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這種現象，革命派作出的頭一個直覺性的反映，是把它說成清朝反動統治“天運將終”的先兆。有一篇文章說，“是以彼蒼亦為不平，兇災層見，兵刀水火，無日無之。”武昌起義后不久，湖北的革命黨人在《致滿清政府電》中也說，清朝政府已經“人神同嫉，天地不容。以致水旱迭臻，彗星示警，禍亂無已，盜賊縱橫，天人之向背，不待智者而后辨也。”這種解釋還沒有脫出“天象示警”的傳統災荒觀的樊籬。

 

 

　　不過，革命派在大多數場合，并沒有停留在這樣的認識水平上，而是透過災荒，進一步尋求和揭示與災荒相關聯的種種政治因素，從而得出正是反動統治的“人禍”導致了或加深了“天災”的正確結論。革命派認為，災荒的根源，與其說首先是自然的原因，不如說更主要是社會的原因、政治的原因；自然災害發生得如此頻繁，難以抗拒，從根本上說來，是腐朽的封建政治造成的。這一點，孫中山講得最為鮮明與深刻。他在《中國的現在和未來》一文中指出：“中國所有一切的災難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統的貪污。這種貪污是產生饑荒、水災、疫病的主要原因”；“官吏貪污和疫病、糧食缺乏、洪水橫流等等自然災害間的關系，可能不是明顯的，但是它很實在，確有因果關系。這些事情決不是中國的自然狀況或氣候性質的產物，也不是群眾懶惰和無知的后果。堅持這說法，絕不過分。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貪污的結果。”在孫中山以前，中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哪一個人以如此敏銳的目光、如此深邃的思維和如此清晰的語言來分析和說明災荒問題。革命黨人在后來發表的一些文章中，實際上為孫中山的這個說法提供了具體的論證。例如，有兩篇談到黃河之患的文章，就指出：“黃河北徙（按：指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后的黃河大改道），每一漂沒，數十州縣無墟落。虜廷吝財，委其事于疆吏，疆吏遂藉為吞款邀功之地，動以河工括民財”.“虜清之治河，則驅逐農民，動輒數千萬，以供官吏之指揮，急則湮之，緩則弛之。剜肉補瘡，卒靡所益，費民財以萬計，曾不能一年之安。”辛亥前一年發表的《論革命之趨勢》一文，具體揭露了某些封疆大吏怎樣貪污賑款，草營人命：“江北巨災，集賑款五百萬，虜帥端方侵蝕三百萬，又慮饑民為變，遣軍隊彈壓之，示以稍反側即立盡，于是饑民皆枕藉就死，無敢有蠢動者。陜、甘旱荒，至人相食，虜帥升允漠然不顧，十室九空，積尸成疫”.“專制之淫威”使“人命賤于雞犬”，“天災流行，饑饉洊臻，民之死于無告者，其數尤伙。”這種聲淚俱下的控訴，有力地揭示了封建政治的吃人本質。

 

 

　　封建統治者常喜歡宣揚他們如何“深仁厚澤，淪浹寰區”，一遇災荒，就蠲免錢糧，發帑賑濟，似乎一片慈愛心腸。革命派對此針鋒相對地指出，這完全是徹頭徹尾的欺騙！1903年的一篇文章寫道：“鉗束之酷，聚斂之慘，而尤為世界所稀有。山西之食人肉，河南之販人頭，此二年前回鑾時之真象也。……汝今猶曰：‘自其祖宗以來，深仁厚澤，各直省地方，遇有水旱，無不立沛恩施’者，自欺歟？欺人歟？”一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揭露了清政府賑災的欺騙性，或者，統治者對災荒根本無動于衷，不予置理：“淫婦那拉氏南面垂簾，百般剝削，以供其游樂宴飲之資。撥海軍費以修頤和，移大賠款以供慶壽，而于我民之水旱饉饑，毫不為之軫念。”“倒行逆施，殘民以逞，馴致饑饉旱干之罔恤，呼號怨懟之弗聞，聲色狗馬之是娛，土木兵戎之繼起。”或者，象征性地拿出一點賑款來，聊以點綴門面：“去歲（按：指1909年）粵省水災，災民流離，衷鴻稨野，再電乞賑，清廷僅飭部撥款十萬。及西藏達賴喇嘛入京，每日饗其緇徒萬四千兩，十日之食，即足以抵一省之賑災而有余。”那些少得可憐的賑款，也大多為官吏所侵漁：“不幸遇歲之兇，流離于道路，物故者十八九。朝廷發帑藏，恒充奸吏之橐，然猶號之曰賑恤之善政。”總之，所謂賑恤，不過是封建統治者“邀弋美名”的一種手段，“而于貧者，未嘗有澹足之益”.

 

 

　　不僅如此，封建官僚與地主豪紳們還常常趁火打劫，利用災荒作為升官發財的絕好時機。前面提到的貪污賑災款項，只不過是花樣繁多的發“災荒財”的手段之一。革命派曾揭露說，受“黃災”最厲害的山東省，那些“謀差營保”的官僚們，常聚在一處議論說：“黃河何不福我而決口乎？”因為黃河一決口，他們就可以藉辦河工，既私吞工款，又謀取保舉，為此，他們甚至不惜偷偷地破壞老百姓自筑的堤防，人為地制造災荒。所以山東有“開歸道”之稱，意思是黃河一“開”，不少人就可以借此“保歸道班”了。封建政治的特點之一，就是往往在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下掩蓋著見不得人的黑幕。按照清朝的“定制”，只要勘定了災荒，政府就要根據災情輕重，確定對災區的地畝錢糧加以減征、緩征或免征。但實際上，封建官僚還是可以通過各種辦法，使百姓“照例完納田糧”.1908年末出版的《江西》雜志就發表文章談到這種情況：“中國雖地大物博，邇者天災流行，湖南之水害，廣東之水害，重以各地蝗蟲，歉收者眾。民不堪命，轉徙流亡，賑恤且患不周，加之以苛征，是為叢驅爵、為淵驅魚‘.而且，納稅時還要加上種種附加，”一納賦也，加以火耗，加以錢價，加以庫平，一兩之稅，非五六兩不能完，務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所以鄒容在《革命軍》中悲憤地說：“若皇仁之謂，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而曰救人也。”政府是這樣，作為封建統治的階級基礎的地主豪紳，自然也上行下效，一齊向災民們伸出罪惡之手。“歲五六月之間，民則有饑患，勿問前年之豐兇。前年豐，富人慮谷無良賈，乃寫輸于他需谷之地，所余于倉者少，至夏秋之交亦必騰貴。先歲兇，乃閉其倉稟以待賈，未中程，弗讎也。饑亟而祈勿死，則聽富人所索，或萃而劫之，牽聯入于刑者，又踵相逮也。”

 

 

　　上一節提到的1909年甘肅大旱災發生時，曾經是同盟會員和南社發起人的高旭寫了《甘肅大旱災感賦》，其中一首差不多可以看作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在災荒問題上所作的政治討伐的藝術概括：“天既災于前，官復厄于后。貪官與污吏，無地而蔑有。歌舞太平年，粉飾相沿久。匿災梗不報，謬冀功不朽。一人果肥矣，其奈萬家瘦！官心狠豺狼，民命賤雞狗。屠之復戮之，逆來須順受。況當賑災日，更復上下手；中飽貯私囊，居功辭其咎；甲則累累印，乙則若若綬。四看餓殍余，百不存八九。彼獨何肺肝，亦曾一念否？”

 

 

　　在天災人禍交相煎迫之下，老百姓要想生存下去，確實除了鋌而走險之外，是別無出路的了。但這立即就會被封建統治者目為“盜賊”、“亂民”、“匪類”而大張撻伐：“皖北有災，槁項黃馘者背相望，海上有疫，前仆后僵者踵相接，……其或民不聊生，起為圖存之計，則又目之為亂民，為匪徒，召兵遣將，流血成渠。”“耕種則雨水不均，無利器以補救之，水旱交乘，則餓殍盈野。強有力者，鋌而走險，以奪衣食于素豐之家，而政府目之為寇盜，捕而刑之，或處之于死。”災民們還是俎上之肉，任人宰割屠戮而已。

 

 

　　資產階級革命派僅僅在災荒問題上對封建統治所做的揭露，也已經足以讓人們邏輯地得出結論：像這樣腐朽而又暴虐的反動政權，除了堅決推翻它之外，難道還能有任何別的選擇嗎？

 

 

　　沿江沿海各省大水災與辛亥革命的發生、發展

 

 

　　1911年（宣統三年），又發生了面積更大、災情更重的大水災，災區幾乎包括了沿江、沿海的所有主要省份。以武昌起義為肇端的辛亥革命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并迅速席卷全國的。

 

 

　　武昌起義之前，中外政界人士就對當年的嚴重災荒及其可能產生的政治后果給予了極大的關注。5月下旬，張謇代表滬、津、漢、穗四處總商會，赴京辦事，受到攝政王載灃的接見。當載灃征詢張謇對于時局的意見時，張謇談了“內政三大要事”，頭一條就是“外省災患迭見，民生困苦”.9月12日，莫理循在一封信里寫道：“中國長江流域各省的前景非常黯淡。……人民將會成千上萬地死去，難民營里出現霍亂和斑疹傷寒。一位知名的中國人昨天對我說，前景從來沒有這樣糟糕，因為中國從來沒有受到這樣大的水災和饑饉的威脅。”待到四川保路運動起來之后，一些封建官僚更是驚恐萬狀，生怕在災荒遍地的情況下，形成一發而不可收拾之勢。--他們的話簡直成了后來事態發展的頗為準確的預言。如御史陳善同在武昌起義前一個月上奏說：“現在湘粵爭路余波尚未大熄，而雨水為災幾近十省，盜匪成群，流亡遍野，若川省小有風鶴之警，恐由滇藏以至沿江沿海，必有起而應之者，其為患又豈止于路不能收而已。”御史麥秩嚴在武昌起義前約半個月上折稱：“方今時事日棘，災祲迭臻，歲饑民流，盜賊四起，中原大勢岌岌可虞。”

 

 

　　那末，封建統治者為之談虎色變的辛亥年大水災，具體情況究竟如何呢？

 

 

　　從長江上游往下數，首先是湖北，于6、7月間風狂雨驟，襄水陡漲二丈余，一下子將去年坍潰后費時近半年才新筑成的大堤沖決130余丈，“人皆措手不及，逃走溺斃者不可數計”.附近州縣“一片汪洋，數里不見煙火，災民有生食野獸之肉者，有握泥果腹致斃者，有挖樹皮草根以濟急者，慘狀令人不忍目睹”.武漢三鎮濱臨江灣住戶，因被淹紛紛遷避。所有武昌臨江的一些工廠，漢陽的兵工廠、鐵廠、炮船廠，以及漢口的租界等，“一切低洼之所，均有其魚之嘆”；“水勢浩大，茫茫無際，登高一望，四圍皆成澤國”.湖南自春至夏，雨多晴少，夏末又暴雨連朝，造成湖江水勢驟漲，水淹長沙、常德、岳州等府屬地方，“災區之廣，為從來所未有”；受災地區，“最低處水深丈余，較高處水亦六、七尺不等”，不但禾稼“悉數付諸澤國”，而且或房倒屋塌，或人畜漂沒，損失慘重。“當倉卒水至之時，居民或緣登屋頂，或升附樹巔，四野呼號，慘難盡述”.由于湘鄂洪水暴漲，使“沿江之水陡長至一丈數尺之高”，江西潯陽、九江一帶瀕臨長江，周圍“淹沒田禾甚多”；加之入夏后連日淫雨，南昌、鄱陽等地平地水深數尺，“街道上皆可乘船”，余干縣境“水漲至二丈有奇”；撫州、瑞州等地，“低洼之田禾既被浸去十之五六，即高原處亦受損不少”.安徽因上年已是大祲之年，所以春荒即極其嚴重，僅宿州一地，春間即有災民27萬余口。入夏后，又“大雨時行，江潮暴發，皖省濱江沿河各屬，災情奇重”.“當涂等五州縣，周圍六七百里，皆成巨河，村鎮傾圮，廬舍漂蕩”.尤以長江之濱的無為州，“災尤慘酷，露餓待斃無算”，“上下九連各圩一片汪洋，高及樹巔，村落廬舍全歸巨浸”.皖南各州縣“淹沒田禾，十失其九”；皖北渦、蒙、靈、宿等縣，也被災極重，往往數十里炊煙斷絕。而且災情持續甚久，直至8月底，還發生了一場暴風雨，使銅陵、廬州、宿松等10余州縣沖塌圩地不少，“約計淹田不下百七十余萬畝”.位于長江末梢的江蘇省，災情與安徽不相上下，同樣是一方面江潮涌漲，一方面暴雨不絕，使全省各地洪水泛濫。南京城內高處水深沒脛，洼處過腹及胸，“行人絕跡，商店閉門停市，蕭條景象，目不忍睹，間有小舟來往裝運行人以達干土”.張廷驤《不遠齋見聞雜志》描畫了一幅慘絕人寰的圖景：“宣統三年春，江蘇淮海及安徽鳳穎等屬，因屢被水災，閭閻困苦，慘不忍聞。……自去秋至今，饑斃人數多時每日至五、六千人；自秋徂春至二月底，江皖二十余州縣災民三百萬人，已餓死者約七、八十萬人，奄奄待斃者約四、五十萬人。……饑民至饑不能忍之際，釀成吃人肉之慘劇，……尋覓倒臥路旁將死未氣絕之人，拉至土坑內，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鍋，竊棺板為柴，雜以礱糠，群聚大嚼，日以為常”.

 

 

　　從江蘇往南，浙江的杭、嘉、湖、紹4府被淹成災，“早禾既受摧殘，晚苗又被淹沒”，“家屋人畜，漂失無算”；杭州城內“平地水深沒踝”.福建也有部分地區發生“沖決堤岸，淤塞河道，坍塌房屋，淹斃人口”之事，尤其是省城福州，“城內外積水四、五尺不等，衙署營房民舍，倒塌無數，并有壓斃人口情事”.廣東的災區主要集中在潮州府屬地方，那里因連降大雨，江流陡漲，“淹沒田畝無算”，“淹斃人口不可勝數”.

 

 

　　從江蘇往北，山東在春季即雨雪紛飛，經月不息。入夏后，又大雨成災，濟南及東西路各州縣，均遭水淹；膠州、高密、即墨一帶，“房屋盡傾，溺斃人畜無算”；嶧縣“河水漫溢，以致沿河秋稼，盡數淹沒。延袤數十里，遠近數十莊，人民廬舍漂蕩無存，一片汪洋，幾如海中小島，居民風餐露宿，困苦異常”.直隸則是先旱后澇，起初“雨澤愆期”，后又“陰雨連綿，河水漲發，以致濱臨各河洼地禾稼，均多被水”；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有雹、蟲災害。奉天新民府等屬亦罹大水，由于柳河洪峰突發，堤口潰決，河水沖灌新民府城，居民猝不及防，“頃刻人聲鼎沸，屋巔樹梢相繼揉升呼號待救”；“城鄉周圍四十余里全被水淹，計被淹地畝一萬七千余畝，沉沒官民房屋七千七百余間，商號存糧均被淹浸，糧價飛漲，人心惶懼”.吉林省在夏秋之際，不僅雨水過多，且兼遭雹災。黑龍江省于6月末及9月間兩次連續降雨，使嫩江、松花江、坤河等水勢暴漲，各處泛濫成災，“嫩江府、西布特哈、龍江府、大■廳、肇州廳、甘井子、杜旗等處，沿江民房田禾均被淹沒，為災甚巨”.這一年，東北三省還發生鼠疫流行，死亡人數約5、6萬人。

 

 

　　不言而喻，這是一個任何從事歷史活動的政治派別不能不認真對待的特殊而嚴峻的社會環境。

 

 

　　有記載說，武昌起義前夕，武漢的革命黨人曾開會研究在四川保路運動蓬勃發展的情況下，應不應該立即舉行武裝起義？會上有“緩期”與“急進”兩種主張，最后后一種主張被接受，其中很重要一條理由就是“近數年來，災異迭見，民不聊生”，“天時”對革命顯然有利。這說明了嚴重災荒的存在，對革命黨人的戰略決策產生了何等重大的影響。

 

 

　　但是，人們也許會發現一個多少有點令人感到奇怪的現象：在各省“獨立”或曰“光復”的過程中，幾乎很少看到災民、饑民直接參加運動的歷史記錄。其實，這并不難理解。這是同辛亥革命的下述特點相聯系的：除了極少數地區以外，絕大多數省份，新舊政權的交替更迭并沒有經過較長時期的兩軍對壘的武裝沖突。也就是說，還沒有來得及等到社會上大量存在的災民、饑民涌入革命隊伍，舊政權就已經紛紛垮臺，辛亥革命表面上成功了。

 

 

　　但這決不是意味著辛亥革命的迅速發展，同災荒沒有重大的關系。只要看一看武昌起義后封建統治者的一些議論，就可以清楚，革命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時期里像燎原烈火燃遍全國，災荒的普遍存在是一個十分強有力的因素。武昌起義六天之后，熱河都統溥颋、山東巡撫孫寶琦、江蘇巡撫程德全在一個奏疏中說：“竊自川亂未平，鄂難繼作，將士攜貳，官吏逃亡，鶴唳風聲，警聞四播，……而民之訛言，日甚一日，或謂某處兵變，或謂某處匪作，其故由于沿江梟盜本多，加之本年水災，橫連數省，失所之民，窮而思亂，止無可止，防不勝防，沸羹之勢將成，曲突之謀已晚。”次日，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也上奏說：“今年各省大水，饑民遍地，在在堪虞。革黨踞長江之上游，讬救民之義舉，設使聞風響應，大局立有潰爛之憂”.又過了三天，御史陳善同奏稱：“本年雨水為災，共十余省，而以湘鄂蘇皖浙為最甚。各該處流亡遍野，搶掠時聞。……（革黨）勢必裹脅饑民，號召群兇，橫決四出，為患方長。現雖被災各處亦多妥籌賑恤，而涓滴之泉，沾潤無幾，亂源所伏，不可不先事防維”.武昌起義半個月后，翰林院侍講程械林在奏折中說：“重以天災流行，處處饑饉，此即無所煽誘，固將群起為盜。況革黨又為之倡乎！不速作轉計，鹿鋌魚爛，即在目前”.這些奏疏，合乎實際地反映了普遍的災荒怎樣為革命的發展提供了條件。

 

 

　　甚至，災荒還影響到帝國主義對辛亥革命運動的態度。武昌起義后第六天，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給英國外交大臣格雷的電報中，表示了對清朝政府的失望，認為“滿清王朝所面臨的前景是黯淡的。它在本國人民中間，很不得人心”.為了加強論據，他特別強調了當年及全國大多數省份的大水災：“谷物歉收威脅到大半個帝國，揚子江流域到處充滿了無家可歸和嗷嗷待哺的人群”.稍后，日本駐華盛頓代辦在致美國國務卿的一個照會中，認為“清廷之無能，已無可諱言”，很難“恢復威權”；另一方面，“革黨亦派別紛歧，顯無真正領袖”，“加之本年洪水為災，饑民潰兵，交相為亂。在此情況下，革黨絕少維持占領區域治安之望”.因此廠主張對雙方暫取觀望態度，這顯然是帝國主義在一段時期中采取“中立”姿態的依據之一。

 

 

　　革命派短暫掌握政權時期的災荒對策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在一個十分短暫的時間里，革命派曾一度成為中央和一些省份的主要執政者。于是，情況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本來為革命發展提供了機會和條件的嚴重災荒，一下子成為擺在執政的革命黨人面前的一個必須解決的緊迫問題。

 

 

　　由于新舊政治勢力斗爭的尖銳復雜，由于革命形勢的捉摸不定，更由于反動勢力的反撲，使革命派掌握政權的時間瞬息即逝，革命派幾乎沒有可能利用政權來施展他們的政治抱負。即使如此，也仍然可以從他們的一些舉措中窺見其災荒對策的大致輪廓。

 

 

　　1912年3月初，孫中山連續在幾個有關賑濟安徽、江蘇災荒的文件上作了批示。當時，安徽都督孫毓筠報告說：安徽災情嚴重，要求臨時政府撥款以救燃眉之急；財政總長陳錦濤也具呈稱該省“災情萬急，如十日內無大宗賑款，恐災民坐斃日以千數”.江北都督蔣雁行則連續急電，疾呼“現在清淮一帶，饑民麇集，餓尸載道”，“當此野無青草之時，實有朝不保夕之勢；覩死亡之枕藉，誠疾首而痛心”，并稱：“半月內無大宗賑款來浦接濟，則饑民死者將過半”.孫中山一面令財政部在經費萬分拮據的情況下“即行撥款救濟”，一方面同意向四國銀行團借款160萬兩，用于賑救皖災，要求參議院“尅日復議，以便施行”，并強調“事關民命，幸勿遲誤”.孫中山此舉與袁世凱的態度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當已經確定由袁世凱接任總統、孫中山即將下野的時候，皖督也給袁世凱發了一份要求賑災的電報，袁接電后，給孫中山回電：“此時外款尚未借定，京庫支絀萬分。當俟籌定，再行電聞。如遵處暫能設法，尚希卓裁辦理”.充分反映了這個老奸巨滑的官僚對于人民疾苦令人憤慨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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