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刑滿釋放的黃志遠（化名）摟著兩個兒子，墻上掛滿兒子在學校的獎狀。 （南方周末記者 麥圈/圖）2013年6月，南京江寧區兩位女童不幸餓死家中。她們的母親樂燕有7年吸毒史，慘劇發生時，她們的父親正在服刑中。“表面上，監獄關的是犯人，其實關到最后，關的是家屬。”許如金是福建省莆田市陽光青少年事務服務中心（以下簡稱“陽光中心”）的主任。最近的一年多里，她依照從莆田市監獄拿到的莆田籍服刑人員名單，按圖索驥，逐個尋找那些散落在鄉鎮、深山里的服刑人員家庭。她為每一個家庭編了號——68戶家庭，97名子女，其中絕大多數未成年。莆田市277萬余人口，90多萬青少年中究竟包含了多少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許如金無從準確統計。而僅僅是名單上的這97名孩子，97個被貧窮和心理陰影侵蝕的童年，已讓她力不從心。目前為止，我國沒有任何一條法律法規，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做出精準定義，更無一明確的責任部門為他們提供救助，也沒有一套清晰完整的幫扶辦法。1“爸爸去哪兒了”丈夫的刑期，成為懸掛在陳明霞心里的倒計時。她數著日子——只要再熬兩年，丈夫的刑期將滿。每月26日，陳明霞和她上小學的兒子朱奇，被允許探監一次。從楓亭鎮海安村的家，到達位于涵江區的莆田監獄，需換乘3趟巴士，來回路程需耗費近6個小時。一年前，許如金初次見到朱奇時，朱奇曾幾次追問她：“爸爸去哪兒了？”“是不是被警察抓走了？”通常，許如金會解釋，父親只不過犯了錯，需要去那個叫做“監獄”的地方改正錯誤，“就像你在學校犯錯，老師會批評你一樣”。陳明霞在不知如何解釋時，便會一遍遍告訴兒子，“只要爸爸回來，就什么都好了”。16歲的陳娟早已過了懵懂的年紀。在她的家里，“監獄”這個詞，像一根隱形的紅線，一塊舊傷疤，輕易不被提起。她的母親王平芬早就將她父親的衣物收起，家里甚至找不到一張有父親形象的照片。貧窮同樣困擾著他們。牢獄奪走了家里的父親、丈夫、兒子和主要的經濟來源。2013年全國婦聯的一項調查顯示，44.7%的父母服刑的家庭子女，每月生活費低于200元，72.77%低于500元。陳明霞的工作是在鎮上騎三輪車載客，從清晨7點至夜里8點，靠每天幾十塊的收入，攢著朱奇的“唇裂”手術費和小學學費。王平芬的丈夫被判入獄6年。她白天忙著打理家門口的幾分田，夜里轉動老式的縫紉機，趕制200個鞋面賣給工廠，掙20塊錢，養活全家7口人。并非所有的母親，都愿意承担這一重担。許如金幫扶的68戶家庭中，35戶家庭的母親選擇了留下，8位母親帶著孩子一同離開，15位母親拋棄了孩子——或改嫁，或徹底銷聲匿跡。賴婷的母親在她父親入獄的一個月后，便離家出走。如今，她與弟弟、爺爺、奶奶同住在愛和村的一幢土坯房內，屋頂的瓦片間漏下陽光和雨水，奶奶一年四季穿著一雙不合腳的塑料拖鞋。鄰近的鄉親蓋起了新樓，奶奶就去拾些建筑剩下的廢柴來燒飯。一年前，10歲的賴婷曾自己去尋找母親。據陪同的志愿者描述，當老家的叔叔向賴婷厲聲呵斥道“你媽不在這里，不要再來了”時，這個10歲的孩子并未流下一滴眼淚，只是默默離開了。2“孩子是無辜的”陽光中心由共青團莆田市委于2012年底成立。中心雖并非為服刑人員子女而專門設立，但在許如金的推動下，從2013年8月起，陽光中心已將為服刑人員子女服務納入重點工作。據中國心理學會會員、兒童心理學專家陳志林介紹，安徽農業大學曾發起一項抽樣調查，結果表明，55.1%的服刑人員子女仍由母親照顧，35.5%由爺爺奶奶照顧，而相當一部分則處于失管狀態。服刑的苦難最終會落到家人的身上。“孩子是無辜的。”許如金說，失去父母監護的孩子，稍不留心，就會站到流浪、乞討甚至偷竊的危險邊緣。莆田市救助管理站站長林文瑞也曾經接手多起因父（母）服刑，導致孩子無人監管、輟學，最終流浪的案例。據2010年一項調查統計，全國中小學的平均輟學率為0.98%，監獄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平均輟學率為19.7%；父（母）入獄后，未成年子女的輟學率更是大幅攀升，懸殊差距令人震驚。2013年8月，許如金從莆田監獄拿到一份關押在該監獄的68名莆田籍服刑人員的資料。對照著資料中的家庭住址，許如金開始在市周邊的鄉鎮中挨個尋找。許如金初次來到王平芬家時，王平芬甚至不知“低保”、“救濟”為何物。她的3個孩子中，大女兒陳娟已讀高二，二女兒陳玲患有先天性智障，小兒子陳建剛滿5歲，全靠她一人撫養。丈夫入獄后，王平芬主動避免與鄰里來往。即使是兄弟姐妹，幾年的接濟下來，也對她生了抱怨，漸漸疏遠。她也感受到女兒的變化：本就性格內向的陳娟，變得愈發沉默了。陳娟就讀的，是村子里唯一的一所高中。父親服刑的消息在鄉親鄰里間不脛而走，即便陳娟有意隱瞞，也無法阻止流言在校內傳開。南方周末記者到訪時，一提起父親，陳娟的眼淚立刻掉了下來。一旁玩耍的弟弟突然安靜了，智障的妹妹也過來親吻她。陳娟帶著哭腔，說她羨慕兩個弟弟妹妹，“至少他們什么都不懂”。今年8月底，許如金為陳娟送來了2000元的助學金，并協助為陳建辦理了戶口。“無論如何也要保證孩子們有學上。”許如金說。但這些都無法彌補家庭殘破、親情缺失帶來的影響。莆田市監獄教育科科長黃金良說：“表面上，監獄關的是犯人，其實關到最后，關的是家屬。”監獄中飲食起居相對規律、有工作有休息，“比起孩子，他們的日子舒服多了。”3無法彌補的空缺“親情的缺失，是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彌補的。”許如金走訪的家庭中，除去年齡尚小的，多數孩子性格內向，一些拒絕和許如金對話，甚至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對陌生人的關心異常抗拒。“這些孩子的心理問題一直都特別棘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妥善的解決方法。”陳志林表示，雖不可籠統地為服刑人員子女貼上心理不健康的標簽，但服刑人員家庭由于家長一方或雙方入獄，導致孩子由親友、老一輩或是無人撫養，孩子養成不當的生活習慣、產生突出心理問題及犯罪傾向的可能性明顯增大了。如何與孩子相處，不傷及他們的自尊心，許如金仍在摸索。她只好在孩子面前小心謹慎，盡量不主動提起“監獄”之類的敏感詞。陳明霞認為，對孩子刻意避諱，并不是最好的對策。她大方地與朱奇談論有關父親的一切，甚至拿孩子父親當反面教材，嚇唬朱奇說“如果像爸爸一樣打架，你也會被抓走關起來”。生性樂觀而頑皮的朱奇記住了“不能打架”，卻沒把“被抓走”放在心上。在他幼小的心里，父親還是那個疼他愛他的“超人”，一個不小心犯了錯誤的“好人”。“我想讓這4年，只是像孩子的一場噩夢一樣，而不是心病。”陳明霞說。如今，朱奇已能平靜地談起父親入獄的事。最近一次去探望陳明霞和朱奇一家時，許如金注意到床頭前新貼上的一幅鉛筆畫。那是朱奇用鉛筆畫的全家福。為了防止褪色和受潮，他用寬透明膠帶，貼了一層又一層。畫里，他給母親戴上粉色的皇冠，給父親穿上帥氣的皮鞋，他站在父母中間，拉著他們的手。在畫的頂端，朱奇寫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一家人幸福。孩子的愿望單純美好，但對作為母親的陳明霞來說，最迫切的，是錢。2014年9月開學之際，陽光中心經過篩選，給家境特別困難的42名孩子發放了每人2000元的助學金。這是迄今為止陽光中心最大的一筆單項開支，來源于民政部與李嘉誠基金會合作舉辦的“大愛之行”項目，這個項目為他們提供了10萬元資金支持。開支遠不止這些。偶爾組織孩子們開展互動、普法活動，日常的走訪慰問，處處需要經費。為了給孩子辦理戶口，以便升學，必須為其做親子鑒定，而幾千元的鑒定費用，也需由中心幫助承担。由于沒有專項經費，每一筆開銷，許如金都需要零星地從陽光中心的總體經費中擠，或者想方設法自籌。許如金曾以“打廣告，做宣傳”的名義，向一些企業尋求援手。“這些企業每年的報告中，都會有社會責任這一塊。我也會告訴他們，會盡力吸引媒體報道。”許如金說，她開過口的企業，幾乎沒有拒絕的，但贊助金額不大，通常不超過5萬。但許如金很清楚，再多的救助，也無法把這些家庭從貧困中徹底挽救出來。“幫一點是一點吧。”許如金嘆氣說。4被“遺忘”的群體服刑人員子女撫養問題早已顯現，但真正引起廣泛重視，始于集中撫養服刑人員子女的民間組織“太陽村”的建立。太陽村是迄今為止全國影響力最大的救助服刑人員子女的民間組織，創立于2000年，現已在北京、河南、陜西等地開設9個分部。此類民間救助機構最早始于1996年成立的陜西省回歸兒童村，此后建立的還包括西安“兒童村”、福建“善恩園”、大連“愛在海邊兒童村”等。一直以來，民間組織是我國救助服刑人員子女的主要力量，但他們為數不多，規模不大，救助人數通常不超過2000人。他們將服刑人員子女集中收養，為他們提供完全獨立的生活環境，直至成人或父母出獄。2006年被媒體大量報道后，太陽村走上輿論巔峰的同時，也因涉嫌財務不公開、利用孩子謀取不當利益等問題廣受詬病。近年來，像許如金的陽光中心一樣，為服刑人員子女提供服務的機構逐漸增多，方式以分散的經濟救助、慰問為主，區別于太陽村等民間組織的“集中圈養”。許如金認為，社會上零散的愛心和援手無法長久，“有多大力量發多大光”。這個群體真正需要的，是一套科學的幫扶辦法，和扎實的政策支持。陳志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論是《世界人權公約》還是《兒童權利公約》，都沒有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做出精準的定義。目前，我國主要的國家監護機構是兒童福利院，但兒童福利院接收的兒童范圍非常有限，僅包括殘孤兒童和查找不到父母的棄嬰。服刑人員子女既非“孤殘兒童”，也非“棄嬰”，不符合條件，從而無法統一得到國家監護。5“本分”之外“無論有沒有現成法律，政府都應該承担兜底責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工作系主任陳友華表示，“政府兜底”有兩種方式，一是兒童福利院直接救助，二是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委托社會組織救助。這意味著大量的資金、人力、組織資源投入。“但現實是，國家還不愿意，或者沒有能力，承担起這份責任。”陳友華說。2006年，民政部公布的《關于加強孤兒救助工作的意見》中，首次正式提出“事實無人撫養兒童”這一概念，并指出“對因父母服刑或其他原因暫時失去生活依靠的未成年人，可以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妥善安置”，但并未明確具體的責任部門。許如金的包里常備各種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條文。她研究發現，條文中涉及責任部門的表述模糊不清，通常以“有關單位”一筆帶過。為了說服團委領導，許如金以“預防兒童犯罪”和“預防兒童流浪”的名義，才成功將幫扶服刑人員子女納入了職責范圍。“我們沒有經驗，很多事情，大家坐下來議一議，也就定了。”過去一年多里，許如金做了許多嘗試，卻無法對效果量化和評估。“我們自己覺得好，可效果怎么樣，社會認不認同，我們也不知道。”許如金表示，這些工作本在“本分”之外，因而“想做的都有想做的理由，不想做的都有不想做的借口”。陳志林說，在歐美一些國家，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是法定的國家或政府的職責，民間救援力量多種多樣，包括各類人道主義救援機構、宗教機構、基金會等。但我國慈善事業總體上不發達，民間救助力量也相對薄弱。公開資料顯示，早在2001年，美國《家庭安全和穩定促進法案》已正式提出“服刑人員子女指導計劃”，并規定2002、2003年每年財政撥款6700萬美元，支持各類符合條件的組織為服刑人員子女提供服務。最近，許如金琢磨著建立一個銀行公益賬號和網上的公開平臺，向社會公布所有善款的去向。“得先把平臺建起來，才能吸引社會資金。”但這一想法再次遇到了阻力。“領導要求等錢到位了再說，可錢在哪兒呢？”如今年關將至，許如金又在為過年慰問金的來源發愁。“也許，我該去找馬云。”許如金苦笑著說，“你覺得行不行？”(為保護未成年人隱私，文中所涉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均為化名)在這里讀懂中國南方周末微信號：nanfangzhoumo
已經刑滿釋放的黃志遠（化名）摟著兩個兒子，墻上掛滿兒子在學校的獎狀。 （南方周末記者 麥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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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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