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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上古史和考古學領域中，甲骨學“四堂”的名氣無人不曉。唐蘭先生對四堂的評價是：殷墟卜辭研究“自雪堂（羅振玉）導夫先路，觀堂（王國維）繼以考史，彥堂（董作賓）區其時代，鼎堂（郭沫若）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這四堂基本上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之前甲骨學研究的歷程與成績，他們的學術貢獻及地位亦在伯仲之間，難以權衡出個高低輕重。但若從甲骨學學科理論與體系建設這一角度而論，董作賓先生出力尤多。如果沒有他在科學發掘甲骨文與斷代研究方面的卓越貢獻，甲骨學這一嶄新的學科或許不會如此迅速地從金石學古老的母體中脫胎出來。近讀《甲骨學五十年》（以下簡稱《五十年》），此種感觸尤深。

殷墟甲骨文發現于一八九九年，甲骨學可以說也是誕生于這一年。至一九四九年，這門學科恰恰走過五十年。這五十載中近半的時間，即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年，是彥堂先生親身經歷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十年發掘（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二十年研究（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以他對甲骨學的參與之深與摯愛之切，《五十年》的著述勢在必行。這本書先是以若干篇文章的形式陸續發表在臺灣《大陸雜志》第一卷三、四、六、九、十期,第三卷九至十一期（一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后與《甲骨文材料的總估計》（《大陸雜志》第六卷十二期，一九五三年六月）合成一冊單行本，由臺灣藝文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

《五十年》與胡厚宣先生的《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一書寫法相近，都是結合著作者本人學術活動的經歷侃侃而談，書里書外彌漫著一種“使君元是此中人”的意境。胡書著重介紹甲骨文的流傳與搜求，董書意在檢討甲骨學的研究與進程；胡書長于講述，董書偏向討論，相得益彰。有人若想了解殷墟甲骨文發現與研究前五十年的情況，這二書當列參考書目的榜首。治甲骨論著目錄之學與學術史的學者，大都重視《五十年》這冊精要的小書，宣傳的文字已有不少，對書中最主要的貢獻也有介紹，如彥堂先生對甲骨學五十年發展與各階段研究特點的總結、對甲骨文在殷墟地下“存儲”、“埋藏”、“散佚”、“廢棄”四種情況之推測、將甲骨文片數保守估計為十萬片上下等等。但我覺得彥堂先生融十年發掘、二十年研究經驗在此薄薄一帙之中，字里行間中隱微的卓識很多，很想再談一點讀后的淺見。

《五十年》對一九四九年前的甲骨學研究史總結得準確到位又富于己見。彥堂先生以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二八年科學發掘殷墟為界，把五十年的甲骨學研究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將前期的研究概括為“字句的考釋”、“篇章的通讀”，將后期的研究概括為“分期的研究”、“分派的研究”。我們知道，他所說的甲骨學前期即一八九九至一九二七年。在這段時間里，學者們是坐在書齋里進行研究的，所憑借的甲骨文材料是經小屯村民私掘后、假古董商之手而來。這種學問依然未脫金石學的老路，雖然在材料的收集刊布、文字考釋、證經考史上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缺點在于所依據的商代后期數萬片甲骨文基本上混沌一團，既來路不明，又時代不清，科學細致的研究工作無從提起，武丁以后的商史真相和細節仍如夢幻。而從一九二八年開始的后期研究，則是以科學發掘殷墟為象征，利用考古手段得來的第一手甲骨文材料（特別是通過科學考古手段獲得的比較完整的龜版）建立了甲骨斷代體系，終于使甲骨學發展為一門近代意義上的，具有一整套術語、理論與嚴格規范的學科。因此，彥堂先生的前后期、四階段的總結是切準了甲骨學五十年的脈搏。不過，他的這個總結也很明顯地具有史語所的特色，那就是“史料即史學”。從史家的角度看，彥堂先生的總結是站在歷史文獻整理的立場上而發的，較難反映出一些論史之作如觀堂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鼎堂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名篇名著的地位。雖然如此，彥堂先生的這個立場卻很符合甲骨學發展初期和前期的現狀。那時識字是最重要的工作，斷代又剛從一片混沌中理出個頭緒，一般學者要利用甲骨文為材料研究殷商史，在字句釋讀、甲骨分期方面未必有個人的治學心得。曲解文字、簡單比附經籍，或將盤庚以后的商代后期二百七十三年混為一塊做平面研究的弊病在所難免。彥堂先生覺得研究、通說、評論之類，“實在講起來，其中荒唐乖謬的學說，占著多數，抄襲剽竊的文章，也不為少”，倒也是公允之論。由此看來，甲骨學前五十年發展的主線，確在彥堂先生所概括的釋讀和分期這類基礎性的研究工作上;而今天治甲骨學的學者則多把眼光投向史的研究、語法的分析等第二層次的工作。

《五十年》總結的功夫雖然精彩，但我以為最值一讀之處實在于彥堂先生對自己《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以下簡稱《研究例》）的補葺和反思。

眾所周知，彥堂先生一生的學術貢獻，舉其大端，以甲骨文斷代最為顯赫。屈萬里先生評價彥堂的成績：一是發現了“貞人”，二是將甲骨文分為五期，三是恢復了殷歷。其中第一項“貞人”實為彥堂先生甲骨文斷代的核心，亦可歸入分期成績之中。第三項即《殷歷譜》的著作，對于這一點，李濟先生的評價也很高，但這一本書雖然開創了系統研究殷歷的先河，結論卻未能得到學術界的一致認可，學術地位也較彥堂先生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不免略遜一籌。

彥堂先生的甲骨文斷代研究在一九二八年第一次試掘殷墟甲骨文時就已醞釀。當時在洹水南岸、村北、村中開了三個坑，所得甲骨文字各不相同，他便聯想可能是時代不同所致，但到底如何斷代卻無法著手。到一九二九年第三次殷墟發掘期間，于十二月十二日，在村北大連坑南段的一個長方坑內發現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這是四塊比較完整的刻有卜辭的龜腹甲。四版之上全是卜旬的記錄，從第一年的十月癸酉至第二年五月癸亥連續九個月（包括第一年末置閏的十三月）共存二十一條卜辭，辭例為“干支卜，某貞：旬無禍？”卜下貞上的“某”計有爭、賓、率、、、等六個不同的字，共出現十九例。彥堂先生敏銳地意識到卜下貞上的字絕非前人所說的地名、官名或卜問的事類，乃是人名，具體說就是史官的名字，并命之曰“貞人”。他想在同一版上連續九個月輪流卜旬的貞人必定同時生存著，根據與貞人有關的先王稱謂等標準就可確定他們活動的時代。解決甲骨文斷代難題的鑰匙就這樣通過考古發掘出來的完整龜版找到了。彥堂先生受了這個發現的激勵，遂翻檢從前著錄及科學發掘的甲骨文材料，將見于同版的貞人搜集在一起作為“貞人集團”，再按照稱謂等項標準，定出它們的先后時代。研究的結果寫成一九三三年發表的《研究例》這一揭開甲骨學研究新篇章的名著。在《研究例》中，彥堂先生提出“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等甲骨文斷代的十項標準，并將甲骨文劃分為五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為第一期，祖庚、祖甲為第二期，廩辛、康丁為第三期，武乙、文武丁為第四期，帝乙、帝辛為第五期。這個成就真是前所未有，后無來者。彥堂先生談及斷代工作時非常強調自己的方法與考古發掘工作有關，他說從前私人發掘甲骨文常把完整的甲、骨弄碎，特別是龜版，幾乎連一個全的也沒有，根據這樣的材料是無法發現貞人的。所以，是近代科學研究的方法促成了彥堂先生的成就，促成了甲骨學從金石學之蛹內的向外蛻變。

彥堂先生的五期說使后學受惠頗深。但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個小問題——彥堂先生對他學說的補葺和修正。《五十年》里如下的文字不可小覷。

五十年來的甲骨文字研究，現在可以說略得門徑，也可以說是初登程途，全部整理與研究的結果，尚須遠有所待。近二十年，繼斷代研究法，做實地分期研究工作，才覺得分為五期的辦法，猶甚粗疏，所謂“十個標準”，當時是以“貞人”為主干的，因而把祖庚祖甲兄弟，列為第二期，及至仔細研究之后，才發現了祖庚祖甲兩王的卜辭，“貞人”固多相同，而表現在卜辭中的歷法、字形、祀典、事類，則大有差異，所以以前者為標準，祖庚應屬于第二期，以后者為標準，祖庚應屬于第一期。又當時以“貞”是“卜問”，貞上的人名即代王卜問事情之人，稱為“貞人”，后來發現在武乙文武丁時代，原應列入第四期的卜辭中，有許多省去了“貞”字，但卜字下的人名，仍是“貞人”。又因為“稱謂”和“字形”的關系，分期時往往把第四期卜辭混入第一期。這都是最初分期研究的缺點，應該加以補正的。（142頁）

這些話足見彥堂先生在《研究例》發表后的近二十年時間，一直力圖修訂五期說。他特別指出：一九三三年的甲骨文斷代標準是以“貞人”為主干的，后來體會到歷法、字形、祀典、事類也很重要；五期只是約略的分法，還較粗疏；第一期不能只限于武丁，還應包括祖庚；原定第二期內祖庚時的卜辭更接近于武丁時的風格;從前混入第一期的卜辭應屬第四期;第四期的復雜困難，遠在一、二、三、五期之上。這些思想都反映了彥堂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到達了新的境界，很值得甲骨學后學參考體會。

由于彥堂先生一九三三年發表的《研究例》洋洋十萬余言，被視為甲骨學史上絕對經典之作，故而繼承五期說衣缽和另立新說的學者在談及彥堂先生甲骨文斷代的成績時，都援引此文評說功過。我開列出《五十年》在分期上的新見，是想讓大家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彥堂先生本人并非抱著五期分法不變，他是想把遷殷后每一王的卜辭都分辨出來。時至今日，甲骨文斷代研究取得了很多新的成績，分類和斷代也進一步細致化。如果我們還枯守著彥堂先生都以為“粗疏”的五期說，奉為不可更變的金科玉律，反倒是違反他斷代思想的基本原則。反過來，提出新說的學者在評價前人成果時，若誤把五期說當作彥堂先生斷代成就的最高峰，也是一種粗疏的行為，不免有些孤陋了。

其次，彥堂先生的五期說的基礎，是以貞人關系將甲骨文分類，然后再以稱謂等標準定出各類的時代，最后得到五期。這里面的一、二、三、五期都是完全建立在各個“貞人集團”上，即按貞人分出的幾類。所以他的方法，本質上還是先分類、后斷代的。正是出于這個原因，彥堂先生的五期都未限于一個王世，后來更覺得一、二期在時代上有了一個重合的部分——祖庚之世。有人覺得五期說在斷代上有一刀切的弊病，至此也可少歇了。在彥堂先生之后，陳夢家、李學勤諸位先生進一步把殷墟甲骨文分為細密的若干組，而林先生更提出處于二組之間過渡位置上的“間組”概念，我們因此有了一個王世存在多類甲骨文的認識。這的確是彥堂先生所未仔細考慮過的問題。但他也明白地指出了第一期包括祖庚，也即是說祖庚之世有第一期（賓組）、第二期（出組）兩種甲骨文。他斷代思想上的此一發展是很值得大家重視的。

再次，彥堂先生說第四期最為復雜困難，成為了一個準確的預言。他花費了很多功夫從第一期中找出來的那部分第四期卜辭（即文武丁卜辭），現在又由學者重新歸入到武丁時代了。這些被稱為“組”、“子組”、“午組”的卜辭的斷代問題最終由一九七三年小屯南地發掘出的地層關系澄清，說明以甲骨文分期研究必然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而進步。而原定在第四期的甲骨文，到底屬于哪些王世？而哪些殷墟甲骨文的時代在武乙、文丁之世？到今天，仍是聚訟不休、亟須解決的問題。最近二三十年，學者對這個問題爭論的焦點是“歷組”卜辭的時代。所謂“歷組”，并非一個“貞人組”，而是主要根據字體標準定出的一個組。此組卜辭只有一個貞人“歷”，他出現的次數也很少。這類卜辭占著原第四期的大部分，如果按著新說將它們提前到武丁、祖庚之世，基本上就把第四期抽空了。為解決這個問題，持新說的學者又拿另一類完全不見“貞人”的“無名組”來填充空當。

第四期斷代反復難定的關鍵，主要是貞人太少所致，不能通過貞人同版關系將一批甲骨文材料系聯起來后再利用較豐富的材料斷代。要解決這個問題，只能走兩條路。最首要的出路還是積極進行考古工作，找到令人信服的地層、甲骨文材料。另外，要斷定沒有貞人或貞人極少的卜辭的時代，應從它的內容上去尋解決的辦法。把歷組的時代向前提的學者就是這樣做的，他們的主要證據就是該組中的人名、事類與原第一期有很多重復。雖然持舊說的學者提出“異代同名”來反對，但歷組人名、事類大部分只與原第一期相同，很少重見于其他期、其他組，這個現象不是異代同名所能解釋的。而且，如果異代同名說成立，貞人會不會異代同名？以貞人關系為基礎的原五期說要不要再做全面的檢討？這大概是不必要的。總之，彥堂先生以為最難以斷定的第四期甲骨文的時代，今天雖還沒有徹底解決，但這方面的研究已大大深入和進步了，頗可以告慰他了。

《五十年》對一九三三年《研究例》的十項標準逐一做了補充和反思，如在貞人一項下增補、修訂各期貞人等等，這里不再詳細介紹，治甲骨學史、甲骨文斷代的學者，也不妨把這些補充和反思看作《研究例》的一個小小的續篇，千萬不要把它輕輕地忽視了。

彥堂先生最后把他的甲骨學研究從分期推向了分派，即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武乙、文武丁為舊派，祖甲、廩辛、康丁、帝乙、帝辛為新派。由于學術界普遍認為他認定的文武丁卜辭的時代應改在武丁之世，分派觀點現在已很受冷落。但我覺得，分派思想的結論雖不必襲用，但其中反映的重視卜辭內容的研究方法以及縱向考察商代后期文化制度演進的眼光還是值得肯定的。彥堂先生指出各期甲骨文中所見的祀典、歷法、文字、卜事不同，并由此構擬出商代后期歷史發展的脈絡。這對于目前治商史和甲骨學的人還是很有裨益的。因此，從分期走向分派，是彥堂先生甲骨學研究上的一個進步，有些學者對分派說摒棄不睬的態度是不可取的。

彥堂先生之著《五十年》，是在長期艱苦的考古發掘、學術探索之后而為之，正如牛食草而產乳，可滋養后學之處甚多。在即將停箸之時，筆者想抄錄一段彥堂先生自己對甲骨學“四堂”的看法。他說：

唐蘭氏所稱，……自然是切實持平之論，非夸張阿好之談。不過甲骨學得有今日，實出于各國多數學者的共同努力，集千狐之腋以成裘，絕不是少數人所應該自己矜伐的。

這短短數言，是《五十年》中最令人感動的文字，愿與讀者諸君共享！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訖

燕南園愛思想 劉源 2015-08-23 08:4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