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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寒三篇博客論及革命、民主和自由這三個宏大主題，引發學界熱議和不同反應。左派看的高興，以為撿了個漏，可以挽救這個失足青年，其實是拿著自己的熱臉去貼人家的冷屁股；右派照例先在自己圈里互相掐起來，說人讀書不夠或被收買，豈知人家一個廣告一個代言，真金白銀好幾千萬，收買的起嗎？韓寒不是思想家也不是預言家，他出場的意義在于，以他不容忽視的話語影響力，激活了一個左右兩邊都感興趣的老話題。
這些年來，韓寒之所以能擁有如此之高的點擊率，除了長的帥，會開車，再就是會說話。現在說話有標準，學者說要政治正確，宣傳部說要有原則，大城管說不能沖著我，結果說話成了一個傷腦筋的事。韓寒聰明，說的比魯迅巧妙實在，看起來是在捧哏，其實逗你呢。政府和大人一樣寬容，反正是個孩子嘛，明知被罵了幾句，就當沒聽見。這回不一樣，說的都是大話，教授們聽了先不干，以前說原來劉項不讀書，現在給一個中學生帶上這帽子，也不嫌大？學富不夠五車就不能出來逞這個能嗎？從明面上看，韓寒說的的確不到位，充其量是趙本山點菜，只有自由可以有，革命和民主這兩道菜還是免了吧，因為差點錢，吃不起。這對有錢人來說肯定不公平，革命風險大成本高可以不考慮，民主總的有吧？這道菜不端上來哪吃的好飯。分歧大概就在這里。
韓寒對革命、民主和自由的不同態度，連帶著是對改良或改革的訴求，如同糧食沒了，有個“瓜菜代”，政治制度的安排也要有替代性方案。從康梁以來，中國的讀書人后來的知識分子再后來的學者或文人，大都糾結于革命或改良的選項之間，左右為難。這倒不是斯文在身，知識分子容不下暴力，而是他們都有著和韓寒一樣的算計，總是期待社會在變革的過程中付出最小的代價。但中國的實際情況是，革命不斷和不斷革命，不玩革命的人早早就被淘汰，如康梁，如國共之間的第三方勢力，而革命玩的徹底玩的狠的則打下江山。現在再來回味這段歷史，訴說革命的不幸后果，由此清算革命譜系，甚至把法蘭西都拿來墊背，無異于癡人說夢，大話革命了。聰明的韓寒同學是不會干出這種蠢事的，但不妨他現在就吃下后悔藥，提前防著革命的再次來臨。于是，他要提醒人們，從白蓮教到太平天國，大凡打著革命旗號出來混的人，一旦得勢，八成都是獨斷專橫自私狂妄，比要打倒的獨裁統治者好不到那里去，后果可能還更嚴重。
革命不能，改良或改革可以，這個話符合主流意識，挑不出毛病。雖然共產黨是通過革命取得其合法性，是在革命中獲得人民的支持并由此取得政權，但現在大家都明白，革命可以是意識形態，是正當性敘事，是大修辭，卻絕不可以再演化為實際性事件。不管誰執政，沒有人愿意成為革命的潛在對象，更沒有人愿意在革命中迎來新一輪專制。以暴易暴不是好的選項，這可能是近二十年來社會的一個基本共識。從李澤厚劉再復呼吁告別革命，到這次韓寒再論革命的嚴重后果，都是基于歷史的總結和現實的實際考量。相信這樣的言論是站得住的，官方愿意聽，民間也愿意聽，企業界更愿意聽。既然大家都愿意聽，不妨以此為前提，再往前走一步，看看革命是如何發生的，只有找到了革命爆發的原因，才能對癥下藥，找到控制革命的方法和路徑。
革命與否都不是一廂情愿的事。這么多年來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讓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革命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嚴重不適應時必然會出現的事情，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內部危機無法控制時必然產生的一種社會變革形式。列寧具體地談到過革命爆發的三個條件：一是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二是被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三是被統治階級的先進分子已經組織起來。從現在來看，列寧對革命爆發原因的分析依然有效，有普適性，不管是以前東歐的顏色革命，還是現今的阿拉伯革命，究其原因，無出其三者。革命，還是不革命，誰都說了不算，社會自有其運行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按照列寧同志的標準，中國社會遠未達到革命的前夜。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國力巨大增長，大多數人搭上了快速發展的便車，程度不同的受益，執政黨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尚未受到根本挑戰。但不可否認的是，黨內腐敗已無可遏制，社會不公日益加劇，侵權行為屢見不鮮，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群體性事件和各類惡性事件此起彼伏。這一次的烏坎事件或許就是一個重要的標志，它至少表明，中國社會轉型和發展已進入了一個關鍵時期，執政黨如果對于社會內部各種矛盾和危機處理不當，或將被迫被裹挾到一個新的革命軌道中。那時，不管是愿意革命的還是不愿意革命的，都只能“被”革命了，革命的后果究竟怎樣？是否像韓寒描述的那樣？現在無法推演。面對這個巨大的不確定性，惟一可以確定的是，在革命中統治者將付出最大的代價。這是歷史的經驗，現在還在重演。
怎么辦？韓寒說改革，我同意，但不要說成套話。執政黨三十年來講的最多的話就是改革，而且的確是在改革和開放中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重新確立了其執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面對當前諸多問題，下一步怎么改？好像沒有方向了。韓寒給人的答案是，民主無所謂，自由多一些。小伙子就是在討價還價，雙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能拿到一點是一點。實事求是地說，按照韓寒的清單，現在就給你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給電影松綁，給文化人留個大喘氣的地方，真可以握住對方的手，說成交了。拿到這些權利，再按韓寒的方式作出一個承諾，不清算，向前看，未嘗不可。三十年來追求的民主和自由不能在一個早上都實現，那是革命的兌現方式，一次性還本付息，壓力太大。改革就是討價還價，是協商妥協，是互相讓步彼此吃虧占便宜。所以，我欣賞韓寒的坦誠和實在，要求不高，要求合情合理合法。只是在現行體制下，欠錢的永遠是大爺，誰又當不了大英雄，結果是因果錯亂，沒有了是非。農民工要不到工錢，急著要跳樓，大家都罵黑心老板；韓寒要點自由，被人指責是小家子氣，僅盯著自己出版的那點好處。這個板子是不是打錯地方了？本來民主和自由是不分家的，尤其是思想的自由，那容得下管制，韓寒想要在這兩者之間做個交易，放棄一個，爭取一個，恐怕是一廂情愿。搞政治的老板心里其實門清，要么兩個都給，要么一個都不給，給了一個肯定是搭上另一個。因此，在革命、民主和自由這些大事上，算小賬是不行的，罵街也不行，要有通盤的考量。
政治是比商業交易更復雜的行為，其中不僅僅是利益博弈和交換，還包含著意識形態、政治理念、信仰和價值觀等精神性因素，當然也有韓寒所說的對文化和人的素質的要求。韓寒算是把中國人看透了，反正啥毛病都有，但以此證明中國人不適合搞民主，那是太不靠譜了。小韓這回得罪了這么多自由派，就是因為他這話太像哪個報的社論了，是不是學習社論多了，慢慢也就信了。民主其實沒有門檻，一個大字不識也可以玩。我們執政黨還沒有執政時，根據地的農民就是在碗里扔個豆子來選出當家人，這60多年過去，人的素質還能不升反降嗎？沒那事。臺灣這回大選，對中國大陸來說，可謂最直觀的民主啟蒙，馬英九再次“凍蒜”，誰都說不出閑話。人民不是傻子，在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時，是不會犯糊涂的。用不著担心那些低素質的人會出來搗亂，或被幾個Q幣就給收買了，倒是要担心那些高素質的精英們在不經意間會成為麻煩制造者。
民主是個漸進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從上往下走，可能對社會轉型避免動蕩或革命會更好。所以先要有頂層設計，在精英層應大致有個基本共識，然后才是計劃和行動。在形成這個“第一推動”的環節中，執政黨的作用是關鍵性的，它的取舍和偏好決定了政治變革的具體路徑。這三十年來，民間對執政黨一直處在喊話狀態，呼吁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作為威權人物，內心其實清楚現有黨國體制的弊端，和民間有互動，有改革的想法，但受制于實際的黨內格局和現實條件，沒有邁出這一步。最近十年，中國崛起，政治理念卻趨向于更加保守，原來“做錯了什么”？變成現在“做對了什么”？中央集權和威權統治不再讓精英們臉紅，反而成為中國模式的應有之義；“維穩”壓倒一切，幾個“不搞”，讓政治體制改革看起來遙遙無期。經濟自由和政治壟斷的矛盾，在經濟高速增長中被掩蓋起來。錢多了，轉移支付的能力強了，每年維穩好幾千億。經濟為政治買單，一方面是暴力，一方面是貨幣。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不僅不能指望有民主的紅利，像韓寒爭取的自由也是非常有限的。說到這，話又得繞回來了，沒有了民主和自由，革命還能避免嗎？
不管從政治學的原理來看，還是從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來看，面向現代化的各種威權型體制，本質上都是一種過渡性體制，它們最終都要被民主的憲政的政治制度所取代。在過渡期里，執政黨和民間都會面臨轉型的痛苦和焦慮，當然痛苦和焦慮的側重點不一樣。執政黨必須考慮威權化的治理能否長期有效，前所未有的社會矛盾能否按以往的方式加以化解，以及如何在舊制度失效的前提下尋求新的制度安排；而民間的力量則必須考慮在現有威權體制下如何促成新的制度要素的生長，以何種方式構建社會良性互動的格局。如果兩者思考的方向是一致的，社會的轉型將自然導向改良的或改革的方式，否則，執政黨和民間力量的雙重失控必將為中國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臺灣的民主經驗值得總結和借鑒，這是威權主義體制在執政黨的主動開放和引領下，逐步從一黨專制轉變為憲政體制，經過兩輪政黨輪替，已基本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和社會秩序，期間建立了對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補償機制，鼓勵社會和族群的和解，避免社會陷入清算和報復的軌道，通過民主的方式解決政治權力的來源和制約等根本性問題。當然，臺灣的經驗不可能現成地搬到中國大陸，中國的確存在著其它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無法構成的特殊性：廣大的國土，眾多的人口，發展不平衡的區域，復雜的民族關系，脆弱的資源條件，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關系。除此之外，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執政黨由歷史、意識形態和特定利益訴求共同構成的執政基礎，已經不是由一個政黨、一個階級或一個家族所能涵蓋，其中已客觀形成了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商業精英的利益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韓寒說的，執政黨八千萬，親屬三個億，我補充一句，加上利益相關者，可能就是大半個中國了。這的確是現實，誰都無法回避。強調這些特殊性，是試圖在中國的現有條件下，找到一條適合中國民主建設的現實途徑。為此，我談幾個原則性的意見，供大家參考。
1、要避免革命，避免社會按激進的方式演進，堅持改良的改革的路線，只有民主這一路徑，別無他途。用孫中山的說法，民主已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前以革命敘事來建構執政的合法性，以威權的方式來管理社會，在現在的時代條件下，已走到盡頭了。執政黨要從根本上認清這一大趨勢，要積極引領民主潮流，主動促進執政方式的改變，按憲政要求真正建設現代民主國家。
2、中國的民主建設，是現有政治體制的改革，而不是現有制度的根本性革命。這意味著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共識：對執政黨革命歷史的正當性和執政歷史的合法性給予充分的理解與尊重，任何改革和變革都不是以顛覆這段歷史為宗旨，相反，是以此為前提來認同和共同建設新的憲政國家體制。
3、建立以民主、自由、人權為核心價值觀的政治理念，是憲政制度建設的根本依據，也是執政黨在革命歷史和執政歷史中曾經對人民反復作出過的莊嚴承諾。按照大多數的人的意志、要求和利益來領導中國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轉變，執政黨必須真正建立起“權為民所賦”的制度安排，人民主權作為國家一切權力之源，應當成為現實政治制度的基石。
4、民主的政治理念轉化為現實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一個從頂層設計逐步向現實各個層面展開的過程。在這里，決不能摸著石頭過河，也不能以機會主義的態度，因人而異，因時而異；而是應該有明確的方向，堅定的信念，通過廣泛的社會協商，尋求符合中國實際的最佳改革路徑。
5、超越左右的意識形態，建構中國最廣泛的社會共識，以建設性思維代替批判性思維，積極倡導理性的寬松的社會協商和討論，進一步開放言論、新聞、出版、集會和結社等自由，落實憲法賦予人民的各項權利，充分尊重民意，鼓勵社會和解，營造全民祥和氣氛，為改革的深入發展創造良好的精神氛圍。
6、在社會協商的基礎上，通過的黨的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形成關于政治體制改革的決議，明確改革的方向，落實改革的方案，確立改革逐步展開的時間表。本著先易后難、由上到下、積極穩妥、有序進行的原則，先行在黨內實行民主制，建立領導干部選舉、使用、監督、罷免的民主機制，從根本上遏制黨內腐敗根源，重塑執政黨形象。同時，以黨內民主引領社會民主，積極規劃和建設民主試點或實驗區，由點到面，爭取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國家民主轉型。
7、維護民權，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尤其是要維護工人和農民的各項權利。國家已經擁有巨大的財政能力，有責任有義務回報社會。土地應該歸農民所有，進行第二輪土地改革，真正實行耕者有其田，對于國家已經低價征用的農民土地酌情給予補償，堅決制止以任何名義對農民土地的不法征用；對于在國企改制中的下崗職工，給予特殊的社會保障待遇，從經濟上落實工人階級作為國家主人翁的地位；對于在歷次運動中遭遇過不法迫害或不公待遇的國家公民，均給予國家賠償，以此構建社會對歷史問題的妥協機制，實行民族和解。
8、發展社會自主組織，壯大民營經濟，培養公民社會，是建設現代民主國家的基礎，也是避免社會陷入無序暴力狀態的根本保證。社會的自組織化程度，是社會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它標志著社會以理性的契約的精神來行使自我管理，在法律的軌道中解決社會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用協商、妥協與和解的方式化解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如果社會在政治的高壓下始終處在碎片狀態，社會的穩定和有序就無從談起，社會無組織化恰恰是政治動蕩和革命的溫床。
9、民主的政治制度安排，不管是否采用三權分立還是五權分立，在權力配置上，均應著眼于權力的產生、權力的制約和權力的歸宿這三大政治元問題的解決。中國可以嘗試創立區別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權力應當有來自于人民的授權，權力應當有來自于人民的直接和間接制約，權力應當有最終歸還給人民的意愿，應該是中國式民主的應有之義，也是馬克思主義民主觀的核心思想。圍繞著這三個政治元問題的解決，必然涉及到人民的選舉權、監督權和自治權等政治制度的安排，沒有這些相應的政治制度設置，民主只是一句空話。民主的制度建設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本任務。
10、民主是中國目前的惟一選項。是否實行民主制度，決定了中國執政黨是否能夠繼續擁有執政合法性和人心向背；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當前和未來所面臨的一系列社會問題；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以和平的方式最終解決臺灣問題統一中國；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的方式徹底解決民族矛盾；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以一個民主國家的形象真正承担起主持國際正義和道義的歷史責任。
民主，決定著中國的前途。
 

榮劍 2012-02-08 00:4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