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 太平雜說 忠誠的造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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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上帝會的創立,太平軍的造反,馮云山是起關鍵作用的人物。可以說,沒有馮云山,便不會有太平軍造反,不會有“太平天國”。《李秀成供辭》說,“謀立創國者出南王(按即馮云山)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是符合實際的。
  馮云山,廣東花縣人,家道段實富足。除儒家典籍、八股制藝外,天文、歷法、兵書、相術、占卜均有涉獵。也許因為廣博而不專干舉業,多次考秀才而未酬,對科舉和清政府都很不滿。
  他與洪秀全是學友(一說又是洪表弟),關系密切,同病相憐。科場失意,就從別的方面找出路。他學過星相,認為洪秀全“多異相”,“儀表不凡”,“有王者風”;生時日月,當貴為“九五之尊”。學過相術也相信相術,這在中國歷史上,在當時,都是常有的。不足為奇。正是因為他會相術而且確信洪秀全有帝王之相,決定了他的人生取向和命運,對洪秀全和近代中國也有很大影響。
  洪秀全第三次考秀才落榜,“死去七日還魂”,病愈后盡管滿口“天話”,有造反意識,但并沒有實行,而是繼續準備并且第四次去應考。第四次名落孫山后,馮云山“歷舉古今成敗事說秀全,教以起事”。可見,洪秀全之決心造反,馮云山的慫恿、勸說起了重大作用。馮云山自己怎么不為首造反,而說服洪秀全跟從呢?主要不在于洪年長,而是因為洪有帝王之相而自己沒有。也就是說,馮一開始就將自己定位于洪的助手和謀士,定位于“謀立創國”之后做個開國元勛。這樣的定位,即使洪推讓,他也決不會接受。當然,以洪的狂妄、自私而又年長一歲,是不會推讓的。
  要造反靠造神。要造的神是洪秀全。幌子是拜上帝。于是,馮云山陪同洪秀全,由廣東而廣西,宣傳拜上帝。他根據粱阿發的《勸世良言》,加上洪秀全所講那些得自病中的“天話”,糅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地君臣的教化,用口頭和文字千方百計神化洪秀全。
  1844年5月21日,他們倆到廣西貴縣賜谷村,寄居于洪秀全表兄黃盛均家。兩三個月里,宣傳首次取得較好效果,信從者逾百人。可是,洪秀全卻沒有耐心了,說是“見表兄家苦,甚難過意”,他們不應再留在這里拖累他表兄。兩人“語言有拂逆”。諒必是洪說得很粗暴難聽,馮卻表示應該留下來繼續發展拜上帝會,頂起牛來,談崩了。胳膊自然擰不過大腿,馮只好先離開賜谷村,洪也隨后就回廣東花縣。盡管洪如此不顧大局,盡管如此不愉快地分手,馮還是堅心致志留在廣西。從事拜上帝會的活動。他歷盡艱辛,想賣苦力而不得,曾靠拾豬牛糞換米,后幫人家挑水看牛。終于,在紫荊山得到立足之地,當上了塾師,發展了一批信徒,勢頭頗好。
  聞知馮云山開創了一個好局面,洪秀全于1847年8月27日到紫荊山。開頭還與馮一起每日“寫書送人”。看到信從者日增,洪迅速自我膨脹,再也不耐寂寞,要轟轟烈烈干一場了。他跑到三江口去,親手搗毀甘王廟,還以“太平天王”名義,寫了《斥甘妖》詩及“天條”于廟壁,另貼“詔諭”云:“并令該處人等永不準復立此妖廟。拜此邪魔。倘敢抗命,定與此妖一同治罪。”第二天,回到紫荊山,又將花雷、田泗兩水的神壇偶像統統摧毀。這種行為,顯然是以造反首領的身份,公開向清政府和鄉紳宣戰,公開向相信神道的鄉民宣戰。不但與馮云山一貫秘密、細致的活動完全相反,而且導致猛烈的反擊,使自己、馮云山及信徒陷于險境。此時,膽大包天的洪秀全突然變得膽小如鼠,只顧自已不管他人地溜到貴縣賜谷村的表兄家避禍了。不久聽說馮云山與信徒盧六被捕,在其他信徒設法營救之時,他卻跑到廣東,說是要請求兩廣總督耆英,“請求釋放因信教而入獄之兩友”。這很可能只是脫逃的遮羞布而已,自然不可能見到總督耆英,只是躲在廣東家里避風一年半。直到馮云山已被援救出獄(盧六早已庾死獄中),趕回廣東與他共商重振大計。危險過去了,他才同馮云山于1849年7月重返紫荊山。
  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這幾個主要人物,都是馮云山深入做工作,而先后參與策劃造反的。至于一般百姓,沒有馮云山及上列四人,根本不會參加拜上帝會。可以說,沒有馮云山,廣西就不會有足以造反的拜上帝會,一些天地會的人馬也不會來參加造反。如果用現代中國大陸的標準語言來表達,就是:主要由于馮云山的努力,宣傳、動員了群眾,準備了干部,形成了領導核心,團結了其他可以團結的力量,籌集了造反的初步物質基礎。同時,不少宣傳材料由馮云山撰寫,多數典章制度在他主持下制訂。這些文件和典章,將洪秀全零亂的思想、觀點加以梳理和發展。它們的要點是,建立以洪秀全為領袖的政教合一的統治,實行徹底的軍事管制和分配,完全剝奪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強制推行蒙昧主義和愚民政策。
  憑他的開創籌劃之功,憑他作為“天父第三子”(洪秀全為第二子),本應作為第二號人物。可是,洪秀全在永安(今蒙山縣)封王時,他卻只被封為南王,第四號人物,而且明確規定要受東王楊秀清節制。歷史上慣例,首要謀劃文臣地位都高于主持軍事將帥。即使楊秀清有“天父附身”的特權,曾挽救拜上帝會免于潰散,組織能力特別強,洪秀全此時要堅持讓馮云山為第二號人物也并非不可能。更不必說讓馮云山受楊秀清節制了。尤其不合理的是,單憑作戰勇敢、沖鋒在前的一介武夫蕭朝貴,竟然位居第三,在馮云山之上。而且這明顯地是出于洪秀全的意向。至于蕭的所謂“天兄附身”,比榜的“天父附身”的把戲容易對付得多,只要洪、馮愿意,是很容易消解或淡化的。可見,洪秀全既深知馮云山的功勞,很需要他,但又有意要壓低他,并且相信他不會吵鬧。故意壓低的根由,出于洪不喜歡讀書人,更不允許誰顯示出文化上比自己高明,還由于在幾個首事諸王擺擺平、大家不爭不吵的需要。后來的事實證明,抬高楊秀清、壓低馮云山,對太平軍而言,是個根本錯誤。
  1852年,太平軍欲趁湘江水漲,分水陸兩路沿江而下,進取湖南。出發前,馮云山曾提出,湘江水漲流急,清軍易于利用兩岸條件設伏;為了保險,應由步兵從兩岸先行,再以舟船運載人員、輜重后進。洪秀全急于取湖南,認為步兵從兩岸先行則遲緩了,會延誤目的之實現,不予考慮。馮云山于是提出,這太危險,讓我率兵乘船在前,免得你天王遭到不測。洪秀全既要堅持己見更要自身安全,同意了。果然,馮云山在蓑衣渡中伏,苦戰多時,中炮而死。時年三十七歲。
  馮云山太相信自己的相術,才會去勸說洪秀全這么個人做造反領袖。在堅信洪一定會做天子的同時,又對洪很講忠義,在洪一再撒爛污時都無怨無悔,忍受各種艱苦磨難。對于洪的任性,總是一味遷就,處處為洪著想,將洪的利害安危置于一切之上。他的人生價值取向,就是做個道德上完善的開國功臣,實現“他年得志美名揚”的志愿。他的骨子里,不少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可是卻又順著洪秀全的思路,宣傳了許多與傳統理念相悖的新迷信,主持制訂了許多與傳統對立的規章制度。洪秀全是他為之鞠躬盡瘁的終極對象。而在洪秀全心目中,他只是一個既需要又有意壓低的馴順工具。他死時,洪秀全哭道:“天不欲我定天下耶?”完全是從自己“定天下”來著眼。如果他活到洪“定天下”之后會怎么樣呢?就很難說了。就洪的人品、行為、各方面的綜合指標來說,根本不值得馮為之貢獻一切的。從洪發動的造反對中國歷史進程的作用來說,馮對他貢獻愈大,對中國走向文明進步的負數也越大。
  馮云山對清政府和科舉制度的黑暗不滿,是很自然的。不愿安于庸常的小康生活,也是自恃有才學的人常有的心態與生態。追求“他年得志美名揚”.那就要看能否“得”,更要看什么“志”。憑借相術來確定自己的前途與命運,是盲目而危險的。人一生的得失、功過、是非、命運,往往取決于關鍵的一兩步。馮云山決心輔佐洪秀全造反,是最絕的一步。在廣西多年“地下工作”,其艱難困苦,比古代的多數開國元勛,也有過之而無不及。為洪秀全獻出一切而且百依百順,為顧全造反大局而甘居楊秀清、蕭朝貴之下,處處委曲求全,都是常人難以做到的。他最后為洪秀全而戰死了,結束了短暫而復雜的一生。如果他能活著到南京,在最高層日益激化的矛盾斗爭中,即使能推遲內訌或者穩住內訌后的動蕩局面,即使沒有被殺掉,也決不會有好下場。這是太平軍內外部環境所注定的,也是他在廣西造神時就注定的。當然,他沒能活著到南京,更沒能活到太平軍敗亡。他身后有許多變故,也許是當初造神時始料不及的。從洪秀全的價值尺度來看,他沒有篡位的野心,任勞任怨,為主忘私,十分順從,克己待人,當然可以樹為楷模。他確實是洪秀全的頭號忠臣和完全可以信賴的戰友。然而,近代史家應該看到,這個洪秀全的忠誠造神者,送給中國些什么。
 


潘旭瀾 2011-12-18 22: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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