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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人民論壇網  

2014年11月7日，阿拉善SEE公益機構年會在西安舉行，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做了題為《中國經濟長期發展：問題與挑戰》的主題演講。他表示，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面臨一些重大的問題，但也包含一些非常難以得到的機會，解決得好，機會的潛力就得到釋放。他著重分析了四個問題，雖是問題，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發達經濟、成熟的經濟難以遇到的機會。

中國經濟發展難度大了，但機會也很大

一個大國經濟，怎么可以連續多年年增長10%以上？這不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努力的結果，而是跟全球格局有關，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們的開放（更準確的說是長期封閉然后走向開放），釋放了一種戰后罕見的潛能。

戰后全球有兩個海平面，一個是發達國家組成的高海平面，一個是發展中國家形成的低海平面。高海平面的國家間互相投資、互相貿易，創造了一個很高的現代化生活、生產水平。但這兩個海平面在戰后很長時間內冷戰，發達國家跟中國、印度、前蘇聯等發展中國家是不來往的。發展中國家當時都相信一個理論叫“進口替代”，不引進發達國家的產品，而是在國內空出一塊市場來發展民族工業。

當時，我們國家人均GDP為200美元，翻兩番才800美元，而美國當年已經是13500美元。更甚的是，我們是高積累，真正落入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口袋里的錢是很少的，這樣一來，我們要比人家差了80~100倍。

中國不開放，經濟水平就會降下去；開放后，中國制造的質量穩步上升，中國工人的工資也漸漸向發達國家的工人靠拢。現在，中國人均GDP跟發達國家相差大概是10倍。

所以，中國經濟的基本前景還是很樂觀的，因為中國人還肯學習，學習模式也在改變，不再只是模仿而已，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一種叫組合性創新的能力，這是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再跳一步，進行原發性創新，我們的人工還有優勢。站在全球舞臺來看，兩個海平面雖然靠近了，但還有一些潛力，可以再釋放十年、二十年，不過也滋生了一些新的挑戰。

從低海平面往上走很開心，但高海平面的國家就陷入麻煩了——他們的資本都外流出去了，投到中國、印度去生產汽車等。發達國家很難受，那往后看5年、10年有什么問題？現在其實存在著三個海平面，我們升上來了，后面還有一個海平面起來了，越南的人工費用比我們低，印度的工資比我們低，非洲的工資也比我們低，中國的投資也開始往外走了，搞不好今年中國就是凈投資輸出國，我們很多資本走了，人卻留下了，國內的收入分配問題會更加嚴重起來。跟過去十五年比，我們經濟發展的難度變大了。

中國的發展很快，開始進軍有一定技術含量、資本含量的產品領域，比如造車造船等，造出的設備也出口了。在未來的五年時間里，中國一方面可以繼續享受低海平面往上升的好處，另一方面，跟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已經升到一定的高位，當年我們怎么對發達國家產生威脅，今天我們也將面臨同樣的壓力。

提高空間經濟產能密度生產潛能會很快爆發

阿里巴巴融資以后，其中一個發展方向是，把互聯網革命延伸到從農村去，在全國建10萬個淘寶村，通過互聯網，把村莊這一級的生產、消費，跟整個國家，跟全球聯到一起。

其實，農村積聚了一些縣城的購買力(比如對綠色食品的需求)，因為商業通路不夠發達，這個購買力被抑制住了，相當于人為提高了儲蓄率。農村是有消費力的，需要大家把想辦法把它釋放出來。

什么叫城鎮化？城鎮化就是提高經濟在空間分布的密度，用農業文明的空間觀來看城市化，就是講密度，即一平方公里裝多少人，能夠有效地生活在一起，能夠有多少產出。

美國85%的GDP集中在城市，GDP只占國土面積的3%，而在我國，空間分布非常散，到處都是房子，積聚度不夠，這些城市的城市化率只有50%左右，并不高，百分之十幾的人沒有城鎮戶口，所以很難享受城里人才能享受的福利待遇，這一方面對他們不公平，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

紐約一平方公里一年創造16億美元GDP，香港、新加坡一平方公里為4億~5億美金，而國內多數大中城市，一平方公里才創造不到1億人民幣，這里就隱含著很多機會。以前我們只知道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分布，現在無論是企業家還是地方領導，都應建立起空間觀。未來5年、10年、15年，空間排布好了，一定空間內的經濟產能密度提高了，中國的生產潛能就會很快爆發出來。在我看來，這是中國未來第二個重大的機會，也是第二個重大的挑戰。

品質問題，是我們最大的機會

我們的進口為什么這么猛？現在增長最快的是國外各地貨物進口，然后賣給國內市場，當然有人民幣匯率升值，購買力提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產品質量和別人的比起來，粗看差不多，細看差一截。

我們的競爭很大程度上還是價格競爭，沒有往品質競爭這個方向進步的力量。當然，現在開始有好的苗頭，國內最新的某款手機評價是很好的，拿它的各項技術尺度等再往后看5年，我看蘋果夠嗆。其他一些信奉好品質的企業家也開始有了，但是不夠多。

華為現在主要收入來自全球，主要利潤來自境外，不是靠低價，而是靠品質、靠想法，這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巨大的機會。中國很多產能看似充足，實際上是不夠的，我們現在“過剩”的很多東西，品質還不夠好，總是差那么一點點，真是對不起消費者。

我們現在就是低品質、高速度的經濟發展，還破壞環境；產品和服務的品質也不夠好，因為沒有品質意識。德國人做任何東西都精益求精，日本人也是，而我們還是悠久的農業文明的特點，大而化之，差不多就行了。這里頭有大問題，也有大機會，如果能把品質意識提高一點點，不一定只注重高速度，那么就會有很高品質的經濟增長，這是我們面臨的第三個大問題。當品質提高到一定程度，創新的問題就重要了。

創新首先要從教育做起

創新，首先是想法的創新。中國這么多人怎么沒有創新的想法呢？我們的教育要好好反省。我自己就在這個領域工作，原本以應試為重心的教育方式，如果不從現在開始認真改，會把很多天才的想法扼殺掉。

我最近研究城市，去了愛丁堡（當年英國啟蒙革命的所在地，經驗主義的發源地）。拿蘇格蘭來說，那真叫窮山惡水，十七世紀之前那個地方還很野蠻，可后來就是幾個腦袋改變了她——亞當斯密的老師從愛爾蘭，把大陸的一些新想法帶到了蘇格蘭，當地的市長、商人，愿意用一些錢支持思想活動，就是這樣的條件。

當時愛丁堡5萬人，整個蘇格蘭100萬人，7.7萬平方公里，比我們今天重慶市還要小，卻產生了多少東西，產生多少思想家、創造家、發明家！我們熟悉的亞當·斯密在愛丁堡，機器革命、產業革命也在愛丁堡。盤尼西林是愛丁堡人發明的，要是沒有它，全人類的期望壽命值怎么會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取款機來自愛丁堡，指紋識別來自蘇格蘭人，大家都愛的高爾夫球也是蘇格蘭人發明的，聽說還是放羊的時候發明的。我去了以后感觸很深，咱們這么大的國土，7.7萬平方公里的地方有的是，為什么不能形成一個孕育創意的搖籃，讓想法層出不窮？這是更大的一個挑戰，這個挑戰克服了，我們的人才供應就沒有問題了。

政商關系是最重大的挑戰

在我看來，政商關系是最重大的挑戰。你看這一波反腐，老百姓評價挺好的，我個人評價也挺好。可是這件事情上真正要靠的不是抓人、拉人，而是要建立起一套體制，一種文化，可那談何容易。現在，一個官出問題，一批企業家就跟著出問題；一批企業家出了問題，一批官員也跟著出問題。其實這些官員和企業家我們都認識，也不是都沒有做過好事情，可不知是文化錯了、氛圍錯了還是風氣錯了，他們一個接一個都掉進去了。可是，我們什么時候能夠把放到政商關系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上來呢？無數人討論市場應該干什么，政府應該干什么，我卻認為政府和市場不是兩個東西，而是一個東西。

問題就在市場當中的政府，權利的邊界怎么劃，這對我們這個擁有幾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國是很大的挑戰。政府太弱是不行的，怎么來處理糾紛？誰都不聽他的，他發個房產證你也可以作廢，東到哪兒、西到哪兒，大家可以改，政府要這樣，這個市場就垮臺了。政府要非常強才行，可是政府真要很強，誰管得了政府呢？這就是市場里政府的麻煩，你怎么通過一套程序讓政府非常強，同時又在軌道上運行，這個問題我們幾千年來都沒有解決的很好，兩頭擺，一會兒壯大了權利，不行了，就起義、造反、重來一遍，我們沒有走上一條既發揮政府的作用，同時又讓這個權利不出這個軌道的邊界。

現在到底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從底層來看，受我們的文化影響，很多人覺得官就得這樣，就是應該有一些特權，如果這個問題能往前解決一步，中國就會解放出巨大的生產力，官場很多人就可以解放出來，企業界也可以解放許多人。

中國為什么創新不足，產品質量不足？以我的觀察，我們的企業家很多時間和精力沒有放在產品上，沒有放在技術上，沒有放在市場上，卻把過多的精力放在了官場上。問題是，不放在這上頭還真不行，你不放你的對手放，你就要輸。這是每個人都不想要，但每個人都陷進去的一場游戲。

十八大以后提出這個問題，中國人在這個關鍵問題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步，讓有效的國家同時受監督、有效的權利同時受制衡。權利在籠子里頭，不能放在籠子外頭想咬誰咬誰，要有規矩，要有法制，這個問題講起來很抽象，但跟我們所有的日常的活動息息相關。

這個領域的潛力是巨大的，每個人都可以開出一些問題的單子來，我開出就四個問題，中國在全球怎么定位？我們發展和開放都有20年了，兩個海平面變成了三個海平面、四個海平面，應該怎么定位自己？既要受其利，也要防其害。第二，我們的空間資源、城市化、密度集聚，怎么把巨大的潛力釋放出來；第三，我們的產品質量，產品質量背后需要有創意的想法來支撐，就是創新科學，我們有過燦爛悠久的古代文明，跟歐洲一樣，但與歐洲相比還缺少三個東西，沒有文藝復興，沒有科學革命，沒有近代啟蒙運動，所以存在著差距。我們現在的社會風氣也是有問題的，最了不起的是歌星而不是科學家，今天，科學家斗不斗得過歌星，賣張票就知道了，差太多了。

最后一條就是我們的官民關系，市場發展少不了國家權利，沒有這個中間第三方服務，市場的產權基礎、市場的秩序和市場的競爭都是空想。完全不要政府的市場是空想的，可是政府要參與市場監管，弱了不行，太強了也不行。必須要承認我們成就的同時也有巨大的問題，如果能好好解決，是有可能構造我們未來的。

很好的發展前景，取決于我們的行動

最后講講新常態，我仔細讀了習近平的講話，說要適應新常態。新常態是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投資銀行家先提出來的，意思是別急急忙忙以為可以回去，回不去了，就是零左右的增長。其實，這個估計到目前為止被證明是錯的，美國現在都是三到四的增長，就業不太好，但是經濟增長還不錯，為什么？兩個海平面的效果。哪家公司真按當年零到一的增長來做投資布局的話，會輸得一塌糊涂。

習總講的是適應新常態，是把心態先調過來，你這么調過來以后，將來什么叫新常態？我的看法不取決于經濟學家的預測，我們現在說將來是四、五、六、七、八，取決于行為，取決于我們的企業家怎么行動，取決于我們的政府怎么行動。今天做什么選擇，做什么行動，明天就有什么樣的未來。中國還有一個可能很好發展的前景，因為這個全球化的大勢能沒有完全釋放，但是面對的挑戰也是非常嚴峻的。

最后我的結論是，這些都取決于我們的行動，首先包括各位在座的行動，謝謝各位。

網載 2015-08-23 08:4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