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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初，在由愈演愈烈的中西文化沖突而導致的近代中國文化轉型面前，作為20世紀中國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的魯迅，與同時代人相比，總是具有一種同時代人所無法比擬的憂患意識。尤其是在置身于“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1〕行列之中，他的那種對于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和現實人生所特有的敏感氣質、批判精神和反省意識，都使得他的憂患意識體現出一種善于從總體性的超越位置上，來認識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和現實人生的獨特視角，一種批判社會的精神力量，以及一種積極參與社會改造，推動歷史的現代化進程的自覺態度同時也表現出了一種崇高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意識。因此，從思想文化的角度，尤其是從20世紀初中西文化沖突的文化背景上，來探討魯迅憂患意識的精神實質，將對于整體地認識和把握魯迅思想發展的規律與特征，以及探討他的意識構成，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20世紀初是中西文化沖突導致中國文化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對于近代中國來說，面對著內外交困的局勢，一方面要挽救由西方列強入侵而引發的社會危機和民族生存的危機，另一方面又要學習西方，努力地擺脫貧困與落后，追趕世界先進的文明。因此，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近代中國許多“先進的中國人”，都自覺地繼承和發揚了中國文化傳統中所特有的憂患精神，積極地投身于整個民族的救亡運動之中，從而表現出了一種對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的博大關注之情。魯迅，作為20世紀中國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在置身于20世紀初的中西文化沖突之中，也同樣表現出了一種深沉的憂患意識。不過，與傳統的憂患意識和同時代人的憂患意識相比，魯迅的憂患意識表現出了一種走向主體高度自覺的特征，一種主動進取和獨立性的特征。尤其是由于魯迅在置身于中西文化沖突之中，成功地完成了思想文化觀念的現代轉換，這樣，他就不再是一個傳統的心懷憂患的文人，而是通過對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深刻反省，使憂患意識自始至終都保持著一種巨大的思想張力，一種對社會現實進行深刻的觀察與批判的思想穿透力。因此，魯迅的憂患意識總是表現出能夠透過現實中暫時的和諧與表面上的圓滿，感受到社會變遷和發展中的更深層次的不和諧與不圓滿，并由此而引發出一種執著于現實人生進行不懈的斗爭的精神意志。譬如，當近代中國閉關自守的局面被迫結束后，整個中國實際上也就置于世界性的沖突之中。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傳統文化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全面的震蕩與沖擊。與此同時，由文化沖突而伴隨的文化失范及負面效應——社會的落后、貧困，人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愚昧、麻木，其中包括與現代文化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的沖突與對立，就日益成為阻礙近代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巨大包袱。所以，魯迅在執著于現實人生的頑強搏斗中，通過對這種現象憂患性質的認識，他就總是能夠深刻地認識到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這種特殊的現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魯迅的憂患意識，其實質就深深地包含著如何使近代中國最終擺脫困境，邁向現代化歷史進程的歷史命題。
　　在近代中國步履艱難地跨過20世紀門檻之后，中西文化的沖突也隨之愈演愈烈。置身于這樣的歷史環境之中，魯迅深刻地認識到，中西文化沖突及其西方列強海盜式的侵略與掠奪，已導致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危機和民族生存與發展的危機。但是，在這種危機面前，魯迅又不是一般地賦予危機以貶意，相反，則是著重地強調了危機的警世作用，指出危機更能夠促使人們去自覺地作出反省和選擇，主張人們應當在危機之中奮起反抗，從中尋求出一條“生路”來。魯迅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2〕正確地認識危機，以及正確地反省與選擇，實際上就是要通過對于危機的憂患體驗與認識，為整個民族、整個近代中國社會最終擺脫貧困、落后和被動挨打的局面，消除傳統的文化意識與現代文化意識的沖突與對立，尋找到一條符合民族的生存與發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的道路。于是，面對著近代中國社會所出現的危機，魯迅則是將這種危機及其影響效應，置于整個世界性沖突的廣闊背景上來加以認真的考察與把握，來展開他深刻的憂患意識。魯迅說，在世界性的沖突中，他最担心的是危機導致“中國永遠與世界隔絕，”〔3 〕指出：“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4〕在20世紀初的文化轉型當中， 從世界的角度看中國，魯迅自然會發現，由于長期以來的封建專制制度與傳統文化的禁錮，整個近代中國社會實際上是處在停滯不前，甚至倒退落伍的狀態之中，因而傳統留下的包袱也就“太多”、“太特別”。如果在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時期，不能有效地通過文化反省與選擇，便難以與世界進行對話，與“世界人”一道“協同生長，掙得地位”。所以，魯迅說：“中國人失了世界，卻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這便是我的大恐懼。”〔5〕無疑，魯迅的這種憂患意識， 是覺醒了的“先進的中國人”的憂患——担憂中國被排斥在整個世界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之外。魯迅在對近代中國的憂患認識當中，顯然看到近代中國的出路和希望在于世界，在于要靠被世界的現代化歷史進程所喚醒和激勵起來的中國人。正是出于這樣的憂患，魯迅在投身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過程中，就積極地去提倡“科學”、“民主”，主張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魂靈，以便使整個民族能夠以嶄新的精神面貌，叩開現代化的大門，去贏得中國人的世界位置。所以說，魯迅的憂患意識，包含著如何使近代中國最終擺脫困境，邁向現代化的命題，在這個意義上是與近代中國要求擺脫歷史困境，走向現代化的時代主題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當然，魯迅的憂患意識在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凸現出來，也深深地帶有他對于整個社會變革難度的憂患成份。魯迅認為，長期封建專制制度和傳統文化的禁錮，早已使中國人“象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默默地生長，以至枯萎，”〔6 〕形成了國民的奴性心理性格特征（一是奴隸性，二是奴才性）。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7〕這種奴性的心理性格， 使得大多數人還仍然處在愚昧麻木之中，只能是“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8〕在魯迅看來，國民的這種奴性心理性格， 是近代中國邁向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巨大障礙之一。它增加了整個社會變革的難度。魯迅曾指出：“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又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9 〕對于國民的這種心理性格素質，魯迅表示了深深的憂患，并由此建構了他有關改造國民性的思想主張。魯迅深刻地認識到了在近代中國文化轉型之際，先進的中國人與眾多的仍處在愚昧麻木狀態的不覺悟者，往往是處在尖銳的對立之中的，而要徹底地改變這種狀況，首先應當對眾多的不覺悟者進行“人”的思想文化啟蒙。因此，魯迅在憂患意識中所建構的改造國民性的思想，雖然表達了他對于人的內部觀念變革難度的深深憂患，但并沒有由此在主觀上對與先覺者存在觀念上嚴重對立的眾多不覺悟者，進行否定性的論斷，而是始終相信他們是能夠被喚醒的巨大的社會力量，認為只有這些眾多的不覺者真正地覺醒起來，達到“群之大覺”的社會解放與民族解放的目的，整個中國才能“以立”。〔10〕所以，魯迅的憂患意識，其中也包含著解決先覺者與不覺者之間的觀念上內在差異的認識，并由此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文化啟蒙性質的社會變革主張，倡導建立“人國”。魯迅指出：“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于天下”。 〔11 〕由此可見，魯迅的這種建立在對先覺者與不覺悟者之間的對立沖突，具有深刻認識與把握之上的憂患意識，也就是要把近代中國如何最終擺脫歷史困境，邁向現代化的歷史命題，落實在如何深入民眾，去進行最廣泛的思想文化啟蒙之上，使眾多的不覺悟者從昏睡中清醒、覺悟起來，從而能夠自覺地担負起改造社會的歷史重任。因為這是鄉土中國走向現代中國，封閉社會走向民主社會，封閉社會走向開放社會，以至向人類高度文明社會發展的關鍵所在。
　　魯迅的憂患意識包含著如何使近代中國最終擺脫困境，邁向現代化的歷史命題。這使得他的思想在20世紀初中國文化轉型之際，集中地體現出了鮮明的時代性和現代性的特點，洋溢著他尋找人的自由與解放的思想風采，同時，也標明了他關于社會解放、民族解放的一種價值理想。
　　　　　　二
　　在20世紀初中西文化沖突和文化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里，魯迅在他的憂患意識中構建了他的“立人”思想文化主張，從而顯示出他的思想意識的獨特之處。但是，就近代中國的特殊境況而言，“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張，能否得以完整的實現，魯迅對此又表示了他的深深憂慮。
　　“立人”的思想，無疑是居于魯迅思想的核心位置之中的。魯迅在憂患意識中構建“立人”思想文化主張，主要是針對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對人的忽視，尤其是對人的主體性的忽視現象而確立的。但是，從魯迅構建“立人”思想文化主張的來源上來看，則是受到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響而產生的。在接受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響當中，魯迅一方面接受了18世紀以來的西方啟蒙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又接受了19世紀后期興起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正是在這種雙重文化思潮的影響下，魯迅發現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對人的忽視，指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同時在文學創作當中，又形象地描繪了中國社會“吃人”的歷史。〔12〕不過，面對著近代中國社會眾多的民眾仍然處在不覺悟的愚昧麻木狀態的現象，對于立怎樣的人，又怎樣立人，魯迅是憂心忡忡的。魯迅從西方啟蒙學者那里受到影響，認為“立人”也就是要求“個性解放”。于是，參照西方啟蒙學者把“天賦人權”觀念和理性法則直接運用于社會歷史領域的模式，魯迅提倡“科學”和“民主”，與“五四”新文化的倡導者們一道，要請“德先生”（民主Democrary）和“賽先生”（科學Science）來反對舊文化、舊道德，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掀起一場空前浩大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使昏睡的國民覺醒、覺悟起來，即魯迅多次強調的要“群之大覺”。〔13〕然而，參照西方啟蒙學者的思想模式，把“天賦人權”和“理性法則”運用在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領域，并認為社會的發展總是要受到天賦和理性的制約，甚至把社會發展完全歸結到“科學”、“民主”的理性法則中去，卻無法在“立人”的層面上構筑人的終極關懷。因為在魯迅看來，民主在西方文化中，即便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也不過是實現公民權利和個人權利的工具，而科學的真實內涵也只是一種解釋客觀世界的方法，屬于知識層面的工具理性，二者本身皆不含任何價值意義。把這種屬于知識層面的工具理性，當作“立人”的終極關懷，實際上也就不能在精神上與現實的世俗形態拉開距離，從而造成終極關懷的失落。魯迅在提倡科學理性精神時，同時也發現科學理性功能的局限。他指出：“蓋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故人群所當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頓——引者注）已也，亦希詩人如狹斯丕爾（莎士比亞——引者注）……”〔14〕把“科學、民主”等工具理性當作終極關懷，一旦這種“偶像”崇拜失落，就必然會引起全社會的深刻的存在性失望，并由社會動蕩而引發新的意義危機。〔15〕所以，魯迅在參照西方啟蒙學者的思想認識模式的同時，又廣泛地接受了19世紀后期興起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認為“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張，也就是要追求人的自由與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自由與解放，真正地使人能夠從一切外在的支配中獨立出來，確立自由的內心信念，理順人的主體性建立與人類解放的關系，不遺余力地關心人的生存境況和命運，尋找人被異化的原因與整個人類的出路。
　　根據這種認識思路，魯迅在憂患意識中構筑“立人”的目標，一方面參照西方啟蒙學者的思想認識模式，極力推崇科學與民主，認為社會的變革、人類的幸福“實則多緣科學之進步”，〔16〕主張用“科學”與“民主”的方式來“掃蕩門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權，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會民主之思，彌漫人心，”〔17〕但在另一方面，魯迅又注重人的個體性、主體性的建立及其作用，并且把個人的自由意志，即人的自由與解放置于“立人”的核心位置，把人的主觀結構作為社會歷史批判的依據，并由此設計出社會解放、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藍圖。因此，站在思想文化啟蒙的立場上，魯迅“立人”的實踐意義，就體現了以科學理性為基礎的歷史發展觀，表達了他對于人性與社會發展的樂觀主義信念，而站在對人的終極關懷的立場上，“立人”的理論意義則超越了啟蒙思想，表現出對科學理性法則支配人、壓迫人的傾向的深層憂患，洋溢著要求人從一切外在規范中解放出來和尋找人的真正歸宿的思想風采。
　　魯迅在接受近代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當中所表現出來的精神結構、意識結構的復雜性和矛盾，譬如，相信進化論，看到歷史發展的內在進程與規律，但又在中國歷史的延續中具有一種近乎永恒輪回的憂患體驗；又如相信“科學”、“民主”的歷史作用，卻又對由此而產生的“眾治”、“大群”及其代議制等近代西方社會的制度，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之情。這一切都說明，魯迅在20世紀初文化轉型中所表現出來的憂患意識，直接地顯示出了他對于近代中國社會所作的深邃思考，顯示出了他的思想的獨特與深刻性，使得他對于“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張能否得以完整實現的憂患情懷。同時，在反映出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某些特殊性等一系列時，也表現出他自始至終都是聯系著中國歷史、文化和現實人生的背景來思考作為個體生命存在的人的意義與價值的。于是，這就使人們看到，魯迅在20世紀初文化轉型之際所表現出來的憂患意識，實質內容是具有雙重內涵的：一是置身于文化轉型之中，思考著整個民族如何最終擺脫奴役和貧困，邁進世界先進和強大的民族之林，跨入“世界人”行列這一嚴峻的現實問題；二是面對著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又思考著有關理想、信仰、價值取向等一系列涉及到人的存在意義、精神歸宿一類的終極性問題。魯迅在憂患意識中，力圖把思想文化啟蒙運動所需要的理性法則與起源于近代理性主義信念破滅的現代主義思想融合起來，在“立人”的思想文化認識層面上，把具有獨特性、主權性的個體置于對近代中國社會困境進行嚴峻思考的核心位置，提出了有關人的個體性、主體性和超越性的理論，并把這種理論運用到社會歷史領域，以指導現實人生。所以，在魯迅看來，針對近代中國社會被侵略、被掠奪而導致的貧困落后的現狀，必須首先在思想文化啟蒙的層面上，用“科學”與“民主”的方式，大力倡導“立人”，而面對近代中國社會“先進的中國人”與眾多的不覺悟者還處于悲劇性對立和沖突的現狀，又必須大力強調人的個體性、主體性和超越性的歷史作用，以便使每一個不覺悟者最終覺悟起來，認識到“人各有己”，“朕歸于我”〔18〕的重要性，并且以個體的自由為目的，把個人的精神反叛與獨立看作是“群之大覺”，“中國亦以立”的最佳途徑。在倡導改造國民性的宏大工程中，魯迅強調優秀個體的“獨異”、“自大”〔19〕，呼喚“明哲之士”、“英哲”、“精神界之戰士，”〔20〕就是要求在“立人”的思想文化認識層面上，每一個獨特的、主權的個體能夠超越自身的蒙昧狀態，擺脫一切外在的強制性規范，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識能力和內在的堅強信念。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憂患意識，實際上也就標明了他關于人的自由本質、人的解放的價值尺度，具有相當的哲學思想深度，從而也使他真正地成為一位屬于20世紀的現代中國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正是因為魯迅在憂患意識中把獨特的、主權的個體存在意義和追求人的自由與解放作為思考的中心，這樣，在執著于現實人生的斗爭中，魯迅也就難以擺脫許多現實人生苦惱的糾纏。人生的孤獨、寂寞，生存的絕望與危機，在先覺醒起來的“先進的中國人”身上，表現得格外突出。魯迅自然也不例外。他說：他“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21〕，甚至想到“殺人”和“自殺”。〔22〕然而，通過對人生的憂患體驗，魯迅并沒有把那種刻骨銘心的人生苦楚，抽象為純理論性的關于個體生存的哲學思考，而是與近代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相聯系，執著于在中西文化沖突和文化轉型當中來尋找人的歸宿。這樣，魯迅所選擇的是對于“黑暗與虛無”的“絕望的抗戰”，〔23〕是要使每一個獨特的、主權的個體，成為自身價值的把握者和創造者，并賦予“黑暗與虛無”的現實人生以積極的意義。所以，結合20世紀中國文化轉型的特定現實來探討魯迅憂患意識的實質，在發現它的廣度和深度的同時，也可以發現它的獨特性，即魯迅的憂患意識總是夾帶著對近代中國社會生存危機的深邃思考，夾帶著一種對人的存在的憂患體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魯迅正是通過他對于近代中國社會和現實人生的深深憂患，而成為20世紀中國最為杰出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
　　　　　　三
　　魯迅的憂患意識在20世紀中國文化轉型的特定歷史背景上凸現出來，既表現為與傳統的憂患意識存在聯系的一面，又表現出具有新的時代精神特征的一面，使之與傳統的憂患意識相比，不僅在廣度和深度上有量的差異，而且在精神內容上也有質的不同。
　　從魯迅憂患意識生成的深層動因上來說，魯迅的憂患意識與傳統的憂患意識有著血緣般的聯系。傳統的“忠君愛國”式的憂患意識，如屈原的“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杜甫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白居易的“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涼州無限情”等，都對魯迅的憂患意識的生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就可以從中找到這種影響的痕跡。如果說傳統的憂患意識體現了以積極的“入世”精神，通過對國家、對民族的憂患，來展現出富有理性精神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那么，可以說傳統的憂患意識實際上也是華夏民族的基本性格和基本精神的寫照。魯迅的憂患意識也同樣體現了華夏民族的這種基本性格和基本精神。不論是對國民性的憂憤深廣，還是担心被擠出“世界人”的行列之外的深憂巨痛，魯迅都是在自覺地承担與承繼歷史和時代的各種憂患當中，來展現他的憂患意識的，同樣體現了以國家、民族之憂而憂的赤子之情。正因為這樣，魯迅的憂患意識在保持對自身價值和個體意志獨立性的清醒認識與把握中，并沒有走向西方現代主義的那種“人生之路越走越窄”的境地，也沒有刻意追求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家所強調的個體與社會截然對立的學說主張，盡管他在許多方面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魯迅的憂患意識的基點是面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現實人生的，所蘊聚的是與傳統憂患意識一脈相承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和崇高的獻身精神。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那種頑強的“實用理性”精神和感時憂國憂民的激情，使魯迅即便是在熱衷于把個體作為一種獨立的真實存在，并認真思考其生存意義時，也沒有象西方現代主義思想家那樣，建構起一整套關于存在的非理性主義思想體系，而是相反，從中所引申出來的卻是一整套關于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靈魂的理性主義思想體系，使他作出的是“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承諾。
　　然而，魯迅的憂患意識的新的歷史條件下又增添了新的時代內容。魯迅摒棄了傳統憂患意識當中那種依附性的內容，那種愚忠式的憂患情愫，而是以獨立的人格，獨立的價值判斷，不依傍任何外在威權，懷著對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摯愛的情感，來展現他的憂患意識的。同樣，魯迅也摒棄了近代西方文化當中的物質至上主義，極端功利主義的內容，始終把對于現實人生的思考，上升到既能夠充分地反映出近代中國社會各種現實問題的本質高度，又能夠充分地體現出由文化轉型而引發的人類共有的困惑、共有的命運、共有的前景的高度來進行認識和思考。所以，魯迅的憂患意識，使他走進了一個更為精粹的思想世界，表達出了他——一個置身于20世紀初文化轉型之際的思想家——對于近代中國的出路、命運所作的深邃思考，以及對于整個人類共有的困惑、前景的終級關懷，從而引發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而魯迅本人也在這場思想革命中，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和中華民族的一代文化偉人。
　　無疑，魯迅的憂患意識是覺醒的“先進的中國人”的憂患，它最深刻、最集中、最鮮明地體現了他由對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抱有極大的關注之情而形成的社會進步要求，與整個近代中國社會實際存在的滯頓狀況之間的巨大矛盾，同時，也比較集中地揭示出在近代中國社會邁向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初期階段中，整個具有現代意識和現代觀念的先覺者與眾多的不覺悟者之間的悲劇性對立與沖突狀況。因此，結合20世紀初中國文化轉型的特定歷史境況，我們可以認定魯迅的憂患意識所具有的積極意義：
　　第一，深刻的文化反省意義
　　魯迅從對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熟知中，深深地認識到要使近代中國最終擺脫歷史困境，關鍵的還在于人的思想文化觀念的根本性變革，并由此培養一種新型的人格，使“群之大覺”，進而實現“中國亦以立”的目標。魯迅認為，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必須對自身所奉行的文化傳統，進行深刻的反省，并在這種反省當中完成整個國民的思想文化觀念的現代轉換。因此，魯迅在許多場合都一再大聲地疾呼：“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24〕，要求“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25〕魯迅甚至憤然指出：“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26〕盡管魯迅的這些言辭過于激烈，但這也正是他通過憂患的體驗而表現出來的深刻的文化反省意識。因為在面對著近代中國社會種種的現實問題進行嚴峻的思考中，魯迅認識到帶有激烈反叛傾向的文化反省，則是向現代文化觀念轉變的邏輯起點。所以，魯迅的憂患意識所顯示出來的文化反省意義，表明了他對于建構民族新文化所作的努力。
　　第二，積極參與現實改造的意義
　　魯迅畢生都致力于現實社會的改造，從不回避來自現實社會的種種矛盾。他的憂患意識始終都洋溢著他積極參與現實社會改造的斗爭精神。這主要表現為：魯迅總是善于從歷史、現實、未來的聯系當中，以一種清醒的理性精神來對現實社會進行自覺的審視，并在對于現實問題進行嚴肅思考中，找到問題的癥結，針砭時弊，批判社會的黑暗勢力。所以，在積極參與現實的改造中，魯迅反復強調要做“真的猛士”，強調“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27〕主張要“對于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28〕由于突出了對于現實社會改造的意義，這使魯迅的憂患意識表現出了一種主動進取的精神，一種強勁的社會批判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第三，執著的“為人生”的思想意義
　　在20世紀中國文化轉型的特定歷史時期，魯迅的憂患意識體現了他一貫堅持的“為人生”的思想意義。通過對于社會和現實人生的憂患體驗，魯迅發現了傳統文化觀念對國民的心理性格的制約機制，以及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并由此而確立了“為人生”的思想，即注重對國民性的探索，從思想文化的高度觀照國民性，展開對國民劣根性的批判與改造的宏偉工程。魯迅曾對國民的愚昧、麻木等落后的心理性格特征，表示了巨大的憂患，曾憤懣地指出：“中國的呆子，壞呆子，豈是醫學所能醫治好的么？”〔29〕在深刻的憂患當中，魯迅并沒有放棄他的神圣職責，認識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30〕放棄從肉體上解除人的痛苦的工作，而是著重從精神上進行思想文化啟蒙，這就形成了魯迅憂患意識所體現的“為人生”思想的個性特征，使他總是將人的解放作為他廣泛的社會批判的理論依據，不遺余力地尋找人被異化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文化根源，并且在深刻的憂患意識中展現出改造國民性，重鑄民族靈魂的思想意義。
　　第四，堅持不懈的韌性斗爭的意義
　　魯迅一生致力于現實人生的搏擊，并不受來自現實社會各個方面的種種誘惑，也不屈服于任何社會勢力的壓力，而是依據自己內心的準則和所確立的目標，對所憂患的問題展開認真的思考，從而在博大的精神世界中，保持了強大的人格獨立，同時也使他敢于持異，不阿世媚俗。當然，針對中國社會變革難度大，任務艱巨的特點，魯迅通過憂患的體驗，也十分清楚地認識到了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的艱巨性與曲折性的特點。在魯迅看來，面對強大而頑固的傳統勢力，完成人的觀念的現代轉換，擺脫歷史輪回怪圈的循環反復，就應該在保持對近代中國社會的憂患體驗中，堅持韌性的斗爭精神。魯迅認為，韌性的斗爭，其意義在于強調了面對客觀外部的強大勢力，人的主動進取的作用，強調了對于客觀外界的深刻的內心體驗作用，從而使憂患意識能夠透過表面的圓滿與和諧而深入到問題的本質，保持對各種社會問題思考的敏銳性，完成思想的一次又一次的飛躍。
　　總之，魯迅的憂患意識是由他所確立的現代文化觀念文化意識而決定和制約的，也是20世紀中國文化轉型時期的產物。結合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歷史進程，從思想文化的角度考察魯迅的憂患意識，可以看出，居于他的憂患意識中心的是圍繞著如何使近代中國最終擺脫歷史困境命題而展開的人的觀念變革、精神自由、人格獨立，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等一系列問題的嚴肅思考。正是在這個認識層面上，我認為，魯迅的憂患意識反映出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并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和整個社會的“療救”注意。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憂患意識顯示出了他的思想深刻性和獨特性的特點。
　　注釋：
　　〔1〕參見《毛澤東選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
　　〔2〕〔27〕魯迅：《華蓋集續編·記念劉和珍君》。
　　〔3〕魯迅：《墳·未有天才之前》。
　　〔4〕〔5〕魯迅：《熱風·三十六》。
　　〔6〕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
　　〔7〕〔25〕魯迅：《墳·論睜了眼看》。
　　〔8〕〔30〕魯迅：《吶喊·自序》。
　　〔9〕魯迅：《墳·娜拉走后怎樣》。
　　〔10〕〔13〕〔18〕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破惡聲論》。
　　〔11〕〔17〕魯迅：《墳·文化偏至論》。
　　〔12〕參見魯迅：《狂人日記》。
　　〔14〕〔16〕魯迅：《墳·科學史教篇》。
　　〔15〕參見拙文《“立人”與魯迅的終極關懷》， 《長白論叢》1995年第3期。
　　〔19〕魯迅：《熱風·三十八》。
　　〔20〕魯迅：《墳·摩羅詩力說》。
　　〔21〕〔23〕魯迅：《兩地書·二四》。
　　〔22〕魯迅：《書信集·致李秉中》。
　　〔24〕魯迅：《墳·燈下漫筆》。
　　〔26〕魯迅：《華蓋集·青年必讀書》。
　　〔28〕魯迅：《華蓋集·題記》。
　　〔29〕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中文系
　　　　　　　　　　　　　　　　　　　　　責任編輯：田敬寶　＊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5-21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健19961996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5-21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黃健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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