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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從守望到重構

——朱大可、雷頤、余世存讀書會

朱大可：高度的開放性和吸納性是中華文明的傳統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關于文化的話題。大家可能會感興趣：為什么我會寫這樣一本書（《華夏上古神系》），它究竟有什么意義？有的記者會問我：“你怎么又轉型了？”其實就像中國不停地在轉型一樣，我也在不停地轉型。

簡單說一下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二十年以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突然發現全世界神的名字是一樣的。比如說，全世界的水神，它的第一個字母都是N打頭，中國是女媧（Nǚwa），希伯來是諾亞（Noah），印度是那伽（Naga），蘇美爾是納姆（Nammu）；全世界的地神都是G打頭，中國最著名的地神是拿著息壤的鯀（Gǔn），希臘很古老的地神叫蓋亞（Gaea）；全世界的日神要么是S要么是H打頭，希臘和羅馬語中S和H可互相對轉，而在拉丁語的太陽Sun的之前，有個更古老的西亞日神叫沙瑪什（Shamash），中國的舜在古代實際上是日神，現在的發音念舜（Shun），但古代的發音是（Hljuns），這是周朝的發音，是跟現在不一樣的多音節語，當然，事實上證明周朝的語言確實有西域的背景，因為漢語其實就是南島語系和阿爾泰語系雜交的產物。

這些語言、這些神的名字為什么會相似呢？我當時百思不得其解。只有一個解釋：有一個人類史前的共同文明，這個文明已經破碎了、死掉了，但是在那些碎片上面長出了蘇美爾、波斯、印度和中國，但是我們想象中神秘失蹤的文明到底是什么？是那個著名的亞特蘭蒂斯嗎？但想到這里就不敢想了，所以就只能擱置起來，直到八十年代后期，美國的生物學家提出“智人非洲起源論”的假說。這個假說為我解決神話起源提供了重要前提。不僅人類起源于非洲，而且語言學家也發現，人類在走出非洲之前就有了語言，語言產生的時間遠遠超過目前語言學家所認定的三萬年前，牛津大學教授甚至認為十到二十萬年以前，人類就已經有了語言，這種語言我稱之為“巴別語”。而在有語言之后，很快就有了宗教和神話，因為語言最重要的功能，除了交流狩獵經驗和表達感情，就是試圖喊出神的名字。只有這樣才能解釋，全世界神名之所以具有共同性，是因為在走出非洲之前，人類已經有了自己的宗教和信仰，這是一個基本的推論。

借助這個邏輯以及神名調查，我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巴別神系。巴別塔的故事出自《圣經》，里面說人類打算建造一座叫做巴別的塔，要通往天上，上帝為了阻止人類的計劃，就變亂人的語言，使其相互之間不能溝通，導致造塔計劃失敗，人類自此四散而去。這本書中第二部分，我用了五萬字的篇幅做了一大堆表格，其中包括最高神、水神、地神、日神這三元神，加上死神、植物神、農神、風神和愛神，甚至連祭司和巫師都加進去，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巴別神系。這個神系本質上就是一個全球體系。

現在我們經常談論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過程，其實仔細想想，這個全球化體系早在兩千年前就已經存在過了。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就曾將公元前六百年前后的軸心時代，描述為全球化進程的開端。實際上在更早以前，還有以青銅為標記的全球體系。在當時的中國，還存在一條出現在亞洲范圍內的玉石之路--中國向西域去尋找高品質的玉石材料，用以打造維系周朝祭司與神溝通的祭器和禮器，這是傳說中穆王西征的特別重要的動力，它打通了上古的貿易之路，并為后來的絲綢之路奠定了基礎。把這兩條路疊加起來，就是“絲玉之路”。

在埃及底比斯距今三千年的木乃伊身上，奧地利考古學家發現了絲綢的殘片，屬于第二十一王朝，但由于它是孤證，很容易被考古學家忽視，如果它確實來自中國，那么就會把中國和西方的貿易時間大大推前，不僅如此，我認為早在商代，也就是距今3600年到3000年期間，絲綢之路實際上已經建立，出現在埃及的絲綢殘片，只是它的一個回聲而已。商代絲綢之路以成都平原為起點，向南通過云南、進入緬甸和印度，抵達波斯，再由波斯再轉運到歐洲和北非，建構了一條非常古老的南方絲綢之路。在這條路上先后出土了一些貝幣，也就是天然虎斑貝，它們來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熱帶海區。這條貝幣鏈的終點就在三星堆一帶，也就是以出產絲綢著稱的古蜀國。

所以關于張騫打通絲綢之路的說法，值得重新探討。這樣一個全球體系，對今天究竟有什么意義？中國在這個體系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它既是這個體系的受益者，也是這個體系的推動者。大量來自西部的移民不斷進入東部，在太平洋前面遇到障礙便定居和沉淀下來，此外，東亞是除非洲以外人類最好的生物保護區和避難所，具有良好的生物多樣性，足以成為西亞和中亞遷徙者的“新大陸”和“烏托邦”。他們進入之后，就跟本地較早到達的“土著居民”發生沖突與融合。最近社科院民族和人類學所的易華寫的《夷夏先后說》中提出的觀點，跟我很相似。在考古學上，尤其在器物、農業和語言考古方面，他做得非常好。他提出華夏民族真正的土著主人是東夷，而戎夏恰恰是一個外來的“入侵者”。戎夏來自西邊，入侵了東亞，侵占了東夷的土地，雙方發生激烈的沖突。這個說法，矯正了歷史教科書的謬誤。神話傳說中的炎黃大戰，就是這種民族沖突的映射。其中炎帝代表東夷，而黃帝則代表戎夏。

中華文明是在游牧民族不斷入侵和本地土著之間不斷抗爭的進程中，彼此融合而成。通過這種融合，中國成了全球體系中的受惠者，同時也反向推動了這個全球體系的發展。應該說，華夏民族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這是我的第一個看法。

第二，中國文明和文化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結構，這種開放性從上古年代就開始了。公元前三千年的馬家窯文化，其彩陶的器型和紋飾如此豐富和美麗，是全球彩陶文明的典范。甘肅省博物館針對土耳其彩陶做了一些器型和紋飾比較，發現兩者間有不少相似之處，這說明了什么呢？器物和文化的貿易以及移民的交流，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對于歷史學家來說，這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敘事框架。

但我們的先人能走那么遠嗎？我跟陜西省考古隊、西北大學和陜西師范大學的學者探討過這個問題，他們也承認我的推測有一定道理，但是最后總要加一句，我們能走那么遠嗎？當時交通艱難，從東亞出發，有什么辦法可以穿越蔥嶺到達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但對絲綢之路的探討，讓我們看到實際上存在著多條有效通路。比較器物學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對此不能視而不見。我認為，這種溝通恰恰是中華文明最終能夠變成一個優質文明的重要因素。

第三，人類當年從非洲走出來時，隨身帶著那些神話從越南進入中國廣西，然后擴散到整個中國大地，這是第一代神話，但在先秦時候完全斷滅了。這是因為先秦時有過一次大規模的焚毀上古典籍運動。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當時的諸侯要搞政治改革，擴張權力和版圖，很煩像孔子這樣的人，一天到晚都在嚷嚷要回歸周禮，所以他們干脆把這些上古的典章制度和宗教神話全部燒掉。商周都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它們的典章制度一定是結合了宗教神話的。這場焚毀運動在《孟子》和《韓非子》里都有提及，但被人們所嚴重忽略。所以當諸子百家出來的時候，他們無法引用古代典章制度、宗教儀軌和神話傳說，于是只能從外來移民口中，或者從一些破碎的文本中去尋找，由此形成“第二代神話”。

但因為各種神話的來源不一樣，所以中國“第二代神話”的第一特征就是破碎，神和神之間是沒有關系的，因為它們來自不同的地點，只有一些口傳的只言片語。漢代以后，雖然對這些神話做了一些修補，但是還不足以把這個神話回歸到原點上去，所以就形成了華夏上古神話的第二特征--沒有起源，也就是沒有推源神話，沒有創世紀神話，沒有民族史詩，這點連少數民族都不如。這怎么可能呢？這么一個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華夏民族，居然沒有自己的推源神話和民族史詩，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神話在第一次大面積焚毀當中被徹底銷毀了，剩下的那些東西，都是外面撿來的碎片。

我做了一個研究，關于西王母是從哪里來的？我認為西王母的原型就是印度濕婆。在《山海經》里面有三段描述，說西王母代表死亡和刑罚。其實濕婆是一位雙面神，蓬發，善嘯，既代表生命，又代表死亡。《山海經》里描寫的是關于毀滅和死亡的這一面。西王母頭上戴了一個新月形的頭飾（戴勝），這正是濕婆頭上的眼睛。他（濕婆）的眼睛在憤怒時會睜開，放出怒火，把整個世界（包括神）全部燒掉。除此之外，書里還描寫了西王母的穴居風格。大家會想，大神西王母怎么住在山洞里呢？跟我們想象中美麗的女神反差很大嘛。其實這個很好解釋，因為濕婆在他的妻子被害死之后，在山上修煉了兩萬年，而修行的地方，就在岡底斯山主峰岡仁波齊山的石洞里，位于今天的西藏阿里地區。

通過神話文獻的比較，我們基本上搞清了這個神話的起源，它確實是屬于拿來主義的，但在拿過來之后做了很重要的改造--把這位大神從男性變成了女性。中國人是很擅長尋找自己的女神的。當年觀世音菩薩，原來也是男性法相，在敦煌壁畫里面還是男神，有胡子，穿著白袍，但在漢傳佛教里面逐漸被改造成了女神。中國文化是一個以黃帝為首的神圣君主體系，代表威嚴的父性，需要宗教另外再提供母神來保持精神平衡。所以把觀世音變成女菩薩，還把西王母也變成了女神，到了明代又推出了一個更新的海洋母神，那就是媽祖。

我們再回過去講一下先秦的文化來源。先秦文化有大量的外來因素，它是相當開放的體系。我們看到，先秦有那么多諸子百家和思想，來歷完全不一樣，彼此思想之間也很少有相似之處，為什么突然間冒出來這么多好東西？沒有人解釋這個問題，假如我們要問老子的老子是誰？沒有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當然過去疑古學派有一些猜測，但是爭議非常大。通過一系列的分析，我發現，老子的整個學說確實有外部原型的刺激。雖然他的學說非常獨特，跟印度本源不同，但是其中還是含有印度元素。外部的原型起了一個刺激物的作用，它刺激先人根據這個獲得靈感，創造出一個全新的、屬于中國本土的老人哲學。

我現在來講一下老子的來歷。在史籍里有一段很奇怪的描述，說老子生下來頭發就是白的。這完全不合常理，卻沒有人追問。實際上，當你仔細研究一下老子生活的時代，就會發現，當時印度爆發了一場重要的思想運動，叫沙門運動。這恰恰就是在公元前六百年的一場針對婆羅門教的運動。婆羅門教有一個法典叫《摩奴法典》，它規定，像我們這種五十多歲的人，不能再占用家庭和社會的資源，應該主動離家出走，到樹林里，找一棵樹遮陰避雨，在瑜伽術的修煉中自生自滅。在樹下打坐的時候，可以追問像生老病死之類的問題，還可以苦思生命的本性以及超越的道路。

當然，沙門運動是對針對婆羅門教義的改革運動，釋迦牟尼三十多歲就走進林子里修煉了，這顯然是違反教規的。他在林子里找了一棵菩提樹坐下來，專心閉關修行，差一點餓死，最后還是獲得了一個全新的宗教經驗，超越了人類痛苦和欲望的大限。老子跟他一模一樣，只不過年紀比他更大而已。他來自中國，屬于那種老留學生，身份有點像玄奘，頭發已經全部都白了，還坐在李樹下參禪（順便說一下，印度是李樹的原產地），把自身所面臨的老人處境徹底想了一遍，發現可以把這些老弱病殘的弱點，轉化為一種新哲學的基礎，那就是道家哲學。老子的偉大之處就在這個地方。我認為《道德經》的本質是一種奇妙的老人哲學，他反抗摩奴法典，為老人的老、弱、柔、小、寡的狀態辯護，并且為那個時代的老者和弱者，找到了一個全新的精神出路，這就是老子之“道”。因為他突然證悟了大道，于是有了一次精神上的“重生”，這個“生”不是肉身之“生”，而是靈魂之“生”，所以他才能“生而皓首”。這樣就很清晰地解釋了為什么大經學家陸德明在《經典釋文》里要如此描述老子的“誕生”。我還做了一些文本比較，比如，在比較老子的《道》和《吠陀經》或者《奧義書》時我發現，《道德經》里的一些概念，包括“道”、“有”和“無”，以及對耳朵和諦聽的重視等等，都有它們的印度出處。但他通過那些外部的思想刺激物，超越了原來的《奧義書》和《吠陀經》，創立出一門全新的哲學，這個哲學支配了中國兩千年，并對西方文明產生深刻的影響。

老子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中國思想家，他開拓了一條全新的精神道路，這跟我們剛才講的亞洲共同體的概念有很大關系。我認為在軸心時代有一個亞洲精神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內，人和人的交流沒有太多的障礙。胡適講過中國的問題就出在“印度化”。他認為魏晉以后，中國印度化，從此以后中國這個社會就無可救藥了，他把中國文化的困境全部歸咎于佛教，但是實際上中國受印度影響遠遠早于魏晉，源于先秦甚至更早。

再說《楚辭》吧，你們去找已翻譯過來的《阿維斯陀經》和《奧義書》跟《楚辭》對一下，就會發現，兩者實在太像了，而且這個“像”都是有原因的。按照中山大學著名學者岑仲勉的觀點，當時有大批波斯拜火教徒聚居在在陜甘和湖南兩地，他們把波斯的典章制度和神話傳到了中國，不僅啟發了屈原這樣偉大的楚國詩人，還導致秦始皇借鑒了許多波斯帝國的制度，從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馳道（高速公路）、人工水渠、宦官和皇家陵墓建制，這些早在秦始皇稱帝前三百年，就已經由波斯帝國實現了。秦始皇從當時的拜火教移民那里獲得了資訊和靈感，據此建構了一個大一統的超級帝國。2006年發現的秦始皇陵勞工墓，出土了一具年輕的印歐人的遺骸，可能就屬于這類波斯移民。

更有意思的是，秦始皇還在銷毀天下兵器之后鑄了十二金人。為什么是十二個，而不是五個或八個？就因為波斯有十二月神。更有意思的是，《史記》有一個注釋，說當時秦始皇找到了居住在臨洮的長狄，也就是身材高大的波斯人，照他們的形象塑造了十二金人，為什么不用中國人形象，而要去用狄人的形象呢？顯然這是因為它塑造的就是波斯的十二月神，全世界只有波斯有十二月神體系，每個月由一位神來主宰，形成完整的拜火教神系。秦帝國有一個強悍的波斯藍本。我想正是這種高度的開放和吸納，才有可能形成先秦的燦爛文化。而這種開放性才是真正有價值的中國文化傳統。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