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如道蘊，方是佳人蔣寅

簡體傳統

在中國古代漫長的文學史上，向來就不缺乏女性的角色。只不過在很長時間內，她們都是作為題材、作為表現的對象而存在的，除了涂山之女、許穆夫人這類傳說中的作者，女性與詩歌寫作發生關系只能追溯到漢代，而有詩集流傳的女詩人則更晚到唐代才出現。但隨著時代的推移，女性的詩歌寫作越來越引人矚目。當我們面對唐宋以前的詩歌史，還只能為僅擁有薛濤、魚玄機、李清照、朱淑貞等有數的幾位女詩人而感到遺憾時，那么到明、清兩代，我們卻要為女詩人多得難以一一寫入詩歌史而發愁！

尤其是到清代，從事詩歌寫作的女性，已多到難以計數的地步。嘉慶間王豫編《江蘇詩徵》，所搜集到的本省閨秀詩集已不下千家。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連皇帝在內共收清代詩人6091家，其中女性為532家，約占9.6%。而據日本學者合山究統計，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共收女作者4199人，清代占3671位，比例高達87%。近年杜珣先生編纂的《閨海吟——中國古、近代八千才女及其代表作》一書，錄存有作品傳世的歷代女作家計8600余人，清代作者占6209人。前人論文學說“一代有一代之勝”，數到清代似乎就沒有所勝可舉了。如果考慮到女性詩歌繁榮的事實，我們也不妨將女性詩歌舉為清代文學之勝吧？

清代女性文學的繁榮，奠基于社會觀念的變革。中國自古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信條，盡管歷代都不乏文藻不讓須眉的才女，但或埋沒于深閨，或零落于風塵，尠能以才藝名世。門第高貴的女子，公開展示才華，仿佛就意味著對品德的褻瀆。這種情形，直到明清時代才隨著社會風氣的變化而轉變。此時士大夫對女性的期望，不僅公然著眼于美貌，而且更要求才華。如徐增《許夫人吳冰仙詩序》說：“今人稱風流勝韻，輒曰佳人才子。其所謂佳人者，大率是珠翠班頭；其所謂才子者，大率是文壇領袖。如是則佳人才子離而為二矣。殊不知才子不佳，不得為才；佳人無才，亦不得為佳也。必佳如潘安，殆為才子；才如道蘊，方是佳人，斷斷然也。”正因為士大夫階層普遍持這種觀念，方始有“海內閨閣人才于今為盛”（陳文述《汪端傳》）的局面。

風氣所被，宦紳之家無不重視女子才華的培養，將文化教養作為婚姻市場上提升女子身價資本。清初學者毛奇齡指點徐昭華學詩，首開名士招收女弟子的先例。乾隆以后，閨秀從男詩人學詩漸成風氣，沈大成有女弟子徐暎玉、陳如璋、方婉儀，黃子云有女弟子丁愫、程屺經，潘榕皋有女弟子七人，任兆麟則不僅有多名女弟子列名“吳中十子”中，汪玉軫、金逸、馬素貞還為一時閨秀翹楚。黃培芳也有收女弟子的記載。最著名的自然是袁枚，他先后在南京、蘇州及原籍杭州等地招收女弟子多達四十余人，并選刻《隨園女弟子詩選》，首開成批培養女詩人的創例。其鄉后輩陳文述也至少招收了三十多位女弟子，并同樣刻有《碧城仙館女弟子詩》。

任兆麟序尤澹仙《曉春閣詩集》提到：“近世閨閣中不少親師取友之輩，若昭華（徐昭華）之于西河（毛奇齡），素公（吳綃）之于定遠（馮班），采于（張蘩）之于西堂（尤侗），若冰（徐暎玉）之于松崖(惠棟)、沃田（沈大成），芷齋（方芳佩）之于霽堂（翁照）、堇浦（杭世駿），其尤焯著者。”發達的女性文學教育，在書香門第造就了許多女性文學家族，像吳江沈（自晉）氏、葉（紹袁）氏，山陰祁（彪佳）氏，歸安葉（佩蓀）氏，建安鄭（方坤）氏，長樂梁（章鉅）氏，太原張（佚）氏，遂寧張（問陶）氏，都一代或累代詩媛輩出。而最引人矚目的是常州莊氏一門，包括媳婦，共出了22位女詩人（徐珂《清稗類鈔》卷七十），這在中外詩壇都是罕見的奇跡。

孫衣言《梅神吟館詩序》稱：“今世士大夫不學甚矣，而婦人女子乃往往好言學問，為辭章。”清中葉以后，當男性詩人的創作萎弱不振時，閨閣詩人卻十分活躍，名家輩出。當時女性間的文學交往非常密切，不止在家庭內部唱和，還每以親族或師門關系舉行社集。最著名的是嘉慶間清溪吟社十子，她們都工于詞賦駢文，以姐妹相稱，互相唱和，與康熙間的蕉園詩社七子前后輝映。女詩人在她們的唱和、社集活動日益社會化后，也更積極地介入男性詩壇。在讀男詩人詩集之余，賡和其作品或題其詩集，以詩作投贄于名詩人，甚至參與男詩人的詩會，在當時都是很常見的。而一時名公巨卿也都樂意獎掖、表彰女詩人，像王士禛、袁枚、黃任、鄭方坤、陳文述、梁章鉅一輩風流自賞的文壇宗師，無不由衷地欣賞女性的創作，熱心于贊美女性的才華，沾其齒及而成名的女詩人決不在少數。袁枚《隨園詩話》尤其喜歡表彰閨秀之作，甚至成了他為人稱道的兩大品性之一：“慣說名流皆捧贄，喜談才媛為開筵。”（寧楷《喜晤簡齋先生話舊》）乾隆五十九年（1794），女詩人馬素貞序王瓊《愛蘭書屋詩鈔》，特別提到：“我朝文化之盛，無以復加，不特文人學士為能踴躍向風，即閨閣奇才，往往究心詩學。此雖山川靈秀所鍾，要亦賴有人焉提倡之耳。”清代女性詩歌創作的空前興盛，與兩性文學交往的普遍及男性社會對女子才華的賞識、珍視，顯然是分不開的。

自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興起，女性的文學活動及其歷史就被從性別的角度重新審視，女性在歷史上遭受性別壓迫的認識也自然地投射到文學領域中來。女性文學研究者受西方女權主義觀念的影響，每以“樓中的瘋女人”的成見衡量中國文學史，認為“在中國，那些確曾存在過的女性文學天才，每每被既定文學史封殺在青樓和閨閣里，成為永遠的無名氏。李清照、朱淑貞的成就，就是婦女文學能力的一種強烈表達，但李清照和朱淑貞只是也只能作為奇觀而為文學社會與文學史所認可，她們是男權秩序一道不慎的裂隙（斷不是寬容的見證），由于歷史之手的涂抹而使之在距離之下產生花紋般的裝飾效果”（王侃《“女性文學”的內涵和視野》，《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對于這樣一種指控，我很能理解作者的心情，但難以同意他對事實的指認。

歷史上女性的文學活動，各國情形不一，很難一概而論。就中國古代而言，盡管先賢業已指出：“古今女士，必赴流蹈火，若曹娥、宋姬之為者，然后可傳哉。終身庸行，內抱至德，多名不出于家也。”（應撝謙《沈母陸孺人傳》）但在文學才能和文學創作方面，女性似乎并未遭到輕視和被遮蔽，左芬、鮑令暉、上官婉兒那樣的才女一直是文士贊美的偶像、傾慕的好逑。而到清代，才子們對女性才華的欣賞和珍視，甚至到了獵奇的地步。郭麐《樗園銷夏錄》曾寫道：劉景叔（祁）云，“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其言甚大。詩人閨秀亦天地間所當珍重愛惜之物，其有坎坷，亦宜相共存之，無所于讓。宜秋貧至絕食，竹溪諸子斂金周之，風義甚高。宜秋以二律為謝，讀之悽人心脾，然彌見風骨。詞云：“惠比指囷贈，情同挾纊溫。感深惟有淚，欲報恐無門。得食諸雛長，衰宗一線存。應知姑與舅，泉下亦銜恩。”“回頭語兒輩，汝勿太憨癡。不有諸君子，何堪卒歲時。可憐饑凍久，未敢再三辭。他日如成立，生生尸祝之。”余去歲入都，留別故園諸君卒章云：“金源劉氏祁，一語足深思。天下有賢者，世人當養之。況于閨閣內，值此困窮時。周急須公等，臨行申以詩。”蓋為宜秋作也。

清代女詩人端木順的《古香室遺稿》

宜秋女士即任兆麟女弟子汪玉軫，在當時還不算太著名，而吳江士大夫已護惜如此，那些著名閨秀受到的寵遇可想而知。只不過閨秀受教育和社會交往的機會終究有限，如張云璈所說的，“天之生一才人也不易，生一閨閣之才更不易；閨閣有才而又得全家之多才以張其才，則尤不易”（《自然好學齋詩鈔序》），以致不能都獲得最好的機遇而已。

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清代社會是鼓勵女性寫作的，詩壇是樂于接受女性的詩歌成就的。傳世的多種閨秀詩話和眾多女詩人的傳記都表明，女性的才華沒有被埋沒，她們的詩歌成就沒有被忽視。正是男性社會和詩壇的獎勸、呵護，讓無數閨秀作者寫出了超越往古的杰作，而同時評論界也給予了女性創作以高度自信的評價。清人論詩每以唐人為不可及，獨于女性之作，則決然斷言本朝非唐人可比。如劉履恂《秋槎雜記》所說的，“閨秀詩以《國朝別裁集》為正宗，非唐人所能望其項背也”。清代女性的詩歌，攄寫了她們生命的悲歡，記錄了她們花朝月夕的吟哦，也替自古沉默的女性群體表達了對幸福的渴求，吐露她們心底深沉的憂傷。這是一筆珍貴的精神遺產，也是一批價值難以估量的藝術財富。不幸的是，清社既屋，百年多難，多少宋槧元板、名公墨寶都遭毀棄，誰還能顧惜這些閨閣才人的文帙吟卷、零紈斷素呢？唯有任其如滄海遺珠，散落在天壤間，與草木同腐而已。

自上世紀末女性主義文學思潮波及國內，女性的文學創作開始受到關注，古代女性文學作品的整理、編纂也提上議事日程。2005年初，北京工業大學李雷教授主持的《清代女詩人集萃編》，在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獻類作為基礎項目立項，成為迄今最具規模的古代女性文學作品整理項目。這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同時也是難度極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乍聞之下，我簡直不知道,如此浩大的工程，將從何處下手。

首先，確定收錄的作者人選就不是個簡單的事，最終收錄的這80位女詩人，是項目主持人在全面掌握清代女性詩歌文獻的基礎上，從八百多種閨秀詩集中遴選出來的，全都是清代最著名、最有成就或最有特色的女詩人，可以說都是清代女性詩歌的代表作家，這套叢刊因此也集中體現了清代女性詩歌創作的成就。其次，女詩人的集子雖然版刻并不復雜，但傳本都很稀少；有些著名詩人如黃媛介、吳山，詩集早已不傳，作品散見于各種選本，或附錄在別人的集子里。經過課題組幾年的不懈努力，這80位女詩人的集子終于得到完備的搜輯和整理，無論哪個集子都是迄今為止收錄作品最多的全集。最后，女詩人的傳記文獻和批評資料遠不如男詩人多且流傳廣泛，如今各集除收錄作者的全部詩作外，還輯錄其詞作及所有序、跋、傳略、墓志、行實、題識等文字，提供了較為完整的參考文獻，這無論對普通讀者來說，還是對研究者來說，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因此，這套總字數達三百余萬字的《清代女詩人集萃編》，無論從哪方面看，都堪稱集清代女性文學創作之大成，作為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古代女作家別集匯刊，為今后的女性文學研究奠定了文獻基礎。

古籍文獻整理是一項寂寞而艱苦的事業，每一個輝煌的成功背后都有著常人難以體會的艱辛。在編纂《萃編》的前后四年間，李雷教授和課題組成員在日常教學工作之余，奔波于各地圖書館，查閱、抄錄資料，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許多稿鈔本不允許復制，只能一字一字地抄錄；有些圖書館還不讓看原本，只能對著膠片機過錄。沒做過這種工作的人，是絕對難以體會其疲勞感的。由于我也參與《清史》的編纂工作，并有幾位學生為《萃編》校點了部分詩集，我對李雷教授的工作略有了解，對她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責任心更是欽佩異常。歸懋儀的集子是她自己編校的，據說用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常熟圖書館藏七種不同的刊本和稿本、抄本合校，才編成迄今最完備的歸懋儀詩全集。此集文字不過16萬多字，但前后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卻是難以想象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名利能夠回報這種投入？不懈的毅力和熱情純然發自一種夙愿：要使二百七十年間閨閣才媛的慧心靈性得到彰顯、光大，使她們嘔心瀝血寫就的錦繡詩章不致湮沒于塵土之中，滅裂于蠹魚之口。只有這樣一種信念，才能支持課題組所有成員默默辛勞，忘我付出。

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才華絕世的女子被歲月遺忘，沒有留下名姓，更沒留下作品。清代閨秀是比較幸運的，豐富的傳世文獻記載了她們的才華，無數詩集和詩篇證實了她們的創造力。而《萃編》所收的這80位女詩人，在天有靈，尤其要感到欣慰：從此她們畢生心血所注的詩篇，再無水火兵燹之虞，將永垂于斯世，與山川常在，共日月同輝。不待歲月的證實，我們就可以相信，這套叢刊的出版，有著不可估量的文化意義；李雷教授主編這套叢刊，更是功德無量。今后人們在閱讀這一卷卷詩集時，一定也會像銘記編《名媛詩緯》的王端淑、編《閨秀正始集》的惲珠一樣，記住李雷的名字。

（本文標題為編者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