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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館感言：

的確，中國的政治更看重“天道”的繼承與執行，而不是體制與形式。電影《投名狀》里面有一句話：圣主承天，作君師于下土；良臣當國，行政教于家邦。當政者有德有才時，即全民一心努力建國，當政者激起天怒人怨時，則可以湯武革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用一句現代的話講，也可以叫做“制度能否匹配、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可以發現，幾乎從1949年以后，就不斷有人說中國即將崩潰，他們為什么會這么想？我覺得是政體思維導致他們必然得出這個結論。

   今天我們在這里談論《中國·政道》、《中國·治道》，其實這兩本書的寫作經歷了一個很長的思考過程，書名沒有講出內容的對立面是什么，但它隱含的是要批評另外一種東西，叫做“政體思維”。

政體思維是什么？其實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多人談論政治問題的時候使用的思維方式。我先舉一個剛剛發生的例子，3月初美國華盛頓大學有一位沈大偉教授（David Shambaugh），他寫了一篇文章，講中國即將崩潰，開頭就說“中國游戲的終局已經開始了”。我觀察到這篇文章在國內有一些反應，海外也有一些評論。他在另外一個場合對自己的文章做了解釋，說“中國即將崩潰”這話很多人說過。2001年有個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也寫過一本書，名叫《中國即將到來的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這本書寫完以后，最高興的是誰？是臺灣的李登輝，中文版封面正中間就是李登輝的推薦語，說這本書描繪的是中國大陸的真實情況。

很有意思的是，這本書的中文版還出了另外一個封面，說中國官方學者胡鞍鋼、王紹光也贊成這個說法。我確實和胡鞍鋼教授等人合寫過一篇文章叫《最嚴重的警告》，針對的是當時中國存在的很多問題，他說這個證明我們也同意中國即將崩潰。如果我們再往前看，可以發現，幾乎從1949年以后，就不斷有人說中國即將崩潰，他們為什么會這么想？我覺得是政體思維導致他們必然得出這個結論。

我自己在很長時間里也是用這種思維來思考問題的，主辦今天這個活動的是北京大學法治研究中心，我自己是北大法律系畢業的。但我后來去學政治學，當時國內基本上沒有這個學科，我就到國外去學，沒有一個人跟我講過政體思維。但我30多年后回頭看，發現自己學到的東西很多都是出于政體思維。

什么是政體思維？如果從思想史往前追溯的話，很多人讀過柏拉圖的《理想國》，但這本書的希臘文原文就是《政體論》，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寫的《政治學》也是一種政體論。在《理想國》里，柏拉圖按照統治者是一個人、少數人還是多數人，分成不同的政體，亞里士多德也是這么分的。

從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往下追溯，從古希臘追到古羅馬的西塞羅，然后再追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馬基雅維利等，再往后追到啟蒙時代的很多思想家，他們談論問題的時候，首先會說這個地方的政體是這個樣子的，要么叫做君主制，要么叫做專制，要么叫做暴君，然后根據不同的政體來思考問題。

按照這種思維方式，必然會說有一種政體是比較好的，有一種政體是不太好的。比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都不會說民主制是好的，但他們會說民主制不是最壞的，大概是倒數第二壞的。后面的西方思想家也大概都是這種思路，這種政體是好的，那種政體是不好的。在他們的思維方式里，有一條就是“形式決定實質”，政權的形式決定了這個政權治理的實質，以及產生的效果。這里面隱含的不僅僅是形式決定實質，而且形式還決定結果，結果就是好的政體可能連續下去，不好的政體遲早是要滅亡的。

所以剛才講的沈大偉也罷，章家敦也罷，或者其他人也罷，他們說中國要崩潰，就是有政體思維在里面。世界上有一種政體叫做民主，中國叫做不民主，民主帶來的都是好的東西，不民主帶來的都是不好的東西，哪怕存在問題，民主也會維持下去。但不民主的政體，哪怕你現在做的還不錯，但失敗是必然的，垮掉是可以預期的。

剛才我講到章家敦，在2001年寫《中國即將崩潰》，結果過了十年也沒有崩潰。2011年12月他又寫了一篇文章，他說我上次預測錯了，這次絕對不會錯，中國2012年肯定會崩潰。2012年已經過去了，又錯了。

再回想我在美國學政治學、教政治學，我們做的很多東西都是政治思維方式，比如很熱門的政治學主題，民主政權能不能促進經濟發展等等，很多人會把世界上的政權先分類，然后打分，民主的幾分，專制的幾分，然后看這些國家的GDP在初始階段是什么樣子，后來又怎么樣了，年增長率是多少，然后去計算政體跟經濟制度的表現。還有一些人會計算政體會不會決定腐敗，認為民主制的腐敗就會少一點。也會有人做經驗性的測驗，民主的會不會少一點腐敗，專制的會不會多一點。不光是腐敗，也有人做環保，做幸福感，人們在民主體制下會不會感覺到幸福一點？不民主的體制會不會讓人感覺到不幸福？如果梳理大量西方政治學文獻，就會發現很多都是受這種政體思維引導的。

我自己做了很多這樣的工作，剛開始覺得沒問題，但做著做著就發現問題了。首先就是政體思維很難分類。比如，這種思維說中國滿清的時候不民主，叫做“威權體制”；民國的時候蔣介石不民主，也是“威權體制”；毛澤東的時候不民主，還是“威權體制”；鄧小平時期也是如此，江澤民時期也是如此，今天的習近平時期也是如此，都被戴帶上了相同的帽子，但現在體制完全不一樣，中國完全不一樣，這個帽子戴在頭上怎么看都不合適。在政體思維的作用下，西方學者講到中國時會先給中國戴帽子，叫做“威權體制”，后來又覺得不合適，中國怎么看都跟伊朗不太一樣，和拉丁美洲也不太一樣，那我還得給你的帽子加一點花邊，要不然你這個帽子跟別人沒有辦法區分，叫做“列寧主義式威權體制”，或者“軟威權體制”，或者“開放的威權體制”、“有活力的威權體制”，這不是我說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一個教授說的。

沈大偉說中國馬上要崩潰，他前幾年寫了一本書，說中國就是一個能適應新環境不斷變化的威權政體。我梳理了一下，當代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在“威權主義”這個帽子下加了20多個花邊，彼此之間還互相爭論。我這里僅僅舉中國一個例子，你可以舉任何國家，都得加花邊，不加花邊就不行，而且每個人加的還不一樣。

民主政體也是一樣，哪個地方有開放的多黨競爭型選舉，就先給它戴一個民主的帽子，這樣的話，普京領導的俄羅斯也可以戴這個帽子，伊朗、菲律賓、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這些民主都不太一樣，所以在民主這個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邊。你會發現有些花邊奇奇怪怪的，比如說有些民主現在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還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給你戴一個帽子，覺得不戴這個帽子就沒有辦法分析這個問題，但是戴上不合適又給你加花邊，結果花邊加多了就導致沒有辦法進行分析。因此，現在人們會發現西方一些人的話聽起來頭頭是道，再仔細琢磨發現他沒說什么，這就是用政體思維去思考問題的結果。

現在回頭去看，政體思維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來任何國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復雜的，而政體思維是化約式的，要把復雜現象化約成很簡單的事情，我們中國更多是歸納式的。中國也有幾千年的政治分析傳統，但我對比了西方這種思維方式后，發現中國的思維方式不是這樣的。梁啟超在1902年就說過，我們中國人從來沒有過西方人這種政體思維。后來寫《中國制度史》的呂思勉，1929年寫了個小冊子叫《中國政體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國制度史》），也說政體分析這種思維方式在中國從來沒有過。按照當時中國人的認識，西方人有政體思維，我們沒有，那肯定就是我們錯了。梁啟超最初就是這種思維。在我讀過的文獻中，我認為最早把政體思維引到中國來的是梁啟超，他最早講這個話是在1902年的《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但你再看梁啟超的著作會發現很有意思，他把這個東西引進來時覺得很有道理，結果他出去轉一圈，到歐美實地考察后發現，按照政體思維，拿帽子對號的時候發現對不上，所以他后來慢慢也放棄了政體思維。

梁啟超有一個很簡單的認識：中國的政體變了，從帝制變成了中華民國共和制。政體雖然變了，但周圍什么都沒有變。他曾經說過，從1902年到1916年之間，中國什么都試過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薦的東西，多黨制也有了，總統也有了，議會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沒有變。所以我覺得梁啟超也是比較清醒，慢慢放棄了這種思維方式。

那么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它歸結為政道思維，包括治道與治術。中國古代講治道的比較多，政道比較少，需要我們來重新定義。

我現在定義的就是，中國在談政治分析的時候，不是從政體出發分析問題。中國人不從政體分析當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先談我的一個觀察，亞里士多德也罷，柏拉圖也罷，談政體分析的，他們所在的政體都是小政治共同體，規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圖就講過，一個理想的政體是5070戶，就算一戶10口人，也就5萬多人。當時還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當于我們的村，大一點相當于我們的鎮，各個村之間當然容易對比。中國夏商周的時候號稱有三千個國家，到春秋戰國時剩下幾十個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因此中國思想家所處的環境跟古希臘完全不一樣。古羅馬共和國也很小，一直到古羅馬共和國快結束時才慢慢改變，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國都很小，這個環境容易產生政體思維。后來出現的民族國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卻還是過時的思維方式。

而中國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體里生活，他不會從政體上、從形式上去考慮。他考慮的是：什么是治國的最高目的，這個叫做道；什么是治國的最佳方式，這個叫做術。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們在道的認識上是不一樣的，儒家貴民、法家貴君、墨家貴兼、道家貴己。他們的術也不一樣，儒家講的是禮治，法家講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說法，道家有自己的說法，相互之間還有爭論。我們今天可能覺得有些很抽象，但在當時都是具體的政治問題。當然以后的統治者也罷，思想家也罷，他們都不會完全嚴守純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漢宣帝就說過漢家治天下，霸王道雜之，各家各派雜糅在一起。

所以說中國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罷，歷史學家也罷，包括皇帝，都會寫大量關于治、道的東西，今天很多人還是用西式的政治體思維方式來看中國的問題和外國的問題，但很多時候我們不經意使用的還是政道、治道、治術這樣的思維方式。我舉一個很著名的例子，毛澤東和黃炎培在延安論民主，毛澤東講民主，但他講的不是政體意義下的民主，而是一種政道意義下的民主，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從來沒有講多黨制競爭，而是講為人民服務，怎么聽取老百姓的意見，都是道義上的東西。所以，《中國·政道》、《中國·治道》這兩本書，說到底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順一點，然后用這個思路來看中國的問題和外國的問題，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綜合 2022-01-09 19:0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