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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嘉賓：孫哲，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博導，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采訪：蔣保信

蔣保信：前段時間，奧巴馬說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搭了三十年的便車，您怎么看?

孫哲：奧巴馬的意思是，中國對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不多，承担的責任不夠。還有就是，中國在應該去担當的地方，又不沒去担當，比如說中東問題。在國際關系史上，中國最擅長說的一句話就是強調以和平談判為主，用來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做和事佬。另外，在氣候問題上，我們有很多自己的考慮和說法，一直強調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那么責任和義務要和這一點相匹配。

我覺得可以用奧巴馬這句話來鞭策我們自己，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作為一個地區的領袖，一定要有大國的精神氣質，還要學會做領袖。

我們先來看看美國是怎樣成為一個大國的。美國在1865年以后，林肯總統就發表演說，強調“民有、民治、民享”，讓南北雙方化解了戰爭沖突，共建精神家園。到了1900年，美國就變成一個在全世界都算比較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了，不僅超越了俄國，還超越了很多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的壯大，其實不完全是靠掠奪其他國家。雖然美國也占領了菲律賓，發動過美西戰爭，但它主要還是靠發展自己的工業才變得強大的。

這時候的美國雖然富強了，經濟實力跟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差不多，但在比較高低的時候，美國人還是覺得自己在精神上不如人家。英國那時候還是全世界的領袖，不僅有當時最先進的議會政治，在歷史上也有很多精神財富，比如光榮革命、大憲章等等。而法國呢，他們有法國大革命、人權等等。相比之下，美國什么也沒有精神財富的優勢，那怎么辦?威爾遜就提出了十四點計劃，這在國際關系中是最理想的東西，他們還組建了國際聯盟。而在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又提出了“四大自由”。通過這一系列做法，美國開始在精神上崛起，占領了道德上的高地。就這樣，美國不但變成了一個經濟上的大國，還變成了一個精神上的大國。

奧巴馬指責中國搭便車，說了半天的意思就是中國“為富不仁”，這樣是不行的，中國還得當一個道德模范。美國雖然在這方面做得也不好，因為它有時候常常做損人利己的事，但它把幾次大的世界機遇都抓住了，提出了很多精神上的口號。

我覺得對中國的一大考驗，就是中國在精神上怎么提出讓世界信服的東西。我們光提“中國夢”還不行，用“中國夢”鼓勵一下中國自己的老百姓是可以的，但是對世界上其他國家來說，中國夢太遙遠了，不像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那么受歡迎。

蔣保信：對今后的中美關系您有什么建議?

孫哲：“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中美關系是耽誤不起的。

對于中美關系，學界有很多爭論，在美國和在中國都有各種不同的表現。美國的學者扎卡利亞寫了一本書叫《后美國的世界》，探討的內容就是在9.11事件之后，以中國為代表的其他新興國家崛起了，那么對中國該怎么辦?他提了一大系列的問題，如果跟中國打冷戰，你會發現中國老百姓還是挺快樂的，挺擁護自己政府的。雖然中國也不直接挑戰美國的權威，但它在非洲靜悄悄地擴張，實際上對美國也形成了挑戰，那怎么辦呢?不知道。中國也有人對美國有很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主張給美國明確地定一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比如不能對臺軍售，不能干涉新疆、西藏問題，在軍事上不能對中國有抵近偵察等等。

但我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時不我待，我們千萬要明白美國這個國家是極為重要的，重要到中國跟別的國家打交道的時候，背后也都有美國的影子在出現。比如中國跟日本打交道，其實不僅僅是跟日本在下棋，因為日本背后還有美國這個棋手。中國在跟俄羅斯打交道時也一樣，普京對中國的一舉一動，一定會要看美國的臉色，至少在心里一定惦記著美國的反應。甚至連朝鮮也是一樣的，咱們就不說別的國家了。美國是一個全能棋手，你必須跟他在各個角落下棋，我們回避不了美國。如果不直接跟美國打交道，就會耽誤時間，舍近求遠，所以我說時不我待。

另外，美國現在有很多策略，都影響到中國的內政了，比如對中國環保的批評，對中國市場經濟環境的批評。所以，我們必須加緊跟美國打交道，還必須加強對美國的研究深度、厚度，這個很重要。比如中國老百姓移民到美國，或者在美國買房子，或者美國的醫療保險，會遇到什么風險?在美國的海外華人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作為美國問題專家，你要把這些東西跟大家解釋清楚。

中美之間的共同挑戰在哪兒?怎么去管控分歧?怎么去做危機處理?這些問題都要研究，有太多的工作要去做，所以我對此是憂心忡忡的。

我們可以挑容易的先做起來，比如擴大人員交流，擴大留學生互訪，這些是馬上就可以做的。我們也很關心的是，中美之間的危機溝通機制能不能建立起來，熱線能不能馬上起用。南海問題應該怎么解決問題?在釣魚島、靖國神社等事情上，中美之間難道就不能做一點點事情來遏制日本，逼著日本改正錯誤嗎?美國對中日之間的“平衡戰略”表現在所謂的主權不持立場，雖然很偏袒日本，但究竟有沒有可發揮的空間呢?

中美之間有一個軟性的、可以突破的領域，就氣候問題;但也有很難纏的領域，就是中美軍事交流的問題。而中國的經濟建設是時不我待的，國防建設也是時不我待的，如果偏離一個方向，就會走很多彎路。比如在國防建設上，中國是不是要把美國當成一個潛在的敵人?或者，當成多大程度上的潛在敵人?這個“潛在敵人”會在那些情景下、與中國發生什么樣的軍事沖突?最壞的結果是什么?這些問題它會直接影響到我們的國防預算，影響到我們的國計民生。

蔣保信：您曾說過，中美之間是一架飛機上的兩個引擎，只有兩國合作才能飛得更高。拉里·薩默斯在出任奧巴馬經濟顧問的時候曾說，美中兩國未來共同繁榮，或者雙雙失敗的情形，都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一方繁榮，另一方失敗的情形卻很難想象。但我認為，應該是中國更離不開美國，而不是美國更離不開中國吧?

孫哲：蘭普頓教授寫過一本書叫《同床異夢》，講的就是中美相互依賴的困境。我認為中美應該是共生的關系，它是一個矛盾體，有相互抵觸，但是也有所謂的共同繁榮。

我今年3月份見過薩默斯，在哈佛的一個小型內部會議上。他們請我講中國的十八大和外交，我就講了半個小時。然后他們也每人給我講了二十分鐘，薩默斯講的主要是美國經濟的好前景和不好前景，也分析中國經濟的好前景和不好前景。如果是中國的好前景和美國的壞前景相結合，那對美國來說可能是最壞的結果。如果美國經濟出現了好的前景，比如十年以后頁巖氣開發了出來，美國實現了能源獨立，而人才又發揮得很好，科技公司的重大發明層出不窮，那么中國永遠也趕不上美國。

中國最在乎的幾個領域，比如房價、大眾體育、醫藥創新、養老企業、國防軍工，美國還有很多優勢。在某些領域，美國是永遠領跑的，比如太空技術、海洋科學等領域，中國的研究是遠遠趕不上美國的。薩默斯做了好幾個比較復雜的組合，有一種組合是中國經濟出現了困難，但美國仍然發展得很好。所以他年紀輕輕就當了哈佛教授，后來當了總統經濟顧問，不是浪得虛名的。

聊了這么多，還是想說，到目前為止，很多人已經意識到了中美兩國對新型大國關系的理解有偏差這個問題。所謂新型大國關系要兼具道義規范和解決問題的雙重意義。中國更注重突出的是新型大國關系的總體目標和原則;美國人可能更強調后面那層含義,就是說要把新型大國關系限定在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是不是能夠合作，中國怎么不挑戰美國、甚至也能扮演幫助美國排憂解難的輔助性的角色。對這個概念的不同理解影響了兩國前兩年合作的遲緩。

APEC過后，兩國領導人的再次見面長談一定會帶來共同行動，中美關系必須抓緊分分秒秒“有所作為”。

共識網 2015-08-23 08:4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