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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文革之后第一批進大學的大學生。那時候的大學和現在的大學不同。現在的大學已經有一些比較完整的機制。而當時則是百廢待興。大學里的老師和學生也都跟現在的師承關系不同。

我們讀大學的時候，有時學生比老師還要厲害，他們講的比老師還要好。因為很多學生都經歷過上山下鄉，社會經驗非常豐富，而且學生年齡也有大有小。因此，我的感覺是并沒有什么權威的概念和限制。我們直接受教的一批老師是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一代知識分子。我在自己的六代知識分子劃分中，將他們稱為十七年的一代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學生所看不起。由于他們所受的教育，學生們認為他們言必稱馬列，思想僵化。而我們那一代正好經歷并參與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對權威的反抗意識很強烈，可以稱得上是打倒父親的一代，身上有弗洛伊德所說的弒父情結。

但非常奇怪的是，我們對那些更上一代的老先生們卻非常尊敬。我將它稱為隔代遺傳現象。這些老先生，他們大都是在1949年之前受的教育，有的是留學歸來，有的師承五四一代大師，大都中西學皆能融會貫通。在我自己的知識分子研究中，我將他們稱為后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我們對這批老先生反而有一種親近感。比如當時我們的系主任馮契先生，他是西南聯大的畢業生，金岳霖先生的弟子，是當時中國最好的哲學家之一。我對他也是非常崇敬，可惜我不學哲學，也沒有能夠師承于馮契先生門下。

這是總體的情況。對于我個人來講，我當時基本上沒有老師來帶，幾乎是自己在一個人摸索，整天在圖書館中不求甚解的讀書，亂讀一氣。但是，對我而言，也存在著“隔代遺傳”。對于我整個的學術生涯而言，有三個老師對我影響非常深刻。他們在精神、人格和學術上都對我有很大影響。這三位導師先后是：陳旭麓先生、王元化先生和張灝先生。

陳旭麓先生

陳旭麓先生是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的名師，他是那一代中國歷史學家中研究近代中國最杰出的一位。他的著作《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今天也能給研究者很多啟示。我不是他的弟子。而且當時，非常慚愧的是，我也沒有主動去旁聽他的課。我只是知道這個人學問非常大。倒是陳旭麓先生主動發現了我。

1987年時，我在《讀書》、《走向未來》等雜志上發表了一系列知識分子研究的文章。不知怎么，就被陳旭麓老先生看到了。陳旭麓先生當時非常關心年輕人，注意看他們寫的文章，以此來了解年輕學者的思想。當時他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可能覺得這個年輕人還可以，就讓他的弟子傳話給我，讓我有時間到他家里坐坐。

第一次到他家里，我感覺很是誠惶誠恐。因為當時陳旭麓先生的學術地位已經非常高，而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小小助教。陳先生鄉音難改，一口的湖南話，有時我甚至聽不清楚他在講什么。但是陳先生對年輕人的那種寬容卻能感覺到。他對年輕人，主要是以鼓勵為主。我記得我碩士論文答辯時，陳旭麓先生是論文答辯委員會的主任。那篇論文，現在來看，感覺非常一般。可是陳先生在當時卻不吝贊譽之詞。

陳先生對我的精神上的指引要更多。我們那時候看他的書，一開始的時候并不覺得有多刺激。因為陳先生并不是一個時髦的理論掛在口頭寫在紙上。但是慢慢地就能夠感覺到陳先生的高明之處。他的方法是一種“無法之法”。陳先生對歷史的感覺特別好，非常有“史感”，有深邃的的史識――這些史識，既不是靠理論，也是不是靠史料，而是老先生在歷史之中浸潤幾十年，用心靈和生命慢慢體會出來的。一開始讀陳先生的東西，可能會覺得不刺激，沖擊力不強，但隨著自己的閱歷增加，讀的東西多了，越發感覺到陳先生著作之醇香。

可惜的是，陳先生走得太早了，剛剛才70歲，對于一個厚積薄發的學者而言，這正是他學術上的高峰期。但他的文字留下來了，他的《近代中國的新陳代謝》，成為新一代研究者必讀的經典。

王元化先生

第二位對我影響很大的老師是王元化先生。他是對我影響最大、也是關系最為密切的一位老師。王先生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生導師。同時，也是當時上海思想界的領袖人物。

非常有趣，與陳旭麓先生一樣，他也是在《讀書》和《走向未來》上看到我的文章之后，發現了我。他的一個學生對我說，王元化先生很贊賞我的文章，什么時候可以我把你介紹給王先生。

事實上我第一次去王元化先生家里的情形，我們說了一些什么話，當時究竟有什么人在場，我都已經記得不大清楚了。只記得當時人很多，而我也沒有和王先生說太多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王先生家里的客廳就是一個公共空間，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來拜訪他。

以后，慢慢走動就比較多了。正好當時王先生在編輯出版一份刊物《新啟蒙》，約我寫一篇有關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文章。第一期《新啟蒙》中所用的文章，作者大都是在思想界很有名聲的人物，我躋身其間，只能說王先生不是以資歷，而是以心靈是否契合、關懷是否相同來衡量作者。

后來我就經常到王元化先生家里去請教學問。但是關系真正的親近，卻是1989年之后。驟然來臨的風暴使得很多人開始謹慎，到王先生家里拜訪的人驟然減少。這對我來說，卻變成一個難得的請教機會，跑動反而更勤了。

王元化先生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全面的――從做學問到做人。他對我的教誨，雖然有很多言教，但影響最大的，還是身教。我自己現在也是帶學生了，也能體會到，老師對學生最好的教育方式，與其苦口婆心，不如以身師范。言傳身教，身教勝于言傳，這也是傳統儒家的教育方式。

王元化先生對我的影響，如今想來，大概主要有兩個方面。

首先，王先生對知識和學問有一種純粹的敬仰和熱愛，這構成了他的書生本色。王先生的家庭是書香門第，從小他在清華園長大，當年的清華園不是如今的清華，是以做官為恥、問學為榮的清華。王先生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清園，象征著他與老清華傳統的血脈關系。這種書生本色我非常欣賞。和王先生同輩的老一輩知識分子當中，有一些人可能更有道德勇氣，更有戰斗精神，但在知識底蘊上，似乎總是比王先生差一口氣。書生氣這個東西，可以使一個人抵抗住很多誘惑，抗拒住急功近利，抗拒住自以為是，抗拒住被放大了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有時候會被夸大，會讓人迷失自我，喪失頭腦的理性，甚至會起到與本意相反的破壞性作用。孟子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實背后是要有一點精神和底色支撐在那里的。王先生因為有文化世家和清華園留給他的那層底色，讓他對有些東西會不在乎，當了高官不去想如何進一步往上爬，而是追求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寧愿卸甲歸學；別人唯恐被世間忘卻，但他在這個亂哄哄的傳媒時代，反而淡出江湖。王先生的這層書生本色對我影響非常之大，可以說這是一個學人安身立命之本。

當然，像王先生這樣有書生本色的老先生不乏其人，有一些老先生可能在專業領域里面學問更大，道行更深。但他們卻不像王先生那樣，除了學者之外，同時還是一個有深刻關懷、深邃思想的大知識分子。大學者不一定是大知識分子，但王先生二者都是，這在當代中國是非常稀缺的。王先生的學問背后，總是有非常深的關懷，有儒家的那種憂患意識，他的學問背后有思想。雖然從專業角度而言，他是文藝理論專家，文史功底非常好，但同時他又有哲學素養，精讀過黑格爾，這就比一般文史專家顯得有思想。

王元化先生有一句名言：“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他不太同意學術與思想的二分法，在他看來，學術和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二者的完美結合。王先生本人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思想界公認他是有學術素養的。而學術界卻敬仰他特別有思想。我覺得，在80年代學人的身上，學術與思想結合得還是比較好的，但如今學術與思想完全分家了：學院知識分子不再關心思想，而媒體知識分子背后又缺乏學術底蘊。這種分裂令人悲哀。

可能是比較熟悉吧，王先生有時候對我的批評非常直言不諱，一時令我接受不了。比如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我非常迷戀文化評論。對一個聰明人來說，寫文化評論不難，而且反響大，名利來得也快，像鴉片一樣，很容易上癮。在我周圍一片虛假的恭維聲中，唯獨王先生每次見到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我，要我不要將有限的精力和才華浪費在這些雕蟲小技之上，應該耐下心來，耐得住寂寞，好好做我的知識分子研究。我當時正在興頭上，一時也剎不住車，甚至還對他的話有些不以為然。后來，我慢慢體會到先生的良苦用心。現在回過頭來看，十年下來，評論集已經出到第四本，但幾乎沒有一本是留得下來的，時文時文，時興而已，流行而不留世。早年那幾本，連我自己都沒有興趣再回頭去看。倒是那些耗費了心血的知識分子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即使過了二十年，依然沒有過時，甚至具有超時代的意義，出版社過了十年再版，依然有讀者要買。

我發現，王先生也好，其他老先生也好，對比較陌生的青年人，都比較客氣，也很寬容。以鼓勵為主。但對自己熟悉的、有所期待的晚輩，往往非常嚴格，甚至可以說苛刻。我現在已經慢慢習慣了他對我的這種教育方式。我相信他對我說的話并不是一時之言，而是他一生學識和閱歷體會的肺肺腑之言。

總之，王先生對我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在人格和精神上，這并非言過其實。從1988年我到他家里第一次拜訪到現在，已經將近二十年。在這二十年中，有時候當我要就某個事情做選擇時，會暗自揣摩，如果是先生面對這件事情，他會怎么做？

張灝先生

而從專業角度可以稱之為我導師的，當屬我的第三位老師：張灝先生。

我的專業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我們這一代人，剛開始做學問的時候，都是沒有家法的，都是野路子，憑著才氣和悟性去硬闖。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學術，實際上是一種積累，是一代代人的積累。做學術的人，要站到巨人的肩頭，一定要接續上某個傳統，最好是某個偉大的傳統。否則，你所能夠達到的高度就很有限。

九十年代中期，，就在我苦苦尋覓適合自己的治學方法和學術傳統時，很偶然地讀到了張灝先生的著作《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頓時感到有如電擊：這不就是我要尋找的思想史研究傳統嗎？

張灝先生所繼承的學術傳統來自于哈佛大學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師本杰明?史華慈。在史華慈眾多一流的學生之中，張灝先生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可能是最得其真傳的。當時我的感覺就仿佛一個離家多年的浪子突然找到了歸宿。我于是寫信給張先生，向他表達了敬慕之情，并希望能夠在大陸出版他的書。

1988年，張灝先生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而我第二年也正好得到一個機會，在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一年。我就經常到科技大學去看望張先生。香港科技大學座落在風景秀麗的海灣邊上，我們兩人經常在看得到美麗海景的學校西餐廳里面暢談。談論中西學問，談論海峽兩岸、談論古今學人、談論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我也向他請教各種問題，他也向我了解中國大陸思想界的最新動態。

張灝先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細微而復雜，深刻繼承了史華慈先生的傳統。去年，我在我的博士課上，還與博士生們非常仔細地研讀過史華慈和張灝的研究方法。通過與張灝先生的接觸，我就不僅找到了家法，而且還從他那里獲得了一種人格的品質，那就是中國傳統讀書人的儒雅。

儒雅這個東西是中國士大夫的歷史傳統，從孔夫子時代開始形成，一代代傳承下去，一直傳到民國民國知識分子那里，中國古代的士之儒雅，與西方的紳士風度相結合，到1920－1930年代產生了20世紀最優秀的一代知識分子。不過，這一傳統到1949年以后，由于多次的政治運動淘洗，除了個別祖父輩知識分子身上還依稀可辯之外，整體上基本失傳。但在臺灣，卻一直相承下去，李安身上有儒雅的氣質，臺灣眾多學者有這種氣質。而在張灝先生身上，表現得特別明顯。

張先生身為身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算全球頂尖的華人學者了。但他非常淡泊，淡于名利，淡于交際，淡于拋頭露面。這并不是說他不關心外部世界的問題，而是他以此來保持內心的平靜，又以平靜的內心去思考大問題。他給我非常重要的啟發就是。學者要能夠耐得住寂寞，要有隔離的智慧來思考現實世界；而要保持思想的深邃，就不能與時代貼得太緊、所謂“后退一步，遠眺彼岸”，就是說，拉開一定的身位和心理距離，反而看得更全面、更深刻。更能領悟時代的精神。張先生幾乎從來不寫時評，但卻始終關懷著無窮變換的國際和海峽兩岸的時事，他是從更長的歷史長河和更深的思想深谷來冷眼觀察和研究這個難以把握的時代。

我已經人近五十，非常慚愧的是仍深感自己成就有限，至少自己覺得沒有可以拿得出手的重量級東西。張先生在此時則不僅能給我提供了一個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是他啟示了我一種“隔離的智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身上所凝聚的儒雅品質——身為純然學者，又胸懷大世界。關于什么是知識分子，當然有很多種說法，但在我看來，這就是知識分子，一個醇厚的知識分子。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4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