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舍命登頂

簡體傳統

這篇文字，要說的是林則徐與太平軍。
　　林則徐在廣州，禁止鴉片，虎門銷煙，抗擊英軍，是每一個中華兒女都稱頌的。1949年以后的幾十年里，中國的歷史教科書、電影及其它宣傳媒體，按照統一尺寸，也在這一事件上給予肯定。只是，那些宣傳媒體，給人的印象，好像他可以肯定之處，也就僅此而已。
　　八十年代以來，他的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常被引用。1989年至今，另一聯則更廣泛流傳。那其實是一首七律的對聯：“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其它好聯還不少，如：“愿聞已過／求通民情”。又如：“應視國事如家事／能盡人心即佛心”。不過，還是前兩聯更好，更能傳達他的精神境界，并為他所身體力行。
　　他為官四十年，除在廣州的禁煙、抗英之外。值得贊美的作為還很多。比如，大力興修水利，比較明智地處理民族矛盾，積極安定邊境，率先睜開眼睛看世界，這在他生活的時代都很罕有。縱觀十九世紀上葉，他是非常突出的偉大愛國者。其偉大，其突出，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而一生清醒，為所當為，為國家不計個人禍福生死，尤為難能可貴。
　　然而，這位偉大愛國者卻長期受到莫名其妙的貶損。原因是他臨終前受命去消弭洪秀全等人的造反。“鎮壓農民起義”。是一項所謂原則問題的大罪名。不少歷史人物，因此被一筆抹煞，甚至被丑化、鬼化。其實，所謂“農民起義”有各式各樣，不能一概而論。參與、支持、反對或鎮壓，也因各種形勢和主客觀條件而千差萬別，不能簡單化地一刀切。
　　林則徐的一生，尤其是在廣州的愛國正義作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存在，是無法掩蓋、抹煞更不能否定的大事。至于“鎮壓農民起義”，他在赴任途中便病故了，沒有來得及對洪秀全等人實行“鎮壓”。即使如此，有些著作文章，也還是將他奉命去廣西，作為一個大問題，說是什么“可恥的使命”，是什么出于“統治階教反動本性”。有些辭書、小傳、文章，沒有這樣粗暴嚴厲地貶斥，也都作為一個污點，記上一筆。再說他在潮州途中“病死”，前巳說過，按照1949年以來中國的歷史價值判斷，“鎮壓農民起義”便是“反動”，即使還沒有實行，也不能放過。最后用“病死”二字，即由此而來。須知，此類書中，對歌頌、贊美、肯定的人物，因病去世的均稱為“病逝”，反之則曰“病死”。一字之別，褒貶盡在其中，所謂春秋筆法是也。
　　然而，照我看來，林則徐之受命赴廣西，是非常崇高悲壯之行，是這位偉大愛國者達到他品格頂峰的攀登。
　　因為，林則徐之受命，完全是為國家興衰存亡著眼，置個人禍福生死于度外。
　　要說明這個見解，就得從前前后后做些必要的考察。
　　作為清醒的愛國者，林則徐為官之后，就考慮社會改革。他除了在自己職權范圍內盡力為國家為百姓“辦實事”之外。還同龔自珍、黃爵滋、魏源等提倡經世致用之學。這是一個切中時弊的改革觀念。正因為有他的參與提倡與支持，經世致用的觀念才產生深遠的影響。1949年以來的一些史書，只提龔自珍、魏源，大約因為林則徐是大“封建官僚”又有前面所說的那個罪名吧。這其實是很不公正的。
　　1839年，他作為禁煙的欽差大臣到廣東，在內外環境異常復雜，任務極為艱難繁重的情況下，特意派人翻譯外文書報，尤其是譯成《四洲志》（原書名為《世界地理大全》），以了解外國情況，世界大勢。直接原因是為了禁煙和抗英的需要，但決不僅僅為一時之用。后來，魏源受他委托，以《四洲志》為基礎，擴編成《海國圖志》，并且不斷增補。由此可知，他是從思考中國的改革，到睜了眼看世界，又從世界格局來看待中國的前途與命運的。
　　1848年，他在云南，面對漢、回爭斗的局面，提出“不分漢、回，但分是非”的政策，明智地處理了民族矛盾，安定了邊境。因此，以云貴總督被加封太子太保。但他并不貪戀高官顯爵。次年，他在平息越境騷亂，給云南贏得一個安定的邊境之時，因自己年老多病，請求退休回家，得到準許。早在退休之前，他曾因疝氣、脾泄（便溏泄瀉）等疾病一再請過假，這些病都不宜于勞累、顛簸，需要在清閑安逸的條件下調理。退休回到福州才半年，他當然知道應當繼續調理疾病，頤養天年。然而，還是毫不遲疑地接受了奕詝（咸豐）的任命，并且盡快上路。本來，奕詝在夏間就想起用他，但他以病推辭了。這次奉旨急忙赴任，可見情況之特殊，可見他本人的極端重視。照官方所說，當時廣西“盜匪充斥，竄擾數縣，民不聊生”，更大規模的暴動即將發生。作為剛剛卸任的云貴總督。作為十分關注時事的愛國者，他對廣西動蕩的局面必然有所了解。對洪秀全等利用邪教迷信準備造反“立國”，也有所聞知。他答奕詝的奏折里說“未悉情形”，這是官員對皇帝或上級慣常的套話--用以襯托“天子圣明”。此前兩廣總督徐廣縉從廣東趕去廣西，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又無法兼顧廣東。廣西巡撫鄭祖琛一向“專務彌縫”，也就是專門掩蓋問題粉飾太平，此時更是束手無策，坐視騷亂燎原。林則徐既大略了解形勢的嚴峻，也明知徐廣縉、鄭祖琛既無能又有矛盾（未幾鄭被徐彈劾而革職治罪，徐后來在武漢也被革職并判“斬監侯”即死緩），聽任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很快就會造成燎原之勢。如果有人認為他看中欽差大臣的高位才應詔，那不但沒有根據更大悖于情理。事實上，十一年前他就當過欽差大臣。還先后出任兩江、兩廣、湖廣、陜甘、云貴總督。被加封為太子太保，可算是曾經滄海了，哪會在衰老多病并已經退休之時，還看重什么高位，倒是，他必定會從這一任命，看出形勢的艱危，責任之重大，赴任的政治風險。但是，強烈的愛國情志。使他也顧不得這些了。
　　顯然，他從當時的世界形勢，從列強覬覦中國，從鴉片戰爭英軍侵犯中國沿海之得逞。痛感中國必須學習外國科技，發展生產力，擁有堅船利炮，才能免于被動挨打，免于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免于割地賠款乃至最后被瓜分。只有國內社會安定，才可能進行改革，實實在在地“師夷長技”，達到國強民富之目的。而廣西的嚴重動蕩，遠非邊境民族問沖突可比。在外忠彌殷的情況下，如果廣西的局勢蔓延，很可能導致中國的內外交困，那就直接威脅到國家的生存，絕對不能等閑視之。
　　他心目中的國家，有多方面豐富內涵。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當然有深刻的印象，只是在那個時代和環境里不能明說。如果他是一個將皇帝與國家等同起來的人，就不會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就不會有“無欲則剛”的風骨。他為官四十年里，先后在浙江、山東、江蘇（包括現在的上海）、湖北、河南等地，大力防治水患，興辦水利，賑災救荒，在被流放新疆時還墾荒開發，在云南明智處理民族沖突，許多地方的百姓十分感念。他無論作一般官員、封疆大吏、欽差大臣，都注意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思考興利除弊和發展生產，希圖學習外國技術以抵御侵略。以他的高深文化涵養，自然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有濃厚的感情。只不過，他并不囿干中國歷史文化，而是率先睜眼看世界，為整個國家的生存和前途著想。他確實忠君，固然有時代與個人局限的一面，但還應看到，他是將皇帝作為多民族國家統一的象征的。他是在愛國的前提下而忠君的，否則他曾受過奕詝（道光）的錯誤的處罚，即使不敢口出怨言和流露對立情緒，也盡可不必那么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受到嚴重的威脅，使他不計個人禍福生死。1850年9月29日（夏歷，下同。一說是10月1日）接到詔書。此時，他舊疾疝氣和脾泄都正在治療中。但他顧不得這些，10月2日，就起程了。那時交通不便，旅途顛簸。10月12日到詔安，病情急劇惡化，一日泄瀉二十余次。如此病情，照常理，當然必須停下來休息治療。然而，對國事的焦慮，使他完全置自身的病痛生死于度外，堅持繼續趕路。的確是為國忘我，奮不顧身的典范。幾天后到了廣東普寧，竟至“昏暈難起”。堅強意志畢竟無法戰勝重病，乃口授遺折，由隨行的次子林聰彝代筆。隨即，他就不治病逝，時在十月十九日辰時。數日后，還不知他已病故的奕詝，還加派他兼任廣西代理巡撫。
　　倘若他不是重病在身，帶病馳驅于途，以致病逝于行館；倘若天假以年，得以到廣西履任，憑他的能力、經驗、名聲、威望，是有可能在拜上帝會未成氣候之前，加以瓦解，平息這場造反于尚未正式爆發之時的。即使爆發了，也決不會像后來的欽差大臣賽尚阿那樣，指揮完全錯誤，讓已經山窮水盡的太平軍從永安突圍，并且在流動中迅速發展壯大。這樣，自然也不必像后來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到了太平軍造反已經燎原，才開始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從而屢經曲折，費了十多年時間，才結束了內戰。不必在雙方都付出了巨大代價，十余省飽經戰爭摧殘，才來包扎深重的創傷，逐步恢復正常的農工商業。簡括地說，如果老天爺給林則徐以必要的時間，太平軍公開造反就不一定發生。即使發生了也會較快被瓦解或擊敗，中國就可以免于十余年內戰的劫難，實行近代化的最后機遇就未必會失去。應當承認，在關鍵時刻，一個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歷史天平上的重大砝碼。
　　林則徐在飽經打擊和磨難，在“同甘苦四十四年”的夫人鄭氏“先撒手”的感傷心情中，在個人功成名就并且已經因病退休之后，在亟應安定清閑地治病養病的時候，在政敵穆彰阿仍把持大權的情況下。甘冒生命與政治風險，不計個人禍福生死，立即應詔赴任，是一般人所難以想泉的。這既說明，作為睜眼看世界的政治家，對于廣西騷亂的嚴重性及可能演變成為全國性的災難，有清醒的認識和預見。對于以迷信活動醞釀公開造反持堅決否定的態度。他用生命證明，念念不忘的詩句“茍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是由衷的信條而非一時的豪言壯語。他一生的言論行止，較之洪、楊的所作所為，對中國走向近代化進程所起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如果將洪、楊的精神境界與他相比，倘不說是對他的****，那就說是極大的反差吧。
　　然而，在一百年后，在一些學者的眼里，林則徐應詔去廣西，竟成了他的罪名或污點。歷史之被顛倒，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當然，這是某些將“農民革命”一概美化的理論造成的。既然如此，那就讓我們將林則徐的舍命赴任，與太平軍的造反，與為美化太平軍而污辱林則徐的觀點，與“農民革命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論，一起放在現當代良知的評議臺上，將青史，從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