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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郝博陽 劉亦凡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對于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歷史敘述往往停留在強者政治之中。不過，以下幾篇取自學刊《China Quarterly》2006年專題“The History of the PRC (1949-1976)”的文章，試圖從全新的視角看待這段歷史。在前兩篇文章中，作者重新審視了1949-1965年中國的國家建構過程，第三篇文章則研究了毛時代的農村中國，最后一篇文章關注了中國早期的國際化過程。

“黃金時代”的成功與失敗——1949-1965的中共群眾運動

整理自：Morality, Coercion and State Building by Campaign in the Early PRC: Regime Consolidation and After, 1949-1956

作者：Julia Strauss

對研究中共歷史的學者而言，年輕的共產黨在其執政初始著實做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以穩固政權。他們成功的處理了一系列問題，從貨幣問題到土地改革，從工業和企業的國有化到未受強烈抵制的迅速公有化進程。從軍事上而言，通過朝鮮戰爭它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中國作為軍事弱國的屈辱形象。而曼谷會議上的不結盟運動又展示出了這個新生政權的外交能力。盡管在之后的年月中動蕩連連，但是一般而言，至少對于城市人口而言，直至50年代中期都被認為是新中國黃金歲月。

然而這個時代其實已經多多少少潛藏了引發動蕩的危機，也并非完美的成功。最近有相當多的研究通過新開放的史料反擊了這種評價。比如說在1956年發生在上海的反國有化大規模罷工運動，新成立的教育系統排出了經驗豐富的教師使得教育水平大幅下降，戶口系統和計劃經濟犧牲掉農村的利益以保護城市發展。

這篇文章試圖去彌合這兩種較為極端的觀念，從政治形勢尤其是政治運動方面去考量中共在1949-1956年間的成敗得失。它提出了三個論點：第一，年輕的共產黨在國家建設工程中在根本上受到了國民政府的啟發。第二，它在穩定政權過程中選擇的策略是同時建構官僚結構和發動群眾運動。第三，它在這一過程中所帶有的明顯強迫性和規范性（道德性）要求。這些特質都說明共產黨對自己的道德正確性確信無疑，并聲稱其在引領中國走向未來的過程中的一切所為都是為了掃清舊制度的不平等。

中共是建立在國民黨的機構和理想之上的。正如一切革命政府一樣，共產黨希望與舊政權劃清界限。然而只要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他們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比如說國民黨在進行國民教育時所采用的現代政黨文化，作為大規模群眾動員的新生活運動，對工業的國有化進程，通過建構革命傳說來確定以黨治國的合法性，在訓練政府人員時采用政教技術兩手抓的方式。這些可以在今后共黨實踐中看到的特征都是國民黨率先在中國實施的。但是相較于國民黨，共黨有三個特殊的優勢，首先是其軍事上的絕對控制力，這足以保證它有力量對“敵人”實施“共產主義專治”，并壓制過度的民眾參與。其次是其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保證了它可以毫不遲疑的鎮壓那些反對革命進程的群體。最后是它的道德自信感， 這使得共產黨更傾向去通過群眾運動支持其政策。

在1950年代，中共共有四種開展運動的方式，首先是關注于官僚系統層面，發動共產黨員和官僚本身對某個具體的政治領域的具體對象施行政策。比如說50年代的公有化進程。第二種是試圖通過官僚去改變某個群體的行為及其規范準則。比如說清理妓女和鴉片的運動以及50年代貫穿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第三種是試圖結合官僚體系以及部分市民階級以改變環境和社會規范，比如說除四害運動。第四種是1950-1953年發生的涉及階級和重要政治活動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比如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這一時期的運動形式除去受到國民黨的經驗影響也受到斯大林主義的啟發，即挑選出某個處于少數的群體，將其作為政治敵人，發動其他的大多數群體對其進行攻擊，進而貫徹其目標政策。在進行群眾運動的同時，利用民眾的支持和斗爭的情緒性滲透建立長期的基層組織，加強對于國家，尤其是南方的控制。通過這種方式，共產黨成功的調解了半自發的群眾運動和非民主的控制之間看來難以避免的矛盾。

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最大的兩場群眾運動就是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在這兩場運動都非常“有效”。這種“有效”不光指運動本身，還有其在運動同時達成的多重目的。在引領這些運動的同時，共產黨穩固了自己的領導地位，并且將階級斗爭的思想傳播到大眾之中。除此之外，許多資源還從那些潛在的革命反對者手中被剝奪，并轉移到支持革命的階級手中。這還保證了國家在基層拓展其控制力。

但是這些運動并非一帆風順。比如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共產黨既往的經驗只在東北地區，這種針對地主的改革的模式在南方就頗為水土不服。比如說在資本主義較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大多數人都選擇在工廠工作而非務農。故而出租農田在當地底層民眾中也相當普遍。為了適應這種情況，共產黨認為他們犯了將土改問題過度簡化為“單純斗地主”的錯誤，進而將斗爭的矛頭指向了收租人和租賃中介，這才成功煽動起群眾斗爭的熱情。

對于許多積極參與進這些斗爭中的底層民眾而言，他們獲得了國產黨的信任，也取得了成為國家基層干部的機會。在上海郊區，4616個受到重視和訓練的運動積極分子中就有1/5晉升成了基層干部，另有6471的干部得到了晉升，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貧下中農背景的。除去底層人民，知識分子也被調動參與了運動。許多學院中的學生和老師被派往地方對土地改革進行“客觀”的記錄和分析。這足以說明這些群眾運動所調動的階級之豐富。

在1950年10月，共黨一改其早先遵循的對以往階級敵人寬大處理政策，轉為宣揚“鎮壓寬大結合”，并命令地方干部進行“處決一批，關押一批，少數監視”的政策。許多人難以理解這種轉變的因由，因為當年共黨正是承諾了寬大處理才使得許多國民黨官兵投降。而且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原先的階級敵人可以通過持續的教育進行感化，而不需要用如此激烈的手段。直到羅瑞卿在1951年三月末到南方主要城市巡查講話，申斥當地干部進行不力之后情況方有改觀。

雖然這些運動碰到不少困難，但造成之后亂局的種子其實種在共黨進行群眾運動的方式里。不同于蘇聯，共產黨更樂于在公共空間中對批判對象進行展示，并由此激發群眾對政黨的支持。在土改之中，控訴會是常見的形式。盡管大多數控訴會看起來非常真實，但是其實這都是精心設計過的結果。被批判的只是被打倒對象中容易引發眾怒的人，而訴苦的人也大都是精心選擇，男女老幼皆有以證明其罪惡的普遍性。在早期土改中，不管是觀者還是被批判人都很少意識到這種表演性質，但是在1955年之后鎮壓反革命的公審中，更明顯的權力等級制度使得大多數人已然理解了這種群眾運動的虛假本質。由于不停變換的打擊對象，他們也意識到階級斗爭的對象都是隨時可變的，隨著政治需要而改變的。被波及的人越來越多，原先被視為工友的自己人變成了敵對階級中的他者，群眾活動的正義性逐漸消失，而他們由此也明白每個個體都隨時可能被裹挾進某場運動，成為年輕政權新的敵人。

這種理解本身和越來越強的國家控制使得在之后的運動中的大多數噤若寒蟬，即使是過去的積極分子此時也畏首畏尾起來。沒有人有膽量反對，只好持著現實主義的態度躲避群眾運動，但又避之不及。之后的災亂變得越發難以避免。

1958-1965年的中國——軍事帝國的成型

整理自：Aspects of an Institutionalizing Political System: China, 1958-1965

作者：David Bachman

自麥克法夸爾寫就“文革三部曲”以來，英語學界普遍將“大躍進”至1965年的共和國政治史視為一部精英與事件交替主導的“宮廷史”。這段廣為人知的故事以大躍進的發動和接踵而來的饑荒為始，承之以劉、鄧、周、陳等政治精英圍繞這一后果的周旋、修正，并最終以毛澤東對階級斗爭形勢放緩的担憂和不斷涌現的文革動機收束。

不過，英語學界似乎就此止步不前。研究者普遍在相對偏狹的事件視角中探討大躍進對中央-地方關系、基層政治的后續影響，而傾向于忽略麥克法夸爾視作一段連續體的1958~1965年內在的趨勢與變化。相形之下，大量新近涌現的一手史料、領導人傳記和下層視角的中文研究著作，更使視線固定的英語學界捉襟見肘。在精英與事件串聯起來的故事模式之外，1958~1965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是否有其他在政治維度之內的講法？作者在本文中提供的政治制度化視角，正是對這段政治史的另一種“觀看之道”。

1958~1965年間的制度化進程，可以從三個較之前更為顯著的方面加以呈現：法律制度的應用、精英群體的轉變和社會經濟的軍事化的進展。

關于文革前中國的司法狀況，確有許多法律史研究指出，行政處罚作為當時司法職能的中心目標遠比正式法律程序來得關鍵。但無論當時的司法制度存在多少弊漏，前文革時代的司法訴訟仍遠比我們想象的龐多；其適用范圍與效果，也至少應與勞改和其他行政處罚受到同等重視。1950~1965年間，共有超過2400萬起案件經過法庭正式審理，其中，17%的刑事案件均在反右運動告一段落后的1958年內啟動受理，并且，與通常的認知相反，前文革時期超過三分之一的“反革命罪”指控也正是在同一年進入司法程序，從而扭轉了1950~1957年以勞改和行政處罚為主的直接手段。盡管1958年“反革命”案件的激增，多少可以歸因為公安部在政治風向下核定了過多“反革命”嫌疑人員，“反革命”案件的比例在1958年后的不規則起伏也表明，這項針對“政治犯罪”的司法進程與當時變易的政治背景之間不存在過于顯然的相互聯系。另外，十五年間近14% 的“反革命”涉案者最終豁免處罚或被判無罪，這一期間中國司法制度的懲罚甚至遠沒有同期的美國來得嚴苛。而在民事訴訟方面，超過70%的案件都與離婚爭端有關，它表明，在當時的中國，通過合法途徑終止婚姻關系已成為一項普遍的社會慣例，而正如當時的法律制度在刑事領域中逐漸擴張的適用性，法律及其程序的制度化雖然有限，但仍然取得了可觀進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如果說1958~1965年的司法進程體現了程序性自1949年以來在體制內的持續進展，那么，這一時期精英群體的轉變則是與過往的一次徹底斷裂。1945年，中共七大選舉的中央委員會共有成員77名，截至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已有5人去世，5人被免職，再加上因健康原因無法充分履職者，七大中央委員已有13%的在任缺失率，建國初年的政治運動，更使這班“舊部”損失慘重。

相形之下，八大中央委員的在任缺失率雖較七大僅有小幅上升，但195名正式與候補委員中有57人于在任期間去世、患病或降職。換言之，在“文革”開始前的十年間，已有近30%的中央委員飽受政治或身體問題的困擾，即便“文革”不曾發動，這一屆中央委員會也將難以為繼。不僅如此，八屆中央委員會的變動還導致了高層政治格局的重組。十年內，軍隊的高層領導經受了最大的沖擊。“十大元帥”中，有一位故去，兩人受疾病困擾，徐向前與林彪逐漸喪失政治影響力，而彭德懷則徹底被免去要職。

在如此劇烈的權力更迭中，盡管領導集體相應的代際更迭在十年內裹足不前，衰朽、郁結、飽經風霜的老人仍然占據了文革前中國政治版圖的顯要位置，但另一方面，軍隊高級職位的空缺也導致所剩無幾的高級將領之間圍繞軍隊指揮權的政治斗爭，是它，為精英群體徹底重頭來過敞開了縫隙。而“文革”的驟然降臨發生，只是促使這場醞釀已久的運動進一步升級。

與之相似，社會的軍事化進程也是一條貫穿“文革”前十年歷史的隱藏主線，但這條隱線也因其與“制度化”進程內涵的外部環境緊密聯系，顯得更加曲折與艱辛。1958~1965年間，中國先后經歷了五次戰爭，在中蘇關系波折的影響下試爆了首枚原子彈，并在1964年將國防工業化作為國民經濟的重心。更準確地說，這一進程在“大躍進”發動前就已初現端倪，自第一個五年計劃制訂以來，軍工生產就一直是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但“大躍進”的冒進步伐幾乎導致了軍工生產質量的崩潰。匆促上馬的殲-6戰斗機無法投入戰斗，甚至就連剛建成的成都飛機廠也存在嚴重的建筑質量問題。同時，毛澤東的核優先戰略又必然要求節制常規武器的生產與投入，以至中國的國防工業化在60年代初只能始終蹣跚前進。

軍工資源的有限性也反映在對外政策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空軍力量和蘇聯方面的技術支持，毛澤東在對大躍進的反思中接受了王稼祥的建議，停止對美國偵察機的攔截并盡量避免與美蘇的沖突。然而，伴隨兩極對峙與臺海局勢的加劇，對資源有限性的認識迅速轉化為一系列軍事動員指令，1964年，總參謀部一份關于國防工業對沿海轟炸承受力的評估報告，更加堅定了毛澤東推進軍事化的決心，在“人民戰爭”的指導思想下，以“三線建設”為主軸的戰備經濟計劃隨即在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迅速推行，由軍事化的國民經濟向戰時經濟的決定性轉變就此完成。

在全民枕戈待旦的情勢下，與國防、軍工分支密切相關的行政管理體系也得到了迅速增強。1961~1965年，分工明確的多個機械工業部門在國務院領導下逐步形成，除卻自50年代初就承担核武研發的二機部，其他以數字編序的機械工業部涵蓋了航空、電子、船舶、導彈生產等重要軍工職能。國防開支也隨著軍隊擴編的步伐不斷上升，僅1961年一年，維持部隊花去的軍費就占政府一年開支的13.6%，由此帶來的是分布在老撾、越南、巴基斯坦邊境守軍數量超過83%的激增，如果算上1964年以后政府在“三線建設”中的投入，維護這個“軍事工業聯合體”每年付出的消耗，大致在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

種種跡象都表明，1965年底的中國已然成為一個高度軍事化的社會。和法律制度在政治體系中的“意外”嵌入、代際更迭的若隱若現一樣，它以一種我們今人并不熟悉的方式塑造了我們的今日。司法、精英變遷與戰備社會這三大進程，不僅合力呈現了新中國的國家建構在錯誤與反復中鮮為人知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讓1958~1965年這段“文革史前史”變得更像一部與我們息息相關的歷史。

不論是仍然矗立在廣袤的中國西部、或是已經消失了的大型國有工廠，不論是仍然困擾今日男女的不幸婚姻，抑或是某些軍中大佬的倒掉，或多或少，它們都是1958~1965年這段歷史為我們留下的遺產的一部分。

毛時代的農村生活——定格在溫飽線上的日子

整理自：Squeezing the Peasants: Grain Extraction, Food Consumption and Rural Living Standards in Mao's China

作者：Robert Ash

上世紀80年代，自農業集體化在中國遭遇“反轉”以來，農村土地產權與制度變遷、尤其是50年代啟動的集體化制度設計，似乎已悄然成為經濟學家比對“兩個中國”農業增長差異的中心。不過，經濟學家無法否認的是，在仍然仰仗天時、地利、人和的農業領域，制度不可能單手包攬一切。更“軟”的政策變動，更“硬”的技術條件，同樣是回顧這場“大設計”時無法繞過的重要因素。

“軟硬兼施”之下，農民何為？這是本文深入那個籠統的“毛澤東時代”（1950-1976），試圖解答的問題。在作者看來，擅長講述“體制反轉”故事的那部分經濟學家和50年代中共領導人一樣，都未充分認識到制度、技術與政策三者間同頻震蕩可能產生的互補效應。除去“三年自然災害”的政策調整期，后者從1950年到1970年代初就始終以重工業為壓倒性的政策目標，由中央政府計劃指導的農業生產體制，更被視為保障工業部門提取足量農業資源的拱頂石。1950～1965整整十五年間，國家向農業部門的投入持續低于自農業部門提取的稅收，投向基礎設施的財政經費亦被大規模移作水利工程之用。

由于對1958年經濟形勢的誤判，片面依賴集體化生產體制的后果也延伸到技術領域。在1965年國家開始逐步增加對農業支出前，全國合作社平均僅有0.02部拖拉機，化肥覆蓋率則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無不凸顯農業機械化水平較之生產集體化的滯后性。盡管1965年之后，政策變動屢屢顯示國家轉變這一頹勢的決心，但除卻局部產量的短期激增和有效灌溉面積的擴大，技術手段的增強在效果上仍屬權宜之計，在糧食產量小幅回升的同時，棉花、蔗糖等經濟作物產出依舊低迷。

在技術條件與體制效率均顯有限的情況下，農民的生活狀況就更直接取決于政策制定者的選擇。一方面，在重工業優先的方針下，政策的當然目標是對農產品銷售渠道進行控制，從而保證足夠的農業資源轉移至工業部門；但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由于無力支配自己的勞作成果，農民的生計幾乎完全受制于國家的取舍。

殷鑒不遠。中國效仿的后發型榜樣蘇聯，自1928年起即憑借相似的強制手段保證“剪刀差”推進工業化的進程。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饑荒中，由于存糧捉襟見肘，農民又鮮有私糧，導致本已捉襟見肘的國家救濟糧中95%被各級官員中飽私囊，為數不多的幸存者則幾無例外是依靠私自窩藏的糧食活命。在人均糧產量高于中國1953～1956年期間40%的情況下，蘇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內收購糧食的比率只比中國低2%，如此測算，蘇聯農民的糧食負担每年要比中國多出約50公斤。

如果說這種差異多少與中國滯后的機械化水平相關，那么在災難時節保障年均1800萬噸糧食返鄉銷售的“統購統銷”，則無疑是蘇聯農民未曾享見的事情。后者與1960年放寬糧食征收的政策調整一起，在總量上保證了三年自然災害后期的糧食產出足以囊括農村人口的生存需求。1958~1976年國家層面的農業數據顯示，盡管“毛時代”農民遭受壓榨的總體趨勢不可能因短期政策變更根本消除，“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政治波動也在不同程度上減損了農業產出，致使農民的生計直到“毛時代”最后時期才完全恢復到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的水準，但較之處于類似情勢下的蘇聯，生活在“毛時代”內外壓力下的農民總體上尚能勉強維持生存。

當然，國家層面總體數據的勻稱均勢，不可能反映地區之間農民生活的差異。所幸的事，不同地區的糧食征購數據仍能幫助描述這些差異，尤其是伴隨時段的演進，平淡的數據差異恰恰反映了“毛時代”中國各地農民生活圖景和各政策節點之間的互動關系。

貫穿“毛時代”最初的十五年，東北（黑龍江、吉林）與內蒙古一直是糧食征購的重鎮，其征收率比南方各省普遍高出10%，不過，以“大躍進”為分水嶺，這一差距在整體上發生了變動。1958年，為爭取外匯、償清外債，糧食出口翻倍導致全國各省市糧食征購率普遍上浮，在緊隨其后的三年自然災害中，面對糧食產量下降30%的窘境，各地征購率更是觸及峰值。在不斷攀升的征糧和產量壓力下，許多地方農民的余糧在很長時間內已無法自足。1958～1965年期間，華北與西北地區甚至已無力從總量上保障陳云在1955年提出的年人均280公斤最低口糧標準，同時，“剪刀差”的經濟策略，也促使農村口糧向城市工業部門的大范圍轉移。面對嚴峻形勢，1961年的政策調整停止了大規模出口，轉而以進口糧食和統購糧食的返鄉銷售給予農民救濟，這也并行地導致災害之后的數年內，各地農民消耗糧食數量均伴隨征購率的上升抵達峰值。

對務求食飽的農民來說，與這一段災害縈繞的艱難時世和一系列應勢波動的政策措施相比，文化大革命時期短暫的經濟停滯對他們生活的震蕩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憑借1965年之后不斷改善的灌溉基礎和高產土地，文革時期的農業生產以遠高于前者的速度穩步增長。然而，從農民消費狀況來看，1965年也絕非是渡盡劫波的轉折點。從1965年起直至“毛時代”終結，農民可觸及的生活必需品種類均未曾超過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尤其是在餐桌上：大米與肉類的消耗量明顯下降，粗糧和土豆的比例在上升，對油、糖、酒等“奢侈品”的消費，亦遠不及二十年前。似乎也只有在1978年那場“體制反轉”之后，這些匱乏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轉。

如果南遁臺灣的國民黨政權在20世紀50年代推行的土地改革是一次遲到的“救贖”，80年代發生在中國大陸鄉間田頭的這場變革，也不愧為一場全新的開天辟地。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之間相互“逃殺”的食物鏈正趨向平衡，農村生活水準的提高逐漸成為新一代領導人努力的目標，集體化的生產也慢慢成為記憶。“毛時代”結束了。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農民，又一次在體制、技術、政策的合奏中，與他們的新生活相遇。

國際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迷夢——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的國際化

整理自：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作者：William C. Kirby

雖然早在三十年代，蔣挺黻教授就已經做出了范例式的新中國外交研究。然而從六十年代開始，共產主義中國的國際關系就成了西方中國研究的盲點。但是想要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其強大的國際關系性質是無法忽略的。中國國產黨是由外國勢力所創造的，而其在最初的統治階段又處于外國的保護之中。在國內政治中，新中國的政治系統有意識的模仿著它的外國盟友們。而其六億民眾也都被這種外來的社會政治，乃至文化模式所改變。在對外政治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處于全球革命活動的領導角色，同時又身處于從柏林到廣東的龐大政治經濟和軍事聯盟之中。

如果說國民黨的名稱說明其國家主義的傾向。那么共產黨則在概念上就是國際主義的。它的起源就是是共產國際建立的中國分支。盡管斯大林和毛澤東之間總是互有猜忌，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其草創之時確實是莫斯科最忠實和有犧牲精神的盟友。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只能把黨國置于民族國家之上以產生足夠的凝聚力。因此黨——從根本上而言是蘇聯政黨的利益在某些時刻是可以凌駕于作為民族國家的中華民國之上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所持有的普遍主義。而在政治經濟問題之上它相信“只有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蘇聯——的親密關系才能帶領中國人民早日走上社會主義之路。”

在1949年之前，蘇聯是全球唯一的共產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在新中國成立那年，這種國家引導的工業化進程在中國已經初具規模。在1938年，國家工業和軍事進口基本上完全是通過一系列信貸協定被蘇聯提前資助的。這些信貸的條件是中國的原材料。在1938-1939年之間，蘇聯和中國達成了三個主要的信貸協議，幫助中國渡過這段西方資助稀少的困難時期。同時在1949年之前，在中國東北和西北邊境地區已經建立了一系列盡管理論上是合資，但是實際上由蘇聯運營的中蘇合作企業。其中兩個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蘇聯—國民黨共同管理的中東路和獨山油田，這兩者由于歷史原因本都由蘇聯實際控制，直至1943年蘇中關系達到低點之時國府方告接管。而1946年始蘇聯又提議將滿洲里的所有重工業置于中蘇共同經營之下。其談判代表認為“這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這反映了當時蘇聯在東北地區的世紀政治軍事力量。其次，另一個說明蘇聯在49年之前的特殊政治意義的是蘇聯人在中國具有的治外法權。這項權利直至1960年才得到取消。由此可見，“現代中國的斯大林主義根基”早在49年前已經植下。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的同盟關系基本上延續了中共—莫斯科在之前的關系模式。在國內建設方面，新中國的第一個十年主要是作為蘇聯國家建設方面的學生，全面照搬了蘇聯的政治，法律，教育和文化系統。毛澤東及其同事基本上順從斯大林對中國的建議，雖然這些建議有時違背毛自己直覺判斷。比如政治協商制度。而在同時，如同幾乎所有的東歐國家一樣，中國也受到了斯大林主義的影響。

“斯大林主義首先意味著統一。”這就意味著在蘇維埃轄下的所有地區，共黨的絕對統治，其政治系統的強制性統治以及一個類似斯大林的強權人格的產生。同時它還意味著公共安全組織的擴張，國家對于經濟的完全控制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原則。這一原則拓展到整個社會主義地區，甚至在國家經濟計劃中也是一樣。作為新生的，處處模仿蘇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情況也是一樣。而蘇聯在同時也為中國提供了許多物資幫助以實現“高度斯大林化”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毛澤東盡快全面借鑒蘇聯經驗的愿望引發他部分同事的不解。劉少奇，陳云，鄧子恢和薄一波都把堅持混合經濟制15年以上這個實用主義的政治口號當成了實踐的依據。他們相信為了促進經濟，首先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現有的資本主義。但毛卻打算堅定的走斯大林主義的道路。這點在他1953年之后處處模仿《聯共（布）黨史簡明教材》的經濟計劃中顯露無疑。

成功轉型后的中國加入了一個野心宏達但同時又有著嚴重的結構性漏洞的世界經濟體之中。首先，它的成員國大多飽受戰爭摧殘，經濟基礎薄弱，正掙扎于恢復的邊緣。其次，由于國內價格孤立于國際市場，而國家間的貨幣又難以兌換，故而通過貿易加強集中制計劃經濟也非易事。第三，斯大林主義所強調的黨的完全控制以及高度同質化的國內經濟計劃使得建立區域合作的計劃經濟貿易系統幾乎不大可能。只有在斯大林死后，這種獨特化的生產和區域經濟交往才開始呈現。

盡管有如此多的缺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在第一個十年的經濟發展還是依靠國際社會主義經濟做基礎的。在1950年代，有將近200個工業項目在蘇聯的“守護”之下建成，有將近10000名蘇聯或東歐的專家訪問中國。期間50000左右的中國工程師或學生被派往社會主義國家留學。有將近百萬冊蘇聯圖書被引進，而其中幾千冊被譯為中文。從這些數字上看來，蘇聯的援助數量是相當大的。盡管中國商戶部很快注意到在社會主義經濟內部的商品交易價格比世界市場上的要高，而它們又是當時中國唯一的交易對象，因此中國所面對的是一個“賣方市場”。但考慮到中國當時提供的交換資源大多是在國際市場上難以尋得買家的：一噸凍豬肉換五噸鋼材。這種交易整體上是有利于中國的。更不用提那些免費的技術支持了。

除卻貿易協定的具體內容，團結更是那個時代社會主義經濟的注腳。“兄弟國家”這一概念在那時并非只是政治口號，年度協商就是為了解決經濟交往中某一方或雙方所面臨的困難。比如在1953年，東柏林的反共騷亂中，中國提供給風雨飄搖中的民主德國價值5000萬盧布的緊急食物補給。周恩來在給民主德國總理的私人信件中寫道：“幫助德國人民對我們而言既是責任，也是榮耀。”

然而這樣看似美好的親密關系并未持續到下一個十年。在斯大林死后，由于毛澤東獨自延續著他的意識形態，因而與蘇聯發生分歧。作為一名堅定的國際主義者，盡管在中蘇決裂之后，他還是將他世界革命的政治理想和意識形態架構在中國國家利益之上。這導致了中國的經濟混亂和在國際上的孤立。諷刺的是，正是毛的對抗性舉動使得國際共運一蹶不振。赫魯曉夫在中蘇決裂的三年后坦白：“我們許多共產主義這一開始都認為社會主義國家間應該是親密無間的。然而生活最后告訴我們，它比意識形態的假設復雜的多。”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