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江青的三次流淚

簡體傳統

本文作者楊銀祿，中共黨員，1967年調到中央辦公廳值班室工作，同年10月調任江青機要秘書，1973年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下放江西中辦五七學校勞動，1975年回中央警衛團。1984年起，先后在中直管理局、中辦老干部局工作，曾任副巡視員。1988年退休。楊銀祿是江青四任秘書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近六年）。任職期間他與江青幾乎朝夕相處，對這一時期的江青的了解是別人所不能及的。本文節選自其著《庭院深深釣魚臺——我給江青當秘書》。

“江青應該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但她同時又好哭，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資料圖）

文 | 楊銀祿

江青應該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但她同時又好哭，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我在她身邊工作的幾年里，有三次看到她真誠地傷心流眼淚。

一、為程硯秋流淚

1968年11月份的一個晚上，北風嗖嗖地吹搖著無葉的柳枝，天空中飄撒著零星雪花。江青吃過晚飯，叫我打電話給姚文元，“文元同志，一會兒，江青同志到17號樓去看電影，如果你有時間，想看的話，江青同志請你跟她一塊看，如果沒有時間，不想看的話，也不要勉強。”

姚文元問：“江青同志今天晚上看什么片子？”

“我也不知道，她去了，你們一起定吧。”我回答。

這天晚上刮著小北風，下著小雪，氣溫比較低。大約九時左右，江青坐著她的大紅旗轎車先于姚文元到達17號樓禮堂，警衛員幫助她脫掉大衣，摘掉帽子，解掉大圍脖兒，掛在衣架上，她坐在專為她布置的沙發上，護士過去把她的兩條腿搭放在沙發前的軟腳墊上，把一條毛巾被從她的胸部蓋到腳部。

江青剛剛坐定，姚文元就進了禮堂，疾步走到他習慣坐的座位上。按座次排位，姚文元與江青中間還空著一個座位。江青指著那個空位說：“今天晚上，伯達、康老、春橋同志都不來了，文元同志過來坐，坐近點好說話。”姚文元在江青面前是一個非常聽話的人，聽江青一說，馬上起身挪了一個座位，挨著江青坐下。

江青問：“文元同志，你想看什么呀？”

姚文元禮貌地說：“江青同志想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隨你。”

江青就不客氣地說：“我想看程硯秋唱的《荒山淚》，你看好不好？”

姚文元說：“好好好，就看《荒山淚》。”并回頭對江青的警衛員說：“大周，今天晚上看《荒山淚》。”

在江青與姚文元商量看什么電影的時候，服務人員端上了熱茶水，拿來了熱毛巾。

姚文元和江青會見外賓（資料圖）

兩位放映員李云峰、康玉和，技術嫻熟，工作細致，不怕麻煩，他們把江青經常看的影片碼放得井井有條，說要看哪一部，馬上就能取出來，上機，開始放映。老李、小康聽到說“看《荒山淚》”幾個字，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就開始放映了。

一開始，江青與姚文元時不時還說什么話。放映到10分鐘左右的時候，江青一言不發了，搖頭晃腦地看得津津有味。當放到半個小時的時候，她就拿起放在茶幾上的毛巾，開始擦眼淚。

聰明又不解的姚文元，探過頭去對江青說：“你如果看這部片子不愉快，就換一部別的片子看看吧。太傷心了，對你的身體不利。”

江青聽到姚文元關心的話以后，連腦袋都沒有轉動一下，就說：“不要緊，我要看，看完它。”

室外的風刮得越來越大了，室內看電影的主人的熱情越來越高，越來越入戲、入情、入景了，江青的眼淚流個不停，用過的毛巾扔了一堆。

電影放完了，電燈亮了，江青不從座位上站起來，竟然哭出了聲音，當然，哭聲不是很大。可是，在最后一排坐的兩三個工作人員都能聽得到。

在場的人都愣住了。因為大家從來沒看到過江青這種樣子，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有的嚇得走出禮堂。我和大周、護士走上前去詢問、安慰：“江青同志，怎么啦？不要因為看這部電影而傷心，這樣對你的身體是很不利的。”

護士說：“江青同志出汗了沒有？如果出汗了，咱們去換換襯衣好嗎？”

我們一再勸說，她既不說話，也不停止流眼淚。

姚文元對我們說：“江青同志今晚累了，你們送她回去休息吧。”

這時，江青擦干眼淚，停止哭泣，用低沉的聲音說：“我們去看看程硯秋的夫人果素英。”

我問江青：“你想什么時候去看？”

她站起來說；“現在就去，馬上就走。”

我勸她說：“現在就走不行啊，我們還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天又這樣晚了，天氣又不好，刮著風，下著小雪。等我們了解到她的準確地址，再去也不晚，請你改一個時間吧。”

江青說：“我下決心決定了的事不能改，今晚非去不可，你去了解一下程夫人的家庭地址，馬上走，今晚不去看她，我就睡不著覺，難道你還不了解我的性格嗎？快去打聽，我等你們一會兒。”

北京城這樣大，又是夜深了，找一個從來沒有去的家庭地址談何容易。

江青執意要去，又有什么辦法呢？我有意提示姚文元，請他勸勸或許有點作用：“文元同志，你看今晚這么晚了，天氣不好，江青同志的身體又不太好，今晚還叫江青同志去嗎？”

姚文元聽懂了我的意思，就含笑對江青說：“小楊講得有一定道理，要不就改一個時間，今天這樣晚了，夜間找人不方便。”

江青不高興地瞅了他一眼，說：“今天晚上誰說也不行，我非去不可了。”她指了指姚文元，說：“今天晚上，你也和我一起去，你們不要再說什么了。”

我想，我們的確不能再說什么了，如果再說什么，就要倒霉了。于是，我對她說：“江青同志，你既然下了決心要去看望程硯秋的夫人，我馬上去了解一下她究竟住在什么地方，搞清楚了，我們就出發，請你稍稍在這里等一等。”

江青一揮手，說：“去吧，快去了解，越快越好。”

我就在17號樓給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秘書打通了電話，請他叫北京市公安局查一查程硯秋家的住址，馬上告訴我，越快越好。

那個時候的機要秘書保密觀念特別強，知道的絕對不說，不知道的絕對不問。所以他沒有問我查程家的地址干什么。就立即通知了公安局查找。他們的辦事效率還真高，只用了15分鐘的時間就查到了程夫人的家庭地址，并及時通知我了。

這時，已經到了深夜11時50分左右了，我報告江青程家的街道門牌號碼以后，她說：“我馬上去。”

我說：“現在時間已經進入深夜，你的隨車跟在你坐的車的后邊，我把吉普車開過來，我在你前邊帶路，查找程家的門牌，如果叫隨車上的同志找，會影響你的安全。”

江青說：“你說得對，快去開你的車來。”

午夜12時，我們從釣魚臺出發。

因為是冬夜，又到了零時時分，天刮風、下雪，那時，人們也沒有夜生活的習慣和條件，所以街上沒有一個行人。我們順利地找到了那條要去的街道，但是門牌就難找了。那時的社會治安不是很好，我們叫老百姓的門問路，他們有的不答話，有的答話卻不敢開門。我敲一家的門，里邊答話了：“你們敲門有什么事？”我說：“老鄉，我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想打聽一下，程硯秋的家離你家有多遠？是在路北還是在路南？”

門里一個老大爺說：“什么，解放軍？冒充軍人的多啦，程硯秋是一位名人，天這樣晚了，你們現在找他家干什么？”

這位老鄉可能還認為我們是要抄程硯秋的家呢。怎么叫也不開門。江青的車在馬路上停著。我真的有些心急火燎的，就對門里說：“老鄉，我們不是壞人，是八三四一部隊的，有一位領導干部很惦記程硯秋的夫人，想去看看她，快點告訴我們吧，求你了。”

當時八三四一部隊是中央派到六廠二校支左的部隊，經常在報刊上介紹八三四一部隊的支左經驗，所以，這個部隊的代號是家喻戶曉的。門里邊的老人聽到是八三四一部隊的人問路，立刻把緊閉的門打開了。那位老人帶有歉意地說：“你們早一點說是八三四一部隊的，我早就打開門了，我們知道你們是保衛黨中央、毛主席的部隊，我們不會懷疑你們。我告訴你們，程硯秋家在路北，從這里往西走，再過五六個門，就是程家，你們去吧。”

我又懇求說：“老大爺，天這么黑，我們又沒有來得及帶手電，還是不好找，幫人幫到底嘛。請你上我的車，帶一段路怎么樣？”老人爽快地說：“行行。”我給他打開車門，他很快地上了車。走了大約有60米左右的距離，老人就說：“停車，程家就是這個門，”

我下車報告江青：“程硯秋的夫人就住在這個院里，進去吧。”隨車人員叫開程家的門，江青、姚文元等隨行人員除留下兩個看車都進院了。

我對老人說：“老大爺，謝謝你給我們帶路，我開車把你送回去吧。”

老人客氣地說：“不用謝，也不用送，我自己走回去，就幾步路，沒有事兒。”他貼近我的耳朵小聲問：“中間那位女同志是江青同志吧？那位胖胖的，個兒不高的，是姚文元同志吧？”

本文作者楊銀祿，是江青四任秘書中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近六年）。

我心想：“這老人，好眼力，天這么黑還能看出人的輪廓和大概模樣。”為了保密，我說：“老大爺，不是的，你看錯了。”

說完，老人就走了。

我到程夫人屋里，在燈光下看手表已經是凌晨一點鐘了。

程硯秋家是一個不大的四合院，院內整理得很干凈。北房是正房，一進門是一間客廳，北墻根有三個舊式木制沙發，一大兩小，一個長茶幾也是舊式木制，西墻根擺放著一個長條案，上邊有兩個大花瓶，花瓶內各插一個雞毛撣子，東墻根有一張八仙桌，一邊一把太師椅，桌子上沒有擺放什么，看樣子是吃飯用的，這些都是紅木家具，古色古香的，三面墻上掛著一些條幅和國畫，沒有注意看是不是名家字畫。小客廳布置得很雅致、溫馨。

我們是把程硯秋的夫人從夢鄉中叫起來的，看到紅極一時的江青和姚文元到了她們家，程夫人特別高興，緊緊握著江青的手，激動得不知說什么好。

坐下后，還是江青先開口，非常親切地問道：“你的身體好嗎？”

程夫人說：“還可以，大晚上的，外邊又刮著風，天氣這么寒冷，江青同志還到我家來，不敢當呀，實在過意不去。”

江青的突然到來，程夫人一時還搞不明白來意。看來老人的心情又緊張又激動，手忙腳亂地泡茶倒水，很不自然。

這時，江青已經看出程夫人精神緊張，就解釋說：“你不要忙乎了，今天晚上，我和文元同志主要是來看望你的，請你坐在我身邊來，我想跟你說說話，一不要客氣，二不要緊張，平平靜靜地拉拉家常好嗎？”

程夫人臉上露出了笑容，直點頭。

江青問：“你的生活怎么樣？有什么困難？生活來源是什么？”

程夫人說：“我的生活還過得去，沒有什么困難，生活來源主要是靠程老先生存款的利息，雖然不高，還夠吃飯的。請江青同志放心。謝謝江青同志對我們的關心。”

江青又問：“程硯秋同志沒有給你們留下什么金銀珠寶手飾之類值錢的東西嗎？”

“有一點，被紅衛兵抄家時抄走了。”程夫人難過地說。

紅衛兵抄家，江青是知道的，這種不法行為江青也曾支持過，抄家風是文革中號召破四舊時掀起來的。當然，這和她是有關系的，于是她就把話岔開了。

她說：“今天晚上，我在釣魚臺與姚文元同志一起看了程硯秋同志演的《荒山淚》，他的唱功、做功非常迷人，情感與劇情融為一體了，聲情并茂，感動人心，我曾被他精湛的藝術表演和情感所打動，并流下了眼淚。他對一句道白，一個唱腔，每一個動作都是精雕細鏤的，他對京劇藝術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是許多藝術家當之無愧的學習榜樣，他對中國京劇的繼承和發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成了獨特的一派，也就是別樹一幟。你有沒有保留他的劇照？”

程夫人興奮地說：“有有，就是劇照沒有被紅衛兵抄走，我藏在了他們找不到的地方。”

“能不能拿出來叫我們看看？”江青說。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程夫人起身走進東邊的里屋，把幾個大影集，從大箱子、小柜子里找出來抱到客廳，擺放在大茶幾、條案上，供江青、姚文元翻看。江青按照程硯秋的年齡從小看到老，一本一張都沒有放過。一邊看，嘴里還不停地夸獎：“好哇，影集很精致，劇照更精致，這可是寶貝呀，這是給后人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可以進入中國藝術博物館的，精心珍藏起來，可惜，我們現在還沒有這種博物館。”她拉著程夫人的手說：“還是由你保存吧，你是最有資格保存他的珍品的。”

江青看完劇照以后，對程夫人說：“今天晚上我覺得又悲又喜，悲的是，我看《荒山淚》的時候，由于劇情的發展和程硯秋的表演藝術，使得我流了眼淚，同時，也為程硯秋同志這樣優秀的藝術家離開了他喜愛的舞臺，離開這個世界而難過。”江青說著說著，眼淚又要流出來了。她接著說：“高興的是，今晚看到你的身體還健康，精神也不錯，又看到了程硯秋同志的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各個不同時期的劇照，好像他還活躍在舞臺上。”

臨走的時候，江青對程夫人說：“請你保重身體，為程硯秋同志好好活著，祝你健康長壽。”

程夫人把江青、姚文元送到車上，并說：“請江青同志保重，請你為我給毛主席帶好，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江青為何對程硯秋如此喜歡呢？據說程硯秋認為江青是一個“知音”。我看到章詒和回憶程硯秋的文章說：“1956年11月，程硯秋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團成員出訪蘇聯、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等國。……兩個月后，即1957年1月，代表團回國再次途經莫斯科。1957年1月18日這一天，在莫斯科養病的毛澤東夫人要約見程硯秋。結果，他從1點到5點多，始終沒有見到江青的影兒。

翌日上午10時，他和彭真夫人一起看望了毛夫人。江青對程硯秋說：'你的表演有三絕，一唱二作三水袖。’接著，又講了許多戲劇故事。程硯秋很興奮，他說：江青確實是一個知音。這里，程硯秋說的是實話。政治上江青是罪犯，藝術上江青是個內行。”（章詒和《伶人往事——寫給不看戲的人看》，湖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363頁）

二、為謝富治流淚

謝富治是紅軍時期參加革命工作的，在大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立下了赫赫戰功，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謝富治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情況非常復雜，那時，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了黨的八大時選出的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權力很大。謝富治是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之一。江青對謝富治很看重，看重的原因，根據我的看法，主要是謝富治和江青觀點一致，又聽江青的話，江青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以后，江青担心別人知道她在30年代的上海一些不太光榮的歷史，想把有關那些歷史的材料清除干凈。葉群找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安排其心腹江騰蛟，派人假冒紅衛兵到上海抄了鄭君里等文藝界人士的家，謝富治就參與過對抄回材料的處理。

謝富治雖然是軍人出身，打仗勇猛，但是，他的心還是蠻細的。1971年上半年，有一段時間，他看到江青對照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幾乎發展到廢寢忘食的程度。

謝富治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有一天，他到釣魚臺10號樓對江青說：“江青同志喜歡照相，我支持你，這項活動既可以鍛煉身體，松弛一下神經，又可以學習照相技術。但是，你的身體不適宜在室外活動的時間太長了，活動時間太長容易感冒。如果在室內搞一個攝影室就好了。攝影時，你身體好的時候，想在室外就在室外，覺得身體不適合在室外，就在室內。如果你同意的話，我給你在10號樓布置一間攝影室好不好？”

江青一聽就很高興：“還是富治同志的辦法好，你想得很周到，謝謝你為我的健康和興趣著想，聽你的，請麻煩你給我打一張大背景布，我喜歡天藍色的，白的也行，還是天藍色的更好，找4個至6個照相用的燈就可以了。”

過了三天，謝富治親自將江青要的背景布和燈具送到江青的住地，并親自安排人布置。布置好了，江青很滿意，高興地對謝富治說：“你不愧是軍人出身，辦事雷厲風行，又快又好。不好意思勞你的大駕。”

謝富治臨走的時候，江青一再對他表示感謝。謝富治說：“謝什么，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小事嗎？”

江青夸獎謝富治，同時批評我們說：“還是你想得周到，我的工作人員就沒有想到，他們如果像你對我這樣，主動想工作、做事情就好了。”

這時，謝富治還算說了一句公道話：“他們也不錯，做了不少工作。”

謝富治給江青精心布置在10號樓的攝影室，利用率極高，江青有段時間天天搬弄她的照相器材，天天給別人照相，玩得很開心。

后來，江青嫌這個攝影室小了一些，又請謝富治在17號樓搞了一個，林彪的《孜孜不倦》，就是在那里拍攝的。

更使江青感動的是，謝富治給她布置攝影室的時候，已經患了癌癥，只是沒有被發現而已。當江青獲悉謝得了不治之癥以后，難過得流了眼淚。她說：“富治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威震敵膽，立下了汗馬功勞，文化大革命中他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忠實地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對黨忠心耿耿，樂于助人，帶病給我布置攝影室就說明了他的思想品質，從這一點說，我覺得對不住他。病魔是無情的，我救不了他，只有請醫護人員能夠延長他的生命，我是無能為力的，愿他能夠戰勝病魔，早日恢復健康。”

江青親自到醫院看望病人，以前我沒有發現過。謝富治病重住院后，大約是1972年的2月份的一天，江青親臨謝的病房，安慰他：“好好養病，既來之則安之，爭取早日痊愈，和我們一起戰斗。”

江青到醫院看望的時候，謝富治已病入膏肓，聽了江青安慰和鼓勵的話，只是點點頭，已經沒有力氣說話了，眼睛里含著激動的淚水。

江青從謝富治的病房出來，難過得忍不住流淚了。

江青給謝富治精心拍攝過一張彩色相片，放大成24寸。謝富治得到照片時，非常高興地對江青說：“照得太好了，如果有一天我去八寶山的時候就用這張照片作遺像。”

一向不開玩笑的江青笑著說：“你可要事先告訴你的夫人劉湘屏同志，到時別用錯了。”想不到開謝富治追悼會時用的遺像果真就是江青為他照的那一張。

3月26日，謝富治醫治無效去世，江青得知謝富治去世的消息以后，幾天無精打采，飲食減少，睡不好覺，也很少說話，攝影停止，打撲克停止，看電影看一會兒就看不下去了，換了一部又一部，換哪一部都無法讓她靜下來看完。中央政治局開會，她也不想參加，說：“我現在身體不好不想參加了，向總理請個假。中央討論決定了什么重大問題，請用保密電話告訴我就行了，或叫春橋、文元同志到10號樓轉告我。”

有一天，中央辦公廳通知江青到公安部禮堂參加謝富治的追悼會。我報告江青時，她很難過地說：“我知道了。”

我剛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就聽到她打鈴叫我。我快步走進她的辦公室，她抬頭對我說：“你剛才告訴我，富治同志的追悼會是在公安部禮堂舉行吧？沒有錯吧？”

我說：“是，是在公安部禮堂，是這樣通知的。”

江青很不高興地說：“你給總理打個電話，就說是我的意見：富治同志的追悼會在公安部禮堂舉行是不合適的，他是政治局委員，追悼會應該在人民大公堂舉行，請總理考慮我的意見。”

我打通總理的電話后，把江青的原話報告了總理。

總理說：“請你報告江青同志，富治同志追悼會的地點不能再改了，他的追悼會在公安部禮堂舉行是他生前的愿望，他曾對我說過：'我死了以后，追悼會就在公安部禮堂舉行，因為我是公安部部長，在公安部禮堂舉行就意味著我死后又回到公安部了，我對那里有感情。’我們還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吧。”

我把總理的意見報告江青后，她沉思了片刻無奈地對我說：“那好吧，我尊重總理意見和富治同志的愿望。”

江青到了公安部大院，難過得遲遲下不了汽車。等她下了汽車以后，可能是因為她既難過，腦子又亂，所以走路都不穩了，警衛員和我一邊一個人攙扶著她，艱難地走進追悼室。一進門她就用哭泣腔叫了一聲：“富治呀，你受苦了，你走得太快了！”她的眼淚奪眶而出。

她步履蹣跚地走到謝富治的夫人劉湘屏面前，兩人相擁而泣，她對劉說：“要節哀呀！保重身體，富治同志離我們而去，這是無法挽回的，我們活著的人要好好活著，繼續跟階級敵人斗！”

江青從追悼室出來，還難過得直流眼淚。上汽車都比較困難，是警衛員和我又架又拉地才上了汽車。

三、為陳景潤流淚

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時許，江青起床以后，洗漱，吃了早點，照例到辦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給她挑選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國內動態清樣》，內容是我國對數學上的難題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貢獻、震驚世界的數學家陳景潤，極為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文章大體是這樣寫的：

陳景潤

陳景潤以驚人的頑強毅力，勇敢地向哥德巴赫猜想進軍，他廢寢忘食，晝夜不舍，潛心鉆研，進行了無數次的運算。他把全部心智貢獻給了這道很多外國數學家都未攻破的世界性難題。他的論文發表后，在國際上反映非常強烈，被外國著名數學家稱之為“陳氏定理”，一個外國科學家給陳景潤寫信說：“你移動了群山！”

就是這樣一位被外國科學家交口稱贊的偉大數學家，學習、工作、生活的條件太糟糕了。他住在只有6平方米的小小房間，這個小小房間還缺一個角，原來樓下鍋爐房長方形的大煙囪從他的3樓房間中通過，切去了房間的六分之一。窗子用報紙糊得嚴嚴實實。屋內的光線非常暗淡。小屋空蕩蕩的，連一張桌子都沒有，只有4葉暖氣片的暖氣上放著一只飯盒，一堆藥瓶，連一只矮凳子也沒有。工作時把被褥一起翻起來，當桌子用。由于房間潮濕、陰暗，空氣不流通，很污濁，陳景潤患了肺結核。喉頭炎嚴重，咳嗽不止。還經常腹脹、腹痛，有時難以忍受，他的兩眼深深凹陷，面色憔悴，精神萎靡不振。

記者覺得屋內光線太暗，拉電燈繩想打開電燈，但拉了幾下燈也沒亮。陳景潤告訴記者，有人用老虎鉗子把我這個房間的電燈線鉸斷了。我看書就點煤油燈。他笑著說，不要電燈，電燈麻煩，用煤油燈一樣工作……

江青看完這條遲到的消息以后，立刻打鈴叫我進她的辦公室。

我進入她的辦公室，看到她拿著一塊小毛巾正在抹眼淚，因為我不知道她為什么流淚，所以不敢問她這是怎么了。站在她的旁邊，等待她先說話。那里只有我們兩個人，誰也不說話，安靜得很。

過了一會兒，她拿起那份《國內動態清樣》，手哆哆嗦嗦，眼含淚水，慢騰騰地對我說：“小楊呀，你看到這份清樣了吧？”

“看到了，我還看得很仔細呢。”我回答。

“你有什么感受嗎？”江青試探性地問。

“陳景潤是我國不可多得的數學專家，他的運算成果，不但對我國的數學領域是一個重大貢獻，而且，對世界也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的工作、生活條件太差了。”我說。

我不知道江青問的是什么意思，是想叫我說陳景潤的好話？還是想叫我說他的壞話？一時難猜透，所以我只是很簡單地說了我的真實看法，然后，想聽聽她怎么說，不過看她的樣子，是在同情陳景潤，要不，她為何流眼淚呢？

在我回答問題的時候，她還在不停地擦眼淚，也許我的話使她更加激動了。

她放下那份《清樣》，用哭腔對我難過地說：“哥德巴赫猜想，是數學領域內最深奧的理論，不少發達國家的高級數學專家都在研究運算，陳景潤在這方面作出貢獻，這是中國人的驕傲。而他的境況竟是這樣，我們能不管嗎？”她說了這些話就叫我離開了。

過了幾天，江青又打鈴叫我。我到她辦公室后，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說：“你再看看這份《清樣》，現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

我接過一看是關于陳景潤情況的那份《清樣》，發現上邊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陳景潤為好？”毛主席批示：“請文元同志辦。”姚文元又批示：“陳景潤的論文在哲學上有什么意義？”

江青說：“你看完了嗎？”我說：“領導的批示我看完了。”江青說：“姚文元'書呆子’，他的批示文不對題。你給遲群打個電話，告訴他趕快到我這里來，關于陳景潤的工作、生活條件我跟他講一講，這是他負責的領域，我命令他快快來。”

我問她：“叫他到10號樓還是到17號樓？”她說：“快，快叫他到10號樓來。”

遲群當時任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相當于科教部的副部長。

我從江青的辦公室出來，立即給遲群打電話，因為我以前沒有跟遲群直接聯系過，所以不知道他的電話，我就通過39局總機找他。當時，39局總機是全國服務態度、業務水平最好的總機。不到半分鐘的時間，就接通了遲群的電話。遲群原來和我都是中央警衛團的，很熟悉，通話以后，他很客氣地問我結婚了沒有？身體好不好？拉起家常來了。我說：“遲科長（原來他是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宣傳科的科長，我對他還是稱原職務），你別問這些了，江青同志叫你快到她這里來一下，她有緊急的事情跟你說，我們現在在釣魚臺10號樓，我已經通知釣魚臺東門的哨兵了，快來，請不要耽誤時間。”

他解釋說：“我手頭上還有一件事，等我辦完了馬上就到。”

我催他說：“什么事是輕重緩急你是清楚的，先到這里來，你的事回去再辦好嗎？”

他問：“老楊，什么事那么急？”

我說：“你來了就知道了，在電話里一時說不清楚，不要浪費時間了，快來吧。”

我從江青辦公室出來，查電話，在電話里說來說去，已經20分鐘過去了。江青等得著急了，打鈴叫我去她的辦公室，她生氣地問我：“遲群現在怎么還沒有來，看來他對我的命令也不在乎了！”

我解釋說：“不是，我以前沒有給他打過電話，不知道他的電話號碼，是叫總機查到的，所以耽誤了一點時間，他馬上就到，請你稍微等一會兒。”

我在樓廳等著遲群，半個小時后，他風風火火地來了。

我到江青辦公室報告：“遲群同志來了，你看在哪兒談？”

“我出去就在門廳談，事情緊急，就不要講究什么談話形式了，談完了叫他趕快去辦。他這個人辦事能力是有的，也雷厲風行。”

說著，江青拿起那份《清樣》就很快到了門廳。江青看到遲群，沒有握手就叫他：“快坐下，我有急事跟你說。”

她說：“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說著就把那份《清樣》遞給了遲群，叫他仔細看看。她接著說：“陳景潤是我國，也可以說是全世界著名的數學家，許多外國著名學者都為他的刻苦鉆研精神和偉大成果所打動。我們本來應該對他好好進行褒獎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條件多么差呀！不用說叫他搞科研，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可憐得很啊！主席歷來尊重知識分子，他說，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離開了知識分子是不會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會鞏固，有人對主席關于'老九不能走’一句話有誤解，理解為'老九’，就是把知識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這不是誤解是什么？主席說的這句話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戲中的一句臺詞，'老九’指的是楊子榮，楊子榮是英雄，是這出戲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識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學院怎樣對待陳景潤的，我累了，難過極了，不想跟你再多說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動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淚的雙眼，說道：“我委托你馬上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說的那樣？如果真的是那樣，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你把了解的情況和處理的情況盡快告我！”

遲群表態：“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了解和解決，如果材料講的屬實的話，我也是有責任的。聽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著急地揮手說：“你不要再說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遲群來電話說：“經了解，《清樣》講的情況屬實，我們正在采取有力措施盡快改善他的身體不好和工作、生活條件不好的情況，請江青同志放心。”

最近，我看到一篇報告文學（《“猜想”報春——中國知識分子的1978》，載《北京日報》2008年12月5日），文中說：“3月底一天的下半夜，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響徹了中關村88號樓3層寂靜的走廊，住在小房的陳景潤也被驚醒了。一名身著戎裝的彪悍男子在門外高呼：'陳景潤同志，我是遲群，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來看你了！’……陳景潤出來了……（遲群）懇請他馬上去檢查身體。陳景潤死活不肯，遲群不得不親自動手，強拉瘦弱的陳景潤，把他塞進了紅旗轎車。五六輛轎車浩浩蕩蕩地開進遲群的'陣地’清華大學，幾名專家立即會診，陳景潤患有慢性腹部結膜炎，并非要命的急癥。不過，依照主席的指示，陳景潤還是住院了。”

陳景潤住院后，由北京醫院內科主任和衛生部一位副部長進行了全面檢查、得到了認真治療和療養。他一共住了一年半的醫院。

由于毛澤東的批示，周恩來的周到細致的安排，也有江青的過問，科學院、醫院的具體工作，陳景潤的身體、辦公、生活條件得到了大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