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曖昧的出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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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開編輯工作已超過三年時間了,據說這正正好是臺灣出版界受創最重的幾年,當然跟我的離去毫無關系,甚至我也不是(該不該承認呢?)預見如此風暴的到來先一步睿智的跳船走人——如果一定要修改記憶吹諸如此類的牛皮,那我會選擇吹得更大也更科學、更統計數字。我應該這么宣稱,你看我人不在出版界這段期間,人類每一年死亡上千萬人,而且全球的氣候愈來愈不穩定,沒見過的大型天災一個跟著一個,這難道不都是真的?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曾啼笑皆非的告訴我們,現在很多所謂的科學報告,玩的便是這種拙劣的統計把戲,畢竟偌大紛雜地球上要找到所謂同向進展的獨立現象太容易了,它們亦步亦趨,卻彼此一點關系也沒有,它們惟一的函數關系是巫術。


在出版界的哀鴻遍野聲中,我比較憂慮的是仍英勇留在災難現場朋友捎出來的一句話:“你的兩千冊大概消失了。”


這么簡單、還帶著奇怪數字、密碼般沒人聽得懂的說法,還真像災難的聲音不是嗎?我得負責的翻譯一下——這原是我很多年前講過的一句話,在被某報某讀書版面問到何以選擇從事出版這并非太有出息的行業時,我說出版有一點很吸引我,我稱之為“兩千冊的奇跡”,我不曉得其他哪個行業能不能有這樣的好事。


首先,兩千是什么?兩千,或應該用阿拉伯數字的2000(阿拉伯數字看起來比較科學、比較數學演算不是嗎?),指的是單一的某一本書,從出生到死亡,總共只賣出兩千冊的意思。在臺灣(也只限于臺灣),如果你綜合成本和收入這兩端的所有數字作一次不留余地、不帶情感的精密演算,來找尋不賺錢也不賠錢的所謂損益平衡的那一個點,大致上會落在兩千冊到三千冊之間,略高于兩千,也就是說,一本只賣兩千冊的書會讓出版社賠一點點錢。由此,兩千這個看似不祥的數字,便有著博爾赫斯所說的“魔幻般的精確性”了,它其實就是一本書能不能出版、夠不夠資格在資本主義大神暴虐統治的書市存在的關鍵數字,是每個書寫者各種千奇百怪夢想的當下現實,也是過去這十多年我作為一個編輯像三個頭的地獄怪犬看守的門戶;簡單說,兩千,正正好就是編輯工作光與暗切開來的那個點,不是書寫之夢而是編輯之夢的底線。


可是,兩千冊不是會賠錢嗎?是的,會讓出錢老板賠一點點錢。然而,最有意思的就在于這“一點點錢”,正正好是因為這曖昧的、不大不小的差額,才讓編輯的專業技藝和心志有意義,也才讓編輯像一個人而不像一枚螺絲釘的存在有意義。作為一名編輯,我們還是有些特殊小技巧小招數的,包括各種無害的乃至于善意的哄騙方法(有騙讀者的,也有騙老板的,后者也許更實用),也許做不到讓某一本納博科夫或福克納的偉大小說大賣十萬冊,但我們也不妄自菲薄,這幾百本的差額還周旋得起,而且會讓我們更精神抖擻起來。


樂觀來說(編輯的最內心處很奇怪的總有一絲不講理的樂觀,在他長年沮喪的、怨言的、灰撲撲的、宛如現代社會職業輸家的外表下),所謂的兩千冊藏著還算合理的一個如意算盤,比方講你主編一套十本以兩千冊銷量為底線的書,想當然耳不至于剛剛好就全賣兩千冊,總還會多個零頭甚至有個一本兩本沖出去上看四千五千冊,依大樹法則平均下來你不就平衡不賠錢了嗎?萬一萬一上天垂憐居然還有其中一本瘋掉了,莫名其妙賣到一萬冊以上,這下子可不連下一套十本都當場有著落了?就連那幾本你處心積慮想出版、但怎么看都沒一千五銷量的書(比方亞歷山大•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都有機會了不是嗎?悲觀點來說,攻擊不成還能防御,我們可以用較差較省的方式工作,包括只用電話不約作家在咖啡館談話云云,好讓成本得以下調,這部分,感謝臺灣出版界多年來沒真正好過的工作環境,恰恰好是臺灣編輯最會的,訓練好得不得了。


終極悲觀來說,如果這一切全歸于無效,你最后最后仍有戰國時代彈劍而歌(“長鋏歸來兮——”)的馮諼故事可講;你是賠了錢,但是你順利無礙的為公司為老板買到了更珍貴的“義”。放眼過去,誰會不同意呢?臺灣這些有錢當老板的人真正嚴重匱乏的總是這個義字不是嗎?你也可以用現代語翻譯過來,就是社會正義、道德關懷以及企業形象——可惜這么準確的好故事你只能講給自己聽,用來解消自己賠錢的那一點點道德負疚,無法真正靠它來說服老板取得加薪,那只會更激怒他。真正在這種時刻有效保護你的,其實正是這曖昧的、不會死人的小小紅字差額,微罪很難舉,只會被瞪兩眼罵幾句,通常它得一而再再而三累積多回才質變為你解職歸去的死罪;也就是說,你如果不僥幸的、踏實的讓自己心思保持澄明(比方說依最簡單的報稱關系,你怎么會奢望你那么討厭他、天天傳他壞話的老板會傻乎乎喜歡你?),作為一個編輯,你的空間、你的自主范圍還是比資本主義應允你的大一點點。這個大一點點,可能是虛幻的無謂的,但有機會是很珍貴而且實質的,就像在醫學救人的世界,你的全部技藝和資源可能只讓一個人多活十分鐘或兩年便復歸死亡,這搶過來的時間有可能只是徒然延長或增加痛苦,但也可能整個改變了這次死亡的意義和感受,包括亡者和生者,讓這個死亡可承受可收藏。惟每一個編輯都相信或說應該相信,你讓一本書印制出來但很快消亡,即使它賣不到兩千冊,仍然和它從沒出版、從不見天日是不一樣的,你永遠不會知道它風媒花種子般會去到哪里?觸到了誰?啟示了什么?阻止了什么?我自己總試著從這樣一處所在去想像它,那就是讀達爾文、讀博爾赫斯、讀格林等了不起思維者書寫者的回憶文字,總會看到一大堆在他們年少啟蒙或生命關鍵時刻扮演重大一擊的書,其中很大一部分今天只留著一個書名、作者名和一條沒內容的腳注,再不會有人出版它們閱讀它們了,但少了它們,《物種源始》會少掉一個動人的實例呢?還是會損折一角?或是讓當年惴惴不安如闖禍的達爾文喪失勇氣,從而把某一句某一段最重要的話給吞回去?我自己每多見到一本這樣已化作春泥的書名,便多一分相信懷抱這樣的希望是正當的。


我們在曖昧的出版世界,曖昧的其中一部分意謂著人的獨立自由——


好,兩千冊知道了,而奇跡在哪里?奇跡在于——你隨便走進去一家便利超商、一家大賣場、一家百貨公司或Mall,放眼周遭這些爭奇斗艷的如花商品,然后給自己一個假設,如果它們,從一包面、一瓶可樂或鮮奶、一部電腦到一輛貴死人的豪華雙B轎車,從出生到死亡,只能賣出去兩千個單位;或更進一步說,在最原初的生產時刻,生產者已經知道了,整個世界就僅僅只有兩千個人需要它會購買它,想想還剩幾種仍會留下來?還有哪些人們仍愿意費心去研發它制造它運送它并好好展售在你眼前?你很容易發覺自己正站在一個荒棄的、空無一物一人的、只有回聲的大倉庫里,就像那種人類忽然浩劫毀滅電影里的噩夢一幕。


書的最大奇跡是,就算全世界只有兩千個人需要它,它居然還成立,還會被寫出來印出來。


《世間的名字》/唐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8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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