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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國人恨的其實不是貪官，而是恨自己沒貪上。因而，只辦貪官、不改制度幾乎成了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國人不愿過一種誰都貪不上了的沒勁兒生活。

譬如中國人滿世界自詡說，我們中國人的家庭親情比西方人濃厚。其實，這也是中國人在為自己的“啃老”“坑老”辯護，在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內親外疏的潛規則護短，為中國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風護犢子。

中國政治制度的本質，是“官治、官有、官享”而非“民治、民有、民享”的。維護宗法血緣、親緣價值的至高無上，是歷朝歷代的制度選擇。每當面臨選擇時，“肥 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則，成了保底的底線。不由分說，統治階層歷來都會依照保親不保疏、保內不保外，保己不保人，保族不保國，保權不保民的原則,做出于己有 利的選擇，放棄于己不利的選擇。奇怪嗎？一點兒也不奇怪：“以我之大私為天下大公”，是所有專制國家的本質。這個本質，決定了公權力的私有化，也決定了權 力的自利本性會被綏靖、被驕縱、被放大。

“中國人沒有信仰，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們的宗教。……事實 上，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所有的富人幾乎都是權力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1792年訪華的馬格爾尼還看到， “中國官員對于吃飯真是過于奢侈了。老百姓都面有菜色，但政府高官中卻不乏胖人，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你發現官民相互之間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詐欺，早已成了中國社會的慢性病，成了民族道德潰敗的主要病兆。在華生活了22年的另一個“中國通”史密斯發現，官方 常會猜疑“所有的團體都想秘密謀反”，民間則是“沒有什么能比一個人死的蹊蹺，更能引起中國人強烈的猜疑了”。一百多年過去了，“官疑民反，民疑官欺”的 這一類官民之間的互不信任，化解了嗎？淡化了嗎？沒有吧？

國內的“官治、官有、官享”狀態，是官民奉行同一個價值觀與行為 規則的結果，也是官民暴露出同一類人格缺陷的結果。為什么會有“官貪民刁”的惡性互動？因為官民同根，譜系一家嘛。所謂官，不就是信奉“有權不用，過期作 廢”的老百姓嗎？所謂民，不過是渴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候任官員罷了。中國古有“富不為官”一說，潛臺詞就是“貧則當官”——出身越是卑賤的草 根一族，越是執迷于當官掌權，雞毛上天。

近代以來取消了科舉，做官也沒了障礙，靠血親、人脈、小圈子與人身依附飛黃騰達 的，比比皆是。但凡一個人，只要你精于人情，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又能賣身投靠，“向上爬”并不難。“向上爬”作為老百姓普遍的人生目標，支持了“一朝有職 級，終身有身份”的“能上不能下”潛規則，也支持了“一闊臉就變”“富易妻，貴易友”的潛規則。國內這種官貴民賤、權大法小的常態，與西方官員“上得廳 堂，下得廚房”的常態，不是大相徑庭嗎？

文革曾把干部們整肅得人人挨斗，個個褪皮，一時不敢再當干部，連干部子弟都一度避 之不及；可如今呢？干部子弟當工人、當農民的還有嗎？別說井下挖煤的，工地上蓋樓的沒有干部子弟，你能從工廠的流水線上或餐館酒店的服務生里給我找出個把 干部子弟來，也得花你一番功夫，還不一定有收獲呢。當年被整得家破人亡的干部不在少數，如今也有貪官被懲治得家破人亡，但正如朱元璋的扒皮揎草也無法阻遏 “有人漏夜趕科場”一樣，文革把不少干部整得家破人亡，也無法阻遏如今中國人要前仆后繼地當官。

正因為“百代皆行秦政 制”，數千年全都奉行這種官本位、權力本位的制度，把人民關進籠子里，令到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喪失了自我更新與自我進步的功能。“中國人主體未達到人格狀態，最易于培植專制主義，只有主人與奴隸的關系；長期以來，宗教，道德，法律聯在一起制造‘恐懼’，人或是生活在恐懼中，或是用恐懼來統治人。以‘恐懼’ 為主要范疇的專制主義，禁閉了人的意志與思維”（黑格爾語）。

很顯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政策刻意 訓練出中國人的奴性，兩千年日積月累的籠子禁錮，把冷暴力弄成了中國人自我克隆、自我繁殖的一種自虐生活方式。連家長也都習慣了從小就打罵訓誡孩子，習慣 了左不準右不行地發布禁令，而不是鼓勵孩子去探索什么嘗試什么。被關進籠子里的中國人成了“類人孩”（余世存語），發生了近親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 能力退化甚至種群退化，退化出一種匍匐在權威腳下的“無限諂媚、無限雌伏”（王小波語）精神，無疑是熱暴力與冷暴力交替施虐的結果。

兩千年官本位、權力本位的制度，塑造出了中國人的道德墮落：“外人之譏評吾族，而實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 豕”，曰“游民乞丐國”，曰“賄賂為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豚尾客”，曰“黃金崇拜”，曰“工于詐偽”，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 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陳獨秀語）。

我們常說制度不好，好人也會做壞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壞人做壞事；因而大 眾對于貪腐的敏感，遠遠大于對制度性缺陷的敏感。其實，決策錯誤造成的資源浪費比貪污可怕得多，制度缺陷造成的資源錯配與貧富不均，遠比官員貪賄嚴重。譬如“我國鋼鐵產能過剩高達2億噸，按照每噸產能投資5千元計，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浪費已達1萬億元之多了”（成思危語）。

又譬如“政府經濟特權”和“官商利益共同體的壟斷”(楊小凱語)，“通貨膨脹被用于壯大國家資本”（劉易斯語），國家的投資榨空了民眾的消費，所造成有親有疏的苦樂不均，遠比貪腐嚴重。然而中國人仍舊是只恨貪官，不改制度。究其深層原因，不是由中國人的價值追求與民族性格決定的嗎？

【轉載自鳳凰新聞】

網載 2015-10-02 19:4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