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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國新禮制：家庭出發

作者 | 吳飛

家庭文明與未來中國文化

女性主義政治哲學家蘇珊·奧金(Susan Okin)曾頗為不解地指出，從洛克、盧梭一直到羅爾斯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在提倡全社會的平等與正義的時候，卻總是不愿把社會中的正義原則同樣引入家庭。為了打破人類平等的這最后一道障礙，奧金認為，應該把以分配正義為標準的社會契約原則引入家庭，這樣就可以將現代社會的正義原則向前大大推進一步，實現一個無性別的社會(genderless society)。

我們且不管奧金的這一講法有無道理，但她無疑指出了一個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現象，即西方現代社會提倡的自由、平等原則，不僅首先不是從家庭開始的，甚至很多重要的思想家從未想到過要把這一原則貫徹到家庭當中。翻翻歐洲近代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教改革家對教皇特權的猛烈批判，也可以聽到資產階級攻擊王權的隆隆炮聲，但兒女對父母、女性對男性、個人對家庭的批判和顛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相當含混的聲音。比如自由主義理論的奠基者之一洛克就非常強調家庭與政治社會之間的差異，認為家庭乃是一個自然的共同體，未成年的子女對父親的服從是天經地義的；只有在家庭之外的個體之間，才是完全平等的，才需要建立社會契約。哪怕到了20世紀后期，當女性主義已經儼然成為一股極為強大的思潮的時候，羅爾斯這樣標準的自由主義思想家，還都不大愿意將他所倡導的正義原則用于家庭。

▲吳飛，北大哲學系副教授。

但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幾乎就在中國人還未看清楚現代社會的真實面目的時候，家庭革命的聲音就鋪天蓋地席卷而來。舊的政治秩序尚未被徹底否定，舊的經濟秩序尚未被完全顛覆，但改造家庭結構、顛覆禮教的論調很快就得到了廣泛的認可。20世紀50年代的《婚姻法》，無論就其所貫徹的基本思想，還是就其在社會實踐層面形成的巨大影響而言，恐怕都遠遠超過了西方很多女性主義者所能想象的程度。也許，這要算現代中國最成功的法律之一。如果說，因信稱義的新教對等級森嚴的天主教、自然權利對君權神授的取代，代表著西方現代性的基本面向，那么，一夫一妻對妻妾成群、核心家庭對龐大家族、浪漫愛情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取代，則呈現出中國現代性的基本格調。如果沒有強調自由、平等的現代家庭，就沒有現代中國可言；而現代性其他諸種面向的逐漸展開，也必須立基于現代家庭生活的精神氣質。如何理解和塑造現代中國家庭的文明內涵，絕不僅僅是一個局部或次要的問題，而必將關系到未來中國文化的總體格局。

西方家庭現代化：社會契約不進“家”

一方面，西方人在古典哲學和《圣經》中搜索著自然法和天賦人權的根據；另一方面，中國人卻在不遺余力地攻擊儒家的家庭倫理。一方面，西方人在西塞羅、愷撒、奧古斯丁那里尋求著建構現代生活方式的源泉；另一方面，一個在西方遠遠算不上大師的戲劇家易卜生竟然打動了無數中國最優秀的頭腦。這真的是同一種現代性嗎？中西方的現代人所試圖建構的，是同樣的一個社會形態嗎？

也許我們不必像奧金那樣急于肯定或否定。建構西方自由主義社會的大師們既然眾口一詞地不肯把他們精心設計的公平原則引進家庭，一定有他們的道理；而中國最早的現代人之所以不約而同地在家庭革命中揭橥自由中國的大旗，也一定有著他們的深層原因。

西方的現代思想家為什么沒有把家庭的現代化當作他們的首要目標，并不像奧金所想象的那樣，是因為他們的工作沒有做徹底，而是因為他們在提倡人人平等的時候，并沒有把平等當成唯一的或最終的目標。或者說，他們真正關心的并不是如何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而是如何通過平等的方式，實現更美好的生活理想。哪怕是把人還原到赤裸裸的狼的狀態的霍布斯，也深知人與人之間必然是不平等的；但是，為了能夠為契約政治建立一個堅實的基礎，必須把人類還原到最基本的欲望上。如果人沒有了任何社會和文化的屬性，變得只有恐懼、欲望和希望，人與人的差別也就微乎其微了。比霍布斯溫和得多，同時也精明得多的洛克更強調人人平等，不過，他筆下的人是沒有任何色彩的“白板”，既沒有天生的道德觀念，也沒有遺傳的罪感負担，只有尚未使用的理性和感性能力，控制在上帝頒布的自然法之下。洛克的自然人彼此之間不僅沒有愛，甚至沒有霍布斯所說的怨恨和戰爭。他們所講的人人平等，都只是一種抽象的假設；如果這種平等的人存在，那也是沒有任何溫情的、冷冰冰的個體；而這些個體的存在，只是為了建立國家的方便，而不可能引領人們進入最終的幸福。

但是家庭的形成卻與這個過程沒有直接的關系。父母與子女之間，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自然人之間的關系，而是成人和兒童的關系。家庭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為未成年人與成年人之間事實上是不平等的。要使未成年人成長起來，獲得和成年人同等的知識和社會經驗，成為自由社會的合格公民，就必然需要父母的教育和培養。夫妻之間雖然和父母子女之間不同，但婚姻契約和社會契約之間也有著本質的差別。國家是因為人的弱點而不得不建立的必要之惡，但婚姻和家庭并不是必要之惡，而是以人類的幸福和教育為目的的社會共同體。所以，將用以建立國家的社會契約原則引進家庭，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沒必要的。這些思想家之所以沒有把社會契約引進家庭，恰恰是因為他們有著比奧金深刻得多的思考。

中國的獨特問題：家庭革命才有自由中國

如果說，奧金對所謂“無性社會”的倡導出于她的盲目和淺薄，那么，現代中國初期的家庭革命又作何解釋呢？魯迅和胡適竟然對西方二流的劇作家易卜生那么癡迷，難道最優秀的中國思想家的思想高度真的只達到了奧金的水平嗎？

雖然早有嚴復等人譯介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并且已經發生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但現代中國系統的思想啟蒙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才真正形成規模，而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主題就是對禮教的批判。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并沒有像奧金那樣，認為應該把社會契約的邏輯運用到家庭之中，因為嚴復介紹過的契約論思想既沒有得到思想界的普遍接受，更沒有在社會政治中變成現實。所以，這里的邏輯和奧金那里完全不同。家庭革命不是普遍的現代革命的一個繼續，而恰恰是它的真正開端。雖然平等、自由同樣是中國現代性的主題，但現代中國破題的方式卻和西方完全不同，隨后所做的文章自然也不可能一樣。

▲嚴復

中國傳統思想中不存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既不談原罪，也不講自然法，現代的思想革命不可能從這些方面入手，也就不可能以社會契約和人法來適應和抑制人性的弱點。不過，中國講禮教，而禮教的核心是家庭倫理。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所以無論傳教士的洋教傳播、洋務派的經濟發展、今文經學的托古改制、革命派的三民主義，還是嚴復等人的種種西方思潮，最多只能算是中國現代性的序曲，始終未能成為現代中國思想的真正開端，而只有家庭倫理的討論才意味著現代思想的全面到來。

因此，如果從負面的角度說，無論洋務運動、廢除科舉，乃至取消帝制，都不像顛覆家庭禮教那樣，標志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真正出現；從正面的角度說，無論興辦工廠、建立學校，創制議會，還是構造共和，都不像改革家庭那樣，標志著自由中國的真正破曉。對家庭的改造，觸及的乃是禮樂文明的內核。

中國歷史上曾不斷出現過異族的入侵、諸侯的割據、異端的繁盛，但任何時代的禮崩樂壞都只是局部的、短暫的，甚至虛假的。政局的混亂、道德的凌遲，乃至佛老二氏的興起，從未動搖禮樂文明的根本框架；但現代中國面臨的不是一般的混亂、分裂，抑或道德墮落，而是徹底的文明蛻變。

不過，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中國決定性的現代轉換為什么沒有發生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其他領域，而是發生在家庭禮教中？說得更清楚一點，中國人為什么不能靠經濟繁榮、政治民主、西方宗教實現自己的自由，而必須在家庭生活中培養自由中國的源頭？這或許正意味著，家庭倫理作為中國文明的命脈所系，至今仍然是建構新式生活理想的發軔之地。即新文化運動對家庭倫理的全面批判，并不意味著家庭從此不再重要，反而恰恰說明，家庭仍然是現代中國文明的思考起點。現代中國人在接受了浪漫愛情、婚姻自由、核心家庭的理念之后，也逐漸理解民主政治、自由貿易、國際和平的真正含義。這才是中國現代性這篇大文章的入題之筆。所以，當家庭革命的聲音席卷了整個中國的時候，自由中國的底色就已經呈現在了世界的面前，不過，這也僅僅是底色而已，其中的精微與宏大，我們還遠未看到。

家庭倫理新禮制：自由平等基礎上的禮治秩序

西方的自由平等，是根據古希臘斯多亞思想和基督教傳統中的自然法傳統，逐漸確立的新法制；而中國的自由平等，卻是在與傳統禮教和道德體系的爭論中形成的新禮制、新道德。在現代中國一個世紀的歷程中，新禮制的形態已經呼之欲出，不過始終沒有人給出一個系統的表述。更何況，西方各種主義在中國此消彼長，與國際接軌的心態總是使思想界愈加混亂，中國思想家面對如此紛繁的局面，不僅無法看清楚自己周圍真正在發生的變化，甚至不得不以西方的標尺裁剪中國的思想和歷史，以至對自己親身經歷的生活都失去了理論總結的能力。

中西的各種浮夸言語終將煙消云散，人民的生活卻是實實在在的。現代中國家庭巨變所帶來的幸福甜蜜，一代代中國人都已有自己的體會；但現代家庭中越來越多的無奈與困惑，在考驗著人們的忍耐力的同時，也在催生著更多的思考和智慧。

其實早在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主要的思想家都沒有把摧毀家庭秩序當作自己的最終目的。打破舊道德是為了建立新道德，摧毀舊秩序是為了建立新秩序，消滅舊倫理是為了建立新倫理。相應的，雖然人們在抨擊禮教的時候沒有明言，但一個必然的結論是，革除舊禮教，應當是為了建立新禮制。傳統禮教的問題，并不在于禮教應該被法制取代(其實，禮教與法制并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中國同樣有法律，但法律是依照禮教制定的，一部《唐律疏議》就可告訴我們真相；西方的法制也不是最終依據，國家法律上面有自然法和宗教。換言之，任何法制之上必須有一個文化的框架)，而是在于，傳統禮教中體現不出自由平等的精神；因此，現代新禮制的目的，就應該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禮樂秩序、教育模式、法律體系，實現和諧美好的生活理想。而這就是現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既然是要建立一套新的家庭倫理，這種自由平等當然就不是西方人賴以建立社會契約的自由平等，更不是奧金筆下的分配正義。家庭成員之間要實現自由平等，就不僅需要破除三綱，不僅需要夫妻之間共享財產，不僅需要子女有權決定自己的大事，更重要的是，一個家庭要在維護每個人的尊嚴的前提之下，實現和睦與喜樂。如果僅僅保證了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和自由，家庭本身卻分崩離析、同床異夢，失去了最基本的溫情，家人之間形同陌路，國家自然也無法在任何意義上實現真正的平等與自由。這絕不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所愿意看到的。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無論魯迅還是胡適，最終還是拋棄了易卜生的路線。

要使家庭仍然能夠成為溫情與幸福的存在處境，就必須在夫不為妻綱的前提下實現舉案齊眉的家庭生活，浪漫愛情與自由婚姻就是建立新式家庭的普遍手段；但現實中的浪漫愛情，卻往往會很快轉化為赤裸裸的家庭暴力。要使家庭仍然成為教育子女和天倫之樂的場所，就必須在父不為子綱的前提下仍然能芝蘭競秀、玉樹生香，使老人也頤養天年；但現實中的家庭卻往往是父不父、子不子，為人父母者哀嘆子女愈來愈無視孝悌之道，但由社會承担的教育日益技術化，人倫道德不僅無法成為教育的內容，甚至被當作封建殘余遭人唾棄。由家而國，就必須在君不為臣綱的前提下，使社會能夠有序運行，人民安居樂業，官員與知識分子都能夠以自己的權力和智慧服務于全民的物質與精神自由；但在現實中，官員貪污成風、魚肉百姓，知識分子爭相以特立獨行、破壞秩序相標榜，以自由的名義腐蝕著自由的真正根基。

既要平等，又要幸福；既要自由，又要秩序，這是可能的嗎？越來越小的家庭中的矛盾反而越來越復雜。現代中國摧毀了祠堂，瓦解了宗族，夷平了祖墳，但無法取消家庭，反而還要依賴家庭。中國的家庭革命并沒有為自己甩掉一個沉重的禮教包袱，反而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巨大的難題。

啟蒙仍需繼續：讓中國家庭走向成熟

中國式的難題使我們不得不再次求助于現代西方的經驗。正如康德所說，啟蒙的狀態是成熟運用自己理性的狀態。現代家庭不應該是冷冰冰的、充滿不幸和矛盾的家庭，而是不必有強硬的等級制度，就能夠和諧，不需要僵死的家法，子女就可以尊重老人，不需要法律的介入，夫妻之間也不會斤斤計較的狀態。我們離這個狀態還差得很遠，甚至不知道怎樣才能走到這個狀態，因為我們的時代只是一個“啟蒙運動的時代”，還不是一個“啟蒙了的時代”。

我們前面已經看到，霍布斯和洛克一方面假定了抽象的平等，另一方面又深知現實中必然的不平等，否則就不會有國家的存在。現代社會在高揚人的自由平等的時候，又人為地設置了制度上的很多不平等。眾所周知，在自由平等理念得到空前張揚的現代西方，國家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也達到了極致。由各種公司、單位、機關構成的現代社會組織把現代人分割到無數的小格子當中。每個單位都承担著不同的社會功能，無論其社會地位還是給成員的待遇，相互之間都不可能平等；而在每個單位當中，要做到令行禁止，必然存在一定的等級秩序。大鍋飯式的平等最多只是每個鍋之內的平等，其代價卻是鍋與鍋之間的極度不平等。一個現代人與本單位之內的人不可能平等，與外單位的人相比也必然有差距，那他在哪里能實現平等呢？但我們誰都不會因為現實中的這種不平等而否認現代人人格價值的平等，甚至恰恰是這種現實的不平等塑造著人格價值的平等理念。

既然如此，為什么要求家庭中的絕對平等呢？難道在單位和社會上無法實現的平等，就會在家庭中實現嗎？絕對的平等必然使父母無法教育子女，也必然使夫妻之間無法和睦地過日子，任何形式的家庭倫理終將無法實現。與社會中的平等一樣，家庭中的平等也只應該是抽象意義上的價值平等，而不是對長幼秩序和家庭分工的取消。爺爺與孫子之間人格價值的平等，絕不意味著爺爺與孫子必須擁有一樣多的財產，做完全相等的工作，得到完全一樣的照顧。父母當慈，子女當孝，友于兄弟，夫唱婦隨，才可能使每個人得到其人格的充分實現，成為一個自由而且幸福的人。而家庭中的公正如能實現，它同樣將成為社會和國家的公正模式，成為中國法律得以順暢運作的文化保障。現代中國只有在建立了新的禮制秩序之后，才能夠真正保障每個個體的尊嚴和人格價值，才能夠在根本上實現中國式的法制與正義，也才能形成一個成熟的自由中國。

本文選自《文化縱橫》，轉載請注明來源。

綜合 2022-01-09 19: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