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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1、在這個村莊里，我是很有名的人，可謂家喻戶曉吧。我有名不是因為我寫了什么小說和散文，而是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是作家，能掙稿費，這稿費能讓我母親和生活在那個村莊的兩個姐姐過得較為體面。更為重要的是，因為我有名，我們縣里的縣長、書記和鎮上的鎮長和書記——他們都是大學生和碩士及博士，他們是非常明白的讀書人——覺得我給家鄉爭了光，我回家時他們會去我家看我或請我吃頓飯，并且在我家和我告別時，會當著我們村人喚：“連科，有什么事要辦了說一聲！”

2、我哥是黨員，每到村支書選舉時，他都嚇得不敢回家，因為想當村支書的都要找他拉票。結果只要到投票選舉了，他就躲到外邊不回家，躲開這場民主的事。我哥說：“要民主干啥呀，民主把我變成了一個賊，讓我人都不敢再見了。”

3、不久前，我回了我們家，走在村街上，我們村長老遠跑過來，我以為是迎接我，誰知他見了我，說了這樣一句話：“回來了？回來回家吧！我得抓緊去學習總書記聯系群眾路線的文件哪，要抓緊和中央保持一致呢，一天都不能和中央分開來。”我愕然。我想笑。我也深深的有一種驚懼感。

4、她一生中，無論是在中國絕對“無神論”時期的“文化大革命”時，還是開始物欲橫流的改革開放時期，她每天一早一晚，只要起床、出門，都要站在她家上房屋的窗臺前——那窗臺上永遠擺著用兩根筷子綁起來的十字架，她就在那筷子綁的十字架前默默的祈禱和“阿門”。兩根筷子捆綁的十字架，幾十年從未間斷的每天的祈禱和祝福，一生未見過教堂是什么樣的人——這位老人，她的虔誠心、樸素心，遠比《卡拉馬諾夫兄弟》、《紅字》等經典作品中有關信仰的情節、場景更為動人和震撼，我每每想起來，心里都止不住的跳動和哆嗦。

編者按：當地時間2014年10月23日晚6點，在卡夫卡協會的安排下，2014年卡夫卡文學獎獲得者閻連科來到位于布拉格老城廣場的最繁華的巴黎大街上的圖書俱樂部，舉行了文學座談會，做了一場文學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一個村莊的地理

有一個村莊，那兒住著我的父親、母親、爺爺、奶奶，還有我的哥嫂和姐姐們，一如荒原的哪兒生長著一片和其它野草毫無二致的草，也如沙漠的瀚海里有幾粒一片和其它沙粒毫無二致的沙。我記事的時候，那兒是個大村莊，接近兩千人，現在那兒是個特大級的村莊，五千多口人。村莊的膨脹，不僅是人口出生（引起的），還有移民的洶涌。如同全中國的人都想涌向北京和上海，全世界的人都想涌向美國和歐洲，那個村莊四邊的村落、山丘間的人，都渴望涌向我家鄉的那個村。

幾十年前，這個村莊有條街是商業街，方圓幾十里的人，五日一趕集，都要到這條街上買買和賣賣。現在這條街成了一個鄉間最為繁華的商業大道了，如同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香港的中環，紐約的百老匯，經濟、文化、政治與民間藝術，都要在這條大道和我們的村落醞釀、展開和實施。這個村在中國狂飆式的城鎮建設中，已經成為一個鎮——這個村，是鎮的首府所在地，相當于中國的首都在北京，日本的首都在東京，英國的首都在倫敦，法國的首都在巴黎。所以，那個村莊的繁華、膨脹和現代，也就不難理解了。

我多次寫過、談到過，中國之所以叫中國，是在古代中國人以為中國是世界之中心，因此才叫了中國的。而中國的河南省原來不叫河南，叫中原，那是因它是中國的中心才叫中原的。我們縣恰好在河南的中心位置上，我們村又恰在我們縣的中心位置上。如此看來，我家鄉的這個村，也就是河南、中國，乃至世界的中心了。這是上天賜予我的最大的禮物，如同上帝給了我一把開啟世界大門的鑰匙，使我堅信我只要認識了這個村莊，就認識了中國，乃至于認識了整個世界。

少年時候某一天的夜里，我意識到我們村就是中國的中心、而中國又是世界的中心時，我內心有種天真而實在的激動，因為我清晰、明確地感到，我是生活在世界最中心的那個坐標上。也因此，我想要找到這個村莊的最中心，如同想要找到世界上最大的那個圓的圓心點。于是，（我）就借著月光，獨自在村莊走來走去，從傍晚走到深夜，一遍一遍去核算村莊東西南北彼此的距離與遠近。那時，我家住在那個村的最西端，可因為村落膨脹，有很多人家劃宅基地，蓋房又都在我家更西的村外，如此一計算，原來我們村的中心就在我家院落里，就在我家門口上。我們村是世界的最中心，而我家院落、門前又是村落的最中心，這不就等于我家就是世界的最最中心嗎？不就是世界這個巨圓的圓心座標嗎？

意識到我們家、我家門前和鄰居以及只有我熟悉而外人完全不知的村落就是世界的中心時，我的內心激動而不安，興奮而悲涼。我激動，是因為我發現了世界的中心在哪兒；我不安，是我隱隱的感覺到，生活在世界中心的人，冥冥之中會因為是中心而比全世界的人有更多的承担、責任與經歷，可能會是一種苦難、黑暗與榮譽，如同火山焰漿的中心必然有更為熱烈的煮沸樣，大海最深處的中心，也最為冷寒和寂寞樣，而我家這個世界之中心，也必將有更為不凡的經歷和担當。

說到興奮，那是因為我那時太為年幼無知。當我這個孩子發現了世界的中心在哪時，無法承受、也不敢相信世界的中心是我發現的。我担心人們不僅不相信還會藐視、嘲諷我的發現與秘密。

說到悲涼，是因為除了我，全世界還沒人知道我們村就是世界之中心。我為我們村莊而悲哀，一如皇帝淪落民間而無人知曉樣；我為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和人種而悲哀，他們生活、工作、孕育、世襲了數千年，卻不知道他們生活的世界的中心在那兒，就如他們每天從他們家的屋門、大門進進和出出，卻不知道他們家的大門、屋門是朝東還是朝西樣。

那一夜，我大約十幾歲，夜深人靜，月光如水，我站在空寂的我家門口——世界的最中心，望著滿天星斗、宇宙辰光，一如《小王子》中的小王子，站在他的星球上，望著星系的天宇般。為不知該怎樣向世界宣布，并使世人相信我家的那個村莊就是世界的中心而苦惱、而孤獨，而有一種無法扼制的要保守秘密的悲苦與悲涼。

村莊里的百姓日常

當我發現并認定，我家鄉的那個村莊就是世界的中心后，有一串不一樣的事情發生了。我發現我們村莊的任何事情都充滿著日常的奇特和異常，連它周圍小村莊里的事，都變得神奇、傳奇和神話。

比如說，善良與質樸，這本是中國所有鄉村共有的美德和品質，可在我們村，它就到了一種極致和經典——在我八、九歲的時候吧，那時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饑餓和革命是真正壓在人民頭上的兩座山。可這時，我們村去了一個逃荒要飯的年輕女人，因為她是啞巴，也多少有點智障，因此，她到誰家要飯，大家都把最好吃的端給她。

因為她是個討荒者，走過千村萬戶，哪里的人最善良和質樸，她最可以體會和感受。當她發現我們村對她最好時，她就在我們村——我們那個生產隊——今天叫村民小組的打麥場上的屋里住下了。這時候，我們村就把她視為同村人或者鄰居乃至親戚了，誰家有紅白喜事，都不忘給她留一晚肉菜、拿一個很大很大的白饅頭。到了下雪天，誰家改善生活，還會把好吃的端到村外，送到她住的麥場屋。

天冷有人給她送被子，天熱有人給她送布衫，還有人洗衣服時會順便把她的衣服洗一洗。不知道她怎樣感受我們村——這個世界中心的人們的質樸與善良——但是我覺得，我們村人的美德，可以成為全世界人的鏡子或教課書。她就這樣在這個村落住下來，一住好幾年，直到某一天，人們發現她懷孕了。人們不知那個男的是誰，有一群叔叔、伯伯和嬸嬸們，拿著棍棒、鐵鎬在村街上大喊大罵，要尋找和打死那個十惡不赦的奸夫。

當然，尋找奸夫的結局是失敗的。

可從此，村人對她就更呵護了，完全像照顧自己家的孕婦一樣照顧她，送雞蛋，送白面，快產時幫他找產婆，一直到她順利產下一個小姑娘，把這個她親生的骨肉養到一歲多，有一天她突然不辭而別，半個村人都圍著那兩間空房子，感嘆和唏噓，像自己的親人丟了樣。

這是個世界上最平凡而偉大的故事，是人類最質樸的情感和善良。唯一遺憾的，是我們村人忘記了她那時還年輕，她也需要愛、情感和男性。也許她的孩子，也正是情感和愛的結晶呢。在我長大后，我常常很遺憾，那時的村人們，為什么沒有想起給她介紹一個男人讓她在村里徹底落戶，成為我們村人真正的一員呢？

善、美、愛，這是人類賴以存在的最大的根本，可這種高樓地基般的根本，在世界中心的那個村莊，比比皆是，遍地開花，普遍、普通到如家常便飯，每每回憶起來，我都會從夢中笑醒，仿佛我輕易就碰到了我人生中最中意、漂亮、賢淑、慧心的姑娘樣。

當然，那個村莊——那一片土地，它是世界的中心，它所發生的一切都不能也不會和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樣，一如一個來自星外的人的舉止言行，決然不會和我們一模樣。

八十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了，鄉村富裕了，在那塊土地上，最先富起來的人，想要擁有一輛小轎車，就去中國的上海買了一輛桑塔納，一天一夜從上海開到了我們家——要知道，那時縣長才有轎車坐，而這農民就有了。他把轎車開回來，停在他家院落里，全村人、鄰村人，都到他家參觀看熱鬧，宛若村人們那時第一次見到電視機——可在那一天，我們那兒下了一場雨。雨似乎有些大。下了一夜后，這轎車的主人第二天起床一看，他家門前的路被沖垮了，橋被雨水沖到了溝底去。從此后，這輛桑塔那，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那個村落和院子，永遠停在了那家院落內，成了時代和生活長久不變的展品、紀念品。

時代總是發展的，一如河流總是日夜不息的流。在那片土地上——我們村邊上的另外一個村，不知為什么就富裕起來了，成了省里扶貧致富的典型。省長、省委書記還隔三差五去視察、關心和講話，因此銀行的貸款也就源源不斷地來。為了富上加富，為了讓天下人都知道這個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好，這個村莊自己出錢拍電視劇，還上了中央一套的黃金檔（順便說一下，我是編劇）。

為了證明他們確實富，為我們縣和全省乃至全國爭了光，這個村貸款買了兩個小飛機——飛機的俗名叫做小蜜蜂，準備讓去村莊參觀的人都坐在飛機上繞著天空飛一圈，看看偉大的社會主義就是好。而那想坐飛機的老百姓，只要交上一百元，就可以實現一生坐過飛機遨游天空的中國夢——多么美好的愿景和生活，可那兩只小蜜蜂，用汽車運到我們那兒后，組裝、試飛，一上天，有一架飛機的翅膀斷下來，從此那兩架飛機就用帆布永遠遮蓋起來了。

從此，那個村莊又變得貧窮了。

現實生活中，總是有超現實的事情發生著。而最庸俗的日常中，總是有最為驚人的深刻與人性。村人們終歸是那世界中心的中心，人心和人性巨大的變化，才真正如山火巖漿最深處的沸騰。

幾年前，我回到了那個村，回到了我們家，我有一個弟弟去看我，他非常悲傷地告訴我說，村人都在致富的道路上闊步向前了，而他的命運之路總是那么不平坦，多災多難，有崖無路，有河無橋。他說他好不容易賺錢買了一個大卡車，跑運輸剛剛掙了一些錢，卻一不小心開車碰到一個騎自行車的人。這騎車的人是婦女，車后邊還有個五歲的小男孩。小男孩從車上掉下來，未及送到醫院就死了。

我這個弟弟說，沒有誰比他更為倒霉和苦悶，因為在那片土地上，這些年發生這樣死人的事情時，一般是賠幾千元或者一萬元，事故也就了結了——畢竟出事故誰都不是故意的，畢竟都是那一片土地上的人，都善良，都理解，還有撞死了人不僅不賠錢，兩家反而成了親戚，成了好朋友。可是他，撞到的這婦女——那個五歲的孩子——一個鮮活生命的母親，沒有那么善良和講理，硬生生讓他賠了三萬元。

一個生命的消失，三萬元的私議賠償，我弟弟為此的感嘆和傷悲，這讓我無言到幾年時間都不知道該怎樣來理解那兒的日常發生和變化。

我知道，那個世界的中心已經不是昨日的那個中心了。它隨著中國的變化而變化，與時俱進，人心不古，人們為了錢、欲望而正在快速地丟失著美好的倫理、道德與理性。人們往日純樸的精神正在被快速地掏空和瓦解。而這樣的變化，卻又在牢牢地鞏固著它——一個村落乃中國的中心，世界之中心的地位。因為，整個中國也和我們村一樣，都已經沒有精神生活，正在被瘋狂的物欲、金錢所左右。似乎全世界也都是這樣子，物質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等同于一切了。

更為重要的是，這樣的精神淪喪和流失，已經成為了那兒人們生活的新日常，成為了最日常中的日出和日落，成為了習俗、習慣和血液般的地域文化了。比如，為了致富，那兒村落豐富的樹木都被偷盜砍光了，為此，林業部門又培育了一種轉基因的新樹種——二年時間就可以長成材料的新楊樹。當原來數十種鄉村樹種都被這一種樹木取代時，如同世界上成千上萬種的動物都已不存在，還有只需兩個月就可以長成出欄的轉基因的豬——這是多么可怕的一種日常啊！

比如說，為了金錢和欲望，現在人們又喜歡偷盜了。有一年——因為我是作家，人家以為我家里有錢，一年內我們家的門被撬過四次。在那個村，被撬門偷盜的不是我一家，而是幾乎所有被認為富裕的家庭，門鎖大都被人撬開過——這也許是中國的一種打富濟貧吧。總之，過去被人們最為不齒的偷盜，也多少成為那兒的新日常。

日常的巨變，才是一種最深刻的變化，也才最有中國中心的代表性。

村莊里的中國

如果一個村莊里的吃喝拉撒、柴米油鹽、家長里短，還不能說它最為中國的話，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村莊里的大事情。什么是國家之大事？無非是政治、權利、外交、戰爭等等吧。

先說政治和民主。

早些年，中國農村的基層干部實行民主選舉了，老百姓可以投票選村長。有一年，這個中國的中心村落要選村長，有兩個競選者，其中一個挨家串戶去拜票，到哪一家都提著禮品問寒問暖，許下許多愿；另一個索性早上在大街上包下了兩家專做牛肉、羊肉湯的飯店——我們那兒的村人早上愛吃牛羊肉——讓村人到街上隨便吃，隨便喝，還隨便往家里端。結果是，后者比前者更大方，花錢更多，他就當上村長了。情況和我在《炸裂志》中寫的一模樣。

現在，村里的村支書也要（通過）村里黨員選舉了。我哥哥是黨員，每到選舉的時候，他都嚇得不敢回家，因為想當村支書的人都要找他、纏他，請他喝酒吃飯，希望他投一票。結果只要到投票選舉的時候了，他就要躲到外邊不回家，躲開這場民主的事，有事不得不回家的話，就半夜偷偷溜回家去。我哥對我說：“要民主干啥呀，民主把我變成了一個賊，讓我連人都不敢再見了。”

說說政治學習吧。

政治學習是中國的大事情，目的不僅是讓你有政治覺醒，更重要的是讓你和中央高度保持一致。

不久前，我回了我們家，走在村街上，我們村長老遠跑過來，我以為是迎接我，誰知他見了我，說了這樣一句話：

“回來了？回來回家吧！我得抓緊去學習總書記聯系群眾路線的文件哪，要抓緊和中央保持一致呢，一天都不能和中央分開來。”

我愕然。我想笑。我也有一種深深的驚懼感。

政治學習這件大事情，從“文化大革命”到現在，幾乎從來都沒放松過——哪怕是在偏遠的鄉村。

第三，看看我們村莊的戰爭觀——戰爭是一個國家權力、政治與外交最極端的形式。從我們村莊對戰爭的大略認識，正可以體味許多國之大事、重事與核心。

我們那個村，從我記事起，見過世面的人，最關心的國家大事就是戰爭了：一是關心什么時候解放臺灣；二是關心中國到底能不能打敗美國。幾年前，我大伯、我叔叔他們還活著，每年回家我都提著補養品坐在他們的病床邊，他們都拉著我的手，讓我替他們分析國家大事和國際形勢，問我到底什么時候解放臺灣，能不能打敗美國。我當然告訴他們，很快就要解放臺灣了，也一定能夠打敗美國。我解釋說，很快解放臺灣而沒有去解放，是因為臺灣人畢竟是同胞，真打過去得打死多少同胞啊，所以遲遲未解放，還是以為和平解放好。說對付美國也不難，中國有原子彈，打不過、逼急了，就發射幾枚原子彈，也就把美國問題解決了。

我伯伯、叔叔、村人們都相信我的話，我這樣說完他們就對民族、國家更充滿信心了。

現在，我們那個村，全村人都關心釣魚島，都罵中國領導人膽小、笨蛋、腰不硬。他們說：“日本人算什么，往他們日本放兩顆原子彈，不就一了百了，一清百清了。”

這就是我們村的政治觀、戰爭觀、權力觀、外交觀和民主自由人權觀。把我們村莊的事情放大一點點，它就是整個中國的；把中國的事情縮小一點點，它就變成我們村莊的事情了。所以說，這個村莊就是最現實的中國；而最當下的中國，也就是最當下的我們的村落。

村莊里的文學

這樣一個居于世界中心，又近乎等于中國的村莊里，有沒有文學存在呢？有。當然有。不僅有，而且它的文學無與倫比、經典偉大，藝術價值之高，堪為空前絕后。

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的作品放到那個村都顯得輕微、渺小，不值一提；世界上多么現代、前沿、探索的作品，放到那個村，都顯得陳腐，舊敗、傳統和落伍；而世界上古老、經典如《荷馬史詩》、《一千零一夜》、《神曲》、《唐吉訶德》、莎士比亞戲劇等偉大的傳統精華，放在這個村莊，卻不僅不顯得傳統和落后，反而會顯得現代和超前。

比如說，現代之父卡夫卡讓二十世紀幾乎所有的作家都感嘆和敬重。可在那個村莊里，上千年前就傳說人生轉世、脫胎換骨，如果你應該變為豬、變為狗，但因為走錯了門，結果成了人；有一天你正睡著時，神還會把你從人變為豬，變為馬。這比格里高爾一夜醒來變為甲蟲早了一千年。

我小的時候就知道，那個村莊里有個村人有一雙“貓鷹眼”，白天什么都看不清，可晚上什么都能看得到，天色愈黑，他看得愈遠。所以誰家的秘密，男人女人的齷齪事，村里的賊又偷村里誰家什么東西了，他心里一清二楚，那雙眼宛若村里黑暗秘密的探照燈，這神奇、這魔幻，比馬爾克斯的神奇、魔幻不知真實了多少倍。

但丁的地獄、煉獄夠傳統經典吧，可我們村莊流傳的地獄篇、煉獄篇比但丁的還早兩千年，比《神曲》中的描繪的情節、細節更為驚心動魄，有教化意義。

《唐吉訶德》中的風車大戰，形象生動，是西班牙最為形象的精神象征。可在我們那個村莊的傳說中（早就有）推磨人與磨盤的戰斗——他要用他的力氣、韌性和毅力，推著石磨不停地走，不歇地轉，直到把石磨的牙子磨平，把石磨的石頭磨得消失，讓石磨和又粗又大的磨棍一起說話，喚著認輸才肯停下推磨走動的腳。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有一個神父布道的情節，在那個情節中，耶穌本人就假扮成最普通的教民在那兒聽神父布道，看信徒懺悔。我讀讀到這兒有一種顫栗感。可后來，我看見我們村的人，他們最微不足道的宗教行為，都比這偉大的文學情節更為動人和震撼——

我們村有個七十幾歲的老奶奶，她不識字，從未去過教堂，也從未去過什么神廟燒香或磕頭。她一生未婚無子，一生默默無聞，種地、拔草、養雞、種菜、掃院子、打秋果。她活著就如在世界上不曾存在樣，她一生最驚天動地的事，人們也不曾記住過。可是，無論是在中國絕對“無神論”時期的“文化大革命”時，還是開始物欲橫流的改革開放時，她每天一早一晚，只要起床、出門，都要站在她家上房屋的窗臺前——那窗臺上永遠擺著用兩根筷子綁起來的十字架，她就在那筷子綁的十字架前默默的祈禱和“阿門”。

兩根筷子捆綁的十字架，幾十年從未間斷的每天的祈禱和祝福，一生未見過教堂是什么樣的人——這位老人，她的虔誠心、樸素心，遠比《卡拉馬諾夫兄弟》、《紅字》等經典作品中有關信仰的情節、場景更為動人和震撼，我每每想起來，心里都止不住的跳動和哆嗦。

一切偉大、豐富、悲痛和歡樂的文學故事和情節，凡我從書上看到的，仔細一回憶，那個村莊都有過、發生過，都比我小說中的描寫更為真實和震撼，只是我的愚笨使我不能從那個村莊發現和感知。

在那個村莊，我看到了太多的街道、房舍、莊稼、四季和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我被那個村莊日常的、中國的物質、物理、生理的生活所淹沒，疏忽了那個村莊超越物質、物理的精神和藝術。直到現在，我寫作三十余年，才逐漸感悟到，原來我家鄉的那個村莊，本身就是一部世界上最為偉大的作品，是世界上自有文學以來，所有作品的成就加在一起都無法超越的作品。

中國的偉大小說《紅樓夢》中的大觀園那建筑、那奢糜，我們村莊是沒有，可《紅樓夢》中的人物我們村里全都有，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劉姥姥……全都活在我們村莊里；《山海經》的傳說和《西游記》中的花果山即使不在我們村莊，也與我們那兒那塊土地相聯系；李白坐在我家門口的山上寫過好多詩，白居易和范仲淹覺得我家那兒山水好，風水好，就埋在我家鄉那塊土地上。

那兒實在是一塊文學天堂的百花園，天下文學人物與故事的大觀園，可是我不僅沒有能力把它們寫出來，甚至沒有能去發現、去感覺、去想象。我一切的無知都源于對那個村莊和那片土地認識的不足，如同我們看到一切沙漠的干旱，都在于我們內心沒有綠洲。

而現在，當我意識到我的村莊正是沙漠中的一片文學的綠洲時，我的年齡、我的生命和力不從心的命定的限度和煩惱，也正在限制著我穿越沙漠走進這片綠洲的腳步。但我已經知道那個村莊是一部最偉大的作品，是一片瀚海中的島嶼，沙漠間的草原，我也正跋涉在朝那兒行進的途道上。

村莊里的讀者們

有文學，必然就有讀者；有藝術，必然就有欣賞者。這個村莊因為它的日常和超日常，行為的個人性和國家性，日常所思和靈魂所慮，不僅都是文學的，而且還是嚴肅文學和陽春白雪的純文學，決然不是外來者走馬觀花看到的大眾文學和俗文學。只有那些庸俗的作家和藝術家，才會從他們身上看到大眾、滑稽與無意義。

中國偉大的作家魯迅是從這樣的村莊看到和感悟最多、也最為深刻的，沈從文和蕭紅也是對這樣的村莊最有感悟的。正因為如此，這個村莊的人，作為為讀者時，也就懶得去看魯迅、沈從文和蕭紅了。

你們說《阿Q正傳》好，他們覺得這有什么好，我的鄰居不就和阿Q一模一樣嘛。你們覺得祥林嫂是世界上最值得同情的人，他們覺得對門那大嫂比祥林嫂更為祥林嫂，更為值得可憐、幫助與同情。百年來，華老栓、孔乙己在我們村莊就沒絕斷過。小翠和那條澈清的河流是美的，那我們村頭的河流與洗衣捶布的姑娘就不美了嗎？《呼蘭河傳》里的街道、水塘、花園和蕓蕓眾生的人，有什么值得去看呢？哪個村、哪戶人家不是世世代代、年年月月都是這樣嗎？

一切報怨農民或說那個村莊沒文化、不讀書的聲音都是錯的偏頗的，他們不是不讀書，而是不讀我們說的陽春白雪純文學。之所以不讀純文學，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日常、行為無不都是純文學。

他們為什么愛看《三國演義》、《水滸傳》？因為這兩部小說和他們的生活、精神正相反，故事有很大的庸俗性和通俗性。為什么愛看《西游記》？因為《西游記》中的情節、細節離他們遙遠和永遠的十萬八千里，永遠不會發生在他們村莊里。

正如絕多的讀者喜歡閱讀他們陌生的或在陌生中似曾相識的，再或是閱讀一種熟悉的陌，如我們閱讀福克納、加繆、海明威、羅布格里耶、卡爾維諾、克魯亞克等，還有昆德拉、羅斯、《米格爾大街》、《雪》、《亡軍的將領》等，之所以要閱讀，是因為熟悉而陌生。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村的人識字、有文化，但他們不讀魯迅、沈從文和蕭紅的書，因為他們太熟悉那些人物和情節了。他們讀古典武俠和金庸，是因為他們身邊和生活中完全沒有這樣的故事和情節。他們看《還珠格格》和宮廷電影與電視劇，是因為他們做夢都夢不出那樣的場景和情節。

熟悉與陌生的閱讀效應，在這個村莊和他們身上起著決定作用了。

除此之外，最令人想不到的事情是，他們不讀魯迅、沈從文，卻很熱愛閱讀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八十年代中期——那時我當兵離開村莊幾年——我回去發現我們村有兩本偉大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和《巴黎圣母院》。那兩本書在村莊中的年輕人手里傳來傳去，被看得陳舊破爛，后來他們用牛皮紙把小說的封面完全包起來。他們看完這兩本書后感嘆說：“啊，原來外國人都是這樣活著啊！”

對于這個村莊的讀者而言，真正直接寫了他們和他們靈魂的，他們是不肖去看的。從這個層面說，每一個偉大而擁有自己的一片土地和一個（一片）村莊的寫作者，想讓那個村莊和土地上的人普遍閱讀你的小說都是枉然和不可能。美國南部“郵票之鄉”的鄉民沒有必要去讀《喧嘩與騷動》，他們寧可去讀《飄》和觀看西部牛仔片；加勒比海岸的人，也無須知道有個作家叫馬爾克斯，無須知道有個叫格雷厄姆·格林的英國作家早就把他們寫入很嚴肅的故事了。

中國的作家趙樹理一生最大的失敗，就是他希望他家鄉那塊土地上的人都來讀他的小說，他要為他們而寫作，而趙樹理一生最大的成功，就是他沒有完成自己的夙愿。那塊土地上的人，不愿看趙樹理的小說，才是趙樹理的成功之處，一如魯鎮——今日紹興的百姓，只為魯迅驕傲，而不閱讀、理解魯迅樣。

被剖了靈魂的人，不會去看自己的靈魂血——這是文學最基本的規律。《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要文藝去寫工農兵，還要工農兵去閱讀寫了他們的書，最后的結局必然是煙云的運動和聲息浪止的口號，真實發生和文學并無真正的關系。所以，土地上的村人不讀趙樹理，才是對趙樹理的獎賞和愛戴。那個村里的人，那個村里的讀者們，他們是世界上最好的讀者和真正文學的試金石——因為他們是最明白文學的本質與他們是何樣關系的人。

這個村莊與我的關系

在那個村莊里，我是很有名的人，可謂家喻戶曉吧。我有名不是因為我寫了什么小說和散文，而是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是作家，能掙稿費，這稿費能讓我母親和生活在那個村莊的兩個姐姐過得較為體面。更為重要的是，因為我有名，我們縣里的縣長、書記和鎮上的鎮長和書記——他們都是大學生和碩士及博士，他們是非常明白的讀書人——覺得我給家鄉爭了光，我回家時他們會去我家看我或請我吃頓飯，并且在我家和我告別時，會當著我們村人喚：“連科，有什么事要辦了說一聲！”

就這樣，我在我們村成為了大名人，連縣長、鎮長都去我們家看望的人。而對我們村的人而言，我寫過什么作品，哪些好，哪些不太好，對他們不重要。但這對我很重要。這就把我和這個村莊構成了這樣一種關系，我源源不斷地去那個村莊索取和偷盜，而那個村莊對此近乎一無所知。那兒是我寫作取之不盡的一眼泉，我從那井泉中挑走一担水、十担水、百担水，對那眼泉來說都無所謂，因為它常流不息、日夜流淌，你不挑走那些水，那泉水也會自然漫溢，流走而消失。

我成了那個村莊無窮無盡的索取者，成了那塊土地不需要給它們任何回報的后人。

那么，那塊土地究竟要讓我（為他們）做些什么呢？父母把我出生在那兒，養育在那兒，讓我少年時和他們一樣經受了太多的苦難、記憶和歡樂。直到現在，為了讓我寫作，他們還日復一日地供給養著我的心靈、頭腦，和筆端所需要的一切情感、煩惱、痛苦、歡樂和憂愁。他們供給我所需的一切故事、情節、細節和牙牙學語的語言和感覺，乃至我在世界各地走來走去，連所謂演講、討論的題目和內容，都要從那個村莊去無償的領取和挑選。

他們究竟要我為他們做些什么、回報一些什么呢？千百年來，他們有無數的苦難，家家、人人都歷經滄桑，可他們不需要有一個人替他們代言寫出來。因為，他們認為經歷苦難是人生之必然，不經歷苦難還怎么叫人生與活著呢？他們有無數的有意義與無意義的歡樂，也不需要有人替他們描繪與表達，因為他們知道，那歡樂是苦難的回報，是他們戰勝苦難的必然，如桃李走春，到了秋天或多或少都會有果實樣。

如此，我不斷地寫作、寫作、再寫作，從這個村莊講述、講述、再講述，就真的是為了名利和成為一個在中國乃至世界上都有些名聲的作家嗎？如果是這樣，那個村莊供給我了三十余年的故事、情節與細節，它到底要我做些什么呢？而且這些不一樣的故事、情節、細節，歷史與現實、生老與病死、時間與土地，一切的一切像只朝我一人敞開大門的文學的庫藏，像只朝我一人敞開胸懷供我奶汁的母親，甚至是經過千年萬年，千里萬里，經過很多思慮和波折的藏傳佛教，最終選定那個轉世活佛樣，來選定我成為那個村莊和那片土地上的一個寫作者，讓我經歷、感受、感悟、思考，以我最個人的方式去講述永遠也無法離開那村莊和那片土地的各種各樣的故事、人物和人們內心的喜悅與痛苦。

他們，那個村莊和那片土地，到底是為了什么、圖報什么呢？

到現在，經過三十余年的寫作，我才知道那村莊、土地、人們是為了什么、圖報什么，他們其實什么也不為，什么也不圖報，僅僅是選定我來寫作后，要求我證明那個村莊、那片土地是中國和世界之中心這個道理與存在，選定我為它們才一文學的名譽，來作他們是世界中心的證明人。

我的全部寫作，都是一種文學的證據和見證材料與資料。我寫得越好，這種見證就越有力、越有個人性和藝術性，這種見證就越有歷史性和永恒性。如此而已吧！因為它們為如此一件小事，都歷盡苦難來選定我，那么我也將用畢生精力的寫作，來一再一再證明這一點。

網載 2015-08-23 08:4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