介石完全改變了對蘇聯加入遠東作戰的立場：中國不希望蘇聯參戰，雖然他感覺到這種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加，但中國外交的“當務之急”是使蘇聯在遠東參戰的計劃“落空”。[17] 不過，斯大林是從來不考慮蔣介石的意愿如何的。
　　無論從蘇聯的遠東戰略要求，還是從蘇聯的軍事力量來看，出兵對日作戰在蘇聯來說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盟國是否提出要求并不重要。德國投降后，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和主持參謀長聯席會議工作的陸軍參謀長馬歇爾更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在決定是否參戰的問題上，蘇聯政府不會理會美國政府所采取的任何政治行動。”[18]
　　有的觀點認為，在波茨坦會議之前蘇聯對于出兵問題還表示出“明顯的躊躇和疑慮”。[19] 這種看法顯然是由于對蘇聯的雄心和能力估計不足。事實上，斯大林在波茨坦會議一開始便迫不及待地提出并比較詳細地談論了蘇聯在遠東作戰的問題。[20] 波茨坦會議之前一段時期，蘇聯在對日宣戰問題上不急于公開表態，甚至還頻繁與日本方面接觸，無非有兩點考慮：一方面利用美國需要蘇聯在遠東助戰的迫切心情，為謀求恢復其遠東權益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一方面利用與日本虛與委蛇的外交應酬遮人耳目，以便加緊軍事上和技術上的準備。所以正如小查爾斯分析的，美國這時已經感到：“不管需要不需要，俄國總是要參戰的，而且沒有辦法阻止他們這樣做。”[21]
　　其二，美國在遠東問題上對蘇聯的要求并不在于蘇聯是否參戰，而在于是否能夠盡早參戰。減少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人員傷亡，是美國希望蘇聯參戰的根本動因。因此，斯大林剛一表示出參戰的意愿，羅斯福立即抓住不放。美國當時所處的地位，正像兩年前斯大林急切要求英美開辟歐洲第二戰場時蘇聯所處的地位一樣。參戰是遲早的事，問題在于何時參戰。美國的要求在1945年1月參謀長聯席會議上表達的十分明確：“我們希望俄國軍隊盡早地參加對日作戰”，“俄國盡早地參戰及全力投入進攻，是為我們太平洋地區作戰提供最大支援所必需”。[22] 美國軍方提出的這種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太平洋戰爭的過于悲觀的估計。據丘吉爾回憶，英美曾認為在日本本土登陸作戰，“很可能需要喪失100萬美國人和50萬英國人的生命。”[23] 美國對日作戰的計劃也比較保守，1945年6月18日美國制定的“奧林匹克”戰役作戰計劃和7月24日由英美參謀長提交波茨坦會議的對日戰略目標報告都提出，實施對日本本島最南端的九洲的登陸作戰要在1945年11月1日才開始，而占領日本主島并迫使日本投降的日期估計是1946年11月15日。[24] 所以，如果蘇聯在美國實施登陸作戰前參加對日宣戰，既可以將日本關東軍主力吸引在中國大陸，不使其增援日本本土，從而大大減少美國軍隊的傷亡，同時，又可以加快戰爭進程，盡早地結束戰爭。
　　如果說美國軍方人士的出發點純粹在于軍事戰略方面，[25] 那么美國總統和政府則還有更深一層的政治戰略的考慮。羅斯福很明白，既然蘇聯參戰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最好的結果是在軍事上要求蘇聯盡早開始對日作戰的同時，在政治上也必須與蘇聯達成某種協定，取得斯大林的承諾，從而限制戰后蘇聯勢力在遠東的擴張。而且，這種承諾越早做出，美國在遠東付出的政治代價就越小。這是美國急于同蘇聯達成遠東問題的協議并多次要求蘇聯履行諾言的更為重要的政治原因。1951年5月哈里曼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透露的羅斯福的“深層考慮”，很能說明當時美國的心態。哈里曼說：“關鍵的問題倒不在于蘇聯是否將參加太平洋戰爭，而在于是否能及時參戰，有助于參謀長聯席會議關于進攻日本本土的計劃的實施。存在的巨大危險是蘇聯可能袖手旁觀，而等我們犧牲了大批美國人生命，打敗日本之后，紅軍長驅直入滿洲和中國北部大片地區。那時蘇聯人就能輕而易舉地以‘公眾要求’為借口，建立滿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國了。羅斯福總統力圖使斯大林先前所談的一般保證變為俄國盡早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明確行動，限制蘇聯在東方的擴張和取得蘇聯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支持。”[26] 美國最担心的是蘇聯出兵的時機會選擇在美軍已經在日本登陸并付出重大犧牲之后，如果這樣，蘇聯就會以最小的代價而取得在遠東任意行動的實力地位。
　　其三，美國從未在外交上正式和公開向蘇聯提出參加對日作戰的建議或要求。雅爾塔協議屬美蘇之間的秘密外交，而蘇日當時還處于外交上中立狀態，因此，蘇聯對日宣戰必須師出有名。但局勢的發展又使美國不愿承担為蘇聯尋找外交借口的責任。相反，由于在波茨坦會議期間美國原子彈爆炸成功這一重大因素直接進入了美國遠東政策的制訂過程，杜魯門和丘吉爾甚至認為不需要蘇聯參戰可能是更好的結果。[27] 盡管美國軍方因無法預測使用原子彈的效果而認為蘇聯參戰仍然是需要的，[28] 同時鑒于外交和政治上的考慮，阻止蘇聯參戰也是不現實的，但這個時候讓美國對蘇聯參戰提出正式的建議和要求，顯然是不可能的。結果，波茨坦會議前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準備的一個擬在會議上提出的蘇聯對日宣戰的方案，變成了美英單獨做出的強迫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最后通牒。[29] 到1945年7月下旬，已經不是美國急于要求蘇聯出兵，而是蘇聯在獲知美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急需找到一個對一直與蘇聯保持中立關系的日本宣戰的理由和借口了。于是，在斯大林因病缺席的波茨坦最后一次會議上，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提出：蘇聯政府認為最好的辦法是美蘇和其他在遠東作戰的盟國，正式向蘇聯政府提出參加對日作戰的要求。而杜魯門對此首先想到的是“其中的諷刺性的外交動向”：蘇聯終于要在最后關頭來摘取勝利果實了。盡管杜魯門很不情愿，但是鑒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他還是在7月31日給斯大林發出了一封充滿圓滑的外交語言的信件。[30] 當然，斯大林很難利用，實際上也沒有利用這封信件。不過，這根本不能妨礙蘇聯出兵，作為一位信奉實力外交原則的政治家，斯大林顯然認為是否具有外交上合理的借口無關大局，憑借實力，蘇聯就可以收回沙皇俄國40年前在遠東，特別是在中國喪失的全部權益，或許收獲還會更大些。
　　實力外交——蘇聯在中國謀取政治權益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蘇聯在遠東作戰的對象是日本，但它在遠東所要謀取的真正的和最大的權力和利益卻是在中國。這同1904年的日俄戰爭一樣：失敗的是俄國，真正受到損害的是中國。問題很清楚，打敗日本之后，在國際上對遠東問題具有發言權的主要是美國和中國，而美國是強國，中國是弱國。所以，蘇聯欲置身遠東，其外交策略必定是通過與美國的合作和爭奪，在中國身上取得它所需要的權益。美國的外交思路也很明確：既然無法擋住蘇聯勢力在遠東的滲透，那么唯一的作法只能是一方面盡量樹立中國的大國形象，以便于遏制蘇聯；一方面對中國施加壓力，適當地滿足蘇聯的要求，從而將蘇聯在遠東的影響限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1] 于是，當戰爭接近尾聲時，在美蘇之間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秘密往來中，中國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雙方討價還價的籌碼。既然斯大林可以與丘吉爾輕易地在一張紙條上劃分各自在巴爾干的勢力范圍，可以憑借實力與英美確定波蘭、希臘、芬蘭等許多歐洲國家戰后的命運，那么顯而易見，蘇聯在謀取遠東權益時所依據的也必定是實力外交的原則。
　　由于條件還不成熟，或者說還不具備相當的實力，蘇聯雖然早在1942年就表示出對遠東的興趣，但是一直沒提出參戰的條件問題。直到1943年10月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斯大林主動提出參加對日作戰時，據赫爾回憶，當時蘇聯也沒有提到任何附加條件。[2] 不過，作為政治家的羅斯福非常明白斯大林讓赫爾轉達這一信息的目的：蘇聯出兵是不會不附帶政治條件的，斯大林之所以要在10月25日，即剛剛確定一個月后在德黑蘭舉行的三國首腦會議的時機，透露這一信息，無非是讓美國先行與盟國去磋商讓步的條件而已。[3] 果然，斯大林因蔣介石參加而拒絕派代表出席11月22日召開的開羅會議，而羅斯福則在這一會議期間開始探詢中國的態度。羅斯福在給蔣介石戴上一頂“四強首腦”之一的桂冠之后，便提出把大連作為國際自由港的建議，蔣介石得到中國將在戰后收回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的保證后表示：當時機成熟，如果中國主權不被分割，他可以考慮這一建議。[4]
　　羅斯福在取得蔣介石同意出讓中國東北的某些權利的允許后，第二天便趕往德黑蘭會晤斯大林。在11月30日德黑蘭會議的一次午餐會談時，斯大林首先表示完全贊同將要發表的開羅宣言的全部內容。接著，當談到蘇聯在波羅的海的入口問題時，斯大林問道，在遠東能夠為蘇聯做些什么。丘吉爾要斯大林談談對遠東和那里的不凍港問題的看法，斯大林回答說，蘇聯當然有自己的看法，不過等到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時，再提這個問題或許更好一些。斯大林顯然不愿過早地談出他的全部考慮，但又不能放棄這樣一次機會，所以緊接著又提示性地補充了一句：蘇聯在遠東沒有一個完全不凍的港口，因為海參崴只是一個部分不凍港，而且還被日本控制的海峽所包圍。羅斯福就担心蘇聯不明確表示態度，因此抓住機會接過話題說，自由港的主張可以適用于遠東，而大連就有這種可能性。羅斯福還表示，中國人會喜歡在國際保證之下的自由港的主張。會議記錄表明：斯大林對此表示滿意。[5] 這里應該提醒一下，開羅會議宣言之所以要等到12月1日才正式發表，恐怕就是為了取得蘇聯的認同。[6]
　　事實表明，就蘇聯對遠東的要求而言，德黑蘭會議還只是序曲。因為這時斯大林并沒有明確地提出蘇聯出兵遠東的政治條件，而只是對大連港國際化表示贊同。1944年的歐洲戰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成功，蘇軍開始把戰爭推出國境，法西斯德國的崩潰已成定局。隨著形勢的發展，遠東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了。與此同時，斯大林在遠東的戰略目標也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具體。1944年10月15日，斯大林在同艾登、哈里曼談到蘇聯對日作戰準備工作時說：雖然還沒有確定對日作戰的最后日期，但計劃工作應立即開始。又特別補充說：“而且，還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問題要加以考慮。”[7] 這無疑是表明，蘇聯要正式談談在遠東出兵的條件了。羅斯福接到哈里曼的報告后一方面在11月18日給蔣介石送去一封信暗示蘇聯將要出兵，一方面指示哈里曼直接向斯大林探詢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12月14日哈里曼拜訪斯大林時，得到蘇聯明確而具體的答復。斯大林走到一張地圖跟前說，千島群島和薩哈林島(庫頁島)南部應歸還蘇聯。同時強調，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海路現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著，蘇聯有權保護通往這一重要港口的通道，而該港口通向太平洋的一切出口現在均為敵人所封鎖。這時，斯大林(指著地圖)在包括旅順港和大連在內的遼東半島南部畫了個圈說，蘇聯希望再次租借這些港口及其周圍地區。哈里曼向斯大林指出，德黑蘭會議設想的是一個國際自由港，而不是由俄國人租借這個地區。斯大林在答應“這可以討論”之后，又進一步提出蘇聯希望租借中東鐵路和連接大連的南滿鐵路。在重申蘇聯無意干涉中國對滿洲的主權后，斯大林又要求承認外蒙古的現狀，即保持外蒙古作為一個獨立的實體。[8] 于是，以此為基礎，斯大林和羅斯福便背著中國開始了雅爾塔會議關于遠東問題的秘密會談，而會談大部分內容都涉及到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問題。1945年2月8日羅斯福、哈里曼(譯員波倫)與斯大林、莫洛托夫(譯員巴甫洛夫)進行了私下會談。在討論了某些涉及遠東的軍事問題后，斯大林說他想討論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政治條件。羅斯福說，他已收到斯大林與哈里曼談話的報告。關于庫頁島南部和千島群島在戰爭結束時交給俄國的問題，羅斯福認為沒有困難。關于遠東不凍港問題，羅斯福提醒斯大林在德黑蘭討論時曾建議給蘇聯使用的是南滿鐵路終點的大連港，并說還未與蔣介石討論此事，因此，不能代中國人說話。但羅斯福又表示蘇聯獲得這個港口的使用權可以有兩種辦法：或者向中國租借，或者使大連成為國際共管的自由港，而他贊成后一種辦法。羅斯福還說，希望香港也成為自由港。斯大林接著提出使用滿洲鐵路問題，并特別提到沙皇曾使用過滿洲鐵路。羅斯福表示有兩種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1)通過租借，由蘇聯直接管理；(2)由中蘇聯合委員會共同管理。談到這里，斯大林說，顯然，如果這些條件不能滿足，他和莫洛托夫就難于向蘇聯人民解釋，為什么俄國要參加對日作戰。……如果這些政治條件能得到滿足，人民就會理解這里涉及到國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向最高蘇維埃解釋這項決定。談話快結束時，斯大林希望在雅爾塔會議結束時，能由三大國將這些條件寫成書面文件。羅斯福表示同意。至于把這些條件告知中國的時機，斯大林認為，當蘇聯能夠從西線調25個師到遠東時，那就可能同蔣介石談這些問題了。[9] 會談后，蘇聯便很快準備出一份蘇聯參加對日作戰政治條件建議的英文本，2月10日哈里曼應莫洛托夫邀請到蘇聯代表團駐地，他看過這份文件時后指出，他認為美國總統必將提出下列修正意見：旅順口和大連應是自由港，滿洲的鐵路應由俄中聯合委員會經營，而且所有協議應該得到中國人的贊同。當晚斯大林與羅斯福單獨交談時說到，他同意滿洲鐵路由聯合委員會經營，也不反對要得到中國人對所達成的協議的確認。但他補充說，中國人還應該同時確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斯大林也同意大連成為自由港，但仍堅持以租借原則使用旅順口，而那里將成為蘇聯的海軍基地。羅斯福接受了這一改變，并承担了責任：蘇聯一旦通知他時機成熟，他就立即與蔣介石磋商。[10] 于是，以上美蘇雙方達成協議的條件，便成為第二天簽訂的雅爾塔秘密協定的全部內容。[11] 剩下的就是在適當時機勸說中國接受這一協定的條件了。
　　為了保密，在雅爾塔會議的公告中沒有涉及遠東問題，同時蘇聯還揚言對遠東問題不感興趣。但蔣介石根本不相信，他在3月6日與回國述職的顧維均談話時表示對雅爾塔會議的內容“深為關切”，但顧維均所能奉告的只是在倫敦聽到的一鱗半爪的消息。于是，蔣介石命顧盡快去美國打探。[12] 不久，3月12日駐美大使魏道明發來電報說，他訪問羅斯福時問及在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關于遠東問題的意見。羅斯福回答說：“斯大林提出三條：(1)承認蒙古的現狀；(2)承認中國對中東鐵路的主權，但必須要有一個托管制度；(3)蘇聯要在旅順港南面有一個不凍港如大連或其附近的港口。”對于以上三點，電報說羅斯福本人的看法是，由于中國仍保留對外蒙的主權，維持現狀似乎不會有什么問題；中東鐵路主權仍屬中國，但可以由中、美、蘇三國派代表實行托管；關于軍事港口，旅順港可以租借給蘇聯若干年，只要主權仍屬中國。[13] 3月18日蔣介石與顧維均密談時出示了這份電報，顧的回憶稱，魏道明還報告說，當時羅斯福曾向斯大林提出，此事需要與中國研究。“不過，總統的語氣流露出他傾向于滿足斯大林的愿望。”[14] 從電報的字里行間可以看得出，羅斯福為使中國能接受雅爾塔協議，確實用了一番腦筋。由于蔣介石以研究為由壓住了對魏道明電報的答復，3月22日羅斯福又直接給蔣介石發電，再次談到蘇聯對中國的要求，并希望早日示復。這使蔣介石處于十分為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從心里不甘心把中國的權益出讓給蘇聯，一方面又很難拒絕羅斯福的建議。畢竟，在蔣介石看來，中國抗戰的勝利是離不開美國幫助的。[15]
　　斯大林要求美國承担說服中國接受蘇聯條件的責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則中蘇關系因新疆糾紛此時正處于緊張狀態，二則蔣介石對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一直深感疑慮。相反，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中美關系則日益密切。當然，斯大林也沒有忘記及時向美國對華政策靠拢，并不斷通過美國向蔣介石表示親近和友好。早在1944年8月，莫洛托夫就向羅斯福的特使保證，蘇聯決定支持蔣介石而阻止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活動。[16]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與赫爾利會晤時，又表示愿意同中國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關系，蘇聯不希望中國發生內戰，而且也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他們嘉許蔣介石，并說他們會支持美國關于統一中國武裝部隊和在中國建立一個自由統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總之，赫爾利在他向國務院的報告中說，斯大林對美國的對華政策“無條件表示同意”。[17]
　　盡管如此，蔣介石還是希望能說服美國盡量維護中國的利益。他在4月初指示宋子文轉告羅斯福，任何把旅順或大連租借給蘇俄的做法都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羅斯福逝世后，蔣介石又囑赫爾利致電杜魯門，說中國一直在為保衛其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而奮斗，并希望美國政府將此意轉告斯大林，中國不會接受違背這一原則的任何要求。[18] 斯大林十分清楚蔣介石真正担心的是什么，于是在5月28日與霍普金斯和哈里曼會談時再次明確地表示，他覺得蔣介石是中國領導人中最好的。統一中國的人將是蔣介石。他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有蔣介石那么好，也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完成中國的統一。斯大林還許諾，凡是蘇聯軍隊開進的地方，中國的行政機構都將由蔣介石建立。霍普金斯立即將談話內容電告杜魯門，并說斯大林希望能在7月1日以前見到宋子文，同時盼望美國能與蔣介石商談。[19] 杜魯門6月9日便致電赫爾利，讓他將雅爾塔協議的內容和斯大林5月28日的許諾正式轉告中國政府。[20] 在此之前，蔣介石肯定還從正在舊金山開會的宋子文那里知道了另外一種情況，即一些最有影響的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包括馬歇爾在內的軍方人士，都對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史迪威因與蔣介石有矛盾而被召回感到憤懣。而莫洛托夫對宋的態度反而越來越好。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開始退讓。他在6月10日左右給宋子文發去幾個電報，指示關于旅順問題的談判方針時態度已經不那么強硬了，只是強調不能讓蘇聯單獨占有或租借旅順港并保留中國的主權和管轄權，并指示宋子文準備去蘇聯談判。[21] 這樣，在美蘇雙方的外交攻勢下，除了對租借旅順還有些不情愿以外，蔣介石在中蘇之間的談判開始以前，基本上默認了雅爾塔秘密協議的全部條款。
　　6月30日，宋子文、蔣經國等一行攜帶蔣介石給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到達莫斯科。中蘇之間開始了直接的正式的談判。鑒于蔣介石已基本上同意了雅爾塔協議的條件，所以，宋子文在會談前估計，談判的困難主要在旅順港的租借問題上。[22] 當中國代表團坐到談判桌前時，宋子文才明白中國過于低估了斯大林的對遠東的胃口和談判的手段。會談中，斯大林一改與英美會談時彬彬有禮、鎮靜自若的風度。據蔣經國回憶，斯大林在會談一開始便粗暴地把雅爾塔的秘密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擲，盛氣凌人地說：“你看過這東西沒有?你談問題是可以的，但只能拿這個東西做根據。”[23] 而實際上蘇聯重新提出的條件與雅爾塔協議有很大差別：(1)關于維持外蒙古的現狀，蘇聯的理解是承認外蒙古獨立，而中國的理解是外蒙古雖然當時實際上是獨立的，而且那里只有蘇聯軍隊，而沒有中國軍隊，但在法律上中國還是宗主國；(2)關于旅順和大連，不只是港口的問題，還加上了“陸地和鄰近海域”的內容，旅順、大連周圍地區雖由中國的民政部門管理，但管理人員的挑選卻要由蘇聯批準；(3)大連城市由中蘇共管，大連港口要成為中蘇專用的海軍基地，而且由蘇聯管理；(4)旅順港雖由中蘇共同使用，但蘇聯想獲得行政管轄權；(5)中國必須同意建立一個為期40年的中蘇聯合委員會管理滿洲鐵路，而且委員會負責人、經理以及董事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必須是蘇聯人。[24]
　　中蘇之間的談判十分艱苦，雖然經過反復的討價還價，中國代表團在許多重大問題上不得不做出讓步，但在談判因波茨坦會議召開而中斷時，中蘇之間仍有中蒙邊界的劃定、大連的管理、旅順海軍基地范圍的劃定及旅順港的管理、東北鐵路的使用和在東北的軍事合作等6個問題尚未解決。[25]
　　然而，當8月7日中國代表團回到莫斯科的談判桌前時，遠東局勢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8月6日美國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8月8日即重開談判的當天，蘇聯對日宣戰。本來蘇聯出兵是以中蘇簽約為先決條件的，斯大林曾多次強調這一點，甚至在波茨坦會議上，蘇聯軍事代表安東諾夫上將仍然向英美盟國表示，蘇聯出兵的具體日期要視中蘇談判的結果而定。[26] 當然，蘇聯發出這種信號不過是督促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所以當美國投下原子彈而遠東局勢發展到蘇聯再不出兵就將失去它在遠東謀取權益的有力地位時，雖然軍事上尚未做好充分準備，蘇聯仍然倉促地向中國東北大舉進軍了。[27]這就是說，當中蘇雙方還在談判桌上討論關于蘇聯對日宣戰的交換條件的時候，蘇聯大軍已經發起進攻，并且日本也已經乞求投降了。于是因果倒置——蘇聯出兵本來是以中答應蘇聯的條件為前提的，現在卻成了迫使中國接受蘇聯條件的動因。
　　城下之盟——以最小代價取得的最大成果
　　實際上，當蘇聯紅軍越過中蘇邊境向日本遠東軍大舉進攻之前，日本的失敗和投降就早已成為定局了。在太平洋戰場，1945年6月23日沖繩島日本守軍全軍覆沒，7月7日美軍攻陷塞班島，在8月1日當天關島的戰斗中，據美軍戰果初步報告，擊毀日機114架，擊傷101架，擊沉擊傷日艦41艘。[1] 到7月底，由于盟軍海軍和空軍的殲滅性打擊，日本的海上運輸船隊已從每天的40支減少到零，日本除兩三艘航空母艦和巡洋艦外，“連一艘還能作戰的戰列艦都沒有了”，“除了日本海的小規模活動外，日本人已被迫停止海上一切活動”。正像丘吉爾說的，“日本海軍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在東南亞，英國軍界首腦在波茨坦會議報告說，英軍正在緬甸和暹羅進行大掃蕩，日本艦隊只剩下一些殘余力量，而英美空軍則對日本空軍擁有絕對優勢。[2]在中國戰場，中國軍隊也開始進入全面反攻，華北、華中和華南廣大敵后地區的日軍已經基本上被逼退到鐵路沿線和一些主要的公路線，5月18日收復福州，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8日收復桂林。接替史迪威職務的魏德邁中將對六個省巡視了十天之后說：“迅速結束對日作戰更為樂觀了”。[3] 此時，蘇聯面對的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威風和驕橫。據東京審判時關東軍參謀長笠原幸雄的證詞，到1944年底，由于精銳師團調往前線或防衛日本本土而由一些戰斗力弱、裝備差的后備師團接替，關東軍已沒有一個受過高度訓練的師團，坦克和飛機很少，軍火和燃料儲存也很有限。[4] 到1945年8月9日蘇聯進攻時，日本在滿洲只有24個師和11個旅，在朝鮮有7個師，在庫頁島和千島群島有3個師和1個旅。關東軍總兵力787600人(加上滿洲國軍隊和內蒙仆從軍總共100萬人)，坦克1215輛，飛機1800架，大炮和迫擊炮6700門，而且其中四分之三的部隊，即33個師(旅)是7月1日以后才組建或調來的，在滿洲的關東軍中有15個師(旅)只是在蘇聯進攻前10天才拼湊起來的，而且連步槍等武器都尚末發下。總之，日本方面認為這時真正有戰斗力的部隊只有關東軍的7～8個師和朝鮮駐軍的2個師。[5] 所以，日本大本營給關東軍的作戰計劃是把防御重點放在南滿和朝鮮邊境沿線。[6]
　　處于進攻一方的蘇聯遠東軍在兵力、裝備和武器方面擁有絕對的優勢。據1980年蘇聯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1939～1945)》一書提供的資料，蘇聯進攻時擁有150萬軍隊，29000多門大炮和迫擊炮，5200多輛坦克和自行推進炮，近5200架作戰飛機。[7] 兵力相差如此懸殊，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像斯大林對哈里曼通報的：蘇軍在“各條戰線都沒有遇到重大的抵抗”。[8] 以下材料也可以說明雙方交戰的狀態：1944年12月至1945年4月蘇聯從歐洲運到遠東的炮彈320萬發，輕武器子彈41000萬發，但在戰斗中僅消耗炮彈36.1萬發和子彈102.37萬發。在很快結束的戰斗中，蘇聯俘虜日軍59．4萬人，此外擊斃的只有8．3萬人(日本資料統計約2．1萬人)，而蘇軍陣亡則僅僅8219人。[9] 還有一個情況應該說明，上述資料是截止到8月底的統計結果，而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在8月14日夜便接到了陸軍大臣和總參謀長關于停戰的電報。由于8月15日天皇宣讀了投降詔書，關東軍在16日午夜接到正式停戰命令之前，已經決定“謹依圣旨，立即停戰”，并于17日正式向蘇聯遠東軍提出停戰交涉。[10] 盡管由于種種原因，實際停止戰斗要晚一些，但日本宣布投降對于戰斗進程和結果無疑是有重大影響的，況且，蘇軍拖延停戰還另有目的。
　　蘇聯遠東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對于日軍提出的停戰交涉的回答是，關東軍應于8月20日12時以后停止戰斗行為。這種沒有要求日軍立即停戰投降的反常舉動，顯然表明蘇軍對當時戰斗的推進和戰果還不滿意，[11] 而一旦宣布日軍投降，就有可能招致中國和美國介入受降。蘇聯希望利用達成停戰協議以前的時間，加速擴大在滿洲的占領區。事實上，蘇聯正是在8月18日到20日之間短短的兩三天里，依靠空運部隊和地面快速先遣部隊相繼搶占了哈爾濱、佳木斯、齊齊哈爾、長春、沈陽、承德、旅順、大連和平壤。[12] 這樣，蘇軍便以最小代價取得了輝煌戰果并占領了整個東北。
　　蘇聯的勝利還不僅僅體現在戰場上。蘇軍緊急出兵東北，迅速擴大戰果，對于正在莫斯科進行的中蘇談判的結果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在波茨坦會議期間，美國由于阿拉莫戈爾試驗場的原子彈爆炸成功，對蘇態度開始強硬起來，不僅在保證滿洲門戶開放的問題上對蘇聯施加壓力，而且也對中蘇條約提出干涉，“反對把大連港劃歸蘇聯軍事區或把它作為蘇聯海軍基地”。[13] 有了美國的支持，蔣介石的腰桿也顯得硬朗起來，他甚至在8月13日指示中國代表團停止談判并堅持要在下列幾點達成明確的一致意見：(1)劃定外蒙的邊界；(2)旅順海軍基地成立中蘇軍事委員會；(3)為大連委派一名中國港務員。[14] 在這種情況下，杜魯門甚至對中蘇恢復談判能否達成協議已經“不抱太大的希望”了。[15] 但是，比起原子彈的威懾力量，蘇聯向東北迅速推進給予斯大林在談判桌上的優勢更為現實，而對于蔣介石來說，個人的權力比中國的主權更重要，中國共產黨發展的威脅比蘇聯在東北奪取的權益更使他痛心疾首。這時，中國代表團最担心的問題是，在蘇軍已經開始進軍東北的情況下，如果不馬上簽約，以便在條約內對蘇軍的行動有所限制，那么一旦蘇聯占領整個東北，后果可能更壞。斯大林抓住了問題的要害。他在8月10日不無威脅地對宋子文說：“中國最好快些達成協議，不然的話中國共產黨將要進入滿洲……”[16] 面對蘇聯150萬大軍在東北的迅速推進，中國代表團在談判桌上已經沒有選擇的余地。8月14日，蔣介石無可奈何地批準簽約了。正是這一天，日本政府決定無條件投降。
　　戰爭已經結束，《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也基本上按照蘇聯的意愿簽訂了，但是斯大林對于條約所保證的在遠東的權益還不滿足。在條約即將簽訂前，斯大林曾提出了“戰利品”問題。當宋子文詢問這指的究竟是什么時，斯大林推諉過去了。[17] 現在，當蘇聯已經占領了整個東北三省之后，蘇軍的實際行動回答了宋子文的詢問——什么是“戰利品”問題。據杜魯門的私人代表鮑萊在“1946年6月關于日本在滿洲財產致美國總統的報告”中說；“蘇軍抵達滿洲的工業區后，就開始有系統地沒收糧食與其他存儲的物資，并且在9月初就開始有選擇地搬運工業機器。”[18] 顯然，蘇聯沒有忘記攫取更直接、更實惠的利益。在中蘇條約的補充記錄中，斯大林保證蘇軍在日本投降以后三個星期內開始撤退，并最多在三個月內撤退完畢。[19] 然而撤軍期限將至時，蘇聯又提出了新問題。1945年11月24日駐東北蘇軍總司令馬利諾夫斯基的顧問斯萊考爾斯基向國民黨接收東北的經濟特派員張家正式提出一項建議，要求中蘇聯合經營東北80%的重工業。當張家答復說，中蘇在東北的經濟合作問題，只有在蘇軍完全撤退后才能開始討論后，斯萊考夫斯基于12月7日通知國民黨當局，所有東北的工業企業均為蘇軍的“戰利品”。馬林諾夫斯基則在稍晚一些時候聲稱如果留下這批設備，蘇聯要求得到這些企業的股票，并在重工業股份中占51%，在輕工業股份中占49%，甚至要挾說：經濟合作方案未獲協議前，不能預料蘇軍撤退的確切日期。[20] 于是，中蘇之間又展開了關于東北經濟問題的拉鋸式的談判。東北地區的經濟戰略地位勿庸贅述，而蘇聯在1946年2月9日宣布戰后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一事實，就充分說明了蘇聯此時提出東北經濟合作問題的目的所在。后來，雖然在國際干預和中國輿論的壓力下，蘇聯軍隊于1946年5月撤出中國東北，但在這個期間，蘇聯還是運走了大批的工業設備和其它資產。對于這批資產的估計，有很不相同的統計數字。據當時國民黨接收官員尚傳道回憶，1946年3月國民黨當局曾編制了一份統計材料交給聯合國調查團，該材料估計蘇軍運走的全部資產總值約100億美元。[21] 但1947年初蘇聯《消息報》聲稱，蘇聯從滿洲運走的設備價值僅有0.97億美元。統計數字相差如此之大，恐怕是雙方從不同的立場出發，在設備估價、匯率計算、統計范圍等方面存在極大的差別。比較可信的是聯合國調查團1946年12月報告的估計：蘇聯占領期間滿洲的經濟損失達8.58億美元，而恢復和重建這些企業的費用則達20億美元。[22] 或許可以用一些更形象的材料說明問題。據蔣介石得到的報告，蘇聯運走的資產，占東北電力設備的65%和鋼鐵工業設備的80%，而撫順、本溪、阜新、北票的煤礦則“都被劫掠”。[23] 總之，蘇聯依靠軍事占領，在東北攫取了談判桌上沒有得到的利益。
　　最成功的外交，莫過于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成果。蘇聯通過出兵東北，實現了在遠東的政治目標。就其結果而言，戰后蘇聯在遠東獲取的勢力和利益，不僅全部恢復了沙皇俄國40年前之所失，而且超出了雅爾塔秘密協定和中蘇條約的規定。同時，蘇聯為此付出的代價卻比它在歐洲戰場付出的要小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認為這一時期蘇聯在遠東的舉措，是自推翻舊政權以來一次最成功的外交。
　　本文是作者參加1993年9月滿洲里中俄(中蘇)關系史學術討論會時提交的論文，后載于《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