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孔慶東時代的北大

簡體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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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前，《南方人物周刊》電話騷擾要采訪我，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孔和尚斬釘截鐵答復了一個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操你媽的！”近日以來，孔慶東因為這則微博而聲名鵲起。北大素有“寧可鳴而死，絕不默而生”的傳統，雖然之前他早已經出書上電視，但只是從這兩年開始罵人以來，孔慶東才算摸到了出名的門道。語不驚人死不休，或許可以說，這也是芙蓉姐姐和鳳姐帶來的啟示。她們與孔慶東的不同是從不傷害別人。
    “一個人一輩子做一件壞事不難，但要一輩子都做壞事，就非常難得了。”他罵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是“母狗”；他罵姜昆是“下三濫”；他罵賀衛方是“漢奸法學家”；他罵央視“毫無人性”；他罵記者是“國家公害”；他罵南方報業集團是“漢奸報系”；他罵深圳是“反動政府”；他罵中國是“不要臉的國家”。對孔慶東來說，罵是他重要的提高知名度的方法；為了增加罵的效果，他采取了最出位最低級的爆粗方式，如潑婦罵街一般惡毒下流。
    “罵人絕不是戰斗”。孫隆基將一個人對自己言行的控制力類比成排泄能力，一個污言穢語的人如同一個大小便失禁者，這是一個人人格（身體）不健全的結果。如果說知識分子是人格健全的樣板的，那么孔慶東正好是知識分子的反義詞。孔慶東認為自己罵人就是“八路罵鬼子”。他罵藥家鑫時說：“你跑吧，跑到天涯海角，我把你滿門抄斬！”他罵賀衛方時說：“你想給美國人當孫子，美國不要你啊，因為你不是你美國爺爺日出來的啊！”他罵網友時說：“其實如果再來一次‘文革’的話,所有的‘五毛’都會被揪出來。你以為你是匿名的，就查不出你來了？一旦查出來，殺頭怎么辦啊？”
    孔慶東曾經靠研究魯迅謀生。魯迅曾總結過罵的技巧：“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孔慶東不僅愛罵，而且會罵；他不僅注意選擇罵的對象，更注意選擇罵的舞臺。他在重慶罵道：“誰反對重慶，誰就是反對黨中央！”他在警察局罵道：“這些記者排起隊來槍斃了，我一個都不心疼！”他在人間罵喬布斯道：“喬布斯離開了一個罪惡累累的蘋果！蘋果給全世界帶來了無數的災難。像喬布斯這樣的人死的越多越好。蘋果集團現在就是一個罪惡累累的蘋果。網上為了喬布斯的離開而痛哭的中國人都是漢奸！”
    中國知識分子素有一種名士情結，從魏晉開始，放浪形骸憤世嫉俗就成為一個名士的標準形象，而罵則是一個名士的基本功。禰衡罵曹操，方孝孺罵朱棣，章太炎罵袁世凱，馬寅初罵蔣介石，李敖罵蔣經國……罵體現了一個基于良知的知識分子面對權力時的勇敢與正義，因此名士之根不在罵，而在良知與正義、勇敢與磊落。如果只是打雞罵狗欺軟怕硬，諂媚于權力，厲罵無權無力的民眾，則與名士無關了，而只剩下罵。
    魯迅曾經說過：“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孔慶東常常不經意間泄漏了其人格的猥瑣與缺陷，比如他常說：“爺是北大教授，怎么樣？眼紅了吧？漢奸王八蛋們！爺家來暖氣了，氣死你們這幫孫子！”孔慶東不只是罵，他也夸。他夸郭德綱是“民族英雄”；他夸于丹是孔子再世，“倒退2000年，孔子就是于丹”；他夸朝鮮比中國好三倍，“沒有偉大的領袖和勞動黨，沒有強大的人民軍，沒有寧死不屈的民族骨氣和奮發忘我的勞動熱情，（朝鮮人）早都死絕了。”
    孔慶東深諳信息過剩時代的傳播技巧，他為此制造了一批討巧的筆名，比如孔醉、醉嬰、周三、叢劍等，甚至還有一個日本版的“孤島獨一郎”；除此之外，他還有很多傳播性的口號，比如“北大醉俠”、“北大的馬克吐溫”。他總結自己的十全武功包括“語文八卦掌，現代文學六合拳，通俗文學掃堂腿，武俠連環套，金庸倚天劍，大韓民國瘋魔爪，戲劇流星錘，大眾文化一陽指，地域文化梯云縱，教育九陽真經，高考改革擒拿手，黨史斷魂槍，軍事乾坤大挪移，毛澤東研究互搏術，宗教思想打狗棒，反腐倡廉蛤蟆功……”他雖然常常令人莫名其妙的自稱“孔和尚”，乃至自稱“孔子73代孫”。在《第一視頻》中，孔慶東常常以“爺爺”自居，將其他人稱作“孫子”。
    事實上，他最熱衷的稱呼卻是“北大教授”，以及自己的社團身份。2006年，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只不過在公開場合說了句“女性在科學和數學上的成就不如男性”，就被輿論抨擊性別歧視，最后只得引咎辭職。但毫無疑問，薩默斯的災難不會發生在孔慶東身上；“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在孔慶東身后，站著一個更加孔慶東的北大，和一個非常孔慶東的社團，而孔慶東不過只是北大和社團的一條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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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慶東是在文革時代的一個工人家庭長大的，這屬于當時在政治上和物質上最為優越的一個社會群體。雖然沒有趕上“紅衛兵”，但“紅小兵”還是趕上了。“毛主席培養的千百萬紅小兵還沒死絕，正在拔劍出鞘。”這種成長背景帶給孔慶東一種自命不凡的精英意識，毛式思維和毛式話語從此根深蒂固陰魂不散。他在14歲時寫過一首革命詩：“孔慶東，真英雄，前進路上當先鋒。為了人類得自由，哪怕流血與殺頭。”如果說一個人的出身與童年常常會決定一個人的一生，那么這種富于時代氣息的暴力情結與理想主義，在未來的日子里似乎極為典型地體現在孔慶東的思想和行為中。
    22年前的那個夏天，北大學生領袖孔慶東已經24歲，他終于可以以“北大籌委會”召集人的顯赫身份指點江山。當孔慶東的革命夢想隨著這次廣場運動被鋼鐵的國家機器碾碎時，他和無數北大人一樣被發配到最偏遠的地區；一個叫陸步軒的北大才子甚至淪落為賣肉的屠夫。很多年后，孔慶東對這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諱莫如深閉口不提。
    北京已經離他遠去，“萬馬分尸國欲休，人心似水覆難收。豪情總被閑情笑，放眼天邊一白鷗。”在這段寂寞難耐的日子里，孔慶東只能從風靡中國的金庸熱中尋找溫暖。武俠從來都是中國小人物的童話。這種借酒消愁的逃避并不能改變什么，馬克思說過，理想在現實面前總是不堪一擊。直到3年后，前度劉郎今又來，孔慶東依靠考試和向社團效忠得以重返北大。他在《重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二十年來苦讀書，氣吞萬象志躊躇。今朝識得大千貌，始信文章愧不如。”
    孔慶東選擇了金庸，在王朔看來，這是給金庸抬轎子。在革命家的夢想徹底破滅之后，一個自命不凡的犬儒誕生了。作為一個成功的犬儒，只有成名一條路。據說犬儒的始祖歐也根尼名氣之大，連亞歷山大都要親自來拜訪。通過他的博導錢理群，孔慶東邂逅了中國民間出版家賀雄飛。很快，孔慶東與余杰、摩羅被包裝成非主流的“北大三俠”，成為圖書市場的傳奇。很多年后，賀雄飛這樣說：“當年錢理群先生在贊揚余杰和摩羅時所說的‘精神界戰士’的影子，只可惜的是，當年我當酋長時的那批人，已經有好幾個不是‘精神界的戰士’了。余杰信了主，摩羅徹底否定了自我，孔慶東則完全淪為‘幫兇’和‘幫閑’文人，只有謝泳先生成為一名真正的大學教授。”
    孔慶東無疑很快就融入到了北京這種權力江湖中，并且如魚得水。孔慶東以“祥林嫂到底是誰殺死的”，開創了《百家講壇》的八卦花邊模式。不幸的是，孔慶東并沒有使《百家講壇》出名；同樣，《百家講壇》也沒有讓孔慶東出名。即使這樣，在易中天之后，孔慶東還是常常以“百家講壇開國元勛”自詡，并且發誓他再也不會上《百家講壇》了。離開出版與電視，孔慶東只剩下北大這個貞節牌坊。在接下來的日子里，孔慶東全身心地依靠這個牌坊，竟然終于達到了化境；孔慶東與北大已經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孔慶東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孔慶東。孔慶東并不是北大的代表，而是北大的精神領袖。對思想和精神的放棄使孔慶東和北大得到了徹底的解放，精神家園的喪失與淪陷營造了一個流氓時代，正像一位網友所說：孔慶東終于成為“人類都無法戰勝的一朵奇葩”。據說孔慶東“三媽的”之后，北大校長周其鳳對重慶晚報記者說，孔慶東是個才華橫益的人，“他寫的很多東西都非常好，我本人很喜歡他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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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物還是，人卻非，今日之北大早已不是昨日之北大。北京大學初名京師大學堂，創建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是戊戌變法的產物。事實上，北大雖然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但同時也是中華數千年“ 太學 ”傳統的延續。在蔡元培任校長以前，北大成為科舉的替代品，甚至成為仕途捷徑。北京大學自蔡元培時代以來，科學氛圍濃厚。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一批重要的歷史人物都曾在此時期在北京大學任職或任教，魯迅也在此兼講師。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從而北大成為中國的學術中心，乃至“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 民主 ”、“ 科學 ”也成為與北大密切相關的詞匯。這樣的歷史經過積淀形成了一種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愛國傳統，北大師生也不斷的為這樣的理想而奮斗并付諸實踐。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北大教授陳獨秀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財產作為政治目標的社團。
    蔡元培時代之后，北大進入胡適時代，包括蔣夢麟和傅斯年在內，這一時期的北大依然延續了其精英精神和貴族氣質。在民國時代，讀書上大學基本只是富人的專利。民國三十八年，當年那個圖書館管理員站在了天安門城樓上，中國包括北大都成為這個社團的財產。毛萬歲所做的不僅僅是更換了北大的招牌。在某種意義上，馬寅初時代的北大依然是對胡適時代的延續，這種延續其實只是一種茍延殘喘。清洗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中，馬寅初因為《新人口論》被官方褫奪北大校長之職。馬寅初不僅堅持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也苦苦堅持著北大的尊嚴：“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迎戰，直到戰死為止”，“ 因為我的理論有相當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得拒絕檢討”。
    如果說林昭是北大的圣女，那么聶元梓則是北大女巫。北大的淪落并不是從聶元梓開始，但聶元梓代表了北大的淪落。這個狂熱的社團分子創建了“新北大公社”，北大再一次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這場浩劫中，包括饒毓泰、翦伯贊在內的數十個著名教授自殺身亡。北大從此成為一種不祥的傳說。很多年后，孔慶東在他的博客上對網友說：“只有中國到了今天這個真正民不聊生的時候，人們才重新意識到文革的偉大”；文革是人民的正義起義，要收拾但沒收拾利索的，就是你這種王八蛋!”他似乎忘了當年“砸爛孔家店”中，孔子被掘墳暴尸。這個“孔子73代孫”果然是大義滅親了。
    劫后余生的北大在王柴時代達到又一次輝煌，當時的校長丁石孫多少保留了北大的傳統遺風。在22年前的這場民主運動中，北大繼續扮演了重要的歷史角色。這些青年精英中，北大人構成了浩浩蕩蕩主體力量，而孔慶東也是其中的積極分子。北大精神的死灰復燃使其最終遭到官方嚴厲的打壓，理想主義色彩漸漸散去。此后幾年入學的新生必須接受一年嚴格的軍訓。在愚蠢的軍人訓練下，此后的北大學生已經明顯不同。在丁石孫被罷免后，此后的幾任校長均來自社團成員，吳樹青、陳佳洱、許智宏，直到如今的周其鳳。曾經北大越來越變成社團的“黨校”。除過中關村時代的吳樹青有經濟學背景，以后3屆校長均是較少思想人文基礎的理工類技術專家型官僚；北大作為中國最精英的人文思想發源地早已不復存在。
    北大很早就以“三角地”聞名，三角地布告欄位于學校的大講堂南側，一直是“民間資訊發布中心”，也是幾十年來歷次中共政治運動的發源地之一。如今，作為言論中心的現實中的"三角地"已經早已不復存在，并為北大未名BBS 上的相應版面所取代，即使在BBS上的言論自由受到相當的控制。事實上，在出國潮席卷之下， TOEFL 和 GRE 早已成為北大學生的“必修課”，關心政治已變得非常罕見；或者說，那只是社團成員的事情，因為他們需要經常“學習政治”。這就是李敖所說的，“北大變孬了！”
    2009年季羨林之死象征著北大又走過了季羨林時代。這個研究梵文的普通學者因其效忠社團，在他的耄耋之年獲得令人咋舌的榮譽。溫家寶出了實情：“您在最困難的時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時候，也沒有丟掉自己的信仰。”這些飛來的廉價榮譽就連季羨林自己都感到有些受寵若驚。事實上，這種對北大的隆重禮遇泄漏了官方嚴重的文化焦慮，因為作為思想國的傳統北大已經沒有了。俗話說，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李敖就對這個“國學大師”頗不以為然。“要說真話，不講假話。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季羨林成為一個犬儒時代的新模范。極為諷刺的是，季羨林最終在一片有關虐待和財產的紛爭中死去；雖然哀榮無限，但無法掩飾權力下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可憐與卑微。
    張維迎試圖以經濟學理論推動中國大學體制改革，結果被北大社團罷免了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之職。作為經濟學家，張維迎曾經創造了一個“鉆狗洞理論”：“中國的好多體制就像一堵墻，上面挖了許多狗洞，然后讓我們鉆狗洞。我曾經說過光華不鉆‘狗洞’，我們要從墻上跳過去。但是有的時候你跳不過去，可能會摔死。所以我現在想，必要的時候我們還是得有一些人來鉆狗洞”。“鉆狗洞理論”的悖謬之處在于：所謂“狗洞”，顧名思義就是為狗量身打造的。如果人能從狗洞里鉆過去，人就得變成狗——否則就不叫“狗洞”，叫大門了——人要變成狗當然也沒什么，但你要指望它再說人話就不對了。所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如果他是個人，他不愿意當狗，他壓根兒就從狗洞里鉆不過去。
    在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里，“社會學”其實一直屬于禁忌。自稱“精神上有潔癖”的鄭也夫始終沒有加入社團，他是北大，也是中國不多的幾個良心社會學家之一。在北大，鄭也夫完全是一個邊緣化和被邊緣化的學者，他對“現在的社會包括學生越來越向錢看”只能空嘆無奈。2010年，他指導博士生馮軍旗完成了博士論文《中縣干部》。這部長達25萬字的社會切片真實而殘酷地反映了中國地方政治生態已經嚴重走向家族化和社團化。這次成功的田野調查成為近年來北大乃至中國學術研究的一個楷模，特別是在抄襲成風、官樣文章泛濫的當下。博士畢業后，馮軍旗并沒有留在北大，而是騎著一輛二手永久自行車去社科院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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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七賢的阮籍曾嘆：“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如果說當下的北大是什么，那么孔慶東無疑是一個標桿式的人物，特別是在賀衛方被逐之后。從某種意義上，今日之北大已經進入一個孔慶東時代。如果說季羨林猶是一個犬儒，那么孔慶東則已經淪落為一個市井小販甚至無賴流氓。從出書到上電視，再到四處走穴參加開業開盤慶典，孔慶東時代的北大已經完全世俗化和商業化，甚至從庸俗走向惡俗。這種趨勢一方面完整地體現在北大百年講堂上，從金庸、周星馳到芙蓉姐姐，北大走下了神壇。另一方面則體現在校長的氣質上，當副部級的周其鳳載歌載舞，唱起張韶涵的《隱形的翅膀》，并填詞“化學就是你，化學就是我，父母生下你我是化學過程的結果”時，一個蔡元培和胡適時代的北大幾乎恍如隔夢。在一個低智化的社會中，北大已經成為低智的榜樣。《南方周末》方可成曾譏諷周其鳳：“不倫不類，天雷滾滾，斯文掃地。”人以類聚物以群分，周其鳳不過只是另一個孔慶東而已，孔慶東攻擊南方報系實則是替主子出氣。
    北大100年誕辰時迎來美國總統克林頓，中文系黨員學生馬楠對克林頓說：“本校前任校長蔡元培曾經說，當偉大的道德精神實際運用時，它們不會相互抵觸。而且，我也不認為個人的自由會與集體自由抵觸。以中國為例，它的蓬勃發展實際上確是我國人民自由選擇與集體努力下的成果。因此，我認為，所謂真正的自由，應該是人民有權自行選擇他們想要的生活和發展方式。只有那些真正尊重他人自由的人，才能了解自由的真諦。”幾年之后，馬楠選擇了她想過的生活——移民去了美國。在孔慶東時代，北大每年有將近一半的學生參加出國考試，而出國的人中，九成以上首選美國。北大也成了“留美預備學校”，北大人戲稱自己是“寄托（GRE和TOFEL）的一代”。據《高教年鑒》說，2005年北大是獲得美國院校博士學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榜首。
    在權力體制下，北大越來越成為貴族精英的子弟學校，這是一種典型的不正義。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個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個學生中就有一個人能考上北大；持續的社會資源畸形分配，使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壓制在社會底層的大多數中國公民日漸失去通過教育改變自身命運的社會上升管道。
    雖然北大在思想重新和學術領域乏善可呈，但卻升官有道、生財有道。據南方周末2007年報道，“擁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員人數近年呈明顯上升趨勢”，“在任的副省部級以上官員共有 57 人”。其中畢業于北大77級歷史系的薄熙來更是其中最具權勢的一個，因此唱紅的重慶與孔慶東的北大之間發生怎樣熱烈的互動都不意外。在清華之后，北大正在成為權力與資本同流合污的另一源頭。在1999年至2010年之間，北大校友中誕生了79位億萬富豪，連續三年高居內地高校首位。在2011年4月公布的福布斯全球華人富豪榜上，中國首富李彥宏199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信息管理專業。其他北大富豪還包括新浪網創始人王志東，以及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寧等。李彥宏甚至出資1000萬元設立北大回報基金。
    畢業于北大梵文專業的錢文忠以在電視上講解《三字經》和《弟子規》聞名，并迅速混成渾身名牌的炫富高手；據說他收藏的LV就有幾百只。這種“北大富豪”語境之下，阿憶也高調“哭窮”，原來北大教授月薪“只有”4786元；而他來北大之前，“每個月的收入比5萬還要多”，他“每個月都是賠錢為北大工作”。還有一個北大教授將一個小他26歲的中學生誘騙上床，并發展為情人；當這個女孩向其所要30萬元青春費時，北大教授協助警察將這個可憐的“敲詐犯”抓捕。北大至始至終拒絕公開這個教授或者說“禽獸”是誰。
    相由心生，孔慶東天生嘴歪眼斜面目猙獰，比不得阿憶水靈，但他卻是一個賺錢的好手。據說早在10多年前，身為北大副教授的他就為韓國留學生做槍手，一篇本科留學生的畢業論文可以賣到8000塊。在這個娛樂時代，名人走穴遠比槍手賺錢快，孔慶東這些年千山萬水地去走穴，甚至連偏遠的三線城市平頂山都不放過。走穴賺的是知名度的錢，知名度就是生命線；在這方面，孔慶東長袖善舞，炒作有方；說白了，只要豁出去，不怕人笑話，不怕人指脊梁，其實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不要臉，天下無敵。常言說，賺錢如吃屎。畢竟靠著北大這個蔡元培胡適們打造“金字招牌”和“百年老店”，如今財大氣粗的孔慶東不僅不屑于做槍手，甚至有錢雇槍手了，出個書都有一大堆人在記錄、在潤色，他只要提供一張橫眉立目的照片即可。
    北大教職工數萬，幾乎與學生相當，其中博導數千，教授近萬；在偌大的北大，教授多得一塊磚能砸死一堆，本來算不得什么稀罕。但“北大教授”在一種商業語境下，竟然被神化為一種文化和權威的象征，孔慶東因此獲得令人驚嘆的“成功”。或者說，孔慶東極其逼真傳神地詮釋了“叫獸”和“磚家”的真實含義。孔慶東的言行絕非一個正經的文化人或者知識分子所可以想象。北大在20年多間的滄海桑田，真是如此不可思議。在孔慶東剛剛進入北大的那一年，海子從北大法律系畢業；當孔慶東引領學生們占據權力的主席臺時，海子已經被山海關的機車碾碎。那時，北大社會學所里有一位少言寡語的講師，他叫王小波；他從沒有為自己貼上什么“北大”的標簽；他像卡夫卡一樣，在思考和焦慮中度過自己真誠的一生。他的內心如火，智性而又謙卑。他活著的時候沒有引起任何注意；他死了以后，人們這才發現中國早就有一個心靜如水的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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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以前，前門大柵欄有一個賣冰棍的，每天大罵：“要不是爺爺我在這兒賣冰棍，丫的全北京人都得他媽的渴死！”這個“叫獸”的智商恰好跟一只雞類似，一只公雞常常以為，只要它不打鳴，那么天就不會亮。啟蒙運動時期的英國作家塞繆爾?約翰遜有句名言：“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后的庇護所。”流氓往往是權力的伴生物，如果說權力是糞便，那么流氓就是屁。在一個權力控制一切的時代，流氓往往會大成氣候，甚至成為一種時尚潮流和榜樣，將審美改寫為審丑。流氓消解了一切正經與嚴肅，從而抹殺了人的神性。知識分子的流氓化就是犬儒，大眾的流氓就是市儈。
    孔慶東的專業是研究青樓文學和通俗文學，或者說他研究的對象是妓女、嫖客和流氓，然而不幸的是，類似斯德哥爾摩綜合癥，研究者孔慶東最終竟陷入這種粗鄙的“反文化”中而不能自拔，嫖客話語與流氓話語已經潛移默化地成為其言說方式。在去政治化體制下，孔慶東的沒落傳達出的是中國知識精英群體的犬儒化與人渣化。在一個民族集體罪惡從未得到反思和清算的背景下，人們在掩蓋和遺忘中不知不覺又踏入從前的覆轍；物質與技術的發展并不必然提升一個人和一個社會的文明與思想。無論孔慶東穿和服還是用蘋果，他的腦袋其實還停留在40年前的毛時代。這好比一個“五官可愛”的智障者，即使他看起來如何高大魁梧，但他的智商只停留在3歲的兒童階段；如同孔慶東的筆名“醉嬰”——本來就是沒有智力的嬰兒，還醉了。對一個智力低下的兒童來說，成人世界里的一切東西必然會被一概地斥之為丑陋和邪惡；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好人”就是“壞人”；不是“殺”這個，就是“操”那個。特別是當他學會了罵人之后，他就不再會說話；因為罵人已經成為他唯一的說話方式。
    如果說孔子是喪家犬的話，那么孔慶東則是一條瘋狗，不管是裝瘋假瘋還是真瘋。很多年前，余杰與孔慶東互相吹捧，余杰寫了《孔慶東：孔門幽默孔門淚》，其中寫道：“‘荒誕的世界里，必須收起你的莊嚴，才能混過卡夫卡的城堡。但不要忘了，當你面對上帝時，嚴肅點！’老孔本人乃是北大的文學博士，錢理群和嚴家炎兩位先生的高徒，現在又在北大的課堂上為人師表，本來應當最正經的，卻最不正經。然而，正是在他的不正經里，承續了北大的真精神。”正像中國官吏們一邊口頭上反腐敗，一邊行為上腐敗；一邊罵美國，一邊把妻女送到美國，孔慶東以典型的人格分裂展現了當下中國的實用主義。孔慶東幾乎每天都在罵美國，但他卻以受到美國大使接見為榮；他惡毒地罵喬布斯，但他卻用的是蘋果手機；他罵日本罵韓國罵漢奸，卻偏偏喜歡穿和服；他總是對朝鮮和金正日贊不絕口，卻津津樂道朝鮮的美女和美食。
    孔慶東在2010年9月曾去朝鮮朝圣，“金正日的文化工作能力有口皆碑。……最重要的是忠孝二字，這是朝鮮紅色江山保持顏色的根本秘訣。”他在《第一視頻》中說：
    “誰說朝鮮人民正在挨餓了？我剛剛從朝鮮回來，朝鮮人民沒有挨餓啊。朝鮮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們，但是并沒有挨餓啊，朝鮮人民生活水平相當于咱們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餓了嗎？你80年代的時候挨餓了嗎？我任何時代都沒有挨過餓，我從小長到這么大都沒有挨餓，而且也沒有看到周圍一個人挨過餓。從六十年代到現在，中國人民吃得好好的，紅光滿面的，你看我身體，那塊兒像挨過餓的樣子？世界上現在最糟糕最腐敗的國家就是中國，……我們中國為什么壞到這個程度？沒有廉恥了。這么沒有廉恥的情況下，人家朝鮮人民都不批評你，人家才是真正保持傳統文化的國家，人家才是有泱泱大國之風。人家看在眼里，微笑在心里，人家不批評你。要批評你，你體無完膚，你哪有一點好處？在朝鮮人民面前，中國人應該低下自己那不知羞恥的頭！”
    半年前，孔慶東在《紙船明燭送瘟神》一文中曾經引用過筆者的一段文字，但他似乎忘了筆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國大饑荒50年祭》。孔慶東《紙船明燭送瘟神》一文末尾寫道：
    清明節，除了想念自家的親人，想念先賢先烈，還應該想想億萬的普通亡魂。讀了杜君立的《民國十八年年饉》，文章寫道：“進入群雄爭霸的民國時期以后，饑荒已經如影隨形成了中國人的家常便飯。當時中國人口出生率極高，一對夫妻動輒生七八個孩子，但人口卻不見增長，原因是嬰兒死亡率奇高，生的多死的多，死的多又必須生的多。在如此惡性循環中，人命如蟻。據出生在中國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估計，1949年以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700萬人死于饑餓。如此估計，民國時代曾經餓死過2億以上人口。……1920-1921年華北四省區大饑荒：死1000多萬人，災民3000萬……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饑荒：死1300多萬人。……1934年全國大旱災，導致饑荒，餓死過600萬人。……民國24年，四川發生大饑荒：成都盆地各縣都是災區，受災人口大約3700余萬。四川省賑委會主席尹仲錫將一張人吃人的照片親自交給蔣介石……1946和1947南方大饑荒：兩年間僅粵桂湘三省就餓死了1750萬人。……蔣夢麟先生曾抗戰時期担任中國紅十字會長。他在《新潮》一書中寫道：‘以我當時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一千四百萬人。’”怪不得在魯迅先生筆下，“中華民國”不是一個褒義詞。每年都有幾百萬人餓死，一共餓死了幾億人的中華民國，今天的漢奸們臺獨們居然歌頌如父母如天堂，說那時候的舊中國，有人權有民主有自由有文化，很多糊涂的民眾也跟著應和。讓我們按照漢奸的思維邏輯，借著清明節的紙船明燭，恭送漢奸們五毒們，回到你們天堂般的舊中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