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科舉怪胎

簡體傳統

　　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絕對不會想到，在有人對它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質問的時候，它竟由于產出一個怪胎，得以茍延殘喘幾十年。
　　這怪胎就是由洪火秀改名的洪秀全。
　　洪火秀在只有十四虛歲的1827年開始參加考試，一考就成為童生。隨即乘勝前進，考秀才。可是考了四次，直到1843年已經三十虛歲，還是沒能跨過這道比較低的門檻。
　　童生是由縣官所主持的童試合格者，就是被承認的最低級的學歷。如果考不上秀才，不論你多大年紀，在年輕的舉人、秀才面前都只能算“小友”。秀才的正式名稱是生員，是經過考試合格而進了學的．表示你有資格由縣學管教的學生，是報考舉人的一種資格，還不能稱為“中武”或“中秀才”的。可是，就這么一個低級學歷，洪火秀考了十七年還沒有得到。
　　現在還沒能看到洪火秀的當年的考卷，也許永遠看不到了。照洪火秀--不，改名洪秀全之后留下來的文字來看，他是不應“進學”即考上秀才的。他桀傲張狂、自我中心的品性，三教九流、無法無天的思想，文白夾雜、顛三倒四的文字，在應考中無論怎么小心謹慎，不可能完全不流露出來，從而不可能不越出八股文的軌范。只要有明顯出格之處，即使整個考卷水平不差，考官也不能、不會、不敢判為合格。這一點，洪火秀自己終于也覺察了。當他開始造反時，就將孔子作為革命對象。一方面固然是宣傳拜上帝的需要，但在深層意識中，有強烈的報復情結。因為八股考試，作文內容必須限于《四書》、《五經》，而且只能依照朱注。形式從破題到束股，也有嚴格的模式規定。一個自負的青年，一個曾經被家里寄以厚望、被鄉人夸得飄飄然的讀書人，每一次名落孫山都會引發特別強烈而又復雜的反應。他1837年第三次科場失意后大病四十余日，死去還魂后“俱講天話”。那心路歷程，一萬個弗洛依德也解釋不清。我認為，有幾點是可以推定的：一是內心在極其復雜煎熬中的掙扎，二是在極度刺激之后造成輕度的神經分裂癥，三是清醒夾雜些許夢幻后的超常反彈，四是作為一種表演，主要是做給別人看的，五是考慮如何借助《勸世良言》創立宗教進而用以造反。失望、羞愧、沮喪、憂郁、不平、怨恨、憤怒、不甘沉淪、渴望報復......諸如此類的心態都會有。最基本、最現成的想法和表達，是認為考試和官府太黑暗了。最重大、最本質的逆反心理的產生與形成。是“我今為王”、“手握乾坤殺伐權”。他巳在內心深處做了造反的準備，“作秀”既是為眼前遮羞也是為以后造反放出的氣球。他十幾年后成了天王，說這次的大病一場、裝神弄鬼，是“上帝教朕橋水（計謀）”。所以，他并不全是心力交瘁而病倒，也沒有完全精神崩潰，故而能在挺過第三次落榜的難堪之后不醫自愈，能夠在六年后再去考了一次。1843年最后赴考，表明他對清政府的八股取士還沒有絕望，也表明六年前的病倒不完全是“橋水”。第四次落榜，導致了他人生道路根本轉折的實行。失意的老童生洪火秀，就成了激烈的造反領袖洪秀全。
　　茫茫中國，蕓蕓童生，進不了學，多如牛毛。人們多以各自的方式，消解了落榜的失意，打斷了讀書做官的念頭，尋求別樣生計。可是，老童生洪火秀卻與眾不同。十七年里四次挫折，給他留下了刻骨銘心的仇恨。使他仇恨的不是科舉制度，而是他的落榜。他要用“讓我來考別人”作為報復。在造反后首次占領小城永安時，萬事紛繁，可是他卻在1852年1月舉行考試。當然是洪秀全自已作主考。可是，小小永安，沒有逃跑的百姓都被迫參加太平軍，有誰來應考呢?那就叫太平軍中讀過書的人都來考吧。于是，剛被封為南王的馮云山帶頭應考。考題是：天王萬壽詩聯。結果，四十多人榜上有名。馮云山為第一名。這次考試，根本不是什么“開國求才”。求才怎么會讓造反的主要策劃者之一、“開國”元勛馮云山來應考呢?又有一種說法，說這只是為慶祝洪秀全生日。本來，他登極稱天王后第一次過生日，盡可以舉行特別的迷信儀式，吃喝玩樂，閱兵，比武，或者其它他想得出來的什么玩意兒。可是偏偏都不。而是要舉行考試。將生日和考試聯系在一起．由我來考別人，這種考試情結是明擺著的。打進南京的當年即1853年，在楊秀清生日時舉行考試并由他主持。南京城里沒有逃離的讀書人。憤于太平軍反文明、摧殘中華傳統文化的暴行，恥于在洪秀金、楊秀清這樣的“鼠輩”手下求功名，不愿參加考試。洪、楊不得已而出布告，讀書人不應考的要殺頭。盡管如此，應考者也很少。有人還利用考試的機會，在考卷里諷刺乃至痛罵，當然都被五馬分尸或寸磔了。后來，在韋昌輝、石達開生日時，也都舉行過考試，同樣由他們分別担任主考。這些考試，都比在永安那次較有準備，較有條規。所以，被視為太平軍的正式科舉。此外，還舉行過一次女科，專要婦女報考。內訌之后，仍繼續科舉考試，由洪秀全身邊的頭號奴才蒙得恩任正總裁，會打仗而文化很低的陳玉成任又正總裁，讓他們過過癮。陳玉成被俘后，在清廷大員勝保面前，放著許多顯赫的官銜爵號不用，自稱“本總裁”，可見最重視的是這個。他自己造反前并未參加過科舉考試（要考童生“被斥逐”），其所以重視總裁的虛名，無非是洪秀全科舉情結和報復心理在領導集團的延伸和擴散，或者說，由洪秀全造成的一種集體意識。在南京的會試之外，1854年起，還曾在湖北、安徽、福建、江蘇、浙江舉行過鄉試。1861年曾將由洪仁玕主持制定，由洪秀全批準的《欽定士階條例》刊刻頒布。只是，這個條例并沒有實行過。
　　從現在所知，太平軍的科舉考試，內容有根本性的變化。考題如：“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功德巍巍論”，“平定江南論”，“立整綱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四海之內有東王”，“禾王作主教人善”，“真道未知須醒悟”，“不好拜邪神賦”，“誅殘妖以安良善策”等等。總的看來，是要求為洪、楊歌功頌德，順從軍事統治，信仰邪教。美化暴政，謾罵清朝政府與傳統文化，有很強的宣傳教育含意。如果說，考《四書》《五經》是以陳舊的傳統文化來束縛思想的話，那么太平軍的考試則是反文化、反理性的。參加考試的。大多出于被迫應付，少數是謀求功名。但這些人沒有人認真研習過洪氏邪教，太平軍的統治實在沒有什么好恭維，而且也怕寫豁邊了以文賈禍，當然不可能有什么像樣的試卷。有一首流傳下來，被以吹捧“太平天國”為能事的人所津津樂道的試帖詩，題為《一統山河樂太平》，寫道：“一統天朝界，山河萬重新。士民皆歡樂，成頌太平春。”從頭到尾全是由空話、套話、謊話堆砌而成，內容貧乏，文字惡俗。比清政府的舉人、秀才的一些試帖詩更加平庸無文，倒是很像一百年后的某些新詩和“新民歌”。從這首詩，可以看出整個太平軍統治區科舉考試的水平。實際上，太平軍的領導人也并不要求應試者寫出什么好詩好文，只要你表示歸順、洗洗頭腦、湊湊熱鬧也就可以了。
　　考試中式的比率很高。大約去應考的，只要能夠填滿考卷，未被發現什么出格的內容，便都給中一個不同的等第。在南京，就如《金陵省難紀略》所說的，“大約應考人無不中試者”。三鼎甲賜冠服金花，次一等的有袍無冠，再次者給紅綠縐短襖。然后游游街，便算完事。武科尚且“一律回原衙聽候調用”。文科就自然只能從哪兒來回哪兒去。有人考過后，等等未見授職任用，問他所服侍的某王，得到的回答是：“本為祝壽耳。若授職，爾等文人，能作何事?豈若仍作吾之掌書大人為佳乎!”鄉試中武者起初也叫舉人（后來改分博士、約士、杰士，相當于原來的舉人、廩生、副榜），只考全日一場，便以定局。1854年，湖北一千余人應考，取八百多人。1857年，安慶鄉試，只潛山一縣便有八十四人中舉人。每人獎點什么。比如黃巾、紅緞包頭，都是“圣庫”里富余的東西。給你們一個空名，讓你們來表示歸順，聽聽你們歌頌，消除些胡思亂想．弘揚一通洪氏教條。粉飾一下升平，表示一點德政，滿足我的報復心理，享受我的王權威風，都是從“本為祝壽”生發出來的。領了獎算完，大約連游街也不游。從南京到省里，從逼考到考試到唱名到發獎到游街，不知多少笑料。
　　像鬧劇而不是鬧劇，像猴戲而不是猴戲。這是變了味的科考，是科舉制度將要走到盡頭的一支插曲。
　　老邁衰朽的科舉制度受到了哭笑不得的嘲弄：它所孕育的一個怪胎，被拋棄后卻懷著特殊的“戀母情結”，在成為一方主宰之時，就急切地要讓它按自己的意愿和設計重新煥發青春。雖然，這只是短暫而丑陋的插曲。但是，正因為這怪胎和插曲的出現，人們暫時停止了對老朽的科舉制度生存權利的質疑和挑戰，推遲了它壽終正寢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