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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列強刺激 太后玩火 端王竊政 群運出軌

1.1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

發生在二十世紀的第一年，庚子、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從星星之火燒成燎原之勢，實在是與當時山東巡撫毓賢的三原則分不開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賢的三原則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老實說這三個原則本沒有錯，錯的是他把抽象的原則化為具體的運用，不得其當，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這一條來說吧！當年由于列強對中國所作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國人在山東，俄國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已激起中國全民的公憤。

德國人在山東以教案為借口強占膠州灣，已無理已極，而德皇為皇弟海因利盍親王（Admiral Prince Heinrich）率遠東艦隊遠征中國，在漢堡所作之送行訓辭，什么：“should any one essay to detract from our just rights or to injure us, then up and at him with your mailed first”（原文英譯載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倫教觀察報》（London Spectator）。那時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員之一的翁同龢，在其口記上譯為“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德皇這一“揮拳”演說，那時是騰笑歐美的。世人固對德皇之橫蠻，嗤之以鼻，而對我華人之不爭氣，也是憐而鄙之。此事當時對我國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時在巴黎冷眼旁觀之法國史家柯利厄（Henri Cordier），便認為這種德國佬加于華民之刺激“縱非義和團興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見柯著《中西關系史》，卷三，頁三六五。轉引自摩爾斯《大清帝國國際關系史》卷三，頁一一一。）

至于德軍當時在山東之橫行，更是筆難盡述。當地百姓如對若輩稍事抵抗，動輒全村被焚，老幼難逃。某次在魯東日照縣，為一極小的民教沖突，在當地仕紳出面試行調解之時，五位在場仕紳竟被德軍強擄而去，送至青島拘留所，勒令執行極無理之要求。似此綁票勒索之行為，使在一旁觀察之美國外交官，亦為之忿忿不平而報請華府留意。（見美國駐華公使康格致國務卿海約翰的報告書。載國務院“外交檔”，一八九九年四月十七日。）

俄國在中國東北所犯的罪惡，就更是罄竹難書了。一八九九年三月某日，俄人自旅順港違反條約，侵入中國境內征收地稅。當地農民召集群眾大會并繕具申請書，請求免征，態度極為和平恭順，而俄軍竟突然對群眾開槍，當場便打死農民和老弱婦孺九十四人，傷一百二十三人。（據西文《北華捷報》記者的專欄報導。）

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五日，當俄軍于黑龍江畔的誨蘭泡（俄名“布拉戈維申斯克”）開始越境時，華軍稍事抵抗，俄軍便一舉將兩岸華民男女老幼六千人，悉數屠殺，棄尸江中，江為之塞。此一屠殺，中國政府雖末敢澡究，歐美媒體卻向莫斯科提出抗議，而沙皇政府竟聲言是邊遠駐軍擅殺，俄皇鞭長莫及，無能為力，搪塞了事。（見Arthur H. Smith著（震撼中之中國（China in Convulsion），一九〇一年英國愛丁堡出版，第二冊，頁六〇七。）其后俄人在“江東六十四屯”一帶和其它城市中的燒殺，據各方報導，死傷華人二十余萬，本篇也就無法詳加敘述了。（見李文海等編《義和團運動史事要錄》，一九八六年濟南出版，頁二九七。）

以上所記只是根據西方官員和記者零星的報導，并非受害華人的夸大。當時如作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則入侵者之殘暴，就更是罄竹難書了。筆者不學，曾就清末民初各種中外沖突中，雙方的死傷數字略作比較，所得比率大概可說是一千比一。換言之，在中外沖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殞命，無辜華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賠）。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國傳教士二人被殺，德人借口入侵時被殺之華人，加上中國官府在洋人要挾之下所殺戮之華民，以及民教沖突所造成的死傷，即不下數千人。——假如鬼神之說真有可信，以數千枉死寃魂，在耶穌之側、上帝之前，與在曹州殉道的兩位神父的幽靈，同時出現，互控寃情，在此情況之下，上帝和耶穌又何擇何從呢？

不幸的是，在類似情況之下慘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揚天下，垂譽后世；但是陪他們一道喪命的數千名華人包括婦孺，那就死得蟲蟻之不如了。斯大林說；“死一個人是件慘事；死一百萬人只是個統計數字。”在那庚子年間，死掉任何一個洋人，都是個驚天動地的“慘事”；死掉千萬個華民，甚至連“統計數字”也沒有一個。但是中國人究竟不是個麻木的民族。在那千萬家披麻戴孝的寡婦孤兒的哭聲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兒，都會拔刀而起和敵人拚命的，這就叫做“民憤”。在全國人民都感到國亡無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拚，這就叫做“民氣”。這股民氣，筆者這一輩在“《年抗戰”的日子里，都是親身卷入、親身體驗的。老實說，《年抗戰就是當年全國人民以血肉之軀與不可一世的入侵強寇，死命糾纏，拚過來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間，八國入侵的時候，全國同胞國亡無日的感覺，實數倍于抗戰前夕的一寇獨來，尤其是在情況最緊迫的山東和東北。所以該兩地區民氣最激昂，義和團也滋長得最快。毓賢這個好殺成性的地方官，他也深深地體驗到這種同仇敵愾的民憤，而感覺“民可用”。他覺得與其殺民媚洋，何如“用”民來除教滅洋呢？毓賢這一心態，事實上是與當時西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后突然掌權而又顓頊無知的滿人小貴族的心態，如出一轍。他們但知民氣可用，要“用”它來“扶清”。他們怎知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爛朝廷，已是個“扶”不起的阿斗？以它來“滅洋”，則洋又豈是氣功師徒“刀槍不入”所能“滅”掉的？

對民氣但知其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氣，又沒個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義和團運動也就是近代中國，無數次鍋爐大爆炸中的一次。

1.2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賢究競是個非科甲出身而習于殺人的莽漢。下棋不看第二步；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團應撫、匪必剿”的原則，應用起來，也漏洞百出。

山東那時是處于王朝末季的黃巾、赤眉時代。饑民遍地、盜匪如毛、邪門盈野。毓賢最初的辦法是以殺止亂。但是他縱是個嗜殺的屠夫——他有一個月殺五百人，一任殺五千人的紀錄——也殺不勝殺。最后改殺為撫。他撫的辦法是化零為整、招匪入團（民團）。他縱容，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勵和認可，并發下“毓”字大旗，由徒弟眾多、能呼風喚雨的大邪門，并吞那些只有低級氣功，組織能力欠缺，而良莠下齊的小邪門，劃一名號，整齊服色，統名之日“義和團”，以示這些組織是由他巡撫衙門認可的私辦民團。

這種以大吃小、化零為整，組織并統一指揮起義農民的辦法，原不是毓賢所發明的——那是我們的國寶。試翻我國歷代農民起義的歷史，且看陳勝、吳廣、赤眉、黃巾、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李自成，洪、楊乃至我們親眼看見的紅軍、八路軍、新四軍的成長和擴大，都是一脈相承的。但是毓賢所搞的與上述情況有個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為號召的。毓賢統一組織他們的目的卻是“招安”，為大清王朝“保天下”。這樣就變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賢無法真正把“義和團”化為“民團”。農民起義的造反大軍，“裹脅”一起來是愈大愈好；官辦民團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墳、主正義的義士之行，士氣極高。保衛腐爛王朝，肋紂為虐，那就義士卻步，智者不為了。所以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始終未能步入正軌。它不是個正正堂堂的群眾愛國運動，而是以燒香念咒，或問有“特異功能”的氣功師為主導，終于走火入魔的工農兵運動。——它缺少個“偉大、光榮、正確”而成熟的革命黨從中指導和策畫，因此它搞起“扶清滅洋”、“燒教堂、殺教士”，就變成紅衛兵式的打砸搶，亂來一泡了。但是紅衛兵究竟還要聽命于一個老謀深算，也可說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后在軍警環伺之下，偃旗息鼓，去農村下放學習。義和團沒個最高指示，在軍警也都相率入團之俊，連“老佛爺”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變成了“拳匪作亂”。發展至此，連老太后也只奸丟掉“盆底鞋”，梳上“粑粑頭”，化裝農婦，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來“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鴻章替慈禧推卸戰犯責任的外交辭令（見下篇）。

所以毓賢的“匪必剿”的原則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饑民的化身。饑民在被“剿”得走投無路之時，便入“團”受“撫”。受撫之后還是沒飯吃，那就繼續為匪，終于良莠難分、團匪并存。加以毓巡撫對教民有成見，又沒有辦外事的經驗，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與洋公使又恃強欺人。民教沖突中，不論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勞動位同總督巡撫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對華文書上自稱“本大臣”），來向中國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無中生有，抗議恐嚇。弄得中國官方不勝其煩。巡撫衙門僅為教案一項便案卷如山（原檔至今仍滿筐滿簍），忙不開交。毓賢一怒乃干脆告其屬下府縣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議當成“耳邊風”，“當成廢紙”。（見李宏生著《毓賢與山東義和團》等多不勝數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賢并沒有忽視他自己標準中的“團”、“匪”之別。義和團中如有不良分子對教民殺人綁票，他也繩之以法，大量誅戮。事實上義和團在山東早期最有名的大師兄朱紅燈，和遍身氣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為枉殺教民、竊取財貨，被毓賢捕殺的。——有些后世史家對事實未加深究，竟把朱紅燈與本明之死劃在袁世凱帳上，實為誤入。然毓賢既有其“耳邊風”、“當廢紙”一類的指示，則搶匪多劫教民；下級官吏時予縱容，也是事實。這樣就要引起洋人嚴重的抗議了。果然在一八九九年冬季美國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乃向北京總理衙門連續抗議，要求中國政府把毓賢撤職。總理衙門不敢開罪康格，乃于是年十二月五日奏請太后把毓賢“開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并率其新建陸軍一萬一千人入魯鎮撫。毓去袁來，義和團運動便進入一個新階段，從山東轉入直隸（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區了。

1.3毓賢和袁世凱的正反兩面

毓賢原是慈禧的寵臣，他在山東的所作所為都是太后所嘉許的，如今受洋人脅迫去職，慈禧亦為之不平。所以毓賢奉旨回京覲見時，太后竟頒賞親書“福”字以為鼓勵，并隨即調任山西巡撫。毓賢既受此洋人鳥氣，又蒙太后賞識，他一到山西對除教減洋真的就毫無顧忌，大干起來了，甚至不惜親自操刀去砍掉洋人腦袋。可是這時在山東接任毓賢遺缺的袁世凱，其作風卻正是毓賢的反面。

袁世凱是一位比毓賢更為老辣而干練的官僚。甲午戰前他在朝鮮即有十年以上辦外事的經驗。如今雖手握重兵，他知道洋人還是得罪不得的。為著傳教等等皮毛小事而開罪洋人，更是得不償失，亦無此必要。再者義和華民也下只是反教鬧教了事，他們是逢洋必反的短視群眾。袁氏所統率的“新建陸軍”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支現代化的武裝部隊，在時人的眼光里也是一支洋部隊——穿洋服、上洋操、吹洋號、用洋槍、抽洋煙、用洋油、點洋燈……無一不洋。如今扶清學洋之不暇，怎能逢洋必滅呢，可是那時山東省內的工農兵群眾在洋人和教民的刺激之下，和李秉衡、張汝梅、毓賢三位巡撫的暗地鼓勵之中，不但反對筑鐵路、開煤礦、辦學堂、開報館，并且要砸海關、拔電桿、封郵局……，所以袁世凱一來就要扭轉這項落后反動的群眾行為了。袁氏尤其認為義和拳民的畫符念咒、刀槍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眾，斷難扶清滅洋。因此他對“義和拳匪”就主張全面鎮壓。這時在他軍中以候補知府銜實任“營官”的胞兄袁世敦，其剿滅“拳匪”的意志似比乃弟更為積極。所以在他兄弟于一八九九年冬領兵入魯時，世敦銜老弟之命，對義和團民大開殺戒，認真剃辦。其后不久，山東的義和團就被袁世凱肅清了。

1.4慈禧太后也有個四人幫

可是袁氏兄弟在山東的行為卻有反于當時北京城內的政治氣候。——這時滿清朝廷的最高決策權是掌握在西后包庇之下的一小撮滿族王公貴人之手。尤其是皇族近支和宗室的“載”字輩四兄弟：載濂、載漪、載瀾、載勛和他們的近親密友們更是這權力圈的重心所在。他們依附于那權力無邊的西太后裙帶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無知的頭腦，最下流的手段，為著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個最樂于暴動的社會基層的群眾組織“義和團”來“扶清減洋”，奪取政權。他們這一記奪權行為，簡直與六十六年之后再度發生于北京，由毛澤東和“林四”所搞起的一小撮無產階級小貴族，要利用愛奸打砸搶的“紅衛兵”來“興無滅資”、奪權專政，真是前輝后映，歷史重演，如出一轍。

載濂、載漪、載瀾三兄弟原是惇親王奕諒的兒子。奕諒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比他異母兄咸豐皇帝奕詝只小六天。一八八九年奕諒死后，載濂襲爵為惇郡王；而載漪由于過繼給一位早死無后的叔叔瑞親王奕志，也于一八九四年慈禧六十壽誕時襲爵成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書胥在圣旨上誤寫為“端”字，將錯就錯，他就變成庚子年間權傾一時的“端王”了。

【附注】載漪承繼的瑞王是奕誌還是奕志。《清史稿》和英文《清代名人傅》有不同記載，容續考之。

端王的權勢還不止于承襲爸爸和叔叔，他還另有西太后的“裙帶關系”，并兼任禁衛軍虎神營的總兵（師長）——他老婆是西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兒，所以她也就是光緒皇帝載湉的姑表妹。——光緒是西太后的妹妹所生。因此在戊戌政變之后，西后想把光緒“廢”掉，再“立”一個新皇帝時，她最后就選中近親內侄女的兒子，也是載漪的兒子溥儀，時年九歲。溥儀終被冊封為“大阿哥”（詳見下節）。作為大阿哥的爸爸，則端王載漪的權力，就更上層樓了。

據說為著增強載漪為首的載字輩四兄弟的權力，老太后竟頒賜“尚方寶劍”一把，交載濂、載漪二兄弟執掌。使他二人在朝中有“先斬后奏”的專殺之權。——這一“尚方寶劍”的故事，當時曾傳遍海內外。英文《字林西報》（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亦有繪影繪聲的記載。但其實情如何，筆者因未能細查清宮秘檔，只好暫時存疑，以待高明補正。

以上是四人幫中老大老二的故事。老三載瀾那時也官拜“輔國公”。在那“公侯伯于男”五等勛爵里，功高不賞的曾國藩不過封“侯”；李鴻章生前只是個“伯爵”；劉銘傳只是個“一等男”，都已顯貴非凡。四人幫身為“王”、“公”，其權力地位二且在話下，何況他們又手握兵權，于拳民入京時載瀾亦出任禁軍的右翼總兵。

至于載勛，他雖非皇族“近支”，卻是一個尊貴無比世襲罔替的“莊親王”。莊親王是清初康熙年間《大近支勛臣，世襲罔替的親王之一。這時的戴勛已是第九代的莊親王。他的門第在北京城內已垣烜赫了兩百余年。載勛此刻則總統禁軍，掌握了步兵衙門，與上述他的三位族兄弟沆瀣一氣，硬是權傾朝野。

總的說來，這批載字輩的親貴子弟，都是一批嬌生慣養、志大氣粗、教育低劣、不諳世情，并無軍政經驗的紈绔子。這種貴族紈绔子那時在北京是隨處皆有的。他們這小小的四人幫不過是冰山之一角而已。但是他們卻是圍繞在太后四周，所形成的一個挾天子令諸侯的權力核心。他們不但是決策人物，同時也是政策的執行者——是現職軍官、大臣和參預實際外交的官吏。為了解他們在政府中所發生的作用，且讓我把當時滿清政府的權力結構，擇要表解一番。

1.5拳亂時期清政府的權力結構

一、極權巔峰的“兩宮”

慈禧皇太后

光緒皇帝載湉

※ 按清制皇帝應擁有最高權力。然此時光緒帝的命運實與后來生活在幽禁中的“張少帥”不相上下；而太后之權則超過有最高決策權和最后否決權的“毛主席”。

二、朝廷最高決策機構的“軍機虞”和“軍樓大臣”

禮親王世鐸（溫和而無太多主見的滿洲老貴族）

榮祿（戊戌政變時最保守的官僚派的領袖；庚子拳變時卻為開明派幕后首領的滿族強人）

剛毅（干辣而不通時務的保守派，力主重用義和團的滿族老官僚）

王文韶（十分衰邁而比較通達的漢族大學士）

啟秀（干練而下通時務外情的滿族寵臣）

趙舒翹（不通時務外情，保守派的漢族老官僚）

端郡王戴漪（西后最寵信的滿族親貴，“大阿哥”之父，縱在西狩途中，仍被提升的保守派領袖）

鹿傳霖（沒太多主見的漢族大臣）

※ 參見《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與《列傳》

三、畿輔與北洋軍權所在地

◎ 京畿戍街系統（禁衛軍）：

步兵營統領莊親王載勛兼任（掌京師九門管鑰，統帥《旗步兵，肅靖京邑，總兵佐之）

虎神營總兵端郡王載漪兼任（掌轄本營官兵以備扈從，車駕狩列前驅）

神機營總兵輔國公載瀾兼任（職掌同上）

◎ 北洋國防軍系統：

武衛五軍總節制軍機大臣榮祿

武衛中軍總統榮祿兼（德式訓練的精銳部隊，駐京師南郊）

武衛前軍聶士成（日式精銳，駐天津）

武衛后軍董福祥（原舊式甘肅地方軍改編，駐北京城內）

武衛左軍宋慶（原舊式毅軍改編，駐山海關一帶）

武衛右軍袁世凱（德式新軍駐小站，后入魯）

※ 參見英文《清代名人傳》、《清史•兵志》、《義和團檔案史料•正續編》、英文《字林西報》及各將領本傳。

四、總攬外交系較行政大權的“總理各國通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或“總署”）和“事務大臣”

端郡王載漪（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出任總管大臣）

慶親王奕劻（與榮祿爭權而粗通外情的滿族元老）

啟秀（見軍機處表，六月十曰隨端王入總署）

溥興（滿族宗室，隨端王來總署，不通外情）

那桐（原官諸部侍郎，隨端王入總署，滿族，下通外情）

桂春（三品樂堂總署行走，滿族）

裕庚（原太仆寺少卿，滿族）

崇禮（官協辦大學士，滿族）

廖壽恒（原禮部侍郎，軍機處行走，漢族備位大臣）

趙舒翹（見上節軍機處表）

吳廷芬（官戶部右侍郎，漢族）

聯元（內閣學士，滿族，奏保皇帝，被殺）

袁昶（光祿寺卿，漢族，反宣戰，主剿義和團，被殺）

徐用儀（兵部尚書，漢族，反戰，主剿，被殺）

許景澄（原駐俄德等國公使，反戰，主剿，被殺）

※ 參閱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事日志）附表，籃《清史》諸臣本傳。

五、南北洋大臣暨南北主要督撫將軍

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裕祿（滿族，親貴出身，少年得志，晚年觀望承旨，對義和團先主剿，后主撫，兵敗自殺）

山西巡撫鱸賢（旗藉，撫團，滅洋，仇教，不通外情，兵敗伏誅）

陜西巡撫端方（滿族，西狩期間，護駕有功）

黑龍江將軍壽山（滿族，抗俄兵敗自戮）

盛京將軍增祺一（滿族，駐奉天，即今沈陽，曾招安張作霖）

山東巡撫袁世凱（漢族，力則義和團，驅拳民自魯入直）

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劉坤一（漢族，駐南京，力主剃滅義和團，反宣戰，與列強簽約，東南互保）

湖廣總督張之洞（漢族，駐武昌，剿團，反戰，東南互保）

兩廣總督李鴻章（漢族，駐廣州，力主先安內，后議和）

閩浙總督許應駛（漢族，駐福州，主東南互保）

安徽巡撫王之春（漢族，駐安慶，主東南互保）

浙江巡撫余聯一沉（署理，漢族，駐杭州，主東南互保）

江蘇巡撫松壽（滿族，駐蘇州，隨劉坤一主東南互保）

※ 參閱《清史·疆臣表》及《列傳》。

1.6志在奪權的四人幫，另有暗盤的老太后

讀者如稍一瀏覽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間清朝政治的特點所在：

第一便是那時中央地方、保守開明,北滿南漢，分治而不對立的政治形勢。

中央最高的決策與否決大權獨操于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殺之權，遠超過后來的蔣中正和毛澤東。但是當時在她手掌中的光緒皇帝，其命運雖不如張少帥，但是他這個政治幽靈卻為在康梁影響之下的海外華僑、位高權重的南方漢族疆臣，和輦轂之下各國駐華公使同情甚或崇拜的對象。所以戊戌以后的光緒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這個兒皇帝廢掉，她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緒）要謀害我”這句話，在戊戌之后簡直變成她的口頭禪，而這個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執狂”（paranoia）。所以她那時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務便是“廢立問題”。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聽政”，而太皇太后則無此特權。所以她第一個廢立的對象原是以慶親王十四歲的長子載振來代替三十歲的光緒皇帝載湉。此一試探消息一出，不但劉坤一等漢族督撫反對，滿族軍機大臣榮祿亦表示異議（慶王是榮的政敵），連慶王父子本人也不愿伺候，而最重要的則是英國公使也公開表示不支持，終使此陰謀泡湯。

再經過一年的準備，西后退而求其次，就不搞廢立了。她選中了端郡王載漪的兒子溥儁，于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冊封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繼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顯然還是要把光緒廢掉的。這一次她果然獲得滿族親貴《包括榮祿》的一致支持，漢族之中除上海少數紳商（如電報局總辦經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則是如此“冊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國駐華公使卻拒不入賀。西太后此時最怕的不是康梁領導的海外華僑或漢族督撫，當然更不是革命黨領袖孫文。她所最怕的卻是列強的駐華公使。她認為只有他們才真有此力量來強迫她“歸政”，強迫她“退休”；乃至搞陰謀詭計，暗助光緒搞“苦撻打”（像譚嗣同所策畫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頭。

在這一“偏執”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便是如何解除這項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強駐華公使），對她所構成的威脅。同樣的心理狀態，也促使她的行為走向另一極端（恕我試以行為科學來解釋歷史）——她開始相信只有與她有血緣近親關系的小圈圈，對她最為忠誠。只有生活在這一小圈圈之內，她才有安全感：她每晚才能睡得著覺，不致發生夢魘。

朋友，你說葉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了嗎？非也。那是所有孤單的獨裁者所共享的精神狀態！下信，你去分析一下蔣中正、毛澤東、金日成，甚至李光耀、李登輝諸領袖的“行為”，你就知道科學論證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論所自出的西方領袖們大同小異的行為，就不必說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這個心理學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對所有的洋人顯得paranoia，她連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輩子，最最忠實的鷹犬的李鴻章和榮祿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鴻章下放到廣州去“署理”兩廣總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個小親貴組織的四人幫來奪榮祿的權，把榮祿擠得靠邊站。同時她對榮祿所掌握的精銳部隊“武衛中軍”也不信任，而把榮祿也掌握下了的雜牌軍――董福祥的“甘軍”謫入京城，來和戴勛、載漪、載瀾所統率的“禁衛軍”，協同保衛畿輔，并以牽制榮祿的嫡系部隊。必要時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揮各軍，來搞一番扶清滅洋。

至于載字輩四人幫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說職司京師衛戍的數萬《旗軍都掌握在他們手里——據英文《字林西報》所獲自曾侯（曾紀澤，文正公之子）府內的消息，當時載漪所直接指揮的虎神營即有槍兵一萬人。屬慶親王奕劻指揮的則有五萬人之多。慶王是當時眾所周知的榮祿的政敵。他所節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載勛的九門提督和甘軍全部。連專掌財權的剛毅也可掌握有一萬二干名槍兵。（見該報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專欄。）

這項衛戍系統在國民黨時代屬于首都衛戍司令。在毛澤東時代那就是“《三四一”部隊了。誰掌握了這項武力，誰在首都就有生殺之權。所以西后和她的四人幫，后來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牽往菜市斬首。德國公使克林德也是在街上被載漪的虎神營章京恩海打死的（詳見下篇）。至于在莊王府前廣場被砍頭的千百個“教民”和“白蓮教”（包括婦孺），那就不必談了。

既有軍權，槍桿就可出政權。從暗到明，挾天子以令諸侯，最高決策機關的軍機處也一直掌握在他們手里——原先最有權力的軍機大臣榮祿，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養晦。）見（榮祿致四川總督奎俊書），《要錄》有節錄，頁一三。）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載漪并被派入“總理衙門”為總管事務大臣，連慶親王也得靠邊站。（見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曰《上諭），載《史料續編》上，頁五九六。）

軍、政、財務、外交大權都集中到以西后為首的一小攝滿族親貴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義和團”運動這個政策，別人就更無法置喙了。

1.7“義和團”與“紅衛兵”后映前輝

大體說來西太后之扶植“義和團”與六十年后毛主席之玩弄“紅衛兵”，筒直是后映前輝，一模一樣的。他二人自以為掌握了兵權政權，對一個民間的群眾運動就可發可收，終于親貴驕縱、大權旁落、一發難收，最后鬧到天翻地覆、全民遭殃的結果也沒有兩樣！

慈禧太后是統治大清帝國至四十八年之久的女王。在過去兩千年的中華帝國的歷史里，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漢的武帝之外，也沒個男主比她統治得更長。所以她深通統治的藝術。她在中央政府里所表現的那一套縱橫捭闔的本領，可能還在后來的蔣、毛二公之上，她統治大陸的時間，也是蔣、毛二公的總和。但是她有個缺點也和蔣、毛二公一樣——她不懂外交；內交內行，外交外行。這不能怪她，因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英法聯軍燒掉圓明園（一八六〇）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條約（一九〇一）以后改稱“外務部”，在洋人脅迫下成為“內閣第一部”。這個第一部的榮街一直到國民政府成立，才讓位給“內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們這位女家長早年把《三國演義》背得爛熟——可能都是習自京戲的劇目。據說當年多爾袞入關時，他的政治學教科書也是一部“清文”翻譯的（三國演義）。但是在《三國演義》里學不到十九世紀的國際外交。所以慈禧對早期外交的決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親王奕欣；晚期則靠北洋大臣李鴻章。——奕欣和李鴻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為十九世紀國際間第一流的外交家。奕欣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鴻章就變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謀主。在庚子年初拳亂剛起之時，老太后干不該萬下該，不該聽信親貴讒言把鴻章下放到廣州去。

李鴻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來也。在此緊要關頭把周恩來下放到廣州去當“省委書記”，北京的軍政外交大權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幫）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剛毅和載漪四兄弟）有權而無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義和團”燒殺搶的本領和毛氏的“紅衛兵”文攻武街的行為也兩模一樣。——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極高明的政治手法來“安內”；卻以最愚蠢的外交頭腦來“攘外”。她不但對國際局勢懵然無知，她甚至連最起碼的訊息也無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記假情報驚破了膽（見下篇），連下十二道金牌到廣州去找他的周恩來，而周又遲遲不歸。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狀態之下，以王婆罵雞的村婦放潑行為，伙同四人幫，放縱義和團來和洋人一拚……要懸賞殺盡中困境內所有的洋人，并對十一國同時宣戰……如此胡來，她老人家最后還能全尸遷入紀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話。

現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幫如何亂政；她的紅衛兵是怎樣蔓延的。

1.8太后陽剿陰撫，總督后撫先剿

前節已言之，義和團是被袁世凱趕到直隸（今河北省）去的。在義和團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對處理拳民的政策原是舉棋不定的。她一面聽信毓賢的“民可用、團應撫”的忠告，想利用拳民來驅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虛怕洋人干涉，不敢公開庇護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個陽剿陰撫的局面。在一連串的上諭里，朝廷都不斷告誡疆臣說拳會有“良莠之分”。對“不逞之徒”固應剿辦，但是對一般“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里，是乃守望相肋之義”。所以官方剿匪，只能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見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緒二十五年陰歷十二月十一日《上諭》，載《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頁五六。）這一來，朝廷便公開表示民間組團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兩位首當其沖的地方官：山東巡撫袁世凱和直隸總督裕祿，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凱尤為堅決。朝廷當權派對袁不敢輕動。為著殺雞儆猴，乃把世凱之兄袁世教加個“縱勇擾民”的罪名革職，并驅逐回籍。

但是袁世凱并沒有被朝廷嚇阻。他抗疏力辯說拳會“每于數百里外劫取財物，不得謂之為保證身家。焚毀擄贖，抗官拒兵，不得謂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騷擾地方，不得謂之為專仇洋教”。他認為莠民習練邪術，不論是會是團，必釀巨患。私團官練（如毓賢所條陳的辦法），斷下可行。所以他主張徹底剿辦。（見前書頁九五）

袁世凱有何膽量敢如此忤旨抗命，蓋義和團當時已鬧到十一國駐華公便聯合抗議的程度。死掉兩個德國傳教士已弄到膠澳不保，舉國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個英國傳教士卜克斯（Rev.S.M.Brooks）在山東為拳民所殺,豈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對義和團全面鎮壓。加以他手握重兵，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還是他與力主剿匪的華南三督聲氣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當然在剿拳行動中，他也給予朝中富權派足夠的面子，說他所剿者均是盜匪冒充的“偽義和團”，非真正愛國反教的“真義和團”也。

在袁的督飭之下。他的部將張勛、曹錕等則日以誅戮為能事。張勛那位在民國初年曾擁溥儀復辟的“辮帥”，即有在一日之內殺掉“黃巾紅兜”的“拳匪”五百余人而受袁巡撫重賞的紀錄。（見《陽信縣令稟》，載《山東義和團案卷》，北京社會科學院編輯，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冊，頁六五九、六六一。）

山東的義和團是被袁世凱趕盡殺絕了。可是拳眾北竄進入直隸，直隸總督裕祿卻隨了手腳。裕祿原與袁氏約好對“拳匪”南北夾擊的。庚子春初他的確也曾命令駐津聶士成的“前軍”出剿，殺掉不少“拳匪”。可是漸漸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幫崛起、太后護團轉趨積極、他的老靠山榮祿已逐漸靠邊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開始動搖了——由剿辦到縱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總督衙門就變成義和團的招待站。兩位草莽出身的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亦嘯聚徒眾三萬人，建起“天下第一壇”，祭起關公、周倉，諸葛孔明；燒香念咒，表演刀槍不入。裕祿為討好朝廷，竟撥餉銀二十萬兩（其后西太后亦加賞十萬兩），教請眾師兄率團來津，扶清滅洋。張、曹二酋竟亦由裕祿保薦，掛一品銜，分乘一品高官的“綠呢大轎”，堂哉皇哉的直入節署，與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歡，分庭抗禮。裕祿并打開軍械庫，一任此烏合之眾，自新式器械中自擇所喜。在張、曹二師兄佑護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設壇，頭裹黃巾、腰系紅帶，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懸掛紅燈，奉迎仙姑下凡，誅教滅洋。燒教堂、殺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時俱來。

裕祿這一轉變乃導致山東拳民大量涌入直隸。東入天津、西據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燒教堂殺洋鬼、毀鐵路拔電桿，乃至搞“均糧”、“吃大戶”，亂成一片。山東之團既來，直隸之團亦起。入團群眾除工農兵之外，紳商官吏亦均相率參加——其中尤以十來歲的青少年最為積極。各州各縣、各村各鎮，均紛起組團，設壇練技。義和團小將們更是四處串連，“鬧教”、“打教”了。——這在后來的紅衛兵小將口中叫做“造反”、“鬧革命”！

1.9義和團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區和保定涿州一帶已鬧成紅旗一片之時，那些住在北京使館區“東交民巷”（義和團后來把它改名為“割雞巷”）之內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懸賞捉拿的“洋人”，當然也緊張起來。他們十一國之間的使領僑民和教士當然更是函電交馳。協商會議，調兵遣將，忙成一片。他們既要自保，也想渾水摸魚，則“八國聯軍”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細論之。

在此混亂期間，身居“相位”的榮祿，雖在開刀養病（據說是足疾，由西醫開刀），當然對太后意旨、朝中空氣，更看得清楚。因此當義和團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帶蔓延，北京城內的響應者，亦正蠢蠢欲動之時，他也將原在各該地駐防的武衛中軍的主力，以保護鐵路為名，一一調開，以免與拳民沖突。

當時的各路清軍（包括董福祥的“甘軍”），由于歷史性的對立，與職業性的嫉妒，他們與義和團、大刀會等教門都是勢不兩立的。如今防軍主力一撤，團教乃如雨后春筍，一時俱起。少數防軍剩余部隊反而成為他們追殺的對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南中軍的一位分統（旅長）楊福同率步騎兵百余人往淶水縣一帶巡邏，義和團師兄滿立和尚乃率眾千人，設伏圍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眾亂槍刺死，“臟腑皆出”。（見《史事要錄》頁一一〇，引抄本《閑見錄》及《畿南濟變紀略）。）于此亦可見當時拳民猖獗的隋況了。

即在楊分統被殺的同時，另支拳民萬余人則侵入保定。這時“盧漢鐵路”（自盧溝橋至漢口，亦即今日京廣鐵路的北段）正在施工。當地有外籍專家相傳教士暨家屬數十人。義和團一旦串連到此，官方不加阻遏，當地青少年乃群起響應。一時黃巾紅帶滿天飛，秩序大亂。這批洋專家和婦孺聞風落瞻。中國地方官不愿也無力保護，原造護送兵丁又半途加入義和團，倒戈相向。他們走投無路，四散逃命。這群洋專家連家屬婦孺原有四十一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九人：輕重傷二十三人；余九人則終無下落。據幸存者追憶，其逃難之慘狀，有不忍卒述者。（見《字林西報》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專欄報導。）

官方對拳運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眾行為也就越軌了。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萬人乃沖入涿州府。知府衙門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龔蔭培守城無力、棄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個聰明辦法——絕食對抗。在那個專制時代，地方官守土有責。城池失守，不論陷敵陷匪，守土者都例當殉職。失土而不死節，其結果也是正法歡頭。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撫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寃枉。龔大人來他個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絕食抗議，對朝廷、對拳匪，都不失為裝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點鬼聰明啰！

涿州是當時京師的門戶。乾隆爺下江南時曾許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園三結義”的故鄉；下及民國，它也是傅作義將軍死守、張學且少帥猛攻的歷史名城。此時也是足與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萬黃巾所竊據。官軍旅長被殺；守土之官也在絕食待命。事實上他們現在都在向朝廷的當權派攤牌；你大清王朝對洋人，究竟要和要戰，對扶清滅洋的義民，究竟要剿要撫？總得有個抉擇，有個交代！朝廷年來的混沌水政策，總得有個句號！

1.10和戰必須決定，剿撫不可再拖

其實事到如今，關于和戰、撫剿的抉擇，地方與中央，滿族與漢族之間，早已涇渭分明。南方的漢族督撫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朝中有嘴無權的漢族大臣兵部尚書徐用儀、光祿寺卿（主祭祀譙餉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駐俄德公使）許景澄——后三人均兼總理衙門事務大臣——皆堅決反戰主剿。后來此三大臣也均為主戰派所殺。

此時朝中滿族親貴（除榮祿稱病不愿表態之外）在載字輩四人幫，尤其是端王載漪，和協辦大學士剛毅的領導之下，連八二高齡的大學士徐桐（漢軍旗）父子皆堅決主張撫團開戰。其中尤以少年親貴貝勒者流，呼囂撫團滅洋，已至瘋狂程度。

筆者此處所言漢滿、和戰之分。并不是說主戰派中無漢人。李秉街、趙舒翹皆漢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滿人。主和被殺之五大臣中，內閣學士聯元即是進士出身的鑲紅（漢軍）旗人。在和戰爭論中，聯元堅持“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又說“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強國乎”？遂為端王所殺。另一主和派戶部尚書立山（蒙族），因在太后之前駁載漪“民可用”之論，說“拳民雖無他，然其術多不驗”，也以言禍被殺。（以上均見《清史》本傳）這些都是多數中無權的少數，其言行無足重輕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龔大人的絕食待命期間，對和戰兩策還在踟躕之間者，唯慈禧老太后一人而已。她個人的一念之間頃刻便可決定這架和戰天秤的輕重。

慈禧不是個笨人。在理智上，她未嘗沒有想到聯元的名言。一國且不能敵，況八國乎。事實上南華四督的電報，和被誅三臣生前的忠諫，說得都比聯元之言更徹底、更可怕。但是她畢竟是個知識有限的老女人。她怕洋的理性，始終敵不過地恨洋的感性。加以她始終對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存有幻想。在涿州被拳寒所據時她就派軍機大巨趙舒翹、順天府尹（今北京市長）何乃瑩與剛毅于六月初相繼去涿州視察，一探究竟。趙到底是個進士出身的高知，他與何市長因此都對眾師兄的帶功講座能否“滅洋”存疑。可是繼至的剛毅則對刀槍不入的氣功表演大為折服，認為是神術可用。（見《清史·剛毅傳》，及其它雜著。）

剛毅是太后的紅人，也曾是舒翹的恩人。趙氏回朝怎敢頂撞剛相。聰明的何市長自然更會順風駛舵。太后一旦對調查所得的結果如說“拳民忠貞、神術可甩”，如予以“上等軍械，奸為操演”，就可以化為勁旅，抗御洋兵一類的報告，稍加默認色許，義和團運動就進入北京了。

1.11慈禧太后的紅衛兵

北京城內發現義和團是庚子四月的事（非另有注，本篇都用陽歷）。但那是城內居民響應外界的組織。閑亦有少數來自外府州縣入京串連者，然為數有限。城防軍警亦曾奉命嚴緝。可是自剛毅于六月中旬回朝復命之后，外州縣的義和團就大舉入京了。一股都認為團眾之來是朝廷導之。義和團本身也認為是“奉旨”入京“鬧教”的。因太后頒發獎金，他們要進京領獎！

義和團開始大舉進入北京的日期大致是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陰歷五月十四日）。這個日期很下平凡。此日端郡王戴漪也奉旨出任“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他的死黨啟秀、溥興、那桐也同時受委（見是日《上論》，載《義和團檔案史料續編》上冊，頁五九六）這就說明了四人幫奪權已完全占領了大清帝國的外交部。主和派在外交政策上，已無轉圓余地（詳見下篇）。

第二，駐天津各國領事和海軍將領也組織一支擁有二千零六十六人的“聯軍”——這是后來“八國聯軍”的先頭部隊，由英國海軍陸戰隊隊長西摩（Admiral Sir Edward H. Seymour，或譯薛慕爾）率領，也在這天自天津乘火車開往北京。聲言加強東交民巷的防衛，保護十一國公使。他們車行至楊村，由于鐵路為義和團所破壞，進退不得，乃被奉命前往阻遏的聶士成軍，連同當地團民所包圍。這是中外武裝接觸的第一次。這一沖突不論何方勝敗，皆無退路可走。清兵若敗，則聯軍便長驅直入北京，就不得了也；洋兵若敗，則援軍必至，就更不得了也。事實上最后便是這個更不得了的結局（見摩爾斯前書，卷三，頁二二二、二一四），下篇再慢慢交代。在北京方面，四郊的義和團，便是在這一天大隊涌入北京的。

義和團好漢是何等樣人？我們不妨佇立街頭，看看熱鬧。《庚子紀事》的作者仲芳氏有一段生動的描述。抄與讀者共賞如下：

……團民自外來者，一日數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歲童子尤多，俱是鄉間囊襄粗笨之人。均以大紅粗布包頭，正中掖藏關帝神馬。大紅粗衣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黃裹腿、紅布腿帶。乎執大刀長矛，腰刀寶劍等械不一，各隨所用，裝束卻都一般……

朋友，你看過大陸上文革時代的電影嗎？毛主席的義和團，和西太后的紅衛兵，有何下同？其實仲芳先生所看到的只是武清團、水清團、香河團、固安團、紅旗、井岡山、奸派、屁派……的一支。這一支是紅巾紅旗的“坎字拳”。那支被張辮帥殺掉的黃巾黃兜的“乾字拳”，另外還有黑的白的，他還未見到呢！（參閱《拳匪紀事》）仲芳先生也笑他們是粗衣粗布粗笨之人。但是他還未見過蒯大富、聶元梓等頭頭所領導的北京本地的“義和團”呢！他們是遍身羅綺、眉清目秀的高干子弟。你笑他粗笨？

紅衛兵不是有文革小組、司令部和各級造反領導頭頭嗎？……他們造反的對象不是“赫魯曉夫”、劉鄧走資派嗎？他們各派文攻武街，不是也曾和解放軍武斗過嗎？義和團照本宣科，樣樣齊備。

六月初有“義和團”萬人整隊入城。九門提督著了慌，閉門不納。雙方正相持不下時，怱有差官持來“輔國公”載瀾的“令箭”，責令開門，守城者不敢違，拳眾乃一擁而入。輔國公不也是文革小組的首長嗎？自此九門大開。拳眾自四方涌入北京，日夜不絕。經旬而入者多至十萬余人。家家念咒、處處設壇。最后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參閱《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義和團》第一冊，頁三〇六及《要錄》頁一四四。）

此時端王莊王都有大師兄隨侍，隨時表演特異功能。據說李蓮英曾引拳師去頤和園表演，并于六月九日護駕還宮。太后對拳藝大為折服，并親自習畫“靈符”云云。（散見阿英編《義和團文藝選輯》中，詩文隨筆等雜著。）

奉太后懿旨，所有入城的十萬義和團，都由莊王載勛、大學士剛毅統一指揮；由載漪、載瀾等三兄弟從中協助。義和團入城第一步便是去莊王府中“報到”、“掛號”。關于戰防的地點和時間，要聽候上級“轉牌調遣”（見《庚子紀事》）。當時“坎字拳大師兄”便住在莊王府內，上聽莊王調遣指揮，下對徒聚發號施令（見“軍機處雜件”坎字老團大師兄德，六月二十五日《通知》，載《史料續編》上冊，頁六一八）。那時眾師兄用以殺人的那種形狀奇特的“大刀”，其圖案后來被洋人擺成ABC字母，用為污辱華人的象征。誰知用久了竟變成一種“東方藝術字”。在今日海外華人小區的招牌上、廣告上、名片上，仍隨處可見。然使用者已不知其歷史根源矣。

1.12殺人放火的收場

試問義和團小將十萬人，如今摩拳擦掌，擠在北京城內，意欲何為呢，曰：他們來此為的是“鬧教”；為的是“扶清滅洋”。

六十年后，十萬紅衛兵小將也擠在原處，為的是“造反”，為的是“興無減資”。紅衛兵把革命對象大致分成十等。地、富、反、壞、右之下，筆者這類教書匠名列“臭老九”。七、八百年前，蒙古統治階級也把我們的社會級別，列為乞丐之上，妓女之下——八娼九儒十丐，也是第九等。

義和團把他們鎮壓的對象，據說分為“十毛”。老毛子、大毛于是遏體黃毛的洋人，殺無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許退教，不退教亦殺無赦。三毛以下則是用洋貨，行洋禮，崇洋、讓洋……等而推之。

紅衛兵當年要打倒國家主席“赫魯曉夫”（指劉少奇），揪斗劉鄧“走資派”等等。義和團也要殺掉他們的“一龍二虎”。一龍者光緒爺也；二虎者搞洋務的李鴻章、奕劻也。所以迅速竊政的端王，就要自己掌握外交系統，使奕劻老叔靠邊站了。據傳聞則莊王載勛的陰謀更大，他計劃率領眾師兄入宮去把一龍干掉。

這還是比較文明的上層。那些設壇長街，十萬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間鬧事，一呼百應，群眾獸性大發，燒殺奸擄，一時俱來，北京城就秩序大亂了。

義和團在北京之燒也，始則逢“洋”必燒。六月十六日拳眾在大柵欄焚燒“老德記”西藥房。一時火焰沖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后，烈火延燒三日不滅，把最繁華的前門大街一帶，干余家矩商大鋪（一說四千家），焚成廢墟。正陽門樓亦被燒毀。京師二十四家鑄銀爐廠亦全被焚毀。北京市所有錢莊銀行因之被迫歇業。通貨既不流通，市場交易全停，一夕之間，北京就不是北京了。（見六月十八日《穩定行市事上論》，載《史料續編》頁六〇四。）

義和團在北京之殺也，是從殺教民開始的，他們集體殘殺教民的屠場，便是莊親王府前的大院。在這空闊的廣場之上，他們一殺千人。真是人頭滾滾、尸積如丘、血流成渠啊。（見《義和團史料》上冊，頁五〇。）

迨教民為之趕盡殺絕，幸存者則逃入使館區和西什庫大教堂，依附洋人，筑壘自保。教民既絕跡，義和團便捕斬私仇，襤殺無辜。市民被他們以“白蓮教”三字獄砍頭者，為拳民趁火打劫而燒死戮死者，軍團相斗，軍軍相殺，團團武斗而暴尸街頭者，尤不計其數。天熱尸腐，臭氣沖天，全城鬼哭神嚎。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兒童曾仿制“斷頭機”（guillotine）為玩具——真正的“以殺人為兒戲”。庚子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莊王府前的廣場，天天殺人，雖婦女兒童亦所不免，實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人類屠宰場啊！與北京這個屠宰場相比，巴黎瞠乎后矣。

至于庚子夏天發生于北京的奸和擄，則禁軍、甘軍也是首惡啊！婦女被奸被殺的無法統計。而商戶被搶被劫的，則一九九二年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洛杉磯暴動，相形之下，也是小巫見大巫啊！我們的義民和軍人，在洗劫北京商民之后，并擺出興隆的“跳蚤市場”，把臟物公開拍賣呢！（見《要錄》頁一九〇，引《史料叢編》及《檔案史料》上，頁二〇。）

搶掉商戶不算，像吏部尚書孫家鼐和大學士徐桐那樣的深院大宅，也不能幸免。徐桐固為義和團保母之一也。他在被搶之時，義和團小將還把這位“老道”《徐的諢名》拖出公審。八十歲的老進士只得跪地哀求，才幸免毆辱。！當年的義和團小將，似乎比后來的紅衛兵小將，還要文明一點。紅衛兵打人殺人，“老道”的“太上老君”也阻止不了啊！

總之義和團運動發展至此，是完全出軌了；出軌到四人幫自己亦惴惴不安；他們自己的親友也性命難保。七月初，清軍副都統（一“旗”中的第二位高官）神機營翼長慶恒一家十三口，竟為義和團尋仇，全部殺害。慶恒是二品高官，又是滿族，且系戴勛、載漪的好友，而一家被殺，兩位王爺皆不敢深究。終以兇手為“偽義和團”而銷案，可見義和團此時的聲勢了。若非清軍打敗仗，“八國聯軍”入京網“助剿”，任義和團如此發展下去。則老太后四人幫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猶在不可定之天也。

義和團和各路清軍在北京搶夠了，殺夠了，再分頭攻打東交民巷和西什庫教堂來助興。他們已把一半北京夷為平地，另一半則有待于“八國聯軍”之接班，而繼續其奸擄焚殺之余孽矣。嗚呼哀哉！我們寫歷史的人，拿著原子筆空著急。眼看歷史一幕幕地重演，又從何說起呢？

* 原載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六期

唐德剛 2011-10-27 12: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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