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圖意大利攝影師鏡頭下的北京（1976-1979）

簡體傳統

1976年4月底，34歲的意大利青年馬達羅生平第一次踏上了中國北京的土地，自此拉開了他39年內往返中國190次的序幕。他是“改革開放前夕第一位被允許以私人身份來華采訪的西方記者”，對“神秘”的中國充滿向往和熱愛，他用“第三只眼睛”——柯尼卡相機記錄了他在北京大街小巷所看到的一切。

如今39年過去，這位73歲的意大利老人帶著對中國的無限留戀和溫情，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展出了他1976年至1979年間在中國拍攝的照片，特別是47張北京的舊照片，希望尋找39年前那些有緣“片中人”。

馬達羅（資料圖）

“巨變前夜”照片展 “老北京”重溫老北京

3月20日，《1976—1979巨變前夜——意大利記者馬達羅鏡頭中的中國》攝影展在北京魯迅博物館開展，這位現年73歲的意大利老人將自己39年前在中國拍攝的照片重新帶回中國，希望能找到照片中的那些有緣人，還原當年的場景，共同回憶舊時北京城的點滴生活。

走進展覽廳，色彩鮮明的彩色照片掛在白色的墻壁上：舊時的天安門廣場，胡同里跳皮筋的小女孩，坐在藤條嬰兒車里的孩子，騎著自行車穿著藏藍色工裝的青年，戴著紅袖章的女學生……一張張舊照片記錄著大街小巷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點滴，展示著那個時代的生活圖景。

《1976—1979巨變前夜——意大利記者馬達羅鏡頭中的中國》攝影展展廳

一對年過五十的夫婦很認真地在每一張照片前停下來討論，“這不是糧票嗎，咱們那時候有糧票才能買糧食，有錢都不行”，“你看這嬰兒車，藤條做的，我小時候就坐這種車”，“我小時候在學校表演節目，也化妝成這樣，你看這臉化得紅的，多難看”。

展廳一進門左手邊擺放著上世紀70年代的桌椅、黑白電視、收音機和各色胸章。據此次展覽的協辦方之一北京正視文化藝術有限責任公司閆經理介紹，這些舊物件都是自己的收藏品，擺在這里是想幫助大家憶起那些70年代的舊日子。

一位中年“老北京”對黑白電視產生了興趣，“就是這種電視，以前還擺在胡同里，晚上我就搬著小板凳在外面看。”周圍人也紛紛圍過來應和，“對，就是這種黑白電視，還有這個收音機，那時候我天天抱著。”幾個老北京人圍在一起大聲講著這些物件引發的回憶，講完了就滿眼留戀地看看那些舊物件，像看一件久已失去的珍寶。

上世紀70年代末的前門大街

門口的留言簿上，一位看展覽的老人寫著：“感謝這些照片，讓我想起來自己年輕時候的日子，我今年70歲了，非常懷念舊時的北京，照片里沒有我，但有我最愛的好時光。”

73歲的意大利攝影師欲尋片中有緣人

“照片上那個質樸、安靜和恬淡的中國，在某種意義上一去不復返了。”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郭俊英如是說。

魯迅博物館展廳內，一位年過六十的大媽站在一幅照片前說：“你看以前的孩子多可憐，臉都凍紅了，讀書條件也差，但那會兒日子雖然苦，現在想想也還是特別懷念。”這位大媽也是來找找看自己有沒有出現在馬達羅的照片里，“沒有我，”她笑了笑，“但看了這些照片還是很有感觸。”她指著照片上一棟灰色的樓說：“我小時候，家就在這后面，現在這樓都不是這樣子了，但我能認出來。”

魯迅博物館附近有一所中學，時不時有穿著校服的學生來展廳轉轉。一位“00后”女初中生說：“拍照片的時候我都還沒有出生，我就是來看看以前北京是什么樣子的。”幾位初中生還指著照片上的場景討論現在這些地方都成了什么樣，旁邊的老先生笑著對他們說：“這糧票你們沒見過吧，這種小車現在也很少見了。”

“我有幸見到了那個尚能從舊地圖上辨認出來的北京城，那如織網密布的胡同和錯落其間的四合院。在最初的那些時日里，這一切于我是那么浪漫，但同時又是那么令人心酸，”馬達羅在自傳中寫道：“那是一個不再存在的北京，現代化進程的雄心壯志已將她改得面目全非，急切地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摩登建筑一爭高低。”

戴紅領巾的小學生

來看展覽的人絡繹不絕，每一張照片都能引起一陣討論。馬達羅照片上的人都是最普通最真實的上世紀70年代老百姓。73歲的意大利老人想要找尋那些年出現在自己鏡頭中的“有緣人”，想要復原當時的場景，這也給了人們一個尋找舊時自己和舊時光的契機。過去了的時間已經過去，但過去的記憶依然值得緬懷。

“這是他的一個愿望。”馬達羅的好友陸辛說。他們兩人相識了30多年。

當年的中國領導人稱馬達羅是“現代馬可·波羅”

馬達羅一直認為，自己和中國的情緣是從小注定的。

馬達羅自傳《老馬》里講述，1957年，馬達羅15歲，夏日的一天，一個流動商販載著一車書籍從馬達羅家門前經過，五顏六色的小書皮吸引了馬達羅的目光，他上前漫無目的地翻找起書來。一張奇怪的封面吸引了馬達羅的眼球，封面上印著黑色的剪紙圖案，就連書名也讓馬達羅感到奇怪，作者的名字他從未聽說過，但他感覺如獲至寶，當即買下來回家讀書，那本書就是魯迅的《阿Q正傳及其他》意大利文版。

魯迅的那本書讓馬達羅十分興奮，他一直認為那是一種“神秘的牽引力”。馬達羅在自傳里寫道：“隨著閱讀的深入，我開始感覺到了一種神秘的傾向于那個世界和那種展現方式的歸屬感。這次閱讀產生的效應，加之我青春澎湃的激情，讓我明白并體味到了我那種無法解釋的歸屬感，我那認知的車輪駛向了中國及其時代的動蕩。”

新中國成立后，距離馬達羅最近的中國大使館在瑞士，馬達羅給伯尼爾中國大使館寫信，請他們幫助搜集圖片資料，其后便一直和大使館文化專員勞辛先生保持書信來往。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成立后，馬達羅的陣地就轉向了羅馬。1975年10月，時任外交部長喬冠華在中國駐意大利使館召開國慶招待會，見到了馬達羅，聽說了馬達羅對中國的熱情之后，喬冠華說：“可以來中國看看。”

1979年的復興門內大街

于是，在大使館的幫助下，1976年4月初，馬達羅成功辦理了中國簽證，4月底，他便乘坐中國國航每周一次的巴黎至北京航班，途經卡拉奇，輾轉來到了中國。“在春日里一個美妙的夜晚，我終于來到了中國，她就在我的眼前，淘盡了我的想象與閱歷，我發現仍是那么多的未知，我為這場相聚已準備了近30年。”

之后的兩年里，馬達羅一直致力于將中國的文化帶到意大利，1979年秋，當時國家領導人在訪問意大利時，馬達羅作為媒體一員在威尼斯見到了訪問團，國家領導人握著馬達羅的手說：“那么你就是現代馬可·波羅了！”

“不是人間天堂，也絕非人間地獄”

“回到特雷維左后，所有知道我去過‘禁閉之國’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看著我，我到過那兒，那些人仿佛無法信服這世界上真的有中國。逢到有人向我探問，我便告訴他們我所到的地方固然不是人間天堂，但也絕非他們想象中的人間地獄。”

馬達羅的好友陸辛曾就職國際旅行社。陸辛回憶起馬達羅第一次來北京時的一件小事兒，1976年，馬達羅第一次來北京，前往長城游覽，但在游玩時丟失了自己的柯尼卡相機，他十分失落。但第二日游玩回酒店后，酒店工作人員告訴他長城附近的派出所民警將他的相機送到了酒店。原來，一位在長城游玩的農民撿到了馬達羅丟失的相機并交到了派出所。陸辛回憶說，馬達羅一直認為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胡同里跳皮筋的女孩

馬達羅在1976年、1977年和1979年共三次來到北京。在這里，他最喜歡的事情就是串胡同，在大街小巷溜達，對著街頭巷尾的普通人按下快門。馬達羅一直認為，自己是一位十分幸運的記者。他本以為自己帶著相機對著普通人拍照會被拒絕，或被政府檢查甚至驅逐，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據馬達羅回憶，人們很友善地對待馬達羅的“冒昧”，街頭的人們見到他還會沖他打招呼。

在外國人十分罕見的年代，馬達羅的出現常常引來路人好奇的目光，但卻從沒拒絕過馬達羅對著自己按下快門。馬達羅也常常調侃自己“被圍觀”的經歷，他告訴自己的意大利朋友：“他們很好奇，但很友好、樸實。”

馬達羅自傳里寫著：“我到過那個生活有十億人口的國度，他們像我們一樣，有鼻有口，只是添了一雙杏眼兒，執筷吃飯，書寫和閱讀我們看似天書的方塊字兒，他們曾經飽受戰爭與侵略的浩劫，奴役和壓迫之苦，也經歷了沉痛矛盾的革命血洗，但是時候了，西方應當放下自己的傲慢，去看一看那個渴望改革開放、讓世界了解她的悠久文明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