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記憶即生命

簡體傳統

舊的世紀和千年即將過去，新的世紀和千年就要來臨。在這欲望急劇膨脹，不論現實的還是虛擬的財富都備受關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過，我們每一個人乃至我們整個人類，其實有一筆與生俱來的誰也拿不走的財富，它是我們最大的希望，這財富就是我們的──記憶。珍視它和呵護它，就是維護我們的尊嚴和生命；忽視它或者躲避它，不僅是拋棄和糟蹋世間最寶貴的財富，而且是背叛我們自己。
──作者

２０世紀不應忘卻的悲慘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８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　
前蘇聯的“大肅反”運動（自１９３７年始）
卡廷森林屠殺（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３日在俄羅斯卡廷附近的森林中，發現埋藏著一座萬人坑，坑中大約有４０００名波蘭軍官骨骸）　
南京大屠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　
奧斯維辛集中營（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　
臺灣二·二八事件（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　
原子彈轟炸廣島（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

１“人是善于記憶的動物”

什么東西使人之所以為人？人的本質、本性是什么？古希臘哲人給出的答案是：“人是政治動物”或“人是有理性的動物”；１９世紀的思想家馬克思、恩格斯斷言：“人是會使用工具的動物”；２０世紀的哲學家則認為：“人是使用語言的動物”。在這２０世紀和２１世紀的轉折之際，我想提出另一種解說：“人是善于記憶的動物。”

我不期望這個說法可以和古往今來先賢哲人的論斷相媲美，我只用它表達一個希望：人類在跨過千年的門檻之后，不要忘記２０世紀。不要忘記這個世紀的天災，更不要忘記這個世紀的人禍。只有記住黑暗和罪惡，才有可能遠離黑暗與罪惡。

動物也是有記憶的。我對發生在２０多年前的一件事仍有深刻印象，那是在１９７１年，我們４個插隊知青中，有一人因母親單位有名額而被招回城，知青點家徒四壁，有人建議殺掉我們惟一喂養的小狗勉強搞一個告別宴。一招呼，小狗就過來了，但當繩索套上它的脖頸時，它奮力逃跑了。以后很久，不論我們多么親切地招呼，它總是躲得遠遠的，顯然，它記得我們的殺機。但沒過多久，小狗記憶淡忘，喪失警惕，終于成了我們的盤中餐。

其實，人與動物的區別不僅在于記憶的強度和持久性，而且在于記憶的集體性、社會性、民族性。對有些事件的記憶，屬于全人類。人與動物的區別是，人能夠用語言使記憶世代相傳，用文字使記憶凝固成歷史。人珍惜自己的經驗，不論它是歡樂還是痛苦；人有強烈的欲望使他人分享自己的經驗，使之成為群體的記憶。構成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要素是什么？是它的集體性記憶，充滿瑰麗奇想的神話，先民開疆拓土的壯烈故事，體現民族睿智的典籍，歷經歲月滄桑存留下來的格言，膾炙人口、世代流傳至今的詩歌、小說、戲曲、演義和軼聞。這種集體性記憶的內涵、風格與強韌性，構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素質，即民族性。

讓我們設想一個思想實驗：一場史無前例的天災或人禍降臨一個國度，它毀掉一切廠房、機械、實驗室、銀行，但未毀掉這個民族的記憶，包括知識技能、圖書館、文藝作品；而另一種災難則性質相反，它摧毀全部記憶而保留下一切物質的東西。現在問，這個民族經歷哪一種浩劫之后更容易恢復生機？我根據理性判斷和歷史經驗可以斷然說，比較而言，前一種情況對人的危害較輕。我相信，徹底斬斷記憶將使人退回到史前時期。其實，這個斷言屬于同義反復，因為記憶就是歷史。

２記憶和生存

考察任何古老、智慧的民族，都可以發現，在它們的文化傳統中，記憶和生存之間有著密切聯系。猶太民族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猶太人歷經苦難，四海飄泊，但在精神文化上從未被他們定居的環境同化。在頑強地保有自身同一性即本民族生命的過程中，宗教節日和祈禱儀式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其中的許多重要內容即是猶太民族的歷史記憶，對重大事件的紀念和對上帝教義的重溫與遵奉交織在一起，比如他們的“懺悔十日”、燈節、普林節，以及紀念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毀的一年中最后三個星期的致哀的節期。

當代著名猶太裔學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流離的記憶女神”一文中說，記憶指有系統并經過反省的民族記憶，這也是猶太人忍受苦難的力量源泉。神和以色列人所訂的盟約，核心就是記憶。記憶并不是抽象或僅屬個人的事，記憶就是重溫民族的過去，令它融入并改變個人的命運。她引證猶太作家伊利·維瑟接受諾貝爾和平獎的致詞：記憶的呼喚，和謹記勿忘的號召，來自我們歷史的根源。圣經的誡命，沒有哪一條是出現得這么頻密，口氣這么嚴厲的。我們不但要記住美好的恩賜，也要記住邪惡的，令我們受苦的東西......忘記就是遺棄記憶、出賣記憶、出賣歷史。換句話說，遺忘就是甘冒戰爭的危險。

記憶不但有維系生存、延續歷史的作用，還和尊嚴、道義等價值準則聯系在一起。在暴力和邪惡過分強大，反抗已不可能或無濟于事時，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衛記憶。受苦受難者可以記錄苦難、記錄迫害、記錄罪惡，保存和轉移這些記錄，以便它們有朝一日重見天日，讓子孫后代永志不忘。這種記錄實際上需要極高的遠見和極大的勇氣，有時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但對于走投無路的受害者，這是保全自己生命意義的一種方式，有時甚至是惟一的方式。舒衡哲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５０周年為中國讀者而寫的專稿中，就提到一個名為西蒙·胡伯班特的猶太教拉比，他在自己被殺害前３年四處漫游，記錄他的人民每日每時所經歷的惡夢，將黑暗深領于心。他寫下猶太人受難的編年史，將其放在牛奶罐中，隱藏在華沙羅伏里克大街６８號一幢四層樓房的底下。他的生命凝結成一份歷史見證，這即是價值的所在。

３記憶斷裂

舒衡哲譴責政治健忘癥，她欣賞中國人重視記憶，把中國人和猶太民族相提并論。但據我的觀察和經驗，作為個體的中國人擅長于博聞強記，但作為群體，經常發生的卻是記憶的空白和斷裂。

“文化大革命”中，我參加了紅衛兵造反派組織，滿腦袋的“路線斗爭”、“亡黨亡國”，每天都去吶喊、沖殺，要“打倒”和“誓死捍衛”。我的一個表姐夫，當過“右派”的醫生，向我指出紅衛兵不過是炮灰，是政治棋盤上的過河小卒。我一貫欽佩他的才華和思想深刻，但對他的勸告置之不理。我想：你們那次“反右斗爭”的經驗算什么！這次，最高領袖親自解放了“右派學生”，保證決不“秋后算賬”。但最后，我終于發現自己和一代人上當受騙、重蹈覆轍。

當我們這批人被發配鄉下之后，“文革”、大批判和“教育革命”仍在進行。我農閑返城時，驚訝地發現我表弟和他的同學正干著我們３年前干的事：寫大字報，批判斗爭校長和教師。這一次我扮演了表姐夫的角色，苦口婆心、現身說法。我表弟平時對我很是佩服、言聽計從，但這次抗不住國家機器的煽惑，投身于“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的濁流。我感到沮喪和痛苦：騙局在一茬人中得逞和被識破后，馬上又在下一茬人中大行其道，歷史居然在三五年中就來一個循環！當我思考原因時，我發現個人敘述的局限和無力：我們這一代人的經驗教訓并沒有進入公共話語，成為集體記憶，下一批中學生充盈于耳的，仍是當年那種對我們灌輸的理想和信誓旦旦的保證，謊言對一批人失效后，立即物色到另一批輕信者和受害人。

我終于悟出一個道理：記憶的保存、記錄、復制與傳播，是揭露謊言、避免悲劇的必要條件。試想一個人在街頭碰到行騙者，他上當后，不論是否遭到損失，只顧走自己的路，不在大庭廣眾之下揭露和斗爭，那么，受騙者還會接踵而至。我曾經想不通，在遠遠不到一個人生的時段內，運動一個接一個，彌天大謊一次又一次，為什么都能成氣候，都能得手？難道真如俗話所說，日常假話易于辨識，而欺世謊言反倒容易使人信以為真？我堅信原因在于記憶中斷，關鍵在于受騙者并不是同一批人，如果謊言對新來者永遠有效，那么玩弄權術的人必然穩操勝券。

我和一家雜志曾策劃過一個“激活記憶、搶救記憶”工程，每期刊登采訪當年紅衛兵的對話和反思性文章各一篇，以期對“文革”作出深入揭露，警示后人，確保悲劇永不重演。這個工程進行到１９９６年５月----剛好是“文革”發動３０周年的日子，就再也進行不下去了。我由此體會到，阻斷記憶、扼殺記憶并不僅是偶發事件。

４捍衛記憶

記憶是最寶貴的精神資源，不論是對個體還是對民族，記憶就是歷史，記憶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記憶，是衡量個人和群體精神狀況和精神素質的一個標尺。對個人而言，“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但有良知的人敢于直面記憶中的創痛，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欺人。一個民族難免有悲劇發生，但不論禍患是起于內部還是外部，當它的代表以言談舉止表明自己并不健忘，就不會喪失尊嚴。如果記憶中充滿涂痕抹跡、空白或發霉的片斷，那這一定說明，不但記憶所對應的歷史有羞恥和陰暗之處，而且記憶主體的心理也有陰暗可恥、不可告人的東西。

記憶在本真的意義上是人的精神資源、精神財富，但它往往被某些政治和社會力量當成權力合法性資源，因此，記憶必然有可能被利用、歪曲或壟斷。每當出現改朝換代或異族統治，刷新臣民記憶的行為就會大張旗鼓地進行。新的神話、新的創世紀、新的福音書和教義將居于民族記憶的核心。如果出現了駭人聽聞的暴行，集體記憶中將留下空白和斷裂，某些事件被列入話語禁忌，一段鮮血淋漓的記憶不翼而飛。有人會對此心安理得，他們懦弱的心靈無法承受記憶的重負，他們只愿意享受當下。但畢竟有人要捍衛記憶，竭盡全力搜尋被偷竊和藏匿的東西，他們堅信，記憶的遺失不僅是過去的缺損，而且是未來的坍塌，他們捍衛的是民族的靈魂。

在古希臘人那里，記憶的地位高如神靈。記憶女神摩涅莫緒涅與眾神之王宙斯結合，生下了９位掌管文藝的繆斯女神，她們不僅包括音樂舞蹈之神，而且包括科學和歷史之神。確實，不論科學、藝術還是歷史，都與記憶的母體有血肉關系，都從記憶那里獲得哺育和養分。記憶是意義的淵藪，是真善美的源泉。我們必須以虔誠和敬畏之心對待記憶女神，決不要輕慢，更不可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