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太平雜說好一個句號

簡體傳統

以曾國藩為首的四個士大夫，包括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歷史書上稱為“曾胡左李”的，這樣一些做官的讀書人、近代儒家、經世致用的實行者，是打敗太平軍的主要人物。
　　他們，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從“子日詩云”成為軍事內行，歷盡艱難，嘔心瀝血，給洪秀全的一生畫上了句號。如果說，九死一生的成語，用之于別人，往往帶有形容乃至夸張的成分，那么，用在他們身上，尤其是曾國藩、胡林翼身上，就顯得太沒有力度、太輕描淡寫了。胡林翼就是在協力為洪秀全畫這個句號，已經“合龍”在望的1861年，因勞瘁嘔血而死的。這時他還只有五十虛歲，真正是英年早逝。曾國藩別的兇險不說，光因戰敗而一再投水自盡，就可想見十年征衣。他的四個弟弟，三個參加湘軍，死了兩個。
　　他們，每一個都是內涵異常豐富復雜的歷史人物。除了胡林翼，其余三人還在打敗太平軍以后從事內政、軍事、外交等方面活動，都是中國近代史書必須評說的。他們又都寫過很多東西，那些文集、全集的線裝書，即使草草瀏覽一遍至少也要幾個月。這里要說的，只限于為洪秀全和太平軍畫上句號這件事，而且著重說曾國藩。
　　曾國藩曾經作為“中興名臣”之首，受到朝野一致推重，大紅大紫。民國以后，仍受到很高的評價。可是，隨著“太平天國”和洪秀全之被抬上云端，他便被踩到污泥里。被說成是“鎮壓農民革命的元兇”、“地主階級的反動頭子”、“大劊子手”、“大漢奸”……反正什么惡名都背上了。直到九十年代，才有所緩解，不再那么一致的嚴厲斥罵。
　　其實，將洪秀全這個暴君和邪教主送進墳墓，給太平軍造反畫上句號。從根本上來說，是曾國藩對中國的重大貢獻。雖然，在做出這個貢獻的過程中，他有反人道行為。在組建湘軍之時，他曾經殺了十幾個搶米行而且有“會堂分子”嫌疑的平民，因而被稱為“曾剃頭”。更突出的例子是，與太平軍作戰中，在安徽池州以下，強制實行堅壁清野，使百姓蒙受深重的苦難。雖然，這個貢獻也有負面作用，那就是使清朝的腐朽統治得以延長。但是，在難以求全甚至無法求全的情況下，貢獻是根本性的，是全部行為的主要方面。這就用得著一個老掉了牙的成語——瑕不掩瑜。
　　是曾、胡、左、李的不要命，提前結束了洪秀全的命。不然，他還會繼續享“天福”，將他的極其邪惡的統治延續下去．不會在五十歲的盛年服毒自殺的。而且，因為他的自殺，導致太平軍的提前敗亡，結束了中國的十多年內戰。
　　肯定、贊美、頌揚洪秀全的人們，以“農民革命領袖”這件不但刀槍不入而且不客懷疑的龍袍，包裹了他的極端黑暗與穢劣。找出幾句他和他的伙伴用以騙人的門面話，用以蠱惑民眾的標語口號，大談其“革命思想”和“進步意義”。將明明是將奴隸主、封建帝王的絕對統治與絕對占有的欲望，和要求臣民對邪教的無限迷信，說成能推動歷史前進。將他對各種“妖”人的大屠殺，將他對民眾的慘酷至極的迫害，幾乎完全掩蓋起來。照李秀成供辭，南京被湘軍攻下時，只有軍民三萬余人（一說只有一萬余人）。這么一個幾十萬人口的江南大城市，怎會只剩下這點人呢？原來，很多人被殺掉了，很多人逃跑了，很多人被強迫去打仗而戰死了，還有很多人餓死了。他對一切的臣民實行君權與神權的雙重統治。實行“男行”“女行”這種男女分開的政策，這大約是古今中外沒有前例的。將婦女當成泄欲工具和勞動工具，比許多帝王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說，廢除商業、禁絕一切傳統文化，是背逆文明的行徑，那么，上面說的那些舉措，更是赤裸裸的反人性反人類的罪行了。
　　洪秀全許多陰謀陽謀被推到別人身上。比如，明明是他要盡毀一切“妖書”，楊秀清聽從身邊讀書人的意見，以天父的名義說“千古流傳之書，不可毀棄”，在現當代的一些論著、作品中卻變成是楊秀清要盡毀一切古籍了。又如，明明是他指使韋昌輝大殺“楊黨”，卻被現當代人說成韋昌輝是主謀。如此大規模地屠殺老干部，其殘暴可直追朱元璋。再說，楊秀清以天父附身的名義要公開打他大板，兩天后曾當面指出洪在宮中的種種暴行，包括隨便亂打亂殺男女官員，根本不將婦女當人看待，甚至穿大頭靴踢得小老婆流產，如此等等無不顯出一個罕有暴君的邪惡，卻被專家避重就輕地說成僅僅是“杖責女官”。與此相關，他明明酷愛女色，還未公開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剛做天王不久就有三十六個妻妾，蒙得恩投其所好，盡力為他選美而十分得寵，最后至少有妻妾八十八人，竟被專家說成是“生活十分嚴肅”、“力戒奸淫”，反而謾罵指出這種事實的文人、史家是“反動文人的狂吠”。甚至，他喜歡用一條舊洗臉布，即使是查實有據，也不過是一種癬好，居然被專家大做文章，說成是什么“注意節約”！歷史研究到這個份兒上，只能讓稍有常識的人瞠目結舌了。
　　約略地提到這些，是為了說明曾國藩們拼死反對的，是個什么角色。然而，曾國藩豁出一切所寫的一張文告，《討粵匪檄》，著重說的，是洪秀全們之反中華文化。這是相當不易寫的宣言，押上身家性命的宣言。在當時，這件文告，顯示了曾國藩的思想、政治、文化水平。它表明，曾國藩所要拼死捍衛的，是以儒家為主體的中華文化。要倚重來討伐太平軍的，是中華文化所哺育出來的讀書人。這個文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多讀書人先后投身到討伐的隊伍，也得到一些粗通文墨乃至不識字民眾的同情和支持。
　　曾、胡、左、李以及其他一些讀書人，他們都沒有帶過兵打過仗，自身既不能躍馬橫刀，起初也疏于攻防戰術。然而，由于部有高度的文化素養，精神視野較開闊，大局觀較強，戰略方針也就較為得當。反觀太平軍，“定都”南京已鑄成戰略上大錯誤，“天京”始終被圍困，北伐孤軍深入，西征分散兵力，廣封王爵導致不能統一協調指揮，“圍魏救趙”的單一老譜之被識破，不力保安慶和鞏固江浙而再次去攻打武漢，“天京”一吃緊就強令部下回救而使外地戰果失之交臂，派兵西北企圖以遠水救近火，最后之株守“天京”而坐以待斃，都是走向敗亡的戰略性錯誤。
　　在打敗太平軍已經在望之時，不少人勸曾國藩做皇帝。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王闿運都曾婉轉或明確地勸進。在太平軍敗亡時，湘軍將領僚佐三十余人，更是齊集請他黃袍加身。曾經是他對手的李秀成被俘后．也費盡心思表達了同樣的意思。他們的動機不同，尤其是李秀成更是復雜。但有兩點是共同的。一是，出于滿漢之分，認為漢人做皇帝比滿人好，可以改變小民族統治大民族的狀態。二是，清廷腐敗無能。皇室與中樞掌權者只知勾心斗角，內憂外患接連不斷。在太平軍敗亡之時，湘軍是全國最強大的武裝集團。再聯合李鴻章的淮軍，東南幾省盡在囊中。如果又讓李秀成出面收羅太平軍殘部，兵員人數比清廷可調用的人馬更是占壓倒優勢。控制大半個中國，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曾國藩“不敢”。一般學人都說，他受儒家思想束縛，不肯或不愿違反名教，行不忠之事，在歷史上留下惡名。此說有道理，但未免簡單化。“不敢”與不肯、不愿有顯著差別，它的重點在于對失敗及其后果的畏懼。一向能將個人及家族命運與“天下安危”聯系起來，以行事穩當著稱的曾國藩，所以“不敢”做皇帝是面對現實清醒推測未來的必然。首先是，太平軍的殘部加上與之合作的捻軍還有幾十萬之眾，徹底打敗并消滅之，絕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后來事實證明，果然如此。倘若接受李秀成建議，讓他去收羅太平軍殘部，結果很可能上當，造成太平軍死灰復燃，從而形成湘軍、清廷、太平軍三方爭奪天下的局面。清廷方面，僧格林沁所部的王牌軍有相當強的戰斗力，如湘軍與之對壘，在水師無用武之地的北方，要戰而勝之，也需費時費力。再從南方漢人大員來說，李鴻章雖然曾經是他的學生和幕僚，但隨著淮軍的日益強大，李對他表面上執弟子禮甚恭，但內心卻日益不順從，一旦形勢復雜化，到底牽會效忠清廷或擁立他這個老師，就很難預料。那個江西巡撫沈葆楨，在1862年就與他因爭軍餉而公開沖突，而且這個林則徐的外甥兼女婿，必然會秉承林的遺志，從全局出發反對他做皇帝。有了沈葆楨帶頭，別的一些督撫倒向哪一邊就很難說了。更可怕的是，如果他在湘軍控制的地盤稱帝，造成群雄逐鹿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列強尤其是英、法、俄乘機介入中國的內戰，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都是不言而喻的，中國被瓜分也并非危言聳聽。連李秀成在供詞中都提醒他，在太平軍失敗后，“防鬼反為先”（鬼，指洋鬼子，侵略中國的列強軍隊），他怎會不考慮這個問題呢？到這樣的地步，整個神州大地都會陷于戰亂與沉淪的危險中。他如果做了皇帝，不但要在戰亂、憂患、憤恨、驚恐、屈辱中送走余生，還會被作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偽君子的典型，背上大奸似忠、亂臣賊子、民族敗類、千古罪人等等無法洗刷的惡名被寫入歷史書上。他不能不考慮到這種最嚴重的后果，使他自己、他的思想信仰、他的子孫后代陷于萬劫不復之中，使他的民族祖國在血海中分崩離析。考慮到這種可能，是他比想擁立他的人們清醒、高明之處。考慮到這種可能，他就會不寒而栗，將被煽動起來的做皇帝的念頭扼殺于腹中。很可能發生的后遺癥太可怕了，怎么估計都不過分。所以，他確實“不敢”。于是，他殺了李秀成。給擁立的親信潑了一大盆冰水，主動裁減湘軍，指揮經常陽奉陰違的淮軍去打與太平軍賴文光殘部結合的捻軍……
　　曾國藩知道他的親信是一片真誠地擁立，他更看清楚朝廷食言不封他王爵和壓低對湘軍將領封賞的底蘊，他完全理解湘軍上下的不平與不滿。但是，他不可能召集全體將士做大報告加以說服，即使能夠做大報告有許多話也萬萬不能明說，即使說了個七八分人們也不能理解，還是要想不通說怪話。于是，他以其地位、其威信、其機智，用十四個字作為回答：“倚天照海花無數，流水高山心自知”。讓各人自己去揣摩。明白的，不明白的，半懂不懂的，就看各人悟性了。
　　無論曾國藩當時心情有多么復雜，有多少難以言宣的隱衷，他“不敢”做皇帝，不能不說是一種正確的選擇。這個選擇，不但使他保全了一貫十分重視的名節，不但使他成為“中興名臣”第一人。不但使他到二十世紀上半葉還成為一個品格典范，而且在實際上維護了中國的統一。如果他接受擁立，中國馬上四分五裂，英、法、俄等列強就會乘機肢解中國。他看出這種危險，抵擋了做皇帝的誘惑，就為湘軍、淮軍的一些將領做出了榜樣。左宗棠、彭玉麟、潘鼎新、劉銘傳等人，后來都成為擁有實權的督撫大員，為抵抗列強侵略和“師夷長技”做了重大的努力，為瀕臨崩潰的中國緩過氣來做出各自的貢獻。雖然，他們的努力與貢獻，客觀上穩住了清廷的統治，延續了這個衰朽王朝的生命。有明顯的局限和負面作用。然而，抵抗列強的侵略，減少了中國被肢解的危險，維護了中國的統一，在實行近代化方面有所作為。這是主要方面，應當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而他們作為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同曾國藩的直接影響有重要關系。當然，根本上還在于他們自身有較高的文化素養，有較好的大局觀，才能改變勸進的念頭，并且在自己掌握了相當大的兵權時也不再有問鼎之意。不像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等人，才占領了南京等少數幾個城市，就為爭權奪利而勾心斗角，殺得天昏地暗。
　　以曾國藩為首的一批讀書人，歷盡艱險，打敗了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軍，是傳統文化戰勝野蠻、反人性、惡質文化的邪教軍事割據。他們在維護了中國的統一的同時，也就挽救了古老的傳統文化。-被太平軍禁毀的經史子集重新刊刻流布了，被太平軍掃蕩的書院、學宮、寺廟、祠堂和其它文物重建了，被太平軍摧毀的社會秩序恢復了……于是，東南半壁免于長期混沌而陷入無法療救的大混亂大倒退的絕境，這也才能談得上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才能談得上勉強地維持起碼的生存條件。誠然，傳統文化已經龍鐘老朽，有不少方面已經大大落后于經過文藝復興和產業革命的歐洲，必須進行根本性或重大的變革，但一切變革都不是從零開始，不是退回到蒙昧時代為起點。
　　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都是動亂時代產生的豐富復雜的歷史人物，曾、李尤其如此。他們的思想、品格、文章、行為，他們一生的是非功過，也各不相同，每人都足以讓歷史家、傳記作家寫好些本書，作多角度多層次的觀照與評說。從打敗太平軍、埋葬洪秀全這一點來說，他們固然與清朝廷有基本一致的方面，但其動機則有所不同。清朝廷只是為了保住皇位、保住對中國的統治，他們——尤其是曾國藩則首先著眼于維護中華傳統文化。而維護中華傳統文化則又是與維護中國的統一互相依存的。曾國藩對朝廷自然有一些不滿，但他長期形成的倫理道德觀念加上審時度勢，也還是采取維護和效力于朝廷的立場。這局限，或者說對歷史前進的負面作用，既是他本身的內在文化積淀造成的，更是他生存的外部環境所注定的。然而，九死一生、、殫精竭智地為洪秀全和太平軍畫上句號，避免一場反人類瘟疫的擴展及延續。避免中國更長時期的分裂和內戰，避免列強更兇橫的侵略和宰割。質言之，就是維護了中國的統一和恢復了中華文化在東南半壁的生機，無論如何，這不但是近代史上也是一百五十年來一個重要的句號。這是一個關系到中國和中華文化命運的歷史性的句號。扒掉這個句號，咒罵曾國藩等人畫這句號，無論從愛國主義、人道主義或社會文明進步的尺度來評判都是不可思議的。這句號是一個標志。當它被徹底扒掉，就必然會“洪”水滔天，鬼魅橫行，蛇鼠襲人，萬家墨面，文化蔣然。這種景象，是已經被淡忘而又決不應失落的回憶。納粹集中營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魏瑟爾說：“忘掉歷史無異于對歷史的受害者進行第二次屠殺！”
　　歷史不是不可知的黑洞，不是魔術師的道具，更不是權力意志的玩偶。如果歷史的面目被隨便化妝，如果歷史人物的是非功罪、賢愚優劣被任意反說，那意味現實生活即將或已經出現了極度的無序，全社會都將為此而付出驚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