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國第一個公眾知識分子——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為例，在他偉大的散文《自力更生》中，愛默生告誡眾人“社會到處充滿著對于其中每一份子的個人權益的陰謀”，而他更進一步建議那些正尋求解脫的人們：“向自己赦免自己，而且，你應當擁有整個世界的選舉權。”愛默生的鄰居亨利•戴維•梭羅將“自力更生”用一種更為戲劇化的方式加以詮釋，他搬進了瓦爾登湖畔一間他自己搭建的小木屋里。他寫道：“我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樣遺世獨立，我擁有屬于自己的太陽、月亮與星辰，一個屬于我一個人的小小世界。”梭羅堅持那樣的生活方式下，他并不孤獨：“對一個生活在自然的圍繞中，且依然神智清醒的人而言，所謂黑色的抑郁并不存在……我從未感到過寂寞，哪怕一絲一毫來自孤獨的壓迫感，……但有那么一次，我花了大約一個小時，思考著我是否真的需要與人毗鄰而居而維持健康平靜的生活，然而一瞬間，我感受到了周遭自然環境帶來的甜美與益處，人類鄰里的種種虛無的益處也就因而變得一點也不重要了，此后，我再也沒有興起過需要人類鄰居來陪伴的念頭。”

愛默生與梭羅的睿智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美國人，繪制出自己逃離人類社會的路線圖：孤膽騎俠們獨自游蕩在西部邊疆，披著斗篷的偵探們出沒于昏暗的都市街道，探險家們“深入荒野”去尋找自我——所有這些都是美國廣為人知的文化標志，代表了我們對于無拘無束的自我的浪漫想象。所以，要下定論說當代都市獨居人群不過是這一主題下一種最新的變異，似乎順理成章。

但，這并不恰當。

美國人從未全心認同個人主義，人們對于極端的個人主義依然心存懷疑。德•托克維爾在美國不僅發現“將每個公民置于一種與絕大多數的同伴孤立開來，并令他回退到朋友與家人的小圈子里去的”個人主義正在蔓延，同時人們也發現了一種歷史悠久的、將每個公民都納入各種民間組織以及團體的道德準則。愛默生以及梭羅這樣的超驗論者推崇隱居，但這些遁世者最終也都回歸了人類社會，而促成隱居的核心觀點恰恰是為了尋求人類的共同利益。

實際上，關于超驗論者們的個人主義的種種報道難脫夸大之嫌。在那場運動中的絕大多數領袖人物，愛默生、梭羅、布朗森•奧爾科特、伊麗莎白•帕爾默皮博迪、以及瑪格麗特•福勒，都無一例外熱切地投身于政治以及民間活動中。在梭羅居住在瓦爾登湖畔的兩年里（1845–1847），其實他鮮有獨自一人或者純粹自給自足地生活的時候。就像當代的旅行者們所熟知的那樣，他的小木屋坐落在一片屬于愛默生的土地上，離康科德小鎮不到兩英里。用不了三十分鐘，梭羅就可以步行前往鎮上，而且他也常常回去看望家人和朋友，有時也花上幾個小時在當地的小酒館里喝酒。不僅僅是梭羅外出，其他人也常常前去拜訪，梭羅喜歡人們的到訪，尤其是他的母親，她常常為他帶來家中烹飪的食物。

又有誰能責怪她呢？我們總是為離群索居的人們担憂，當我們的親友獨居時尤甚，而這種緊張和担憂，一直籠罩在美國人對于自給自足生活方式的熱衷上。在早期新英格蘭的殖民城鎮中，地方當局禁止年輕人獨自生活，以避免他們因獨立的自由而追尋無拘無束的生活。誠如歷史學家大衛•波特所寫道：“在美國的文學著作中，任何關于徹頭徹尾地從人群中被孤立而獨自生活的故事，無論是生理上的還是心理上的，都被認為實際上是一個恐怖的故事，即便《魯濱遜漂流記》也是一樣——直到魯濱遜在沙灘上發現了其他人類的足跡。”

關于美國“社區衰退”的種種報道，也好似恐怖故事，在美國人的心目中，“社區”同樣也是一個神圣的字眼。美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社會學論著——《孤獨的人群》、《追求孤獨》、《公眾人物的衰落》、《自戀的文明》以及《心的習慣》，都加劇了人們對于個人主義盛行的恐懼。近期最具影響力的學術著作之一，羅伯特•普特南的《獨自打保齡》也起到了相同的作用，書中提出美國當代的許多問題，如健康問題、學業不佳、缺乏信任，甚至不快樂，都是由于社區的崩壞所造成。美國人熱衷于此類的爭論，正因為從骨子里，與德•托克維爾近兩個世紀前游歷美國時一樣，我們依然是“一個參與者的國家”。

美國文化，并不是極急劇增長的獨居人口背后的原因。

如果你還未信服，我們一起來看看另外一個證據：今時今日，相比其他許多國家，甚至跟那些我們通常認為更為公有化的國家相比，美國人獨自生活的幾率其實更小。獨居人口比例最高的前四位國家分別是：瑞典、挪威、芬蘭以及丹麥，在那里，幾乎40%到45%的住戶是獨居者。通過在所有人同心協力地社會福利中投資，以及建立互相支持的牢固紐帶，斯堪的納維亞人可以自由地獨自生活。

北歐諸國還有一個好伙伴——日本。在日本，社交生活有史以來一直是圍繞著家庭來組織的，但如今實際上卻有30%的住戶獨自居住，而且在城市中，這個比例還要高得多。德國、法國以及英國都擁有以不同的文化傳統而聞名，但實際上這三國的獨居人口比例都要遠高于美國，澳大利亞與加拿大也是如此。至于獨居人口增長最快的國家則是中國、印度和巴西。歐睿信息咨詢公司的市場調查報告顯示，在全球范圍內獨居人口都在急劇增長，這個數字已經從1996年的1.53億增長到了2006年的2.02億，在短短十年間增長了33%。

那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大范圍的獨居人口的增長？毫無疑問，經濟發展創造的財富，以及現代國家福利提供的社會保障，兩者共同使這種新興之勢成為可能。但更簡單地來看，與以往相比，今天有更多人選擇獨居生活，正是因為有更多的人能夠負担這樣的生活。然而，這世上依然有許多其他人們能夠負担、卻選擇不去做的事情，因而，經濟不過是形成這一現象的諸多原因之一。我們無法解釋為什么世界各地這么多人都選擇了獨居生活，除非我們解開另一個謎題：在那些最發達國家中，那些擁有相對更好的公民權利的人，為什么偏偏選擇了用他們前所未有的財富和福利，將自己與他人分離開來？

心理學家貝拉•德保羅曾說：“我一直過著單身的生活，也從未渴望過其他生活方式。”德保羅是一位倡導單身生活的作家，她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鄧莫爾小鎮，在她的家鄉孩子們從小接受的教育告訴他們，結婚是人生必經的過程。在她上大學之前，她也從未想過還有其他選擇，但長大成人之后，她意識到，單身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解釋道:“我并不是在某一刻，突然意識到自己喜歡單身的生活；單身就代表了我，這毋庸置疑。意識到這一點并付諸行動的必要條件，是我開始了解，我們可以堅持對自己有意義的生活，這種堅持甚至是件好事，——即這意味著，你的生活方式無須循規蹈矩。”

即便不是成長于鄧莫爾那樣的小城鎮，人們也可能一樣難以接受獨居生活。主流文化仍然看重婚姻或親密的伴侶關系所帶來的安全感，這種重要性也被灌輸給年輕人，如今現代社會的孩子們也許比上幾代人都擁有更多的私人空間，但他們仍然在家庭環境中被撫養長大，童年生活中至少會有一位成年人相伴，家里常常還會有其他孩子的存在。幼年期與他人共同生活的經驗影響了人們對未來生活的預期，成家立業并與他人生活在一起，即便并不是人們眼中的理想狀態，至少也會被當做一種行為規范。年少時的經驗也塑造了我們的個性，發展了我們與別人共享家庭生活空間的技能、技術和行為模式，也促成了我們性格的形成，推動我們發展生活技能，創立各種共享家庭空間的技術和模型，成年后，所有這些都有意無意地影響著我們。

通常在長大成人之前，鮮少有人會有獨自生活的經驗，這也意味著，那些開始獨居生活的人們，會很快地發現他們必須學習以適應這種新生活。梭羅、悉達多和海倫•格利•布朗的故事也許鼓舞人心，但一個人的家庭生活可沒有什么可以參考的指導手冊，至少現代化的獨居生活并無教科書可循。無論多么興奮激動，獨居生活依然充滿挑戰，獨居意味著人們需要自己面對無論緊張或溫馨的情景，這種新生活還會衍生出一系列個性化的需求。獨居生活的有些挑戰是非常實際的，例如學習采購生活用品和做飯，平衡獨處與社交生活之間的比重，通過通訊媒體建立健康的人際關系——從以往被動地看電視，到積極地通過電話和互聯網進行人際交往。而其他一些挑戰恐怕就沒那么簡單了：學會適應孤獨，勇敢面對獨居即等同于失敗的社會成見，應對房屋市場與職場上的歧視，與那些已婚朋友們交往，而他們可能為單身未婚的朋友感到不安，并認定單身令自己的朋友并不快樂幸福。

雖然每個人培養獨居能力的經驗都各具個性特色，但我的調查研究表明，這其中依然有些被廣泛認同的共同點：今天，年輕的單身主義者將獨居視為特立獨行與成功的標志，社會不再將獨居視為人生失敗的象征，他們將獨居當做一種在個人發展尤其是職業發展上的投資。他們認為，這種投資必不可少，因為當代的家庭關系非常脆弱，而工作也并不可靠，最后每個人可能都還是得依靠自己。另一方面，自我提升也意味著承担獨身的一些挑戰：學習家務能力，學會一個人自得其樂地生活，建立信心以投身人生新的挑戰。單身生活同時也意味著社交上的更多努力——建立強大的朋友與同事的社交網絡，甚或，如記者伊桑•沃特斯所說那樣，形成“城市部落”以取代家庭提供支持。

投入工作和“部落”會令單身生活充滿成就感，但這種成就感卻很難持之以恒。到30多歲依然單身的人們大多都會發現，他們的社交圈子因為朋友們紛紛結婚生子而日漸式微，而工作即便帶來了成就感，卻無法滿足他們最深切的精神需求。于是，他們陷入了兩難境地，這些已經習慣于享受“獨立時光”的人們必須要在令單身生活重放光芒，或者是找一個伴侶步入家庭生活之間做一個抉擇。對男性來說，這一選擇并非那么迫切，可對女性來說則截然不同，單身就意味著35歲之后，她們每夜入睡時都會聽到耳旁生物鐘永不停歇的滴答作響，提醒著她們，她們能孕育自己的孩子的可能性正變得越來越小。正因如此，作家洛瑞•戈特利布爭辯說，單身女性應該將就那些并不那么理想的伴侶，并安定下來。她的說法并沒有什么說服力，當婚姻的雙方都未全心投入時，維系婚姻會變得尤為艱難，（而其中另一個理由，是在出版了這本爭議性的《嫁給他》之后的兩年里，戈特利布自己也完全無視了自己的這項建議）。那些已經學會了獨自生活的年輕人們認為，如果婚姻一開始就是一種妥協，那生活并不見得就會變得容易一些。他們以開放的心態尋找理想的人生伴侶，但如果沒能找到，他們覺得能有一個地方獨自居住，也許更好。

大多數年輕人都將獨自生活看做人生的一個階段，而非終點，并充滿激情地面對由此而來的各種挑戰。無論他們是否正積極地尋找自己的人生伴侶，他們都期望有朝一日能找到自己的伴侶，并步入婚姻的殿堂。今時今日，40歲的美國女性中有84%是已婚，而65歲的女性中有95%有過婚史。毫無疑問，與今天相比，1945年和1970年的那幾代人對婚姻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但這種不同的觀點無關他們最終會否結婚。當代美國人也許對婚姻本身持有質疑的態度，但未婚的人群中依然有超過90%的人相信總有一天他們會選擇結婚。

如今65歲和25歲的人們之間，對于婚姻態度的區別并不在于是否會選擇結婚，而是何時結婚。出生于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人，男性與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是23和21歲，相應的，到了40歲的時候，他們之中從未結婚的人不到6%。今天，初婚年齡達到了聯邦政府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數字，男性28歲、女性26歲。而在馬薩諸塞州、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初婚年齡如今已經超過了30歲，和今天歐洲某些國家——如瑞典和丹麥的數字一致。此外，40歲仍從無婚史的美國人，占到了男性中的16%和女性中的12%，這意味著，他們都曾有很長的時間獨自生活。

那些離婚后搬出去自己獨居的女性的生活中，朋友發揮著特殊的作用。在這個城市獨居者越來越多的時代里，找一個和自己境況相似的人分享心情，也變得比以往容易。盡管離婚人士總是生活在對離群索居的恐慌中，但根據美國最大的社會行為研究GSS（綜合社會調查）的研究，超過35歲的單身女性（包括離婚的以及從未曾結婚的）比起她們同齡的人們，更常從事以下活動：每周至少一次拜訪一位好友，每周至少一次“不見面”地與好友聯系（如打電話或發郵件），晚上與鄰居們在一起度過，參加非正式的集體活動，參加特定的社會群體等。在我的采訪中，離婚婦女將朋友們形容為“像家人一樣”，而非僅僅是同伴，朋友是她們最可靠的社會和情感支持。

五十年前，單身女性與家庭和周圍的社區格格不入，在別人眼中，她們是怪異而不正常的，即便不輕視她們，人們也常常對她們投以憐憫的目光。但今天，獨居的中年女性，以及她們之中以后依然可能多年維持單身的人數如此之高，人們都將之視為理所當然。譬如，海倫就表示，當她第一次獨居時，她覺得能生活在格林威治村是一種幸運，這里到處都是像她一樣的女性。在過去四十多年里，海倫親眼目睹了獨居生活開始進入主流文化，她認為，“現在，獨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容易，因為有許多人陪伴在你身邊。”而且，這些陪伴者也很容易被找到，在互聯網上，獨居人士（其中包括數量驚人的中年離婚人士）正使用社交網絡來認識新朋友，找到新的人生伴侶，或者與有相同興趣的人們一起活動。當代都市充滿了單身和獨居人士，他們重塑社會，創造屬于自己的環境，而在這些亞文化環境中，正如海倫所形容的那樣，獨居者“不再感到被邊緣化，甚至不再感到孤單”。

孤獨感是另外一個問題。無論離婚與分居的女性花了多少時間與朋友和鄰居交際，他們仍然很難擺脫孤獨感，至少是孤獨帶來的陣痛，而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孤獨感帶來的痛苦也會持續很久。相比那些有伴的女性，35歲以上獨自生活的女性在調查中說，她們每周兩次或者四次感到孤獨的比例，都要高出一倍。（但我們需要謹記，這并不代表獨居就導致了孤獨感，有這么一種可能，那些容易感到孤獨的人往往更傾向于獨自居住，因為他們不善于維持親密的關系。）海倫說：“有很多人，總是覺得很孤獨，而我也是其中之一。這就像是一種疾病，每天早上我醒來，面前有成千上萬的事情要做，可孤獨依然像一個沉重的立方體在我心中，一個黑暗的存在。”海倫學會了如何應對這種孤獨感，她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接受心理治療，她學會了思索和寫下自己的感受，而不是用以往常用的那些方式來消磨時間——混亂的男女關系、酗酒、沉迷于電視。海倫承認，花那么多時間在自己身上，是種奢侈，但她認為這很有必要，因為解決她自己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在海倫的眼中，大多數人不可避免地都會感到孤單，孤獨感是人類存在的既定條件之一，她不贊成所謂獨居導致孤獨這樣的觀點。與我們調查研究中的許多其他離婚女性一樣，海倫用來抵御社會失敗感的方法之一，就是拒絕承認婚姻或者另一段新戀情能減輕孤獨感。海倫解釋說：“當想到在房間里獨處時，人們都感到難以置信的恐懼感，但這種絕望會引致災難，因為與一個不合適的人在一起生活，是這世上最令人孤獨的事情。”而瑪德琳則有一種許多離婚人士都贊同的理論：“當婚姻或者戀情不順利時，你陷入孤寂。因為你不能去找你身邊最親近的人尋求幫助，因為在你的心里，他（她）就是問題的源頭。于是，在這種兩性關系中，你成了一座孤立的小島，這是件令人感到非常孤單的事情。”

我們調查中采訪的離婚女性都不否認，從過往的經歷來看，婚姻確實有益于養育孩子、創建社區并建立強大的社會紐帶。但她們也往往堅持，這些婚姻的益處是建立在女性付出代價的基礎上的，而今時今日在她們的生活中，沒有婚姻也很好。此外，她們也排斥將婚姻和“往日的好時光”形容為浪漫，當一對夫妻或伴侶甜蜜的關系良好時，女性失去了就業和實現自我的機會。我們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此事，但對每一個個體而言，真正需要被解答的問題是——什么樣的生活令你更快樂？獨居生活并非快樂無憂，但對于那些經歷過失敗的婚姻的人們而言，獨居帶來的是痛苦更少。

在離婚或分居后受到孤獨困擾的并不僅僅是女性。事實上，女性對于建立和維持人際關系網絡的偏好，令她們更容易在離群索居時受到孤獨的影響。社會普查的結果顯示，35歲以上的男性（包括離異和無婚史的單身男性），比有伴侶的男性更常進行人際交往，如每周至少一次拜訪友人、晚上與鄰居一起聚會、參加某個社會群體的概率更高。但所有這些活動，單身女性的參加比例都要高于單身男性，而男性唯一和女性旗鼓相當的一項，是他們感到孤獨的比例。單身男性中，報告說每周至少一次感到孤單的概率是非單身男性的兩倍，而每周三次或者四次感受到孤獨的比例則約為三倍。

然而，獨居單身人士的生活卻絕非慘不忍睹。57歲的路易是一名律師兼業余樂手，他住在西伯克利區，自十五年前他的第二段婚姻失敗之后，就一直獨自居住，而他一直津津樂道于獨居給他帶來的自主權。他解釋說：“當你結婚時你沒有自由，你要為他人著想，不能只考慮自己，如今我可以整天坐在這里看電視，也不會有人因此嘮嘮叨叨，當我想要時我就可以練習我的小號，我有自己的空間，覺得怡然自得，所以一切都是我想要的樣子。”路易忙碌于工作和他的爵士樂演出，在兩者的間隙，他也很享受偶爾的平靜時刻，他說：“我的生活夠忙碌了，獨自一人待著也沒什么不好，我不需要每周都去參加派對。以前，我一個人時幾乎不想出門，但現在，我會自己一個人去看電影，去餐館吃中國菜，我不需要做什么計劃，只是想去就去了。”

但偶爾，這種自由也會充滿壓迫感，路易承認：“有時，我會感到孤獨。”當許多與他同齡的離婚婦女滿懷熱忱地計劃著與同事和朋友的午餐與夜間社交活動時，路易采取了一種稍顯被動的做法。他說：“我并沒有花心思去安排豐富的社交活動，我很順勢而為。”但最近，他開始担心這種生活方式對他而言并不太合適，他日日夜夜地忙碌于工作、音樂、上下班和電視節目之間，但缺乏親密的伴侶——“性，但也包括共享一個空間下的簡單日常接觸”——正困擾著他。“也許這只是我做事的方式，”路易坦承，“可事實上，我單身了這么久也許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失敗。”盡管與許多他同時代的男士一樣，路易卻認為他缺乏女性的那種社交能力，他難以維系與親友的關系，并很難結識新朋友或是找到約會的對象。當他情緒低落或覺得孤獨時，他就把更多的時間花費在工作和音樂上，他說：“盡管我不想這樣，但事情就是如此。”

盡管像WVWV這樣的組織還在努力將單身者變作一個政治集團，消費品生產商和服務提供商卻已經發現，他們能夠有效地將獨居者組織成一個新興的細分市場群體，而這么做對他們而言，也確實有利可圖，因為單身者（盡管不是所有的單身者都獨居）占據了全美35%的消費總支出，每年大約1.6萬億美元。

PackagedFacts調研公司名為“美國的單身者：新核心家庭”的調查，考察并比較了各種未婚成年人，包括了X世代、Y世代、老人、無子女的單身人士、黑人、拉丁裔、亞裔和獨居者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該報告指出，雖然單身人士從未缺席任何媒體和廣告，但這一人群通常被描繪得千篇一律：迷人的年輕專業人士，成晚地出沒于俱樂部和高檔餐廳；或者截然相反，那些孤獨在家的老年人。PackagedFacts警告說，這些畫面恰恰縮小了廣告正力圖吸引的人群的消費興趣，研究報告中這么寫道：“營銷人員應該意識到，越來越多的單身人士將不婚視為自己的一種選擇，而不是一種暫時妥協的狀況，這一點尤為重要。”那么，解決方案又如何？PackagedFacts公司提供了針對每個細分的單身人士市場的戰略咨詢報告，而3500美元的售價充分顯示了這些報告中所含信息的價值。

2008年歐睿國際一項類似的研究調查中，發布了關于全球性的單身和獨居人士的新興市場指南，包括界定了該人群共通的品味和習慣，以及能在不同地理人口環境下吸引他們的特定產品設定。這篇名為《單身生活：分子（單身和單人家庭）如何影響了消費習慣》的報告指出，獨居人群的興起推動了公寓（而不是住宅）、小巧的家具家電（當你獨自烹飪時，無須尺寸過大的冰箱、洗碗機或咖啡機）、單座汽車和摩托車的需求急速增長，還有各種個人服務的發展。例如，全球范圍內“即食烹飪”市場自2002年以來已經同比增長了近40%，超過了73億美元的市場價值。而在瑞典，一家名為GOOH!的公司，在個人生活領域獲得了國際領先地位，先后開發推出了“家庭代餐”的概念，提供“與快餐同樣價格和同等便利的餐廳品質的新鮮菜肴，既可現場加熱也可外帶回家”。在日本，快熟食物市場的增長速度比超越了其他所有產品，由單身女性簡單、健康而營養的需求所驅動的，諸如脫水咸粥之類的產品正在快速發展。縱觀整個發達世界，單身者都被證實為重度移動媒體使用者（而非電視媒體），以及咖啡館、酒吧和餐館的常客。他們也許并未表現出自我放縱的跡象，因為他們同時也更常在健身房里鍛煉身體。

隨著市場分析師對單身者行為的緊密追蹤，那么毫無意外地，企業家們開始開發生產迎合獨居人士需求的新產品了。代表之一就是Singelringen——瑞典語中“單身戒指”的意思。單身戒由約翰•華爾柏克于2005年設計，華爾柏克出生于斯德哥爾摩，青年時曾長時間生活于紐約和得克薩斯州，這枚綠松石與純銀打造的戒指成為了單身人士公開自身身份的標志。單身戒公司的網站上這么寫道：“戴上你的單身戒，就等于向周遭宣布你認為單身是可被接受的，也許你依然希望找到一位伴侶，但你對現在單身的生活感到滿足。無論如何，你將目前自身的狀態展現給所有人，你對目前單身的狀態欣然接受。”不是所有的戒指都能登上全國電視節目，但2006年的《今日》節目報道了“不做承諾”的單身戒，宣稱這是一個“非常熱門的現象”。《人物》、《OK!》、《Touch》等雜志都提到了單身戒，舊金山的《欲望都市》特別放映會上出現了單身戒，那天晚上，薩莎•卡根就戴著單身戒。正如華爾柏克所說的，他希望能夠通過單身戒協助建立一種團結的組織。將某件物品推銷給某個團體與建立起某個團體絕非等同，并沒有許多家企業家同時對這兩件事都感興趣。

雪莉•郎博特是個例外（她在第二章中出現過，提到了她在職場以及地產市場上受到的歧視），在二十歲與三十歲這兩個十年間，大多數時間都獨自生活之后，郎博特在2007年年底創立了SingleEdition.com。我們坐在她的“第二辦公室”，一家位于曼哈頓上西區她公寓附近的咖啡店里談話時，她告訴我：“一開始我創立這個公司，是因為所有單身人士的網站都是關于約會的。但當我一個人生活的時候，我最需要的事情并不是約會。我有很多其他問題以及想要了解或嘗試的事情，但卻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資源，例如如何獨自旅行、一個人做飯等等。顯然，我并不是唯一一個對這類內容感興趣的人，每天，我都聽到獨居的人在探討如何更好地享受生活，或者那些結婚后又離婚的人，正在說著‘我再也不想嘗試婚姻了’。SingleEdition就是為他們創辦的。”

郎博特曾在慧儷輕體（WeightWatcher）工作過幾年，那是一家自詡致力于社區建設和改善人們生活的商業公司，而SingleEdition正是基于一個類似的運作模型。當郎博特創立公司時，她準備了大量的編輯內容，包括如何應對日常挑戰的建議，如單獨用餐時如何控制食物的分量，如何找到合適獨自生活的家居用品，也有對更重大的問題的討論，從職業生涯的管理、財務規劃咨詢，到如何面對糾纏于你為什么不結婚的父母。她組織起一系列愿意交換資源的網站來合作，這些網站也以針對單身者的健身、法律、時尚、營養，以及“是的，還有約會交友”為服務內容，并找了一位愿意以易貨交易為報酬的設計師為她設計網頁。網站推出后，郎博特全心致力于尋找針對單身消費群體的營銷公司，她說：“我打電話給廣告公司，說‘我需要一個贊助商’，卡夫單身產品怎么樣？他們是很合適的贊助商。或者哈根達斯？他們有針對單身客戶的產品。我打電話給所有人，見了所有認識的人，有陣子甚至沒有人愿意與我交談，我為此失眠無法入睡。”

但郎博特發現，問題是廣告商們堅持認為，單身并不是一種身份標識，因為無法針對這一人群做除了約會服務以外的針對性營銷。廣告商對嬰兒潮一代、三十歲出頭的人群，或者城市富裕居民進行營銷，而其中恰巧有些人是單身的，但廣告總是試圖傳達一種理想化的訊息，而廣告商認為，沒有人希望自己是單身一人。郎博特告訴我：“我完全無法認同這個策略，我的整個事業都是基于我的認知是正確的這一假設。單身確實是一種身份，單身者對別人介紹自己時所說的第一句話常常就是這個，如今沒有理由為此感到羞愧，尤其是當你生活在大都市中。沒人在乎這些，你可以獨自出門，獨自用餐，只要你自己覺得可以，那沒什么是不可以的。”她的理論是，一旦廣告主們認識到這一點，他們會立刻獲得一個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那些單身且樂于長時間保持單身的消費群體，他們愿意把錢花在一些消費項目上，諸如服裝、度假旅游、汽車、家居。

2010年郎博特的事業開始有了些進展，她舉辦了三場座無虛席的活動，成百上千的單身者聚集到一起，聽演講者討論諸如獨身一人時的健康、安全和探險等問題。福克斯電影有興趣開發針對單身者的視頻市場。Spark網絡——J-Date約會網站的運營商，邀請她做他們的專欄作家。最近剛剛宣布要為單身旅客開辟新艙室的挪威郵輪公司，正在考慮與她簽訂一項商業協議。兩年前掛斷她電話的營銷主管們如今正積極地向自己的客戶和合作伙伴推銷郎博特的概念。“我的理想是，某位大廣告主理解我的用意并開始實施，然后每個人都會追隨潮流，我的事業也將就此開始騰飛。我希望有朝一日SingleEdition對單身者的意義，能像AARP對老年人的意義一樣，我相信，AARP開始之初，人們也并未將老年當做一種群體身份。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想想這些年發生了多少改變吧。”

改變人們對單身的看法是貝拉•德保羅一生的事業（她也曾出現在第二章中），德保羅創造了“單身主義”一詞，以期提高人們對于廣大未婚群體的偏見問題的重視。她幫助朗博卡和金•卡爾弗特發展她們的業務，但顯然是出于文化意義而非商業目的。她對我說：“為單身主義發起一場運動并非是什么有效的致富手段，我倒希望是！我很難將自己的書賣給出版社，邀請我做演講的組織通常都沒什么錢。上周一所邀請我訪問的社區大學請我坐火車而不是飛機，而且他們只能負担我一個晚上的住宿費用。而我的博客，單次點擊我的收入還不到一美分。有的時候我覺得這挺好笑的，畢竟我擁有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啊！但我熱愛我的事業，有這么多的誤解，人們這么一無所知，這一切都很有必要，我選擇從事這個，是因為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2006年，她的書《單身：被臉譜化、中傷、忽視，卻依然幸福生活著的人們》出版后，德保羅儼然已成為了單身國度里的真理代言人。當權威人士或政治家毫無根據地作出獨居是有害的或者婚姻是有益的言論時，幾個小時之內，她就會在她附屬于《今日心理學》的博客上發帖駁斥。而當某位學者或是嚴肅的記者這樣做時，她則厲兵秣馬準備出擊。就在我們談話的幾天前，德保羅抨擊了《紐約時報》發表的有關桑德拉•布洛克獲奧斯卡后的特稿，在文中，大衛•布魯克斯提到的一項研究聲稱（用布魯克斯自己的話說）：“婚姻對心理健康的助益，其價值超過了10萬美元。”這一說法激怒了的德保羅，她馬上做出了回應：“對于當下已婚人士與其他人群（盡管后者實際上是目前占多數的婚姻狀況）做比較，是無法得出任何關于婚姻的幸福、健康或其他任何影響的結論的。這是因為對目前已婚人士的調查，已經撇除了超過40%的那部分結婚之后厭惡婚姻并離婚了的人，這種做法就像是調查研究一半近期服用藥物的人，就直接聲稱新藥物Shamster是非常有效的，而將其他近一半使用了該藥物卻無效的人們完全置之不理一樣。”

在她的職業生涯開始之初，德保羅從來沒有想過會卷入關于美國婚姻與不婚的公眾辯論中去，她是一位研究欺詐行為的學者，也從未對有關婚姻的文獻感興趣，直到某天她發現那些平時與她共進午餐、在工作日時交好的同事們，從來不邀請她參與更休閑、周末或晚間的活動。她回憶道：“我不確定這是我個人的問題，抑或只是因為我單身，于是我和其他女性朋友們聊起這事，她們都說‘是的，我也遇到過一樣的事情！’。然后，我們發現了事情的另外一個層面——我們被排除在外，不僅僅是社交活動，還有塑造職業生涯必須的人際圈。這觸動了我。”當時，德保羅關于婚姻著作的唯一了解來自于媒體：“新聞頭條總是說，婚姻是你最好的選擇。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的說法，我本來打算只是尋找一些薄弱點，一些不真實的案例。”但是，當她仔細審議了有關婚姻的論著后，她發現的不僅僅是幾個無法立足的論點，幾乎所有關于婚姻的益處的文章，都可以輕易地被具有高級統計學知識的人推翻。所有的比較都具有誤導性，因為比較中忽略了那些以離婚收場的婚姻。即便是那些更為精細的研究，也未能明確表明，經濟、健康、心理上的健康和優勢，究竟是婚姻維持長久的原因還是結果。德保羅說，她記得當時她自己在想：“記者并不是唯一草率的人，幾乎所有關于婚姻科學的論著都是胡說八道！”

沒過多久，德保羅發現她越來越少考慮那些抽象的欺騙，她的注意力轉向了公眾，尤其是單身人士被誤導認為結婚是有益處的，畢竟，這些問題不僅僅是學術層面的。聯邦政府和宗教組織斥資數百萬美元進行推廣婚姻的宣傳活動，而德保羅認為，他們傳遞的消息并為將未婚人士帶向婚姻的選擇，反而是在邊緣化這一人群。她認為，這些活動并沒有白費——它們造成了傷害，令人們覺得自己很糟糕，也帶來了一種錯誤的印象，一個人獨自生活時或單身時，就無法成為一個良好的、幸福的、有價值的人，這造就了今天人們對單身者的看法。她告訴我：“事實上，如今有比我們想象中多得多的人并不急于擺脫單身，他們約會，有親密的朋友，事業有成，他們只是選擇了不結婚，我們不應該試圖改變他們。”

德保羅慷慨激昂，極具說服力，但在我們的談話中，我忍不住提出了一點她觀點中的小小悖論。我說，當成功與健康時，選擇獨自生活是一件事，但那些生病、失業卻獨居的人們，需要有人來提供支持和幫助時該怎么辦呢？他們的朋友會像家人一樣幫助他們么？還是在那種情況下，最好是尋找一個伴侶或配偶？

“我希望我們能有更系統的研究資料，”德保羅回答道，并進一步解釋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政策問題，“根據家庭醫療休假法案，我們不能請假來照顧所愛的人，如果那個人不是我們的直系親屬的話，這顯然令單身人士很難獲得援助。這些法令應當被改變。”在她自己的研究中，她收集了不少網絡上關于單身人士的軼聞，她推薦我去閱讀社會學家瑪格麗特•尼爾森的文章，文中描述了她幫助照料自己一位五十七歲單身獨居并被診斷為癌癥晚期朋友的故事。而且有許多實時調查表明，美國人在協助有需要的朋友這一方面，花費了許多的時間。她承認：“這些都不是決定性的，但我所了解到的一切令我相信這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而且即便是已婚，你也很難保證，當你有需要時，你的伴侶一定會陪伴在你身邊，不是么？”

對失去個人獨立性的恐懼感，以及對于自身越來越依賴于他人或其他機構的焦慮，都困擾著當代社會絕大多數的老年人，這種不安全感完全是來自于個人主義文化。因為，當個體的尊嚴和完整性取決于個人主權的自我認知時，當我們意識到我們無法自理自立時，那便成為了最嚴重的屈辱感。

當然，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都不是真正獨立的個體。但個人自主權的集體信仰掩蓋了一個事實——其實是各種社會機構為我們最寶貴的個人主義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其中包括：家庭、市場和國家。而那些與個人主義有關的傳奇，例如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故事，更令人們忽視了由獨立的個體組成的社交網絡，為我們每一個人，甚至是我們中間最為反社會型的個體，提供了獨立的力量。然而，像迪伊、維克多和艾娃那樣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在自己的公寓里維持著高品質生活的人，畢竟與那些不幸的同齡人，還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對于后者而言，獨居給他們造成了傷害，他們缺乏親人的幫助，甚或是害怕搬去與人同住，當這些不幸的人們不得不承認自己需要特別援助的時候，事情變得尤為糟糕。幫助我進行本書的研究調查的一位年輕醫療社會學家，埃琳娜•波特克羅將后者的這種情形稱之為“殘酷的獨立”，而那些不甚健康的單身老人的故事，生動地解釋了她這一說法。

以快80歲的伊迪絲為例，她自稱為“囚居者”，為了治療她的侵略性卵巢癌，她的醫生為她采用了高強度的放射治療，而過去的30多年里，她都一直在與放射治療的后遺癥抗爭。她曾是一名專職從事聾啞兒童教育的教師，她說，當她被確診并接受第一次治療時，沒有人了解這種高強度輻射治療的后果，而治療后遺癥直到她的病例多年之后才被發現。伊迪絲說：“醫生們控制住了我的癌癥，但結果卻喜憂參半。輻射治療令我大部分的內臟器官都受損了，我不得不在52歲時退休，而此后，我一直無法自理。”

伊迪絲抱怨她如今的生活質量，并不斷強調她糟糕的財務狀況——她依靠傷殘保險補助生活，她幾乎每天都要承受身體上的痛苦，她患有抑郁癥，并且因為營養不良而掉光了所有的牙齒，因為移動不便，她幾乎從不出門。她很孤獨，但又不愿意向所剩不多的朋友們傾吐自己的苦悶，害怕他們會拋棄她。而最近有一次，一個援助計劃的志愿者來她家拜訪，并帶她坐輪椅外出時，她被他絆倒，手臂因此復合型骨折，而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療。如今，護士和社會工作者會來她家幫助她，但他們都積極勸說她盡快搬進援助福利機構。伊迪斯說：“這件事上我對每個人都很生氣，我只是現狀困難罷了。”

由于生活的空虛和殘酷，伊迪斯也覺得很害怕，她一直很自豪自己“獨立”生活的能力，或者，至少是獨自生活的能力，她說：“我總是很慶幸自己能獨立自主，但如今我卻不得不問自己——‘我要怎么照顧好自己？’”

在外人看來，伊迪斯恐怕已經無法照顧好自己了。化療后遺癥之后，伊迪絲的體重從132磅下降到了80磅，隨著牙齒脫落，沒有合適的假牙，她已經開始不得不依賴流質食物了，她自己也說她吃東西“就像嬰兒一樣”。營養學家建議她用攪拌機將食物打碎，但受傷的手臂卻令她很難靈活使用自己的雙手。她并未獲得足夠的援助，但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伊迪絲并不信任醫療補助制度，她担心政府會將她推給人權機構，并迫使她離開自己的家。她想要保持獨立的意愿太過強烈，以至于她拒絕了許多社會援助的機會。伊迪絲堅持說：“我想保留自己的公寓，而且我担心他們要將我送到養老院去，我不覺得那會有什么用。”

曾在醫院度過許多時光的伊迪絲完全有正當理由，為她在養老院的生活而担憂：冷漠的工作人員無法提供良好的照料，總是被困在一個單調的環境中，百無聊賴地生活在一個除了死亡沒有任何新鮮事的地方。她解釋說：“我的腦袋還是很清醒的，我怕我在那里會過得很凄慘。”誰也無法徹底打消她的顧慮。

80歲的約翰也許也同意伊迪絲的想法，他80多歲，獨自一個人居住，正想盡一切辦法保留自己的公寓。約翰是一位退了休的社會工作者，他的職業生涯中曾有相當一段時間在療養院里照顧老人，而其中最艱難的一段經歷，就是照料他自己的母親。他堅定地認為：“任何人曾親眼目睹過、親身經歷過療養院的生活的人，都會想盡一切辦法留在自己的家里和社區里。”約翰認為，問題不僅僅是療養院通常總是缺乏足夠的人手來照顧院里的居民，更重要的是，療養院的環境總是沉悶的、陰沉的、孤立的，甚至是壓抑的。作為一名曾經的社會工作者，在約翰的記憶中，所有的老人搬進療養院后就每況愈下，再也無法恢復獨立自主。他總結道：“療養院就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就是這樣。”

最令約翰遺憾的是，他母親在家中摔傷了髖骨之后，他和妹妹不得不讓她搬進了一家療養院。他回憶道：“我找了一家最好的療養院，但三年后那里的情況開始變得糟糕。菜單、食物總是一樣，老人們紛紛投訴，有一次我趁假日去看望我的母親，那里只有一名服務護士，卻要照看20位老人，當我母親要去洗手間時，那里簡直就是一塌糊涂。你知道么，這完全不公平！療養院裁員以縮減支出，卻把情況弄得一團糟。”那次約翰和他妹妹太過失望，因而決定將母親搬去另外一家療養院，但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約翰說起此事時，語氣里帶有自我否定和一些自責，他說：“她在那里只住了一周就去世了，——她完全無法適應這變化。”

對伊迪絲來說，療養院的可怕之處并不是他們的服務質量，而是如果她搬入療養院，那毫無疑問她將于她的親友斷了聯系。她告訴我：“我的朋友每周來看望我一兩次，我還有兩位非常親近的表兄弟，他們總是給我打電話。”盡管她仍然常常覺得孤單，她希望能有更多的陪伴，能有人與她有共鳴，當她需要發泄或者抱怨時，能有人理解，但她也清楚地知道，她的親友已經比其他類似狀況的人要親近得多了。她說：“有些老人完全沒有人看望，沒有人關心他們。我是幸運的。”

以瑞典為例，那里47％左右的家庭人口是獨居者（而在美國這個數字只有28％），或者更典型的例子是斯德哥爾摩，那里獨居人口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60％。和美國一樣，個人主義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瑞典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但當我前往瑞典，去研究為何如今這么多瑞典人選擇獨居生活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瑞典的社會隔離或孤立問題，反而是作為一個國家，瑞典對于集體主義的堅持不懈。

幾十年來，現代社會的學者，尤其是家庭學者紛紛來到瑞典，研究那些也可能在自己身旁出現的社會發展趨勢。20世紀8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大衛•波普諾就指出，在“遠離核心家庭形式上”瑞典已經“領先于世界”。波普諾特別指出，瑞典的結婚率下降而非婚同居率上漲，同時，家庭形式正在解體，無論離婚還是非婚同居的分居情況都比以往更為常見。他同時也呼吁人們關注另一令人訝異的社會變革：1960年至1980年間，在年輕人的帶領下，獨居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他質疑，當人類普遍的社會群體經驗無法再為生活提供保障時，人們將何去何從。波普諾憂慮獨居的崛起可能會改變社會關系的質量與特性，進而導致更多的孤獨和社會異常，但同時他也承認，這似乎并不太可能：“這并不代表瑞典人的成年生活中沒有親密的關系，或者說他們都是厭世的，有證據表明，成年瑞典人對于在生活中和他人形成親密的兩人關系并不排斥，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一樣，甚至更為活躍一些。瑞典人也并不缺乏親密的社交關系，即便這種社交接觸，多發生在他們的家庭環境之外。”

瑞典社會生活的最繁茂之地便是斯德哥爾摩，斯得哥爾摩不僅是一個繁華都市，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獨居人口城市。在2010年一個陰雨潮濕的秋日里，我抵達了這座城市，但糟糕的天氣缺絲毫沒有削弱斯得哥爾摩的魅力——街道、水路（畢竟，這座城市還被稱之為歐洲北部的威尼斯）、公園、餐館和咖啡館都熱鬧非凡。除了擁擠的人群，這座城市的魅力也彰顯于功能強大的住宅樓宇，包括二戰前的復合建筑，如今已經改建成為適合大批單身人士共同居住的住宅，還有那些戰后建立的高層建筑，即便看起來不那么有吸引力，也依然營造出更為充足、體面的適合單身居住的空間。

這些建筑并不是由追逐利益的房地產公司開發的，它們的設計初衷是為了滿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尤其是那些獨居人士的需求。例如，在20世紀30年代，一群現代建筑師、城市規劃師、女權主義者就一起構思設計了一種集體住宅，專門為單身女性（年輕的以及年老的）提供私人空間的新式住宅建筑，同時也為她們提供各種服務，諸如烹飪、清掃和照顧孩子等。由建筑師斯文•馬克路易斯設計的“集體樓”，在社會公益領袖、1982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獲得者阿爾瓦•米達爾的支持下，在1935年向單身女性和單身母親敞開了大門。該建筑位于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昆舍爾門區，里面有一間餐廳（餐廳還配備了小型升降機系統，能將飯菜送到每一個單元）、一個公用廚房、一間洗衣房（配備了將臟衣物送往樓下付費洗衣房的傳送帶），以及一個托兒所。“集體樓”獲得了超越想象的巨大成功，在這棟57間單位住宅里的房間（包括18間一居室、35間兩居室、和4個“豪華套房”），一直供不應求。幸好，同一地區還有幾棟類似的建筑樓為單身母親以及其他不同年齡的單身男女提供服務。盡管“集體樓”里的有些服務項目已經取消了，但馬克路易斯和米達爾創立的餐廳和面包房依然廣受歡迎，在我支付了有關費用之后，工作人員很高興地向我展示了依然運行良好的電梯送餐服務。

1965至1974年間，瑞典開始發展更為積極進取的“一百萬”住房項目。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政府投入興建了大約100萬套全新的住宅樓，并拆除了大約35萬棟舊樓，新建的住宅中包括高層的公寓大樓，其中許多密集地分布在城市近郊地區，以及其他一些分散于城市各處的不太顯眼的小型建筑物。社會民主黨發起該項計劃，源自于過去20年間離開農村和小鎮生活的大量城市移民現象，而瑞典的城市缺乏足夠的住房來容納這些移民。社會規劃者們認為，此類大規模的建設項目將鞏固瑞典作為一個超現代國家的地位，在這里，瑞典國民受益于國家的集體繁榮，并享受著由此帶來的權利。而獨自生活的機會，正是這些權利中的一項。

在瑞典以及許多其他國家里，獨居現象普遍存在，獨自居住不僅是人們認可的現象，很多時候甚至是人們欣賞、重視甚至追求的生活方式。年輕人認為，搬進自己獨立的住所是成人必不可少的步驟，因為獨居的經驗將令他們變得更為成熟和獨立自主。中年人則認為，離婚或分居后的獨自生活非常有必要，因為這將幫助他們重獲自主權和對自我的掌控。而老年人認為，獨自生活令他們維持自己的尊嚴、個體完整性以及自主性，并定義了他們的生活方式。獨居生活吸引了許多人的原因之一，是這種生活方式本身并沒有太多的約束。大多數人都能找到室友，無論是Craigslist上的陌生人，還是朋友、家人、交往中的愛情伴侶，或者是公共住宅建筑中的鄰居伙伴等，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人依然更傾向于獨居，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個人主義盛行的年代，這不太可能會發生改變。

如果我們不再沉溺于社會改革者的幻想，試圖以道德模式勸說單身人士人類更適合共同生活，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這一事實——獨居的興起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標志之一，我們是否可以更好地直面那些因為境況不佳甚至是不幸的單身者，并為他們提供幫助呢？年老體弱或是貧困的單身人士，因為社會孤立而無法獲得足夠的照料和支持；渴望社交卻失去了伴侶，又苦于無法找到新的朋友、伙伴和伴侶的獨居人士；渴望懷孕生子，但有效生育年齡即將結束，因而壓力重重、充滿焦慮的單身女性；沒有伴侶，因而也缺乏伴侶的經濟支持，經濟上的毫無安全感的失業人士。以上這些都是很實際的問題，顯然也可以有很切實的解決方案，而不是模糊而空泛的口號，無法被確實衡量的危言聳聽——“社區已死”，或是“公民社會的崩潰”。

獨居生活盛行于北歐國家的原因之一，是他們良好的國家福利體系能保護本國公民面對獨居生活中最困難的問題。獨居單身女性在生育年齡的問題上，面臨比男性多得多的壓力，便是其中很好的一個例子。在我的調查研究中，許多近40歲或40出頭的女性都一致指出，生育上的焦慮使她們反復質疑自己對個人和職業生活的安排，當同齡的單身男性則很少為此類問題困擾時，她們卻反復地問自己：她們是否應該安定下來，甚至是早就應該安定下來？如果她們在職場上不是那么積極和野心勃勃，花多一點時間在私人生活上，她們會不會更幸福一些？瑞典的年輕獨居女性也有類似的煩惱，但她們對于尋找合適的伴侶并非那么急切，因為她們知道，如果她們獨自生育一個孩子，相應地，她們將得到來自國家的有力支持：（由雇主和國家共同支付的）十六個月的帶薪育兒假，政府大力資助的兒童保育設施（所有家庭的花費不會超過總收入的1％到3％），世界一流的公共醫療體系等。當然，即便是在不遠的將來，美國政府也不太可能采取這種慷慨的社會福利政策，甚至，當整個西方發達國家都正在裁減國家福利時，提出好好檢視瑞典的這些福利政策，聽起來像是一個愚蠢的建議。但我們不可忽視的是，瑞典等國家的社會福利確實改善了所有年輕女性的生活，而其中的獨居女性甚至獲利更多。而明確通過市場來滿足個人和社會中大量獨居人口的生活需求所需要的成本，也同樣很重要。

政府的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應當如何面對獨居人士所提出的各項要求？我們的政策該如何推動或是要求單身人士，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以往重要的歷史時刻，當美國公民和政治領袖面臨重大的人口變化所帶來的挑戰時，他們也曾問過這樣的問題，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嬰兒潮現象。當時，國家極力支持郊區的住宅區發展、興建高速公路，重塑城市面貌以適應中產階級家庭的人口增長。又如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進步的改革者們曾對巿政服務和公共衛生機構進行投資，以應對中心城市的移民潮。獨居現象的興起盡管不那么顯眼，但是同等重要的劇變，如果沒有大膽的政策支持，我們將無法妥善處理和應對這一社會變化。在美國，人們談論“安定”時就仿佛選擇伴侶是單純的私人事務。其實，這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現在和未來，人們都期望能從公眾機構和個人機構獲得相應的支持。

人們對國家和社會的期望就包括了房產領域，而這一問題的解答將影響到每個人的未來，因為，有一天，我們都有可能會獨自生活。毫無疑問，更好迎合單身人士需求的社會居住環境設計，可以大大降低獨居生活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獨居者所需要的內部空間要遠小于單親家庭，正如上世紀30年代繆爾達爾•阿爾瓦所指出的，年輕人和老年人都更愿意生活在面積較小但功能齊全的公寓里，前提是公寓樓里有設計良好的公共空間和公共設施以滿足飲食、社交和運動等需求。而如果他們選擇生活在此類住宅中，就減少了家庭住宅的占有率，因而為那些需要家庭住宅的群體提供了更多選擇，并降低了價格。

[美]羅伯特·帕特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1月

作者認為，民主質量的好壞或民主制度的績效，可以從公民社會的狀況得到解釋；如果某一個社會的民主運轉出了問題，從根本上說，那一定是公民社會（公民意識、公民組織、公民行為等，總之是公民生活）發生了變化--例如，社區生活走向了衰落。帕特南加入到美國公民參與熱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當中，他敏銳地感到，當初托克維爾所描述的美國社區生活正在逐漸衰落，那種喜好結社、喜歡過有組織的公民生活、關注公共話題、熱心公益事業的美國人不見了；今天的美國人，似乎不再愿意把閑暇時間用在與鄰居一起咖啡聊天，一起走進俱樂部去從事集體行動，而是寧愿一個人在家看電視，或者獨自去打保齡球。于是，帕特南想到用"Bowling Alone"這個詞來形容和概括美國社會的這一變化，并力求對這種變化的性質和原因做出理論解釋。在他看來，"獨自打保齡"的現象意味著美國社會資本的流逝，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復雜而不易確定的，但后果卻是明確的，那就是公民參與的衰落。

[美]約翰•卡喬波、[美]威廉•帕特里克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年11月

孤獨讓我們對他人苛刻，在機會前畏縮，面對打擊時脆弱，容易被歲月催老。優質的社會聯系能提升我們的工作績效，也讓更多的人承認我們的成就，從而帶來更多的晉升機會。當然，它還能促進我們的刨造性思維，為我們帶來更為豐厚的回報。幸福的人—般都不是孤獨的人，而不孤獨的人—般都賺得比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