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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與命運

――讀《天安門：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

這是一本美國人寫的書。

他是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的教授齊納森·D·斯潘思。由于景仰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先生，他又為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史景遷。

作者用“天安門”來作為對中國近代史的一種象征，好像是有些道理的。天安門是明清王朝皇城的正門，代表的是皇權和專制，是家天下。辛亥革命后，最后一個皇帝被“革命”掉了，清王朝覆滅了，但天安門卻被保留了下來，但它卻不是作為文物或者古建筑而存在，而是成了新一輪革命的象征和真理的中心，成了“紅太陽”偶然升起照耀中國乃至世界的一個標志性建筑。它依然高高在上，依然寫滿了權力和統治的暗紅符合和爭斗，演繹著下面“須仰視才見”的普通老百姓們永遠無法知道的，或神秘或兇險的傳說和故事。它也不僅僅是眾多歷史事件的見證者，它就是歷史事件的一部分或者本身。

作者的這本書初版于1981年，所以他書中涉及的時間是1895－1980年。他以康有為、魯迅和丁玲三人為主線人物，將中國近代史上不同時期的知識分子與主要歷史事件相串聯，講述這些人在推動改良和革命中的作用，根據他們遺留下來的大量文學作品和資料，描述他們的生活和心路歷程。書中除了三個主線人物外，還寫到了一些為人們所熟知的歷史人物，如梁啟超、譚嗣同、沈從文、秋瑾、陳獨秀、瞿秋白、梁漱溟、徐志摩、聞一多、王實味、胡也頻、老舍等。他寫出了這些人物不同的追求和命運。

雖然作為歷史學家，作者描述的也都是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但他卻放棄了傳統學者那種嚴肅面孔和引經據典的寫作方式，而是如一位冬天圍坐在火爐旁講故事的老人，向人們講述了一些生動感人的故事，不知不覺中，人們已經在他的故事中越走越遠，最后猛然站下來時，早已滿眼含淚沉思著而發不出任何聲音了。

在書中，我們看到了不同時代的中國知識分子，那些激情的作家、詩人們，他們在夢想和追求中，不斷與現實世界沖突著。他們懷著希望前進，又在風雨黑暗中迷失和痛苦。他們是覺悟的早醒者，但在光明來臨前，往往首先成為犧牲者。

但是，透過書頁中的歷史，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雖然作為個體生命的知識分子，大多很難改變悲劇性的命運，如瞿秋白，如聞一多，如老舍，他們或被殺或自殺，結局令人心痛。但作為知識分子的整體命運，在經歷了前進和倒退的許多次反復后，還是在不斷掙扎著向光明的方向移動和靠近著，雖然這個過程顯得太漫長，太曲折，有時甚至令人在等待中幾近絕望。但我們要相信事物的變化規律：變化是無處不在的，不變才是不可能的。

應該說，作者對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和事件的描述，基本上是客觀和公正的。作為一個外國人，他不必有我們通常的顧慮和“無須言說的原因”。他也不用担心因為說了某些真話過激話而遭遇逮捕或其他麻煩。

然而，在我讀完該書之后，還是不能不有一些“遺珠之憾”，那就是一些近現代同樣很重要的知識分子被忽略了，如章太炎、蔡元培、太虛等，特別是在中國的另一部分----臺灣,大量的知識分子，如胡適、柏楊等等，都沒有進入作者的關注視野。特別是胡適博士，不但在臺灣，他在世界范圍內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在歐美學界，提到中國的文化人物，第一是孔丘孔老夫子，第二個就是胡適胡博士了。

當然，作者在選材上用什么不用什么，寫誰不寫誰，那是他自己的自由，但既然說的是“中國”，既然說的是這塊地面上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就不該將最重要的遺而不顧吧，這也應當是一個常識。不過，當我回頭又讀了“編者的話”時，也就無話可講，或者說是非常無奈或者悲哀地明白了。編者說：“在翻譯和編輯過程中，我們對個別不適宜的段落作了一些必要的刪除和技術處理。”這當然是有著“無須言說”且“可以理解”的“原因”的。是不是在這“作了一些必要的刪除和技術處理”的地方，正有一些我們不可忽略且理應知道的人物和故事？但愿在我此后讀到的翻譯著作中，這類“作了一些必要的刪除和技術處理”的地方，不是太多太濫。

本書是從19世紀末的康有為寫起，到20世紀的80年代止，最后卻用北島《太陽城札記》中的《命運》一詩作結尾，很有點耐人尋味。北島是“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但他現在卻遠離了“她被鑄在青銅的盾牌上／靠著博物館發黑的板墻”的《祖國》，在異國他鄉過著流亡的生涯。本書的作者史景遷教授就引用了北島的《命運》結尾：

孩子隨意敲打著欄桿

欄桿隨意敲打著夜晚

網載 2015-09-26 21:4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