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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國外不愁歌曲來源，但中國是節目多、創作少。到2013年，各種歌唱選秀節目都在找編曲，劉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就這么點歌翻來覆去地唱，編曲就得不停地變，大家招兒都快用完了。這么下去怎么得了，我們必須自己拓展一個模式，一定得支持原創。”

“支持”延續到節目之外——劉歡為《中國好歌曲》里的學員涂議嘉當起了制作人，新專輯里的作詞、作曲、演唱，都出自這位16歲創作歌手。她被劉歡稱為天才：“用非常簡單、直抒其懷的方式表達她那一代人的生存狀況。”

歌手選秀在電視節目熱鬧完之后，創作人后續的推廣跟不上，劉歡要補的是這個缺。劉歡的學員中不乏優秀人才，他們大都有過獨立制作或發片的經歷，涂議嘉年齡最小，最需要支持。涂議嘉的音樂有種迷幻結合新金屬的味道，又正好是劉歡這段時間特別喜歡的音樂類型。

在專輯的制作上，劉歡強調自然、生動，不修音：“修音好像變成必須的錄歌工序，但它是一個數字處理的過程，每次加工都會失掉一點細節，最后就是不如一開始唱得那么生動。能不修最好不修，有些地方不好再來一遍，錄音本來就可以這樣做。”

劉歡自己的專輯只能等《中國好歌曲》結束后才有時間去做。他在對外經貿大學講授的《西方音樂史》出書的計劃也要等到2015年4月以后才有時間開始著手去做：“真把它寫在紙上，很多東西要考究，不能亂叨叨，要把所有東西都弄得很踏實。”

南方周末：在做《中國好聲音》的時候，你抱怨過節目把你談音樂的部分都給剪掉，剩下煽情的，電視要考慮收視率，就把節目做得狹隘了。

劉歡：現在好在我們（導師）在節目當中還有一定的話語權，盡可能地來調整。我后來發現節目組跟我們做下來之后，是有認同的。他們一開始担心，你們老在節目里面說技術問題，說這個調之間的這個那個，老百姓哪聽得懂這事？但播出以后越談到這些事的時候，收視率瞬間是在上升的，反而在說故事的時候掉下來了。所以有時候可能不是想的那樣，覺得大家都不懂。

南方周末：《中國好歌曲》一些特別好的歌手出來的時候，你流了淚；在《中國好聲音》里面你也動過感情，這應該是有差別的吧？

劉歡：對，不一樣。《中國好聲音》的時候有很多是那種意外，那樣的一種電視制作的方法，《中國好歌曲》有時候感動純粹是因為這首歌。說老實話，我們心里沒有底，我真的不知道找來的這些唱作人基礎水平到底什么狀態，萬一真的不好，怎么都做不下去。按照賽制，我們在節目開始之前不可以跟選手接觸，心里一點數都沒有。但是錄過半場不到，我們就聽到了不少真是挺好的東西，覺得這事沒白忙活，真的有好歌曲在，確實挺感動的。

南方周末：如果唱作人可以寫好歌，但是他不能唱或唱得不好怎么辦？

劉歡：我們在探討另一個節目模式，專門面對職業作曲家的，他自己不用唱，這邊有歌手。但這個現在還在商量。

南方周末：小涂很幸運，能夠發片，其他的年輕音樂人怎么辦？

劉歡：燦星再有能力，能力是在電視這方面，它不是個唱片公司。每期節目下來都簽好幾十個學員，擺明了做不了——滾石唱片最如日中天的時候，旗下同時在工作的藝人才十一二個。可能得尋找一個新的合作辦法把這個問題解決，現在有很多唱片公司在半死不活的狀態，推動也推動不了，發唱片賣兩千張，沒有回報，沒辦法繼續。但制作能力還是在的，你如果前期把人給推出來，還是能做事的。

南方周末：除了電視之外，還有其他的渠道推動原創音樂嗎？

劉歡：“好聲音”之前，原來的幾大電視選秀都是以造星的概念出的，包括超女、快男，那時候沒有太理會原創這個事，一直到“好聲音”，它能那么快地把人給推出來，電視的影響力是太厲害了。以前好多節目靠別的，超女的時候允許手機互動，還有一些其他媒體的參與，但是到了“好聲音”的時候，這套東西都不讓了，生生拿電視打出來。既然它有這個能力，那我們干嗎不用它推一些原創？

現在有網站也在直接拍，叫才藝秀還是什么，這種節目也在開始，但是也得有各種協同的力量。我覺得都是好事，因為不管怎么樣，他在推歌，這是核心。

南方周末：以前還有電視劇可以帶動原創歌曲，現在這個作用好像也不明顯了。

劉歡：現在電視劇的播出存在惡性競爭，電視劇都看不著片頭片尾——你播了片頭片尾就比別人晚出來一分多鐘，人家看那臺不看你這臺。大家把頭尾全砍了，寧肯撤幾條廣告，我比你先播一分鐘，能跟你搶收視率，已經競爭白熱化到這程度。所以你做了片頭片尾沒有人聽到。現在好像只有央視和北京衛視還是保持原樣，如果你合同里面簽得清楚，電視臺會把片頭片尾完整地播出來，其他的地方我沒見過。網絡上看電視劇，直接就有個軟件跳過片頭片尾，挑一個鉤就過了。

南方周末：以前你也寫過很多電視劇音樂。

劉歡：我做的電視劇音樂真的不多，就是巧，大家都聽著了。最早從《北京人在紐約》開始，那之后基本上三四年，我每年就做一部電視劇，《東邊日出西邊雨》到《胡雪巖》。也很累就扔了，不再做那個，后來找得非寫不可就寫首歌。到《甄嬛傳》，鄭曉龍導演跟我這么多年交情，跑來找我，前前后后干了差不多五個月，其實真正寫歌寫音樂也就十來天，但做后期，包括看初剪、復剪，然后對著最終版貼音樂，花了不少功夫。除了寫歌還寫了好幾十條音樂。其實也算吸取教訓吧——因為以前沒參與后期留下了太多遺憾。雖然《甄嬛傳》音樂編輯方面導演最終還是有改動，但我至少不會再因自己沒盡責而后悔。我這人要不然不接這個事，接了親自在后面盯著，哪個位置上哪個音樂，七十多集你光看一遍就得多久？搞得太辛苦了。

劉歡在課堂上教授音樂，這是他現在雷打不動的首要事業。 （CFP/圖）

南方周末：你在“好歌曲”宣傳片里說，音樂很大，我們很小。我想是你的心里話，有一種敬畏的東西在里面。

劉歡：這是真實想法，這么多年我做東西做得不多，但是我聽的東西不少，再加上現在教音樂史。你聽了那么偉大的東西，再去了解做出這些偉大作品的創作者，你就知道那個高度是你永遠無法企及的，有的時候甚至會很頹，算了，我們不要干了。那是一個特別讓我們仰視的音樂，我們現在就是傻呵呵地在下面做一點點而已。

南方周末：特別沮喪、絕望的時候，你怎么調整？

劉歡：沒有什么辦法，今天算了，第二天還是要干活。你不能不工作，還是要做事情。

南方周末：你在學校講授《西方音樂史》，會不會對這些西方的音樂家排座次，跟傳統的不太一樣，有你自己的偏好。

劉歡：當然會，而且會經常變。過幾年你的認識不一樣了。有的調整調整最后又調整回去了。開始的時候大家就覺得貝多芬是至高無上的大神，然后聽了很多19世紀末以后的東西，你就會把他當作整體當中的精神磐石放在那兒。但到后來包括印象派以后的一些作曲家，是在雕琢一些小的零星的東西，往往更引人入勝，更有意思，假如碰到一些手段高妙的大師，像拉威爾（法國作曲家莫里斯·拉威爾）這樣的人，他的東西不得了，你就覺得貝多芬好像有點捶胸頓足。

再過些年你一路聽到先鋒派，聽到各種拿電腦算出來的音樂，再回去聽到貝多芬，包括他的第五第六（交響曲）又會不一樣。你會再把他當作精神磐石，很細地去分析他的小主題下行三度，一個大三，一個小三，這么一個小磚頭，就把后面的大結構給支撐得那么完整。這個東西不得了，要不怎么講它是交響曲中的交響曲，它是有道理的。有兩三年我聽特別早期的東西，巴洛克以前的中古的作品。這一兩年我更喜歡像先鋒派剛形成的大探索的那個時期，因為它色彩多了，又不是那么邪乎。現代派不是在寫音，他是在算音。

南方周末：可不可以說你是一個書齋型的作曲家？

劉歡：對一些歌，對歌手的認識，我跟很多樂評的想法都不一樣。“好歌曲”里面趙雷那首歌是我一個人選的，那歌詞寫得太好了，等于畫了一個自己的夢，又實現不了，要求很低的一個夢，特別楚楚動人。曲又不是過去高曉松時候的那種民謠，有變化的，我真的覺得那是好歌。我看東西是從這種角度出發的。

上課的時候，我給學生講時代，當時的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然后講音樂家一輩子大概是怎么過的。具體到音樂這個環節上，我一直告訴我的學生，你要靠耳朵去聽，你不能靠人家講音樂的故事，講音樂的故事那就不需要音樂家。別弄太多附加的東西，恨不得把音樂寫成一段散文，那是瞎扯。

南方周末：你喜歡的音樂類型有哪些？限你選5個。

劉歡：還是首選古典，這一段時間我聽得比較多的是哥特金屬，然后就是爵士，再往下就是徹頭徹尾音響化的極端電子、中國的古曲……

南方周末：你有沒有自己特別想寫，但是大家又不太知道的，或者還沒有發表的東西？

劉歡：有很多。基本上還是寫歌曲，有這種東西，我也一直想做，但是我又想擺在那種很四平八穩的心態下，不想把自個兒弄得那么狼狽。一天到晚這事那事，得不了那么一大段時間，我老也沒做成。現在年齡也大了，能少干點事就少干點事，自在一點，反而有可能做點事。

今年“好歌曲”結束之后的5月份，我原來一直想做一個現場演出，想把中國和歐洲的經典爵士化一下。有些東西氣兒是合的，我也是很偶然之間發現好幾個東西可以這么干，包括歌劇的東西，包括中國過去的經典，甚至民歌，用比較輕松的方式傳達出來。但是我想先別搞音樂會，先把唱片做出來，現場演奏起來更有根據，大家玩得輕松一點。

還有一些別的音樂方面的想法，一些歌，包括“好歌曲”最后忽然要求導師有一首歌在里面，那首歌真的就是那個禮拜寫出來的。我錄完節目回北京，《夜》就是寫的我的一個特簡單的夜晚。我經常睡不著覺，然后喝點酒不停地聽唱片，忽然聽到這個想起那個，一路好幾個小時很快過去。那首歌的歌詞其實就是大多我聽的唱片，直接把那些歌的名字擱在歌詞里，也挺好玩的。

但是我的很多音樂想法是基于音樂形式本身的，不是說某種生活觸動。我生活沒什么觸動，太平穩了，我這么多年運氣很好，從結婚了老婆孩子，一路很順溜。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在音樂本身上。

南方周末：年齡大了，音樂創作會有很大的改變嗎？

劉歡：是這樣，我甚至不惜會有一段時間不出東西，在調整整個的習慣。我是半路出家，19歲才摸到鋼琴，很容易在一段時間形成一種自己的習慣，一上手彈就是這套，你寫歌的套路還是這套。這就壞了，弄得你想不像自己也不行，手往琴上一放那套就來了。

我有一段擰巴了半年多，故意讓自己亂彈琴，為了把手上的習慣打破。頭三五個月真的瞎了，弄得琴也不會彈了，歌也不會唱了，但是我覺得這是必須的。過得這一陣，又調整出另外一套習慣來，然后你就又可以再進行一段時間。作品出來就是不一樣。可能過一段又不好，又要調整。

南方周末：但是一個人的寬容度是有限的，你再怎么調，也逃不出如來佛那個手心？

劉歡：不可能南轅北轍，我盡量換一套新的辦法。你老干一個跟以前一樣的，挺無聊的，包括弄電視劇的音樂，《北京人在紐約》是一個美國的事，劇組封鏡了回到北京我才加入，我就跟鄭曉龍說《北京人在紐約》，就我一個人沒去過紐約。《甄嬛傳》寫個中國宮廷的故事，我全部的歌曲是在紐約寫的。太奇怪了，怎么會這樣。《甄嬛傳》做的時候都是有那感覺，要弄一個超過《紅樓夢》的東西，要是過了二十好幾年，寫了個跟當年《紅樓夢》一樣的，那就扯了，我們還來干什么？所以要在傳統音樂里尋找新的辦法。

劉歡為涂議嘉的專輯担任制作人，趁著中國音樂的制作能力還在，推出年輕的創作人，是推動中國原創音樂的關鍵。 （《中國好歌曲》供圖/圖）

南方周末：如果和學生交流一個好的作品，你又避免去描述它，怎么和他們說？

劉歡：講起來也都是音樂本身的事。比方說一首歌，你看為什么在這個地方安排一個很長的轉調，看起來甚至有點違背常理，他干嗎要這么干？他想在這兒要爆發一下，他用的音色，他用的唱法凸顯，這塊可能就是他的核心。

南方周末：應該如何讓音樂教育做到全民普及？

劉歡：我們途徑也有問題，看起來人才儲備也有問題。像以前電視做節目，放個伴奏帶已經不錯了，要不然直接對口型。幾年前“好聲音”開始，第一個把電視的音樂品質當回事。第一次找好的樂隊，找中國最好的音響來實現，結果這一帶帶起來，其他的節目也這么干。那一段時間回北京，正好要錄一個什么，樂手找不著，連個和音都找不著，全在各個電視臺干這事。可見我們在這方面人才儲備有問題，就這么點人。

歐洲我不太清楚，美國的SSAT考試（美國中學入學考試），我看過一眼考題，還在考兩位數的乘法——都要上高中了。這就可以讓孩子在初中以前，用大量的時間組個小樂隊，參加個學校管樂團什么的。為什么會搞這個那個樂器的那么多？整個教育很開放。咱們這兒小學、初中考得暈頭轉向，哪有功夫跟你扯這個事？就算有的小學把這個當回事兒，那是學校文明。

鋼琴考多少級，對很多家長可能意味著（孩子）是不是郎朗。國外不這樣，那天和一個朋友去看了一個私立中學，當然學校也比較好一點，有三個音樂老師，一個是鋼琴彈得特別好，是朱利亞音樂學院畢業的。朱利亞鋼琴專業畢業的，在一個中學當音樂老師。

今天晚上假如有200塊錢給你，或者是買票看演出，再就是把它吃了，在咱們國家可能90%以上的人是把它吃了。他不認為花那個錢值得，這個就麻煩了。消費習慣影響到我們今天的很多很多。一個簡單的事，音樂的盜版跟電影相同，但中國的電影發展很好，每天增加多少塊銀幕，然后大家還去拍電影。其實電影院的票價跟中國人掙那么點錢很不成比例的。

我們小時候看個電影，《列寧在1918》這種，5分錢一張票，那也得買啊。看電影買票天經地義，聽音樂不花錢也是天經地義——那時候惟一的辦法開收音機聽廣播，怎么會有花錢的事。1980年代初才有磁帶，價格跟工資水平也很不成比例，太平洋發的磁帶是最貴的，6塊5，那個時候大家一個月掙40塊錢。不知道怎么弄的，電影現在好起來，音樂變成這樣，只要我能不花錢聽我就不花錢。那么大一個中國出一張唱片，首期發行量1000張，這像話嗎，笑話。

在這里讀懂中國
南方周末
微信號：nanfangzhoumo

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