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走出夢話

簡體傳統

弘歷（乾隆）在位后期，“文治武功”的眩目外衣，包裹著官吏腐敗、國庫空虛和其它許多復雜問題。尤其是長期思想文化的極端專制主義，嚴重地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而且貽害不會與弘歷一起進棺材。較之經過文藝復興進而開始產業革命的歐洲諸國，中國在很多方面不可避免地目益落后。頤琰（嘉慶）掌權，想要在經濟和吏治方面有所改良。但他和近臣只能著眼于一些表層問題，而且未能采取有力的措施。到了旻寧（道光），積弊屢甚，許多國內問題日趨激化。帝國主義也就開始公然的侵略，國勢衰頹日益暴露。一些憂國憂民之士，看出了一些痼疾，思考著改革。鴉片戰爭給了中國朝野當頭一棒。原來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想家魏源，進而提出培養人才，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建立近代化工業，以抵抗外國侵略。這些主張，切合時宜，影響很大。為形勢所迫和事實的教訓，清朝當局從自身的利害考慮，完全有可能半推半就，逐漸采納和實行一些維新建議的。只要官府不禁止，民間的工廠，也會自發地逐漸開辦起來。如果科技和工商業走向近代化，必然會對其它領域產生帶動和促進作用。太平軍造反，鹿死誰手，吸引了全國上下的注意，人們沒有心思去探討實行近代化的大小方案。更何況，清朝當局和太平軍雙方，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拼個你死我活，僅僅“師夷長技”一項。也沒有大規模實行的條件。
　　生產力落后，人口壓力，官吏腐敗，鴉片流毒，財政枯竭，已經使清政府非常虛弱。連續不斷的外國侵略，損兵折將，割地賠款，喪失權益，外交問題困擾不已，更是對這個虛弱的巨人的多方面打擊。于是，太平軍僅用了兩年多時間，就從廣西桂平打到南京。從造反的角度來說，這確實是很好的時機，才會那么快取得如此重大的勝利。對于洪秀全、楊秀清來說，他們一門心思就是要造反成功，登上權力頂峰。至于在外國侵略頻繁的情況下造反，對中國的歷史進程會產生什么作用，會使中國在世界格局中處于什么地位，是根本不可能去冷靜想一想的。然而，從清醒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角度，冷靜地看待外患日甚的中國處境，在各種可能性之中，最不利的事是：長期、大規模的內部戰亂。當時許多人就看到這個關系中國命運的根本問題。拉開時間距離，只要沒有偏見，這一點更是清楚不過。
　　太平軍“定都”南京以后，洪、楊建立一個君權與神權相結合的體制。當然，這是一個局部的占領和割據，遠非控制了全國。如果他們能攻下并控制北方的更多地方，那就必將“天京”這一套推廣，頂多作些次要的修補和調整，根本體制是不會改變的。洪秀全在“天京”的所作所為，充分證明他既要當天王，又要當教主，對臣民進行君權與神權的雙重統治。他深居不出，神秘兮兮，不但是忙于“安享天福”，也是制造教主的高高在上的架勢。楊秀清既巳掌握了軍政實權，還更加抓緊“天父附身”的神權．這既是準備時機成熟時代供自立，也是為了從精神上、心理上統治部下和百姓。
　　中國歷代皇帝都自稱“受命于天”。這個老調子到清朝也照唱不誤，但它的欺騙性與控制力已越來越受削弱。洪秀全不同之處在于，不但“受命于天”，還要成為唯一正統宗教的教主。這宗教實際上是土洋混合的洪氏宗教。對其它一切宗教神道，統統稱之為“妖”，加以排斥和鎮壓。所以就不只是借“天”之名維護或強化君權，而是君權統治之外再加上神權統治。借迷信宣傳造反取得相當大的成功，使洪秀全更熱衷于神權統治。要是楊秀清取代洪秀全．也會繼續用“天父附身”，統治臣民心靈的。
　　當歐洲經過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張揚人文主義，沖破教會枷鎖，繼而在科技領域取得重大進步，產業革命使不少國家在工業、商業、軍事、教育諸領域發生深刻變化的時候，在中國的洪秀全及其太平軍，卻要建立一種君權與神權結合的徹底專制主義統治，注定中國必須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君權與神權結合的徹底專制主義，必然排斥文化與科學。洪秀全不分青紅皂白，將中國歷代典籍一律斥之為“妖書”。盡毀不成，仍不甘心。統統要經他自己抓的機構刪改后才可再用，可是到死也未刪改出一部。其實他的皇權思想和享樂主義，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腐朽部分。鴉片戰爭的洋艦、洋槍、洋炮，并沒有引起他對近代工業的重視。他連南京城內都不準開店，遑論發展商業。作為連秀才也考不上的小知識者，他對有文化而未參加造反的人，抱著一種強烈的敵視心理，以致他的部下將這些人視之為“妖”而格殺勿論。他當然意識到沒有文化、日不識丁的人，更易于接受他的一套。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統治需要一些有文化的人作為工具，于是進南京不久便開科考試。然而，他們的反文化、仇視知識者的作為，加上他們在外國侵略加劇之際造反，為有識之士所痛恨，即使發告示，說逃避考試的斬首無赦，應考的仍寥寥無幾。這樣的強迫應試，說明很多問題。當時有人就看出：“無讀書練達之人”是一大缺憾，“蓋天之所不與也”。這個“天”如果作客觀規律理解，就有道理。朱元璋造反時比洪秀全更沒有文化，但他肯用知識分子，于是打了天下，并且坐穩寶座。然而，他做了皇帝之后，一心只為家天下，搞極端皇權主義，實行特務統治，大興文字獄，大殺功臣，使中國沒能得到可能的進步。進八十九世紀，在人類文明處于急速發展的歷史階段，洪秀全此種思想態度，他所占領的地盤越大，在位的時間越久，中國與近代化國家的落差必然越來越大。
　　清朝政府為了與太平軍作戰，使盡了力氣，用盡了辦法。這是生死攸關的事，你死我活的搏斗。其它一切，都顧不上或雖顧而乏力了。給漢人兵權，是極其忌諱的。不得已之時，也就給了。最后。主要依靠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高文化的漢族官員，打敗了太平軍。太平軍在造反過程中，造就了石達開、李秀成等一些善于征戰的將領，可惜他們走錯了路，只能成為洪秀全的殉葬。
　　1857－1860年，英、法等國，趁清政府與太平軍兩敗俱傷之際，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果是盡人皆知的：火燒圓明園，洗劫北京城，簽訂了對中國更加苛酷的《北京條約》。從此，列強更將中國視為可以借機宰割的魚肉。
　　1864年。太平軍失敗。四年后，它的殘部和捻軍的聯合部隊也完全被消滅。從它起事至此，歷時十八年。清皇朝穩定下來了，洋務運動也見到幾項成效，于是人們稱之為“同光中興”。從中國內部而言，這種說法是有些根據的。從世界格局來看，中國與列強的差距還在擴大，只是停止了滑坡，落差減緩而己。
　　本來，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歷史給中國和亞洲國家提供的近代化最后機遇。日本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抓住了這最后機遇。它實行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全面變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可中國呢，被內戰弄得精疲力盡，財政空虛又要給外國不斷增加賠款，不時受到列強侵凌，沒有力量實行全面近代化。加之此時正值葉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日益專擅和腐敗的年代，近代化未能得到應有的支持。一些學習外國技術和引進設備的努力，起起落落，成不了氣候。如果沒有長期的內戰，哪怕是內戰在幾年里結束而不是遷延十幾年，從五十年代開始推行近代化，即使進展不快，也有可能減輕內外交困的惡性循環，不致根本喪失最后的機遇。中日甲午戰爭（1894）的結局，表明抓住機遇和喪失機遇，后果是多么不同。從此以后，中國便是沒完沒了的割地、賠款，國難、國恥成了家常便飯。從物質到精神，都幾乎抬不起向前的腳步。太平軍引起的長達十幾年的內戰和反文明的政策，打斷了中國探求近代化的可能，并且使后來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車爬高山。
　　幾十年來，許多歷史論著，將起于農村的造反，稱為“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一概從根本上加以肯定，說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為了印證這一先行結論，經常不能正確對待史料。總是按這把尺子，對史料進行取舍、剪裁、加工、曲解，有時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其實．農民造反不能一概而論，要看造反者的目的和所作所為，還要看外部環境的不同。歷次造反，總是提出一些口號、綱領，以鼓動人們參加、支持，爭取勝利。對此，應該有分析。首先是，口號、綱領是否切中時弊，藥方開得對不對。但要注意，有些口號、綱領只是為了宣傳鼓動，一開始就有很大的虛偽性和欺騙性。有些口號、綱領，起初包含幾分真實愿望，時過境遷便大部分放棄或當作破鞋子丟掉。所以，更重要的是看造反者做了些什么。反暴虐統治，反貪官污吏，反橫征暴斂，都是正義的。然而，如果造反期間或立足之后，只是換個旗號換批角色，正義性便喪失了。如果弊害甚于所反對的政權，那是雙重的罪惡。因為，百姓和社會己為你的造反付出了沉重代價，你卻給了一個更難以忍受的結果。與此相關聯的是，倡導、建立些什么。如果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文明進步，百姓的安居樂業，民族的團結和睦。外患的化解消泯，就值得肯定。反之，便是歷史前進的擋路石或地雷。農民造反的成敗，打下江山后施政的得失，關鍵是對待先進知識者的態度。先進的知識者，不但是文明的結晶和酵母，也是社會繁榮進步的第一動力。被稱為“農民革命”（或起義）領袖的張獻忠，以招考為名，殺盡應考者，筆墨成了小山。一代梟雄，給中國尤其是四川造成巨大創傷。如果他更陰險一些，利用知識者幫助，占領中國大部分地盤乃至全國，再來殺盡知識者，燒盡各種圖書，那將是空前的浩劫。
　　幾十年來，太平軍被作為“農民革命”的范例。其實，前期領導集團和骨干，不少人是游民、富戶、典當商乃至海盜。問題不在于這些人原來的身份，不能用這種筒單化的機械論來確定它的性質和歷史作用。問題在于，它是利用宗教迷信發動起來的造反，而不是具有近代先進思想的革命；它是為極少數人建立“地上的天國”，而不是為中國創造美好的前途，不是為廣大農民謀福祉。洪秀全等利用漢人對滿族統治和清廷腐敗的不滿，以宗教迷信為外衣、工具、武器，煽動、迷惑、欺騙一些人八伙。公開造反之后，還加上很大的威脅成分。他們所到之處，沒有逃跑或被殺掉的多數百姓被收編入太平軍，財產充公，房屋燒掉，以絕退路，隨即以洪氏教義從思想到行動嚴加約束。參加者無論愿不愿，通不通，只能成為帶著“天國”夢的過河卒。洪秀全、楊秀清是否給廣大農民利益呢，看看他們打下南京后的所作所為。便可了然。所謂“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主要是為了宣傳需要。這種農業平均主義，根本不可能真正實行。由于他們的許多具體條規制度，只能造成荒謬的社會結構和生產關系，進行極其苛酷的統治與掠奪。連各級官員吃多少肉，都有明文規定，差別懸殊，這是“無處不均勻”非常生動的注釋。至于實際上的驚人落差，更是對“均勻”最刻薄的嘲弄。加上動輒“斬首不留”的恐怖統治，便導致經濟的嚴重萎縮和文明的休克。說什么推動歷史前進，實在是匪夷所思。
　　不加分別地從根本上肯定“農民起義”、“農民革命”，是歷史研究一大誤區。大規模的農民造反，當然表明那時的政權或社會存在嚴重問題。然而，造反并不是唯一解決問題的途徑，還可以有其它選擇。造反的代價最大，只有取得相應的補償，才應當肯定或贊美。認為無論怎么樣造反都天然合理，造反者所有“反其道而行之”都有進步意義，是一種背離事實、違反科學的歷史觀。根本的尺度應當是，根據其所作所為和造成的效果，帶給廣大人民福利還是苦難，促使社會文明進步還是落后倒退。
　　歷史和歷史論著，是很不同而卻常被混淆的兩個概念。歷史是昨日的實有，是一切曾經存在的物質和精神及其各種形式的運動。歷史論著則是各式各樣的人，以不同的意圖，對歷史作出的描述和評價。因此，歷史與許多歷史論著相去甚遠乃至南轅北轍，人們已經見怪不怪。只有不以預設的結論和一時功利為依歸，尊重歷史，客觀、正面看待歷史。才可能有近于真實的描述和公正的評價，才可能成為各種經驗教訓的鏡子，為今天和明天提供精神滋養。尊重歷史的根本和出發點，是力求符合昨日的實況。只有尊重歷史，才可能被歷史所尊重。
　　應該走出夢話，拒絕夢話。這不僅是歷史研究健康前進之必需，也是一個社會扶養正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