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艷的中國古代美女服飾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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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禮制十五而笄;西漢深衣制,上襦下裙,街市羅衣飄飄;南北朝衣身緊貼,對襟直領衣袖細窄,引入胡服風范;唐中前期小頭鞋履窄衣裳,披帛半臂興盛;晚唐時世寬妝束,衣裙寬松;宋尚素雅;明霞帔比甲興盛;清漢族傳統服飾終結,滿族特色的旗袍影響至今。


圖:Nancy Duong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引言

選自《花花朵朵 壇壇罐罐》,沈從文 著

中國服飾研究,文字材料多,和具體問題差距大,純粹由文字出發而作出的說明和圖解,所得知識實難全面。如宋人作《三禮圖》,就是一個好例。但由于官刻影響大,此后千年卻容易訛謬相承。如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銅、玉、磚、石、木、漆、刻畫一加比證,就可知這部門工作研究方法,或值得重新著手。漢代以來各史雖多附有輿服志、儀衛志、郊祀志、五行志,無不有涉及輿服的記載,內容重點多限于上層統治者朝會、郊祀、燕享和一個龐大官僚集團的朝服官服,記載雖若十分詳盡,其實多輾轉沿襲,未必見于實用。私人著述不下百十種,如《西京雜記》、《古今注》、《拾遺記》、《酉陽雜俎》、《炙轂子》、《事物紀原》、《清異錄》、《云仙散錄》等,又多近小說家言,或故神其說,或以意附會,即漢人敘漢事,唐人敘唐事,亦難于落實征信。墓葬中出土陶、土、木、石、銅諸人形俑,時代雖若十分明確,其實亦不盡然,真實性也只能相對而言。因社會習慣相承,經常有從政治角度出發,把前一王朝官吏作為新王朝仆從差役事。因此新的探討,似乎還值得多方面去求理解,才可望得到應有的新認識。


本人因在博物館工作較久,有機會接觸實物、圖像、壁畫、墓俑較多,雜文物經手過眼也較廣泛,因此試從常識出發,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個以圖像為主結合文獻進行比較探索、綜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認識理解,根據它提出些新的問題。但出土文物以千百萬計,即和服飾有關部分,也宜以百十萬計。遺物既分散國內外各地,個人見聞接觸究竟有限,試探性工作中,自難免顧此失彼,得失互見,十分顯明。只是應用方法較實際,由此出發,日積月累,或許還是一條比較唯物實事求是的新路。因此在本書付印之前,對于書中重點作些簡要介紹,求教于海內外學者專家。


本書中商代部分,輯錄了較多用不同材料反映不同衣著體型的商代人形,文字說明卻較少。私意這些人形,不僅反映商王朝不同階層,可能還包括有甲骨文中常提到的征伐所及,當時與商王朝對立各部族,如在西北的人方、鬼方,在東南的徐、淮夷,在西南的荊、楚及巴、濮各族人民形象。在銅、玉、陶、石人形中必兼而有之。特別是青銅兵器和其他器物上所反映形象,多來自異族勁敵,可能性更大。


西周和東周,材料比較貧乏,似可作兩種解釋。一、為立國重農而比較節儉,前期大型墓葬即較少。而銅玉器物制度,且多沿襲商代式樣。禮制用玉占主要地位,賞玩玉物卻不多(近年在湖南、云南和其他地區出土大量商代玉器,和史稱分紂之寶玉重器于諸有功國事之大臣情形或相關。說是商代逃亡奴隸主遺物,似值得商討)。二、用土木俑殉葬制猶未形成。車乘重實用而少華靡,有一定制度。車上裝飾物作銅人形象亦僅見。衣作矩式曲折而下、上承商代而下及戰國,十分重要。另一銅簋下座兩扇門間露出一個人像,雖具體而微仍極重要。據近年江南出土東周殘匜細刻紋飾反映生活情形看來,制作也還簡質。在同時青銅器物紋飾中為僅見。直到春秋戰國,才成為一種常用主題裝飾圖案。


春秋戰國由于諸侯兼并,技術交流,周代往日“珠玉錦繡不鬻于市”的法規制度已被突破,珠玉錦繡已成為商品市場特別商品一部門,因之陳留襄邑彩錦,齊魯細薄絲織品和彩繡,及金銀鑲嵌工藝,價值連城之珠玉,制作精美使用輕便之彩繪漆器,均逐一出現于諸侯聘問禮物中,或成為新興市場特種商品。衣著服飾之文彩繽紛,光輝燦爛,車乘裝飾之華美,經常反映于詩歌文傳記載中。又由于厚葬風氣盛行,保存技術也得到高度進展。因之近年大量出土文物中,一一得到證實。三門峽虢墓出土物,和新鄭出土物,河南信陽楚墓出土物,安徽壽縣蔡侯墓出土物,輝縣琉璃閣出土物,金村韓墓出土物……及近年湖北隋縣曾侯墓出土物,河北中山王墓出土物,文物數量之多,制作之精美,無一不令人眼目一新,為前所未聞。特別是在這一歷史階段中,運用各種不同器材,反映出人物生活形象之具體逼真,衣著服飾之多樣化,更開拓了我們的眼界不少。前人千言萬語形容難以明確處,從新出土文物中,均可初步得到較正確理解。有的形象和史傳詩文可以互證,居多且可充實文獻所不足處。不過,圖像反映雖多,材料既分散全國,有的又流傳國外,這方面知識因之依然有一定局限性。絲綢錦繡,且因時間經過二十四五個世紀,殘余物難于保存本來面目。但由于出土數量多,分布面積廣,依舊可以證明一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還保存得上好于地下。今后隨同生產建設,更新更多方面的發現,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綜合各部門的發現加以分別研究,所得的知識,也必然將比過去以文獻為主的史部學研究方法,開拓了無限廣闊的天地。“文物學”必將成為一種嶄新獨立科學,得到應有重視,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進行分門別類研究,為技術發展史、美術史、美學史、文化史提供豐富無可比擬的新原料。如善于應用,得到的新成就,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因為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條件保存得那么豐富完整物質文化遺產于地下!


近人喜說春秋戰國是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時代。嚴格一點說來,目下治文史的,居多注重前面四個字,指的只是諸子百家各自著書立說而言。而對后面四個字,還缺少應有的關心,認識也就比較模糊。因為照習慣,對于百工藝業的成就,就興趣不多。其實若不把這個時期物質文化成就各部門成就加以深入研究,并能會通運用,是不可能對于“百花齊放”真正有深刻體會的。因為就這個時代的應用工藝的任何一部門成就而言,就令人有目迷五色嘆觀止感!以衣著材料言,從圖像方面還難得明確完整印象。但僅就近年河北出土中山王墓內青銅文物,和湖北隨縣曾侯墓出土棺槨器物彩漆文飾,和當時詩文辭賦形容衣飾之華美,與事實必相差不多。由春秋戰國到秦統一,先后近三個世紀。由于時間、空間、族別、習慣不同,文獻材料不足征。目下實物圖像材料反映雖較具體,仍只能說是點點滴滴。但基本式樣,也可說已能把握得住。如衣袍寬博屬于社會上層;奴隸仆從,則短衣緊袖口具一般性,又或與歷來說的胡服有些聯系。比較可以肯定的,則花樣百出不拘一格、式樣突破禮制是特征。至于在采用同一形式加工于不同器物上,如金銀錯器反映生活文武男女有相近處。就我們目下知識,只能作如下推測:即這類器物同出于一個地區,當時系作為特種禮品或商品而分布各地,衣著反映因之近于一律,和真實情形必有一定差距。我們用它來說明,這是春秋戰國時工藝品反映當時人事生活作為主題的新產品。同時也反映部分社會現實,似不會錯誤。若一律肯定為出土地社會生活,衣著亦即反映某地區人民衣著特征,證據還不夠充分。


秦代統一中國后,雖有“天下書同文車同軌”記載,至于這一歷史時代的衣著,除了秦尚黑,囚徒衣赭,此外,我們卻近于極端無知。直到近年,才僅從始皇陵前發現幾件大型婦女坐俑,得知衣袖緊小,梳銀錠式后垂發髻,和輝縣出土戰國小銅人實相近,與楚帛畫婦女發髻亦相差不多。最重要的發現,是衣著多繞襟盤旋而下。反映于銅器平面圖像上,雖不甚具體,反映于木陶彩俑、銅玉人形等立體材料上,則十分明確。腰帶邊沿彩織裝飾物,花紋精致處,多超過我們想象。由比較得知,這種制度,一直相沿到漢代,且具全國性。證明《方言》說的“繞衿謂之帬”的正確含義。歷來從文字學角度出發,對于“衿”字解釋為“衣領”固不確,即解釋為“衣襟”,若不從圖像上明白當時衣襟制度,亦始終難得其解。因為這種衣服,原來從大襟至脅間即向后旋繞而下。其中一式至背后即直下,另一式則仍回繞向前,和古稱“衣作繡,錦為緣”有密切聯系。到馬王堆西漢初期古墓大量實物和彩繪木俑出土,才深一層明白如此使用材料,實用價值比藝術效果占更重要意義。從大量圖像比較,又才明白這種衣著剪裁方式,實由戰國到兩漢,結束于晉代。《東宮舊事》和墓葬中殉葬木簡牘,都提到“單裙”、“復裙”。提到衣衫時,且常有某某衣及某某結纓字樣。結纓即系衣時代替紐扣的帶子,分段固定于襟下的。(衣裙分別存在,雖在近年北京琉璃河出一西漢雕玉舞女上,即反映分明,但直到東漢末三國時期才流行。圖像則從《女史箴》臨鏡化妝部分進一步得到證實)。


秦代出土人形,主要為戰車和騎士,數量達八千余人。人物面目既高度寫實,衣甲器物亦一切如真。唯戰士頭髻處理煩瑣到無從設想。當時如何加工,又如何能持久保持原有狀態?髻偏于一側,有無等級區別,是一個無從索解的問題,實有待更新的發現。


兩漢時間長,變化大,而史部書又特列輿服部門,冠綬二物且和官爵等第密切相關,記載十分詳盡。但試和大量石刻彩繪校核,都不易符合。主要原因,文獻記載中冠制,多朝會燕享、郊天祀地、高級統治者的禮儀上服用制度;而石刻反映,卻多平時燕居生活和奴仆勞動情況。


且東漢人敘西漢事已隔一層,組綬織作技術即因戰亂而失傳,懸重賞征求才告恢復,可知加工技術必相當復雜。近半個世紀以來,出土石刻彩繪圖像雖多,有的還保存得十分完整,唯綬的制作,仍少具體知識。又如東漢石刻壁畫的梁冠,照記載梁數和爵位密切相關,帝王必九梁。而石刻反映,則一般只一梁至三梁,也難和記載一一印證。且主要區別,西漢冠巾約發而不裹額。裹額之巾幘,東漢始出現。袍服東漢具有一定形制,西漢不甚嚴格統一。從近年長沙馬王堆出土大量保存完整實物,更易明確問題。又帝王及其親屬,禮制中最重要的為東園秘器28種中的金銀縷玉衣。照漢志記載,這種玉衣全部重疊如魚鱗,足脛用長及尺許玉札纏裹。從近年較多出土實物看來,則全身均用長方玉片連綴而成,唯用大玉片做足底。王侯喪葬禮儀,史志正式記載,尚如此不易符合事實,其余難征信處可想而知。


又漢代叔孫通雖訂下車輿等級制度,由于商業發展,許多禁令制度,早即為商人所破壞,不受法律約束。正如賈誼說的帝王所衣黼繡,商人則用以被墻壁,童奴且穿絲履。


從東漢社會上層看來,袍服轉入制度化,似乎比西漢較統一。武氏石刻全部雖如用圖案化加以表現,交代制度即相當具體。特別是象征官爵等級的綬,制度區別嚴格,由色彩、長短和緒頭粗細區別官品地位。武氏石刻綬的形象及位置,反映得還是比較清楚。直到漢末梁冠去梁之平巾幘,漢末也經過統一,不分貴賤,一律使用。到三國,則因軍事原因,多用巾幍代替。不僅文人使用巾子表示名士風流,主持軍事將帥,如袁紹崔鈞之徒,亦均以幅巾為雅。諸葛亮亦有綸巾羽扇指揮戰事,故事且流傳千載。當時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綸巾、白綸巾等等名目,張角起義則著黃巾。可知形狀、材料、色彩,也必各有不同。風氣且影響到晉南北朝。至于巾子式樣,如不聯系當時或稍后圖像,則知識并不落實。其實,仿古弁形制如合掌的,似應為“帢”,如波浪皺褶的,應名為“幍”。時代稍后,或出于晉人戴逵作《列女仁智圖》,及近年南京西善橋出土《竹林七賢圖》,齊梁時人作《斫琴圖》,均有較明確反映。


至兩晉衣著特征,男子在官職的,頭上流行小冠子,實即平巾幘縮小,轉回到“約發而不裹額”式樣。一般平民侍仆,男的頭上則為后部尖聳略偏一側之“帩頭”,到后轉成尖頂氈帽。南北且有同一趨勢。婦女則如干寶《晉紀》和《晉書·五行志》說的衣著上儉而下豐(即上短小,下寬大),髻用假發相襯,見時代特征。因發髻過大過重,不能常戴,平時必擱置架上。從墓俑反映,西晉作十字式,尚不過大。到東晉,則兩鬢抱面,直到遮蔽眉額。到東晉末齊梁間改為急束其發上聳成雙環,名“飛天”,鄧縣出土南朝畫像磚上所見婦女有典型性,顯然受佛教影響。北方石刻作梁鴻孟光舉案齊眉故事,天龍山石刻供養人,頭上均有這種發式出現,且作種種不同發展。但北朝男子官服定型有異于南朝,則為在晉式小冠子外加一筒子式平頂漆紗籠冠。因此得知,傳世《洛神賦圖》產生時代,決不會早于元魏定都洛陽以前。歷來相傳為顧愷之筆,由服飾看來,時代即晚。


隋統一中國后,文帝一朝社會生活比較簡樸。從敦煌壁畫貴族進香人,到青白釉墓葬女侍俑比較,衣著式樣均相差不多。特征為小袖長裙,裙上系及胸。


談唐代服飾的,因文獻詳明具體,材料又特別豐富,論述亦多。因此,本書只就前人所未及處,略加引申。一為從唐初李壽墓中出土物,伎樂石刻繪畫,及傳世《步輦圖》中宮女看來,可得如下較新知識:初唐衣著還多沿隋代舊制,變化不大。而伎樂已分坐部和立部。二、由新疆近年出土墓俑,及長安新出唐永泰公主、懿德太子諸陵壁畫所見,得知唐代“胡服”似可分前后兩期,前期來自西域、高昌、龜茲,間接則出于波斯影響,特征為頭戴渾脫帽,身穿圓領或翻領小袖衣衫,條紋卷口褲,透空軟底錦靴。出行騎馬必著帷帽。和文獻所稱,盛行于開天間實早百十年。后期則如白居易新樂府所詠“時世裝”形容,特征為蠻鬟椎髻,眉作八字低顰,臉敷黃粉,唇注烏膏,影響實出自吐蕃。圖像反映有傳世《宮樂圖》、《倦繡圖》均具代表性。實元和間產物。至于開元天寶間,則畫跡傳世甚多,和胡服關系不大。敘發展談衍變,影響后世較大,特別值得一提的,即帷帽。歷來相傳出于北齊“”,或稱“羅”,以為原遮蔽全身,至今無圖像可證。帷帽廢除于開元天寶間,是事實亦不盡合事實,因為宮廷貴族雖已廢除,以后還流行于民間,宋元畫跡中均可發現。在社會上層,也還留下部分殘余痕跡,即在額前露出一小方馬尾羅,名“透額羅”。反映于圖像中,只敦煌開元間《樂廷瓌夫人行香圖》中進香青年眷屬或侍女三人額間,尚可明白位置和式樣。透額羅雖后世無聞,但轉至宋代則成為漁婆勒子、帽勒,且盛行于明清。帷帽上層婦女雖不使用,代替它的是在頭頂上披一薄紗,稱“蓋頭”。宋代用紫羅,稱“紫羅蓋頭”。反映于北宋上層婦女頭上,《花竹仕女圖》有代表性。反映于農村婦女,則南宋名畫家李嵩《貨郎圖》中幾個農村婦女頭上,均罩有同式薄質紗羅。就一般說,既有裝飾美觀作用,亦有實用價值,才因此繼續使用。


婦女花冠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名稱雖同,著法式樣迥異。唐代花冠如一頂帽子套在頭上,直到發際。《宮樂圖》、《倦繡圖》反映都極具體。至于宋代花冠,則系用羅帛仿照真花做成。宋人尚高髻,向上直聳高及三尺,以至朝廷在皇佑中不得不用法律禁止。原因是當時花冠多仿擬真花。宋代尚牡丹芍藥,據《洛陽花木記》記載,由于栽培得法,花朵重臺有高及二尺的,稱“重樓子”,在瓷州窯墨繪瓷枕上即常有反映。此外,《洛陽花木記》、《牡丹譜》、《芍藥譜》稱“樓子”、“冠子”的多不勝數。宋人作《花竹仕女圖》中所見,應即重樓子花冠。且由此得知,至于傳世《簪花仕女圖》,從人形衣著言,原稿必成于開元天寶間,即在蓬松發際加一點翠金步搖釵,實純粹當時標準式樣。如再加一像生花朵,則近于“畫蛇添足”、不倫不類矣。這種插戴在唐代為稀有少見,在宋則近一般性。宋代遇喜慶大典,佳節良辰,帝王出行,公卿百官騎從衛士無不簪花。帝王本人亦不例外。花朵式樣和使用材料,均有記載,區別明確。圖像反映,更可相互取證。又唐代官服彩綾花紋分六種。除“地黃交枝”屬植物,其余均為鳥類銜花,在銅鏡和帶板上,均有形象可證,唯圖像和實物卻少證據,是一待解決問題。


宋人衣著特別值得一提的,即除婦女高髻大梳見時代特征,還有北宋一時曾流行來自契丹上部著宋式對襟加領抹(花邊)旋襖,下身不著裙只著長筒襪褲的“吊墩服”,即后來的“解馬裝”,影響流行于社會上層,至用嚴格法律禁止。但伎樂人衣著,照例不受法令限制,所以在雜劇人圖畫中,還經常可見到這種外來衣著形象。男子朝服大袖寬衫,官服仍流行唐式圓領服制度,和唐式截然不同處,為圓領內必加襯領。起于五代,敦煌壁畫反映明確。而宋人侍仆和子侄晚輩,閑散無事時,必“叉手示敬”。在近年大量出土壁畫上所見,及遼、金墓壁畫上的南官及漢人部從,亦無例外,隨處可以發現這種示敬形象。宋元間刻的《事林廣記》中,且用圖說加以解釋。試從制度出發,即可發現有些傳世名畫的產生年代,或值得重新研究。例如傳世韓滉《文苑圖》,或應成于宋代畫家之手,問題即在圓領服出現襯領,不可能早于五代十國。《韓熙載夜宴圖》,其中叉手示敬的人且兼及一和尚,也必成于南唐降宋以后,卻早于淳化二年以前。畫中人多服綠。《宋大詔令集》中曾載有淳化二年詔令,提及“南唐降官一律服綠,今可照原官服朱紫”。可知《夜宴圖》產生時代必在南唐政權傾覆以后,太宗淳化二年以前。尚有傳為李煜與周文矩合作的《重屏會棋圖》,內中一披發畫童,亦不忘叉手示敬。歷來鑒定畫跡時代的專家,多習慣于以帝王題跋,流傳有緒,名家收藏三大原則作為尺度,當然未可厚非。可最易忽略事物制度的時代特征。傳世閻立本作《蕭翼賺蘭亭圖》,人無間言,殊不知圖中燒茶部分,有一荷葉形小小茶葉罐蓋,只宋元銀瓷器上常見,哪會出現于唐初?古人說“談言微中,或可以排難解紛”。但從畫跡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證,或其他器物作旁證的研究方法,能得專家通人點頭認可,或當有待于他日。


元蒙王朝統治,不足一世紀,影響世界卻極大。大事情專門著作多,而本書卻在統治范圍內的小事,為前人所忽略,或史志不具備部分,提出些問題,試作些敘述解釋。一如理發的法令歌訣。二如元代男女貴族衣上多著四合如意云肩,每年集中殿廷上萬人舉行“只孫宴”制作精麗只孫服上的云肩式樣。三如全國大量織造納石失織金錦,是否已完全失傳。四如女人頭上的罟罟(姑姑)冠應用情況等等進行些比較探討。是否能夠得到些新知?


至于明清二代,時間過近,材料過多,因此只能就一時一地引用部分圖像材料結合部分朝野雜記,試作說明。又由于個人對絲綢錦繡略有常識,因此,每一段落必就這一歷史時期的紡織品輝煌成就也略作介紹。唯實物收藏于國家博物館的以十萬計,書中舉例則不過手邊所有劫余點滴殘物,略見一斑而已。


總的說來,這份工作和個人前半生搞的文學創作方法態度或仍有相通處,由于具體時間不及一年,只是由個人認識角度出發,據實物圖像為主,試用不同方式,比較有系統進行探討綜合的第一部分工作。內容材料雖有連續性,解釋說明卻缺少統一性。給人印象,總的看來雖具有一個長篇小說的規模,內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并且這只是從客觀材料出發工作一次開端,可能成為一種良好的開端,也可能還得改變方法另辟蹊徑,才可望取得應有的進展,工作方法和結論,才能得到讀者的認可。


好在國內對服裝問題,正有許多專家學者從各種不同角度進行研究工作,且各有顯著成就。有的專從文獻著手,具有無比豐富知識,有的又專從圖像出發,作的十分仔細。據個人私見,這部門工作,實值得有更多專家學者來從事,萬壑爭流,齊頭并進,必然會取得“百花齊放”的嶄新紀錄突破。至于我個人進行的工作,可能達到的目標,始終不會超過一個探路打前站小卒所能完成的任務,是預料得到的。


1980年4月,于北京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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