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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2014年8月6日《新華日報》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特聘教授、歷史系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長，主要從事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與知識分子的研究，近著有《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啟蒙的自我瓦解》、《大時代中的知識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當代中國的啟蒙與反啟蒙》等。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在任何時代，總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選擇沉淪于黑暗，還是追隨著光明。不要期待大環境變化之后再來改變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質資本再來自我改變——一無所有的時候尚不愿改變自己，當成為既得利益者的時候還愿意改變？所以，什么時候點亮蠟燭，這和你處于什么樣的處境沒有關系，重在腳下，從此刻做起。

本文根據許紀霖先生在無錫圖書館梁溪大講堂的講座編輯整理，內容已經本人審閱，刊于2014年8月6日《新華日報》。經許紀霖先生授權轉載。

與其抱怨黑暗，不如點亮蠟燭

——如何重建中國的倫理與信仰

近幾年中國崛起，世界矚目。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席卷全球，整個西方世界似乎趨于沒落，但中國好像是“風景這邊獨好”。 但網絡上也流傳著一句話，說今天的中國是一個“形勢大好、秩序大亂、人心大壞”的時代，無良商人制造毒奶粉、毒饅頭、毒膠囊，跌倒的老人很多人不敢去攙扶……很多基本的常識和良知出了問題。市場發達了，欲望被放大了，但倫理規范和道德底線卻塌陷了。

實用主義下道德的多重標準

我所在的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曾經做過一個全國性的抽樣調查，考察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其中有個問題：“你是否同意：人們的價值觀各不相同沒什么好壞對錯之分” ？竟然有將近六成的受訪者同意這個看法，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赤裸裸地折射出當今中國價值觀的危機。

很多學者認為，首先從倫理層面看，今天的中國進入了一個“秩序大亂”的時代，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心靈秩序上的“亂”，表現在各種倫理的底線不斷被突破。其中的原因之一，乃是維系社會的價值觀出了問題。

我們該如何克服這個危機，重建當今中國的道德和信仰？這里有兩個問題：一是如何重建當代中國的倫理規范，二是當代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價值與信仰。“倫理規范”和“價值信仰”這兩個概念既有密切的相關性，又存在區別。簡單來說，倫理學將倫理道德分為規范倫理和德性倫理。前者涉及社會秩序的維系，是法律背后的倫理道德支撐，沒有規范倫理，“法”就是外在的、強制性的，人們若不認可就不會自覺遵守，反而會去盡量躲避懲罚，沖擊法律和倫理的底線。

與社會性的規范倫理相對應的，是個人的德性倫理。這涉及到當代中國人需要什么樣的價值信仰？什么樣的價值觀是好的價值觀？倫理規范與其背后的價值信仰是不可分離的。孔子講“仁”與“禮”，“仁”作為一套價值觀，需要通過社會倫理之“禮”得以實現。而一個“禮”的社會，又有賴于眾人內在的德性。孔子之后，分為孟荀兩家。孟子著重修身和心性的內在德性，而荀子強調外在的禮治。那么，倫理規范和價值觀念究竟哪一個更重要？制度重建的同時，要不要一套新的倫理規范和核心價值來支撐制度和法律？這些問題顯然是需要我們深入討論的。

價值的相對主義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關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當這一系列有關價值的核心標準的模糊和不確定。當現代社會祛除神魅之后，好與正當這兩組價值開始分離。好屬于德性倫理，正當屬于規范倫理。當代中國在私人領域已經相當開放，默許并寬容人們具有各自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問題在于“什么是正當”這一規范倫理，也隨著各種道德價值觀的解體而崩潰，變得模糊起來。雖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光榮、什么是恥辱在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上有明確的規定，但由于這些法律和道德規范背后的倫理源頭被掏空了，缺乏一個具有超越的客觀性或歷史正當性的倫理體系的支撐，因此，這些法律和道德法則對于許多人來說，只是外在的、強制性的規范，而沒有內化為自覺的、天經地義的良知。另一方面，在制訂這些法律和道德規范的時候，缺乏公眾的普遍參與和公共討論，因而，這些規范雖然在內容上是善的，在產生程序上卻是外在的、強制性的，無法成為公民的自我立法。于是，便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一方面各種法律和道德規范無所不在，甚至細微到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另一方面，這些規范并不為公眾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權力的監視，人們便會毫無顧忌地違法，而不承担相應的道德責任和良知義務。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違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規范，并不意味著公眾普遍喪失道德感，而只是他們將價值相對化和實用化了。實際上最基本的價值和良知還是有的，我們常常用以衡量社會、批判別人，雖然很多人內心仍有這套價值標準，但它已不再成為我們堅定的絕對的信仰，而是可以視具體場景靈活變通運用。從社會整體而言，價值的實用主義體現在功利主義的公共道德觀，“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來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道德性，從社會個體來說，在不同的語境下實用地、靈活地理解和運用價值標準，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潛規則。對于許多家長來說，如何對子女進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經成為一個頗為尷尬的任務。一方面，家長們灌輸那些千年不變的大道理，教他做正人君子，但遇到具體的事，大道理通通不管用，他們又不得不向孩子傳授高度變通的小道理。久而久之，在這種普遍的價值實用主義的氛圍之中，人們便習慣了按照道德的雙重標準、乃至多重標準生活，道德人格趨于分裂而又不自覺地按照某種實用理性統一起來。

我們每個人激烈地批評、討厭所謂的開后門、拉關系，但當有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時，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找關系，因為我們不相信這個體制是公正的，我們只相信“拼爹”，“恨爹不是鋼”。當今中國價值觀的危機是以這樣的方式表現出來的。這是一個綜合性的構成，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制度的改善，需要有好的教育，也需要有社會的重建，下面我著重從制度和德性這兩個層面來談。

正派社會是我們可以追求的目標

小悅悅事件發生之后很多人都在反思，它背后的問題出在哪？學術圈對它的討論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是，這是道德淪喪的結果。今天太多的國人已經喪失了孟子所說的最基本的惻隱之心。因為缺乏基本良知，接下來就是喚醒良知的問題。另外一種意見則是，小悅悅事件背后更多是制度上的缺陷問題。上海交通大學法學家季衛東教授認為制度本應保障揚善抑惡，如果我們今天的制度不能保障好人做好事沒有后顧之憂，就會使得人人自保。

所以，要重建中國的倫理道德和信仰，要從制度入手。我們今天觀察很多事件的時候，需要將制度和倫理問題相結合。好的制度會激發人心的善。但惡法不僅會抑制人性之善，反而會釋放人性中的幽暗。包括地溝油、三鹿奶粉等各種事件，它們既反映了倫理的問題，也反映了制度、法律不完善的問題。我們不能孤立地討論倫理問題，首先得檢討制度，看制度是否存有改進的空間。因為人心具有神魔二元性，揚善抑惡或抑善揚惡，制度是關鍵所在。政府層面不需要采取某種具體措施，而要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完善的法治社會，社會才會滋生倫理道德。

至于國民劣根性，雖然有，但并不是不可改變的東西。在好的制度環境下，它同樣會改變。比如，香港在幾十年的法治傳統里，形成了新的傳統。 整個社會相當有序，市民社會也相當發達。市民間守望相助；有錢人做慈善，捐助文化事業，蔚然成風。所以不要夸大國民性，它不是宿命。而且國民性里也有善的一面。在中國文化沒有斷裂的臺灣地區，整個社會非常具有人情味，繼承了傳統之“美”。傳統很豐富，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在這個意義上，起主要作用的還是制度。

美國神學思想家尼布爾說：因為人性是惡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因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這就是說，我們之所以需要民主和法治秩序，乃是充分考慮到人性中的自利本性，但僅僅靠自利的人性，無法建立起民主，民主是需要公民的獻身精神的。

當下的中國社會，需要建立一個正派社會。所謂正派社會，就是比儒家所說的君子社會要求低一點。君子社會要求很高，往往會衍生偽君子。但在君子和小人之間，有一塊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正派人。雖不高尚，但也絕對不卑鄙。一個社會要正派，首先是制度的正派。正派的人在社會上得到尊重、鼓勵和肯定。反之，則讓他們感覺羞辱。前幾年的范跑跑事件令我感到，一個真小人的社會要比一個偽君子的社會可怕。偽君子社會也不盡如人意，但大家起碼還承認基本的倫理道德標準，即便是偽裝。而真小人社會沒有公認的基本倫理，大家都拿出一套叢林規則，人人唯我，而且覺得天經地義。這樣的社會很可怕，只會被暴力所決定。顧炎武說“亡國亡天下”，亡天下就是社會喪失了基本道德標準。好的制度會讓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成為正派人，而制度有缺陷則會使得偽君子和真小人當道。儒家道德標準太高，但正派社會是我們可以追求的目標。

2010年11月21日，在上海“11·15”火災事故發生的第7天，上海十萬民眾自發去火災現場獻花哀悼遇難者。有句話叫鮮花可以溶解淡漠，今天他遭難有人來關懷，明天如果你遭難的話，同樣會有人關懷你。他們和你沒有任何利益關系，但卻和你有共同的情感，這種情感基于我們都是人，都是中國人，都生活在同一個地方，這就是社會重建的基礎。那次上海市民去獻花，很多是家長帶著小孩去的，他們想讓小孩從小就培養同情心和愛心。這次活動完全是公民自發的道德性的實踐，這種實踐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世界將會更可愛。

“有所不為”是文明社會的底線

這個世界永遠不缺少善的力量。今天的中國不是普遍淪陷，總有一些精神讓我們感動，總有一些燃燈者以個人的德性力量溫暖著我們。

離我們的記憶不遠的汶川大地震，是一次集體性的德性的爆發。地震中老師們的表現豈止偉大，簡直可以說都是圣人。綿竹市東汽中學的譚千秋老師在教學樓即將倒塌的一瞬間，將四個學生塞在課桌底下，自己像老母雞一般，張開雙臂護住學生，學生得救了，老師卻倒在亂石之中。我看過一檔鳳凰衛視陳曉楠主持的《冷暖人生》特別節目“大地震中的北川中學”，這是我所看到的最令我感動的節目，北川中學的老師們，個個都是羅盛教和劉英俊。李佳萍，一個文文靜靜、膽子不大的女老師，出事那一刻，用身體死死抵住教室門，拼了命把學生一個個從教室中扯出去，到第三十六個學生的時候，天花板掉了下來。幾天后人們找到她，她的身體仍在教室里面，沒有跨出門口一步。這是一些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師，但在生死一瞬間卻閃耀出“圣徒”的光芒。

這樣的師生之情，是倫理之情，經得起生死考驗。這些年中國進入市場社會，師生關系也被世俗化了，有一些輿論將師生關系完全看成是市場的交易關系和服務關系。學生交學費，老師提供服務，學校變成一個非人格化的交易市場。顧客和服務者的關系不是倫理關系，它純粹是一個契約關系。商業交易不會產生“小我”為“大我”犧牲的崇高，我們很難想象一個超市發生了地震，營業員會死死抵住門框，讓顧客先撤。

圣徒是一種宗教境界。而中國不是一個宗教社會，而是人文代宗教。梁漱溟老先生講中國文化的精神是“倫理本位”，指的就是人文精神不是一套抽象的概念，仁義信愛，必須落實在具體的人倫關系網絡之中。自然，今天我們所處的市場社會與傳統社會很不相同，每天碰到的大量是非人格化的契約關系。但誠如哈貝馬斯所說，人們在系統世界之外，還有一個生活世界。系統世界（市場和政治）由金錢和權力主宰，但在生活世界里面，要靠人們的交往理性，以及真誠的情感與宗教。我們不要相信庸俗經濟學的鬼話，似乎現代人就是一個“經濟理性人”，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僅僅是系統世界的邏輯。在生活世界里面，人首先應該是一個倫理人，具有自己的良知和情感，那是金錢無法衡量也無法收買的。

如今在青年知識分子當中有一種“要么全有，要么全無”的心態：既然對世俗做不到徹底的超脫，那么索性就全然擁抱世俗好了！既然你們也做不到完全的超凡脫俗，那么不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嗎？甚至認為“五十步”是“偽君子”，而“一百步”倒是“真小人”。的確，如今有不少滿口仁義道德、私下比誰都庸俗、投機鉆營的“偽君子”，但在我看來，他們不屬于“五十步”，而是地地道道的“一百步”。真正的“五十步”，乃是雖然有不少無可奈何之舉，但依然掙扎著想當真君子，他們與“真小人”的區別，一個是自甘墮落，而且振振有詞，另一個自慚脆弱，但依然有向善的愿望和追求。

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蠟燭。在任何時代，總是有黑暗，也有光明，就看你選擇沉淪于黑暗，還是追隨著光明。不要期待大環境變化之后再來改變自己，也不要期待等有了物質資本再來自我改變——一無所有的時候尚不愿改變自己，當成為既得利益者的時候還愿意改變？所以，什么時候點亮蠟燭，這和你處于什么樣的處境沒有關系，重在腳下，從此刻做起。

這里沒有絕對的標準來衡量，關鍵是你的態度。臺灣的錢永祥先生，是著名的素食主義提倡者，但他并非一個絕對的素食者，他提出一個觀點叫“量化的素食主義者”，他說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他現在還不能做到完全戒葷，只能盡量吃素，能夠不吃葷就不吃葷，能夠做多少算多少。同樣，重建中國的倫理和信仰不要求所有的人高風亮節，積極地“有所為”，更多地是看一個人是否能夠做到“有所不為”，守住一些道德的底線。“有所為”的德性要求太高，只能自己要求自己，如果普遍化、強加于眾人，便會流于虛偽。但“有所不為”，這是全球各大軸心文明的共同底線，基督教有“摩西十誡”，儒家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些底線守住了，貪腐、抄襲、毒藥、毒奶粉、見死不救等這些社會上的惡便會少了大半。

從這點來說，點亮蠟燭不是以客觀的標準來衡量你一定要捐錢、擦皮鞋、扶老奶奶，而是你能做多少算多少。當有更多的人能夠做到這些事情，我們會覺得我們周邊似乎有了一些溫暖，這個世界也許還有黑暗，但我們的小環境是光明的，我們的內心是光明的。所以，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大家。

網載 2015-08-23 08:3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