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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10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03X(2001)01-0041-05
　　一
　　在1917年至1927年間的中國知識界，與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知識分子和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相對照的，是以杜亞泉、張元濟、吳宓等為代表的文化守成主義或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在激進知識分子掃蕩傳統已成時代主流之際，毅然挺身而出，捍衛傳統文明，光大傳統文化。人們以往總是認為他們是與中國現代性進程背道而馳的，將他們納入“反現代性”的框架。而我們回到具體的歷史語境，卻發現中國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總體上并沒有脫離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他們也以自己的方式為推進現代性進程作出了努力。只不過與激進主義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相比，他們推進現代性的資源，更多地來自于中國傳統文化，或者說，他們的努力更多地體現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換。
　　中國保守主義的生發基礎，主要在于新文化運動激進反傳統所造成的價值迷失與歐戰所引發的西方文化危機。一方面，辛亥革命使古典王權政治秩序走向了崩潰，也摧毀了儒學長期依賴的制度基礎，從而引發了前所未有的意義與價值危機。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反傳統，更將現代中國的意義與價值危機推向了極致。中國傳統文化大廈已經坍塌轟毀，成為一片文化的廢墟與精神的荒原。這種價值的迷失與意義的危機，引發了中國文化深刻的認同危機，為文化保守主義的崛起提供了良機。另一方面，歐戰所引發西方文化危機又進一步為其提供了契機。以巴黎和會觀察員身份旅歐考察的梁啟超，切身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幻滅，返國后發表《歐游心影錄》，大力宣揚西方科學文明的破產和東方精神文明的優越。這種傳統危厄和西方困境的雙重危機，順理成章地成為保守主義崛起的催化劑。梁漱溟率先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以儒家人生理念批評西方近代世俗工具理性的非價值性，力倡儒家文化的復興。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則以古典人文主義衡估新文化運動，批評其倫理革命和文學革命的反傳統主義傾向。而張君勱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強調科學理性之于人生信仰的限度，以及宋明理學之超越西方科學文化的現代價值。因此，保守主義作為中西文化雙重危機與現代中國認同危機的反應，是對激進知識分子全盤性傳統和西方化傾向的某種反動，也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新文化啟蒙運動退潮后的思想真空。
　　也正是在這種社會文化語境中，產生了一批以杜亞泉、劉師培、黃侃、張元濟、吳宓、梅光迪、胡先ｓù＠①等為代表的以批評西方文化、護衛中國傳統為職責的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他們的主要陣地是《東方雜志》、《國故》、《學衡》等等。《東方雜志》是商務印書館的一份綜合性雜志，嚴格說來并不應劃到“保守”的陣營。事實上，在本世紀初它為傳播西方文化、開啟民智也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只不過由于杜亞泉1911年出任《東方雜志》主編，對它進行了較大的改革，并將它作為自己的輿論陣地，因而在那段時間帶上較為濃厚的文化保守主義色彩。在新文化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保守派刊物則首推北京大學劉師培、黃侃等人創辦的《國故》月刊，它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表現了它批評西化主義和護衛東方人文傳統的鮮明主題。而在整個20年代，最具聲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則是以吳宓和《學衡》為中心的學衡派知識分子群體。
　　這批保守知識分子群體們并不是全盤否定既存社會政治秩序的政治保守主義者，而只是文化保守或曰文化守成主義者。他們中固然有極少數的“國粹派”，但大部分人并不是抱殘守缺的文化遺老，恰恰相反，他們中有很多人曾游學歐美，接受過系統的西方化訓練，在西方文化的引進上也頗多貢獻。他們之所以被歸為所謂的文化守成主義知識分子，主要原因在于他們與激進知識分子的文化態度與思想立場上的不同。在一個文化巨變的時代，傳統的奇理斯瑪權威土崩瓦解，社會道德政治秩序失去原有和諧，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已成為一種與社會政治形式相剝離的價值觀念。激進知識分子以某種現實功利需要作為評判文化的態度，對傳統社會政治秩序以及作為文化代表的道德倫理秩序進行全盤性反叛。而在保守知識分子看來，中國傳統社會政治秩序的瓦解，已經使傳統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支撐構架，現在迫切需要的并不是進一步否定傳統文化，而是如何利用西方現代文化，挖掘傳統文化中的有利質素，來重新構架知識分子的文化價值系統。對他們來說，這種文化價值系統是知識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一旦也遭到全盤性的否定，那知識分子也就成了無根的浮萍，無所適從。所以，他們需要的是在純粹文化的層面研討文化的價值，他們對文化——道德的保守態度也僅僅是一種純粹的文化態度；而激進主義知識分子，不僅要在文化層面上摧毀傳統的文化價值體系，而且希望通過激進的社會革命，達到對社會政治與文化秩序的重構。這就使得保守知識分子與激進知識分子兩大群體的沖突與對峙，成為20年代知識界的一大景觀。
　　這種沖突與對峙，說到底也就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沖突在特定歷史情境下的表現。保守主義知識分子更多地訴諸于價值理性，要求把價值的立場與功用的立場分開，在純粹知識和文化的層面上，“審文明真價之所在”。從這個立場出發，他們著力挖掘中西文化中超越現實功利的人文價值，重建現代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性。比如傖父就認為西方重競爭，東方重自然，西方動的文明引向物質生活的富裕，東方靜的文明注重精神生活的和諧。從價值上看，不能以絕對肯定一方而絕對否定另一方來解決。因此，兩種文明應當互補，主張“統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統者則明了之，其間有錯出者則修整之。一面盡力輸入西洋學說，使其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1]可見，無論是激進知識分子的工具理性，還是保守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性，它們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其歷史合理性。激進知識分子認識到工具理性的發展是西方近代現代化的根本動力，但又把這種動力當成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全部，認為中國的現代性進程必然要以工具理性為推動力量，以致常常不自覺地排斥價值理性，無條件地擁護工具理性；而保守知識分子則以維護價值理性為自己的天然使命，他們并不是不要工具理性的發展，而是認為社會的現代化離不開價值理性，而且東西方的價值理性傳統并無古今高下之分，中國深厚的文化傳統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尊嚴和地位。[2]顯然，保守主義的價值理性與激進主義的工具理性之間的沖突，正是以現代性為目標的新文化運動內在緊張的必然表現，也是現代知識分子推進現代性進程的不同取向的必然結果。
　　二
　　以吳宓為中心的學衡派是20年代最具代表性、也最具聲勢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群體。從1922年1月創刊，到1933年停刊，《學衡》前后支撐了11年，集中了一批以學問為自我中心價值、以思想文化評論為時代使命的知識分子，除了吳宓、胡先ｓù＠①、梅光迪、柳詒徵、湯用彤外，還集中了劉伯明、樓光來、繆鳳林、景昌極、劉永濟、林宰平等人，形成了有著大致相同的學術志向與文化精神的學衡派知識分子群體。
　　作為20年代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主體的學衡派，既有著容納中西的文化胸襟，又對新文化運動充滿了難以化解的偏見；既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理念，又與社會現實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因此，理解與把握學衡派知識分子，有必要論述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學衡派知識分子對待新文化運動的態度；二是學衡派知識分子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念。
　　《學衡》創刊伊始，就在《學衡雜志簡章》中定下了自己的辦刊宗旨：“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翻一翻《學衡》雜志，不難看出他們的確是希望在中西文化的宏闊背景下，論究學術，闡求真理，以一種超然獨立的態度，追求終極的價值理性。《學衡》的欄目有“通論”、“述學”、“文苑”、“雜綴”、“書評”等，占主體部分的是“通論”和“述學”。他們熱衷于引進代表西方文化精粹的大家學說，除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外，還有《葛蘭西論新》、《西洋文學精要書目》、《希臘之精神》等等大量論文。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現象，《學衡》創刊號的卷首插圖就是孔子和蘇格拉底像，在以后的各期中，每期中都有中西方哲人學者作家的畫像，如莎士比亞、彌爾頓、迭更司、沙雷克、耶穌、威至威斯（華茲華斯）、辜律己（柯勒律治）、托爾斯泰、彭士（斯）、哈第（代）、勞倫斯等等。這些大家，成為學衡派知識分子心目中西方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也充分顯示了他們將中西文化相提并論的主觀意圖。僅僅曰此觀之，我們不能不說學衡派諸位的確是有著融化中西的胸襟和實力的。另一方面，“通論”、“述學”、“文苑”中的主要篇幅還是大量對中國傳統文化純學術的研究和探討，并兼及教育、道德、社會諸問題，甚至還有不少舊體詩作。這些論述似乎都在努力體現它昌明國粹，不激不隨，論究學術，闡明真理的主觀愿望。在一個思想相對和平穩定知識語境中，《學衡》這種對文化終極價值理性的追求，無疑是無可厚非的，可以說還是每個知識分子所必須依循的規則和一個文化賴以傳承的基礎。
　　然而在新文化運動那樣的特殊時代語境中，它就顯得那樣的不合時宜。尤其是學衡派諸位還想依循自己的文化理念對當下的新文化運動說三道四，這就為新文化知識分子、尤其是激進主義知識分子所不容了，并招來了此后幾十年備受指責和冷落的歷史命運。其實，僅僅從幾十期的《學衡》雜志來看，是看不出多少對新文化運動的“惡毒攻擊”的，除了一些純學理的研究外，涉及現實文化的一些文章也大都持兼容中和之態度，真正集中批評新文化運動的論文，只有廖廖可數的幾篇，即第一期上海光迪的《評提倡新文化者》、胡先ｓù＠①的《評〈嘗試集〉》，第四期上吳宓的《論新文化運動》等。不過，話說回來，雖然只有這么幾篇，但已集中體現了學衡派知識分子對新文化運動深深的陳見和不滿，再考慮到當時新舊交替的時代大語境，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學衡派知識分子會陷入尷尬的境地。
　　從現在披露的資料來看，在吳宓等人的內心深處的確對新文化運動充滿了深深的難以化解的偏見。吳宓在1917年以后的《日記》中曾多次對所謂的“新文學”大加痛斥。他說，所謂“新文學”，“一言以蔽之，曰：凡讀得幾本中國書者，皆不贊成。西文有深造者，亦不贊成。兼通中西學者，最不贊成。惟中西文之書，皆未多讀，不明世界實情，不顧國之興亡，而只喜自己放縱邀名者，則趨附‘新文學’焉。”[3]甚至認為，“夫‘新文學’者，亂國之文學也。”吳宓始終認為，“救世救國，惟在改良人心，提倡道德。惟道德之增進，為真正之改革。此外之所謂革命，皆不過此仆彼興，攘奪利己而已。”“今國中所謂‘文化運動’，其所提倡之事，皆西方所視為病毒者。上流人士，防止之，遏絕之，不遺余力。而吾國反雷厲風行，虔誠趨奉。如此破壞之后，安能再事建設？如此紛憂之后，安能再圖整理？只見萬眾息心斂手，同入于陸沉之劫而已。”[3]因此，對國內的新文化運動真誠地感到憂心如焚。“言念及此，憂心如焚。俗人固不可與道，即同心知友，偶見面談及，亦只楚囚對泣，慘然無歡。”[3]這種相當深刻的隔閡，既是他們身處國外而生的一種強烈的愛國之忱的表露，也是他們文化觀念的嚴重對立。
　　學衡派知識分子把全國“震撼動搖、相激相攻、紛紛擾攘之狀況”的原因，概括為“新舊思想之沖突”。并且認定，“此沖突蓋中國文化估定價值之關頭，亦即中國文化之生死關頭”[4]，因此，在新舊劇烈沖突的激流中，《學衡》試圖超越新舊之爭，強調“事物之價值在其本身之良否，而無與于新舊”[5]，用另一種姿態為中國文化發展開辟“第三條路向”，隨著時代的變遷，新舊沖突的樣態也在發生變化，《學衡》盡可申言“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亦可期望“國粹不失，歐化亦成”融化東西文明的新文化，可這種并不能解決現實問題的愿望，同樣會與新文化不可避免地構成新與舊的沖突。激進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是社會的革命與文化的重塑，而不再強調舊傳統的根基。學衡派在舊傳統基礎上所構想的融化中西的理想，對激進知識分子來說過于遙遠。在特定的新文化運動語境中，要么是新，要么是舊，試圖超越新舊之爭的種種姿態，其實也是新舊沖突的一種表現形式，學衡派試圖解脫新舊纏繞處境的努力注定是不可能的。這種新舊沖突的嚴重隔閡和深刻對立，成為我們理解梅光迪《評提倡新文化者》、胡先ｓù＠①《評〈嘗試集〉》、吳宓《論新文化運動》等文章的重要基礎。
　　學衡派知識分子對中西文化所采取的理性態度，使他們在批判或維護傳統文化方面頗具保守色彩。這里的“保守”并不是傳統概念中的貶義詞匯，而是一個中性詞匯。我們所使用的“保守”、“保守主義”基本上都屬于一種中性詞匯。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學衡派知識分子的“保守”，并非出于對現代性進程和社會變革的反感，也并非純粹對“舊”事物的迷戀，恰恰相反，他們對中西文化抱有寬容的心態與融匯的胸襟，企求由此創造出一種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融化西方精髓的新文化。他們所取的是一種開明審慎的文化態度，而不是激進派那種否定一切的情感渲泄。吳宓和學衡派知識分子的這種新文化觀，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他們的美國導師、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他們不僅在美國留學時親受白璧德的教導，甚至在回國以后，依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將白氏的學說奉為圭臬。吳宓看來，白璧德學識淵博，道德高尚，他的學說遠承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之精義微言，近接文藝復興諸賢及英國約翰生、安諾德等人之遺緒，采擷西方文化的精華，考鏡源流，辨章學術，卓然而成一家之言。他對自己能在白璧德身邊受其教、讀其書、明其學、傳其業而深感榮幸。[6]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也就成為他們當然的文化選擇與文化理想。他們試圖以人文主義的文化發展的承繼性和規范性，來制衡文化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念的現代失范，尤其是人文精神和倫理道德的淪喪。人文主義成為學衡派知識分子安身立命之“道”，《學衡》也因此成為他們“論道”的人文主義堡壘。
　　三
　　林毓生先生曾指出：“一個傳統若有很大的轉變潛能，在有利的歷史適然條件之下，傳統的符號及價值系統經過重新的解釋與建構，會成為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的過程中仍可維持文化的認同。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傳統中的某些成分不但無損于創建一個富有活力的現代社會，反而對這種現代社會提供有力條件”。以此質之《學衡》及20年代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倒是頗多啟示的。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理想化認識雖然不足取，可他們對傳統文化的尊重態度與中庸的價值取向恰恰正是“創建一個富有活力的現代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只不過他們的努力缺少了“有利的歷史適然條件”而導致了歷史的誤構。如今回過頭來思考，他們的文化態度與價值取向還是值得人們深思的。
　　對于保守知識分子來說，“中庸”不僅僅是一種道德境界，而且是一種理性的文化態度與價值取向。這種理性而中庸的文化態度正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盡管當時的主流話語是反傳統的激進主義話語，但并不能因此排斥文化保守主義的聲音，它同樣具有自己參與歷史對話的資格。事實上，我們可以說理性而中庸的價值取向，貫穿于保守知識分子的文化思考之中。既反對激進的革命，也反對復古的倒退，主張在基本保持既定文化秩序的基礎上，吸引中西文化的精髓，對傳統文化加以現代性的轉換。
　　這就涉及到新文化論爭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即傳統文化價值系統的重估。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批判，如胡適所說，是要“重估一切價值”，以批判的精神重新審視傳統的價值，這也是啟蒙運動的精神。但是思想文化的“價值重估”不應當導致價值虛無，也不應當把封建綱常倫理當成傳統文化價值系統的全部。對傳統文化價值系統的重估，離不開“承傳”與“創造”的二元統一。只有處理好“承傳”與“傳統”的關系，才能形成一種具有彈性的、穩定的價值取向。“承傳”與“創造”是傳統文化現代性轉換過程中相互依賴的兩個重要因素，兩者的有效互動才有可能使傳統文化成為洞察當今現實的思想資源，才有可能產生最富創見性的新文化理念。本世紀一、二十年代的“新”與“舊”、“激進”與“保守”、“傳統”與“現代”的論爭，其實都屬于“承傳”與“創造”的范疇。激進主義者把新與舊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兩極，忽略了“創造”新文化所必須的“承傳”基礎；而文化保守主義者更注重傳統的“承傳”，卻未能將社會政治劇烈變革與人文傳統的綿延連續有效區分。因此，從中西傳統文化資源中提取符合現代觀念的要素，重建中國文化價值系統的合法性地位，不僅是現代知識分子，而且也是當代知識分子的義不容辭的職責。
　　或許有人會認為，保守主義知識分子這種依戀傳統、固守價值理性的態度，是否應視作中國現代性進程中的一大阻礙。因為一般而言，現代性是與當下的物質現實功效緊緊相聯的，與傳統精神學問似乎并不密切。其實，換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現代性恰恰與傳統、與價值理性密不可分。這就為文化保守主義所推進的現代性提供了一個理論支援。如果象激進派那樣完全與傳統斷裂，那么不僅“現代”與“現代性”失去了一定的解釋標準，陷于一片混亂，而且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現代性”本身的危機。因此，為了實現現代性的理性重構，我們離不開在自身傳統的理性資源中發掘和建立規范，而不是純粹地借用西方現代性的標準，或以西方文化價值系統取代中國固有文明。這一點也正是保守派與激進派在現代性問題上的根本沖突。因此，新文化激進知識分子以抽象的理念來整體性地解決社會變革問題，可能會人為地摧毀與破壞現存秩序，并帶來事與愿違的歷史后果，而保守主義知識分子在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的前提下，漸進地求得新機制在舊機制內的生長，可能更是實現中國富強與現代化的有效途徑。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認為，早期的保守派知識分子，表面上似乎是處于現代性進程之外，甚至是反現代性的，但他們作為現代性的對照物，同樣對現代性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后起的吳宓、杜亞泉等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實始終是處在現代進程之中，成為中國現代性進程的一個重要維度。中國的現代性思路與西方的現代性思路有著驚人的相似，也呈現出激進派、自由派和保守派三派互動的多元發展趨勢。以陳獨秀、李大釗等為代表的激進派知識群體，主張徹底反叛傳統，擁抱現代文明，甚至企圖通過激進的手段徹底改造社會現存體制和文化觀念，從而將中國帶入一個嶄新的時代。以蔡元培、胡適等為代表的自由派知識群體，以自由主義與科學主義為現代性的價值取向，尤其是胡適等人試圖立足現實社會，探討中國走向政治現代化的民主、自由、秩序之路。與此相呼應的就是以吳宓、杜亞泉等為代表的保守派知識群體，以文化守成為現代性價值取向，力主肯定傳統文化在現代性中的積極作用，并思考引入西方現代文明，以中國傳統價值理念來融貫中西，以達到昌明國粹，重鑄文明的目的。三派并存，都是在危機中尋找對西方文化挑戰的回應，為中國文化尋找自己的歸宿，為現實社會政治尋找新的秩序。因此，以學衡派為主體的20年代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以其獨特的文化理念與文化實踐為中國的現代性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有著無可替代的歷史價值與現實啟示。
　　收搞日期：2000-07-10
《鎮江師專學報》：社科版41～45K4中國現代史季進20012001中國20年代保守知識分子在新文化激進反傳統所造成的價值迷失與歐戰所引發的西方文化危機面前，通過《東方雜志》、《國故》、《學衡》等陣地，努力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性轉換。他們對中西文化抱有寬容的心態，企求創造出以中國傳統為本，融匯西方精髓的新文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20年代保守知識分子與激進知識分子、自由知識分子三派互動、多元發展，積極尋找中國文化自己的歸宿。20年代保守知識分子/現代性追求/融匯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modern pursuits/integrationOn the Modern Pursuits of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of 1920sJI Jin(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006,China)Confronted with the loss of value caused by the radical anti-tradition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and with the Western cultural crises as the aftermath of the World War,the Chines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of 1920s made great efforts to moderniz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founding Orient Magazine,The National Heritage,The Academic Criterion.They held a tolerant attitude toward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and hoped to create a new culture by combin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s(as the root)with the gem of the Western culture.Among these intellectuals,the most influential is the School of Academic Criterion.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radicals and free intellectuals joined their efforts to look for a final settling place for the Chinese culture.季進(1965-)，男，江蘇如皋人，蘇州大學文學院講師，博士。蘇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6 作者：《鎮江師專學報》：社科版41～45K4中國現代史季進20012001中國20年代保守知識分子在新文化激進反傳統所造成的價值迷失與歐戰所引發的西方文化危機面前，通過《東方雜志》、《國故》、《學衡》等陣地，努力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現代性轉換。他們對中西文化抱有寬容的心態，企求創造出以中國傳統為本，融匯西方精髓的新文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以吳宓為代表的學衡派。20年代保守知識分子與激進知識分子、自由知識分子三派互動、多元發展，積極尋找中國文化自己的歸宿。20年代保守知識分子/現代性追求/融匯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modern pursuits/integration

網載 2013-09-10 20: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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