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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書單”，是指人們為了選書而開列的書目。由于選書的目的不同，書單又有“讀者書單”與“編者書單”之分。一般說來，前者的目的是為自己閱讀所用；后者卻是為別人閱讀提供可以選擇的書目。所以后者的含義更復雜，更豐富，它集文化、商業、投資、個人好惡、群體熱點等多重因素于一體，具有很強的預判性與風險性。出版人終日忙忙碌碌，都在忙什么？條分縷析，就是在找尋那一張所謂好書單——

王云五先生早年讀原版《大英百科全書》，邊學英文，邊學知識。受此影響，他也成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尤其擅長遴選、分類圖書目錄。他發明“四角號碼詞典”和“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即是明證。

王先生開書單，堪稱“世界第一書狂”。上世紀三十年代，他組織“萬有文庫”，在幾年的時間里，推出兩集四千多種圖書，數目之大，被當時的《紐約時報》稱為“世界上最大規模、最具野心的文庫”，稱贊他“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商務印書館“日出一書”的方針，也是王先生提出來的。

遍覽王云五先生為商務印書館開列大批書單，其中最讓我敬佩的是“中國文化史叢書”。此叢書擬出版八十種，實出四十一種，有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陳登原《中國田賦史》、陳邦賢《中國醫學史》、姚明達《中國目錄學史》、鄧云特（鄧拓）《中國救荒史》、顧頡剛《中國疆域沿革史》、胡樸安《中國文字史》和《中國訓詁學史》、王庸《中國地理學史》、李長傅《中國殖民史》、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陳東原《中國生活史》、陳顧遠《中國婚姻史》、李儼《中國算學史》和白壽彝《中國交通史》等。直到今天，這些書還在再版，還是某些學科領域的必讀書或里程碑。

由此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李一氓先生提出“古籍的整理工作最終結果應有一個歸納，就是要總結出一部有關學科的概論來，這種整理方法就是研究。……研究也是整理，并且是很重要的整理方法。”他劃分出文學、哲學、經濟、藝術等十個門類，包括四十三個書目：《中國文學史》、《中國音樂史》、《中國繪畫史》、《中國小說史》、《中國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說：“假如有一天這四十來種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們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將大為改觀。”以此與上世紀三十年代王云五先生的工作比照，似乎“英雄所見略同”，但“頂天立地式”的大學者，卻再難像王先生那樣，聚合得那樣整齊。

一九八二年，為紀念商務印書館創立八十五周年，編印“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第一輯五十種。陳原先生派人送給胡喬木先生一套。一年后，胡先生見到陳先生，談到這套書，說了一些很具體的編寫意見。陳原先生將談話內容整理出來，送給胡先生看。胡先生改后返回，遂成一“書單”。

——古典名著，世有定評，為數不多，應盡量把內容重要而未譯出者列入規劃；（他談話時列舉的例是希臘羅馬的名著，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普魯達克。他說已譯出的校訂譯文，盡量能精確表達愿意；他說這方面做出選擇不難，因為評論多。）

——從文藝復興到十月革命這個時期（主要為十八、十九世紀）的著作，品種較多，宜選譯學術性較強，對當時社會發展起過作用的著作，也可選譯一些學術性雖不強，但資料豐富的著作；（他列了一串十八、十九世紀資本主義上升期輩出的西方哲人，他說這個名單和著作比古典時期多多了，所以要精心選譯；他說起過作用的是指起過積極作用的，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并且舉了幾部書的例子，大都是被目為馬克思主義三個來源的若干名著。）

——本世紀（二十世紀）西方和日本（東方）各派學術著作，為數更多，選譯更要著重學術性；其中一些在政治上對我極為不利的著作，如確要譯，不要列入名著，并應考慮發行方式；其中有些可出單行本，也要考慮發行問題，不列入名著；（談話時他特別提出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政治小說《一九八四》，此書早年出版（一九四九年初版，一九七七年重印）時沒有引起轟動，但到了八十年代，西方世界起了一股熱潮，評介研究這部“小說”。他說這部書很反動，徹頭徹尾反共的，作為知己知彼用，可以譯出，但絕不能讓它到處傳播。）

——要注意選譯一些大學問家的主要代表作品（如羅素的書譯出不少，還應譯出他的三卷本《數學原理》）；

——要注意選譯一些經典型的通俗科學著作，特別是大專家寫的通俗著作（例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淺說》）。（陳先生寫道：這條是我寫信時加上去的，想借此請教他；他對這一條特別注了幾行字：“該書只講狹義相對論，且因……（我在初中時即讀了），可出版，但似不宜列入名著。”）

一九八九年底，遼寧教育出版社“國學叢書”樹幟。我為這套書專門成立一個編輯部，請來三位高人：葛兆光、王炎和馮統一先生，請他們幫助選書。他們首先撰寫“編輯旨趣”：“華夏學術向以博大精深著稱于世。降及近代，國家民族多難，祖國學術文化得以一脈未墜，全賴有學見之前輩學人參酌新知，發奮研治。‘國學叢書’愿承繼前賢未竟志業，融匯近代以降國學研究成果，以深入淺出形式，介紹國學基礎知識，展現傳統學術固有風貌及其在當代世界學術中之價值意義，期以成為高層次普及讀物。”他們開出的第一批書單包括：《國學今論》、《天學真原》、《讖緯論略》、《岐黃醫道》、《漢字說略》和《宋明理學》等。還有幾本書目，當時作者未能寫出，包括《佛典常談》（陳世強）和《舊學新知》（陳平原、夏曉紅）、《載道以外的文字》（鐘叔河）。

記得一九九五年，葛兆光先生與我討論“國學叢書”的后續作品，他提出一些冷僻的題目，諸如《中國歷代植物志研究》、《四裔志書研究》、《近代鄉紳與城市地主的互動》和《近代中國民間信仰中的經濟倫理》等，找不到名家執筆，只好作罷。

金克木先生寫《少年時》，其中有一篇文章《史學老話》，僅千把字。他以人為線索，為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四八年間，中國學術的流變，列出二十個主線。諸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以古為今，以今為古；章炳麟—黃侃—劉師培：是古非今，以今傍古；蔡元培—胡適—馮友蘭：移外為今，欲外體中用，結果仍是中體外用。下面還有傅斯年、顧頡剛、李濟、夏鼐、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唐蘭、陳寅恪、錢穆、馬建忠、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王力、馮承鈞、向達、陳垣、湯用彤、許地山、魯迅、鄭振鐸、王國維、吳梅、李儼、錢寶琮等數十人。金先生一一點明他們的專長與學旨，按照這樣的路徑步入浩如煙海的國學領域，以人索書，以書知理，自然會產生“航標燈”的感覺。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收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林道群先生傳真，談到幾部牛津辭典的翻譯工作。牛津大學出版社有五百多年的歷史，他們的書不但精美，還多不勝數。比如，我們談的音樂類圖書，道群兄一下子列了一大堆目錄，那才是名副其實的“如數家珍”。其中有：《牛津流行音樂辭典》、《簡明牛津音樂辭典》、《牛津最新音樂辭典》、《牛津藝術辭典》、《牛津歌劇辭典》、《爵士樂》、《協奏曲》、《交響樂》和《牛津紅酒辭典》。

同年五月十三日，林道群先生傳來“牛津藝術史”第一批十一種書目，包括：《當代設計》、《攝影》、《中國藝術》、《歐洲藝術》、《意大利的藝術與社會》、《美國建筑》、《當代雕塑》、《拉丁美洲藝術》、《古希臘藝術》、《羅馬帝國與基督降世》和《藝術史的藝術》等。他在信中說：“成本投資其實不會很大，因為主要是文字，彩色圖片占的篇幅不會太大。仍走我們兩方合資的老路。”還有一套《Reading Tree》。來信的結尾處，道群兄又寫道：“前天沈公來電傳，說吳彬怪他現在不理‘書趣文叢’。我剛才給他建議十本港臺的佳作，且也傳給你們一閱：李歐梵《狐貍洞話語》；劉紹銘《偷窺天國》；思果《功夫在詩外》；羅浮《燕山詩話》；梁秉鈞《越界書評》；黃繼持《重讀魯迅》；古蒼梧《書想戲夢》；陳輝揚《夢影錄》；黃子平《邊緣閱讀》；鄭樹森《張愛玲的世界》。”

節選自俞曉群《那一張舊書單》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