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昌平：王立軍事件穹頂效應

簡體傳統

剝離事件的話語狂歡與臆測泡沫，從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角度系統分析這一事件，對政府輿情危機處理的意義重大，亦可為類似事件殷鑒。

2012年以來的兩大熱點均由微博而起，先是以韓寒是否代筆為主題的方韓之戰，持續兩月如同反復咀嚼過的口香糖，已索然無味；隨之強勢覆蓋并成壟斷之勢的王立軍事件，最大限度地攝取了大眾視線與公共資源。
53歲的重慶副市長兼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曾以“打黑英雄”立身。今年2月2日脫離工作28年的警界，以副市長聯系重慶經濟工作；6日，王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1天；8日飛抵北京，重慶官方稱其“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9日新華社通報稱“有關部門正在對此進行調查”。
這是國人最近距離的一次集體圍觀高層政治，韓寒也感嘆“重慶美劇”一出，“自己這樣的民間鬧劇就相形見絀。”顯然，這得益于新媒體的崛起與擴張，重新建構了傳統的閱讀方式與傳播可能。
這一舉世矚目的公共事件的第一季，可以分解為如下步驟：人際傳播—隱喻式網絡流言—微博現場報道—重慶官方回應—美國國務院問答—新華社通報。傳統紙媒期間雖未完全缺席，但已大大失去了主動權與壟斷地位。
在此演進過程中，微博的即時更新可謂24小時滾動進行，網民在政治新聞高度娛樂化的饑渴狀態下，對與此相關的每一個細節都給予了高度關注：既有事實最新的進展，又有當事人過往的細節追憶；間以歷史隱喻如“來俊臣”之類，或“釣魚式”流言傳布，也不乏對未來的多版本猜測和排序。而官方每一次或主動或被動的回應，都會引起圍觀熱潮并提供指引。
王立軍事件所帶來的信息采集、傳播、聚合、論證等，已完全不同于傳統的新聞模式，并在不斷突破既有的言論限度。筆者將此稱為“穹頂效應”：如同阿科桑蒂（Arcosanti）一樣——這個以生態建筑的概念為理論基礎，于1970年在沙漠開始創建的城市實驗，從廣場拱頂、住宅門洞到劇場看臺大量采用圓形，任何一個角度都可以望見地平線。
在信息荒漠中支撐穹頂效應的要件，不是單個或數個專業媒體所能夠完成，它聚合了開闊的視野、微觀的細節、海量的線索與分散的專業智慧，去完成一件敏感事件的碎片拼圖，從中亦可洞知民間掘密潛能、微博傳播特點、輿情風向和公眾意識等。
顯然，官方的例外默許與民眾的群起圍觀，促成了階段性結果的相對能見度。這不可謂不是一大進步。
剝離事件的話語狂歡與臆測泡沫，從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角度系統分析這一事件，對政府輿情危機處理的意義重大，亦可為類似事件殷鑒。

鮮活的現場碎片

“重慶出大事了！”2月2日，網民“孫大泡”的先兆信息獲得眾多轉發，但多被當做調侃一笑而過。
當日，重慶市政府新聞辦官方微博稱：“近日重慶市委決定，王立軍同志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以副市長身份分管聯系經濟工作。”王立軍作為重慶打黑的“英雄人物”，此番調整獲得冷藏或重用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種種猜測因缺乏更多信息而無法延展。
2月7日晚上，四川成都，許多警員被緊急召回，一些特殊警種直接受令趕往位于城南的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大面積的人員調動打開了信息缺口，封鎖鬧市街區也引起路人反應。
實際上，正是依賴于對上述街區的現場爆料和猜測，使得之前的碎片細節被重新放大。
當晚微博上傳出王立軍非正常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不斷更新的零星微博，包括現場警戒、工作組下榻的賓館等。這不僅體現出移動互聯的隨手街拍，也體現了新媒體共享的自由信息市場特征。
在“孫大泡”發布微博之前，重慶如同一片孤島，只見森林難辨樹木；但微博將重慶與外地連成一張交織著意見、愛憎的智能網絡，個體僅是其中一個結點，當此結點向周圍的其它結點傳遞能量，總能找到基于愛好、興趣和價值觀的另一些與之共振的結點。而領事館的介入，又將這張網全球化。
紛繁復雜的解讀主體越界明顯，這不僅利于事件以多層次進入民眾視野，也在歷史感十足的情況下快速地形成參與記憶，如同一個開放的要案現場，每個人都是刑事偵查員，以不同的渠道獲得現場碎片與關鍵證據，并在第一時間分享。
第一份被曝光的證據材料是王立軍的入京機票，為2012年2月8日8時成都飛往北京的國航CA4113航班。這隨后獲得確認。
第二份材料是第三軍醫大學大坪三院的病情診斷書，但已被證偽。釣魚式流言也在支撐大穹頂效應，但前提是獲得官方回應。
此外，還有網民展示了王立軍的名片，三個手機號尾數均為7777，中英文雙語印刷，開列的九個頭銜中國際占五個，唯獨沒有他的官方頭銜，“王立軍”三字則豎排手寫。
2月10日23時38分，戰略咨詢專家王志綱在首都機場貴賓廳遇到重慶市長后發微博稱：“握手、寒喧、匆匆分手。看樣子，表情凝重的黃市長是來京辦事的，急著回去。”這種無處不在的隨手拍與隨手貼，不僅回避雷區，而且提供了豐富細節與珍貴素材，成為穹頂極點。

江湖與廟堂兩種語系

留意網絡話語，可以鮮活地感知真實活動中的街頭男女。話語狂歡的背后，形成了廟堂與江湖兩種語系的對立。重慶官方微博的回應值得肯定，但接連失誤值得深思。
按照航班信息，在王立軍剛剛被送達北京的當日，2月8日11時06分，重慶市政府新聞辦稱：“據悉，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這一微博發表不久一度被刪。13時09分，內容一致的另一條微博發表，兩條累計轉發約8萬多次。在隨后的13時38分，致歉微博發表：“因工作人員操作失誤，造成微友不便，敬請諒解！”
政務微博“雙胞胎”引來批判，到底是出于輿論監管的需要，還是發布決策的反復，尚難知曉。而行文遣詞上的爭議亦焦聚于兩點：一是使用“據悉”；二是“休假式治療”的表述，網民們從歷次公共事件中找來“上聯”映照——維護性拆除、輕度型追尾、釣魚式執法等。
外媒亦對“休假式治療”這一新鮮的詞匯給予極高關注，并采取了不同的翻譯，如路透社、彭博社和英國《衛報》選用vacation-style treatment，BBC是holiday-style medical treatment，合眾社則為vacation-style therapy，日本媒體直接寫成“休暇式治療”。他們亦試圖通過這個新詞獲得更多線索。
顯然，在復雜事件中保持官方通報語言的靈活性，可使后續可控機會增加。“休假式治療”為事件演進留有足夠空間，但不是最優選擇。這考驗每一個正在運作的危機應對體系。
由于高級領導干部的健康被視為秘密，“休假式治療”的表述及微博發布過程的非正常失誤，疊加重慶打黑由來以久的程序正義爭議，引起了公眾對王立軍狀態的担憂。當即已有法學界人士呼吁提高調查程序的能見度。在重慶打黑中被判刑并剝奪律師資格的李莊亦表示：“我愿意，為休假式治療中的一切‘病人’，提供免費法律咨詢，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愿意只身前往重慶出庭，為‘病人’免費辯護。”
當法律不能成為擋箭牌，每個人都在射程之內，就不可能有絕對安全。在眾口難調的路徑選擇上，法治顯然已是體制內外期待的最大公約數。

信息的出口與內銷

通過直接轉貼或編譯海外報道，是擴大穹頂的方式之一。基于網絡工具的便利，國內網民的外文閱讀已不再是障礙，這對于內容審查卻多增了一道難題。
盡管美國駐華大使館、駐成都總領事館均有微博，但均未表態。美國國務院的通報于2月9日即時轉入中國：王立軍以重慶市副市長的身份前往美國駐成都總領館，會面為提前預約好；事后王離開領事館，“出于他的自愿”（of his own volition），且離開后雙方再也沒有聯系。
當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接受路透社采訪時回應，王立軍造訪美國領事館是一次“孤立事件”，而且“這個問題已經平靜地獲得解決”。
通過直接轉貼或編譯海外報道，是擴大穹頂的方式之一。基于網絡工具的便利，外文閱讀已不存在障礙，這對于內容審查卻多增了一道難題。但在今次事件中，一向敏銳的外媒也并未搶得先機，反倒是大規模援引中國微博中的信息。利用新媒體，中國網民居然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變了敏感事件信息“出口轉內銷”慣例，亦可謂進步之勢。
實際上，一直以來，官方“主動放話”被認為是存在的，而且“放話”往往是境外媒體（包括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如香港報刊），這次也有“放話”的種種跡象，且破天荒地轉移到境內媒體，尤其是新浪微博——這一中國自媒體時代的一個關鍵性轉折。
王立軍在領事館究竟見了哪些人，談論了哪些話題，至今未獲披露。按中美官方的回應，大致可以斷定王立軍應該是在2月6日下午或者晚間抵達領事館。重慶到成都有兩條高速路，最快車程三個小時左右，且好于航班的不確定性。
在穹頂邊緣，網民們對照重慶、云南、廣東等地的官媒信息披露，以獲得更多微妙的動靜。當官媒與外媒的信息合集，即可甄別小道消息，通過穹頂望過去，正是均等開放的地平線。

搶食熱點紅利

2月9日晚間的微博故事，或可在新聞史上留下一筆。網民分秒必爭地刷屏，只為三個字：王立軍。據監控數據，新浪微博2月9日的PV峰值為220000000，超過去年的最高峰值190000000（10月中下旬的小悅悅事件），并將今年以來的PV均值拉升至 201038400。
這也是中央級官方媒體，第一次通過新聞預告的方式參與微博熱點紅利的搶食。
是夜20時55分，新浪網總編輯陳彤提醒關注頭條新聞，“誰不關注誰后悔”，多條評論點明官方將回應王立軍事件。21時14分，人民網通過新浪微博佐證：“今晚人民網將有王立軍最新動態，請時刻關注人民網滾動新聞或人民網官方微博。”華龍網、新華聚焦等微博緊隨其后，做出類似預告，但已失去先機。
盡管人民網保持了對網民的零關注，但因此預告它一舉收獲了超過10萬的粉絲。是日22時58分，新華社通稿發布：“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9日應詢答問時表示，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于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1天后離開。有關部門正在對此進行調查。”
由于預熱不同，新華網即使占據首發優勢，卻遜于人民網的傳播意識——提早預告，吊足胃口；此事的另一特征是重大新聞的“微博體”化。
一種新的閱讀模式業已形成，刷屏+搜索+截屏，可獲得更多細微的資訊。比如新華網當夜關于此事的通稿標題，按時間順序分別調整為《王立軍私自到美駐成都領館滯留有關部門正在調查》、《王立軍到美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有關部門正在調查》、《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就王立軍事件答問》。若非第一時間截屏并分享，這些細節很難察覺。
熱點紅利并不僅僅針對個人或官方媒體，也應包括任何權力部門、社會組織、企業單位等。
從旁觀者來說，當輿論場域高度聚焦時，發表有價值的事實或觀點即可獲得廣泛關注；而當事者本身，則可進行及時、準確與高效的輿論引導，以扭轉自身所處的被動狀態。

傳統媒體有限入席

客觀存在于現實生活中的三個輿論場，目前已在發生微妙變化。
一是人際互動，如飯局或言談傳播，相對零碎平和；二是報刊、廣電等傳統媒體，是經過核實及審查的權威消息；三是移動互聯與社交網絡，具有人際互動的碎片化特征，但聲勢大、透明、高且轉移快。三者不能同步，且風格各異，這個場域中的“周潤發”，轉至另一場域則可能成為“周星馳”。
王立軍事件中，第三個網絡已完全覆蓋了前兩個場域。這類似于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即主流媒體缺乏報道熱情，而在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上則熱鬧非凡。
實際上，除非當事人、領事館或新華社這樣的信息壟斷者，否則即使是最優秀的媒體，亦很難在這樣特殊的事件中獲得完整的一手材料。微博正好成為信息的集散地與煉丹爐，一個穹頂所在。一條敏感新聞的出現，正是一個網絡式的群體建構的拼圖過程。與之相匹配的閱讀模式業已解構了傳統記者的報道模式，甚至出現了網民感慨傳統媒體報道不夠專業的現象。
北京各主要媒體如《新京報》、《京華時報》、《北京晚報》等，2月10日都在頭條刊登王立軍正在接受調查，大都是直接引述新華社“微博體”通稿。《重慶日報》則將這一通稿放在了二版。
在此前后，云南《都市時報》給予了王立軍三個整版，《經濟觀察報》以一個整版還原《重慶病人》，《中國經營報》已在考慮《重慶進入后打黑時代》，《新世紀周刊》則稱《再無英雄王立軍》，《博客天下》、《看天下》雜志為之提供封面待遇。
不過，紙媒的調查空間之小與風險性之高，一些僅有的“干貨”被認為失實。
更有批評者認為，以歷數倒霉者之過往劣跡來消解“英雄”光環，這凸顯了媒體的無良和卑怯，實在是可悲可恥。“誰能夠否認，還有眾多王立軍式的高大全人物，依然在各式媒體的包裝下閃耀著灼人的光芒呢？若不能深挖王立軍之所以栽倒的制度根源，并切實提出改進制度的良方，這樣的報道純屬一堆垃圾。”
在類似事件中，言說權仍然是可放可收的特權，倘或審查仍然是不可舍棄的制度，那么傳統媒體尤其是官辦紙媒，其權威性正在消解，輿論制高點的地位亦在喪失，而要在重大公共事件中起到引導與辟謠的實效，不能回避微博、社交網絡這類既經濟又及時的傳播工具。
在社會轉型中，互聯網工具將再次推波助瀾，社交媒體的組織功能亦將凸顯，商業力量已先于政府部門通過資本（投資社交媒體）和營銷（傳播價值觀）走出一步。這種趨勢不可逆轉。

避免遞罪，呼吁透明

構建更合理的政治參與機制，應該是民間與官方共同所望。故而，對于階段性標志人物既不宜落井下石，也不應諂媚過度。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網絡上的意見市場已在悄然轉變。專業透徹的分析、理性的公民行動開始取代尖刻的批評調侃，為越來越多的參與者追捧效仿。在這背后，是社會對理性與自由的訴求升溫。
從類似事件觀之，社交媒體雖然不足以影響或改變事件的發展，但是民心向背，民意向趨，一目了然。把握并能運用這種信息傳播規律，即是輿論優勢。官方在應對之時，應避免“遞罪”現象的出現。
所謂遞罪，是指存在多個、連環的錯綜行政行為，一旦第一個環節存在違法違規行政的錯誤或犯罪，由此之后的任何一個環節將自動采取制度性護短的決策和行動，于是公權力針對公民權的侵權劣舉將在連環謊言的包裝與護衛下得以順利實施，由此忽視公共利益甚至侵害弱者。
社交媒體的出現，削弱了宣傳部門的控制能力并提出新挑戰：一、微博等社交網絡的速度、不可預見性、豐富程度，都在挑戰官僚系統的能力和反應速度；二，黨政部門甚至政府官員直接開辦的網絡ID，實際上在改變宣傳部門的內部工作結構。當黨政部門直接在網絡上發言后，其內設的宣傳部門工作方式發生變化，宣傳部門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渠道，后者應當積極引導、配合社交網絡，通過及時有效的回應來加強信息透明，才能繼續維護穩定。
當下，黨政部門在應用社交媒體上，至少可以作如下調整：
——建立應對突發事件的主平臺。據相關觀察者研究，目前，一個總數不超過300人的意見群體，已成為熱點事件消息傳播與觀點定型的核心軸。官方亦應形成微博矩陣，重視流言傳播，及時消除不確定性因素；
——成為民生問題互動的新渠道。如廣東省政法委的官方微博，已實現了與意見主導者的良性互動，值得借鑒；
——破除官話與本位思維的大課堂。整齊劃一的官話套話與自我陶醉的政績觀，與社交媒體格格不入，應在現有編制中培育專業人員。
回到王立軍事件本身，正如經濟學家茅于軾所呼吁的，希望信息透明、程序公開，讓公眾監督。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亦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官方做了極簡單發布后，已不再提，顯然想淡化這件事，但是做不到。“為什么不用正音，一定要用弦外之音？改改這個習慣吧。愛這個國家，就幫它變得坦然些。”

作者簡介：《財經》雜志副主編。著有《遞罪：政商博弈的郴州樣本》（南方日報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文章來源：《財經》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