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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與梁從誡

母親去世已經三十二年了。現在能為她出這么一本小小的文集——她唯一的一本，使我欣慰，也使我感傷。

今天，讀書界記得她的人已經不多了。老一輩談起，總說那是三十年代一位多才多藝、美麗的女詩人。但是，對于我來說，她卻是一個面容清癯、削瘦的病人，一個忘我的學者，一個用對成年人的平等友誼來代替對孩子的撫愛（有時卻是脾氣急躁）的母親。

三十年代那位女詩人當然是有過的。可惜我并不認識，不記得。那個時代的母親，我只可能在后來逐步有所了解。當年的生活和往事，她在我和姐姐再冰長大后曾經同我們談起過，但也不常講。母親的后半生，雖然飽受病痛折磨，但在精神和事業上，她總有新的追求，極少以傷感的情緒單純地緬懷過去。至今仍被一些文章提到的半個多世紀前的某些文壇舊事，我沒有資格評論。但我有責任把母親當年親口講過的，和我自己直接了解的一些情況告訴關心這段文學史的人們。或許它們會比那些傳聞和臆測更有意義。

早年

我的外祖父林長民（宗孟）出身仕宦之家，幾個姊妹也都能詩文，善書法。外祖父留學日本，英文也很好，在當時也是一位新派人物。但是他同外祖母的婚姻卻是家庭包辦的一個不幸的結合。外祖母（蠶按：林徽因的母親何雪媛是林長民的第二位夫人。）雖然容貌端正，卻是一位沒有受過教育的、不識字的舊式婦女，因為出自有錢的商人家庭，所以也不善女紅和持家，因而既得不到丈夫，也得不到婆婆的歡心。婚后八年，才生下第一個孩子——一個美麗、聰穎的女兒。這個女兒雖然立即受到全家的珍愛，但外祖母的處境卻并未因此改善。外祖父不久又娶了一房夫人（蠶按：林長民的第三位夫人程桂林），外祖母從此更受冷遇，實際上過著與丈夫分居的孤單的生活。母親從小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矛盾之中，常常使她感到困惑和悲傷。

童年的境遇對母親后來的性格是有影響的。她愛父親，卻恨他對自己母親的無情；她愛自己的母親，卻又恨她不爭氣；她以長姊真摯的感情，愛著幾個異母的弟妹，然而，那個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際關系卻在精神上深深地傷害過她。可能是由于這一切，她后來的一生中很少表現出三從四德式的溫順，卻不斷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獨立和自由。

少女時期，母親曾經和幾位表姊妹一道，在上海和北京的教會女子學校中讀過書，并跟著那里的外國教員學會了一口相當流利的英語。一九二O年，當外祖父在北洋官場中受到排擠而被迫「出國考察」時，決定攜帶十六歲的母親同行。關于這次歐洲之旅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們住在倫敦，同時曾到大陸一些國家游歷。母親還考入了一所倫敦女子學校暫讀。

在去英國之前，母親就已認識了當時剛剛進入「清華學堂」的父親。從英國回來，他們的來往更多了。在我的祖父梁啟超和外祖父看來，這門親事是頗為相當的。但是兩個年輕人此時已經受到過相當多的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不是順從于父輩的意愿，而確是憑彼此的感情而建立起親密的友誼的。他們之間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珍愛和對造型藝術的趣味方面有著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在其他方面也有許多差異。父親喜歡動手，擅長繪畫和木工，又酷愛音樂和體育，他生性幽默，做事卻喜歡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母親富有文學家式的熱情，靈感一來，興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顧其他，有時不免受情緒的支配。我的祖母一開始就對這位性格獨立不羈的新派的未來兒媳不大看得慣，而兩位熱戀中的年輕人當時也不懂得照顧和體貼已身患重病的老人的心情，雙方關系曾經搞得十分緊張，從而使母親又逐漸卷入了另一組家庭矛盾之中。這種局面更進一步強化了地內心那種潛在的反抗意識，并在后來的文學作品中有所反映。

父親在清華學堂時代就表現出相當出眾的美術才能，曾經想致力于雕塑藝術，后來決定出國學建筑。母親則是在英國時就受到一位女同學的影響，早已向往于這門當時在中國學校中還沒有的專業。在這方面，她和父親可以說早就志趣相投了。一九二三年五月，正當父親準備赴美留學的前夕，一次車禍使他左腿骨折。這使他的出國推遲了一年，并使他的脊椎受到了影響終生的嚴重損傷。不久，母親也考取了半官費留學。

一九二四年，他們一同來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父親入建筑系，母親則因該系當時不收女生而改入美術學院，但選修的都是建筑系的課程，后來被該系聘為「輔導員」。

一九二五年底，外祖父在一場軍閥混戰中死于非命。這使正在留學的母親精神受到很大打擊。

一九二七年，父親獲賓州大學建筑系碩士學立，母親獲美術學院學士學位。此后，他們曾一道在一位著名的美國建筑師的事務所里工作過一段。不久，父親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美術史。母親則到耶魯大學戲劇學院隨貝克教授學舞臺美術。據說，她是中國第一位在國外學習舞臺美術的學生，可惜她后來只把這作為業馀愛好，沒有正式從事過舞臺美術活動。母親始終是一個戲劇愛好者。一九二四年，當印度著名詩翁泰戈爾應祖父和外祖父之邀到中國訪問時，母親就曾用英語串演過泰翁名作《齊德拉》；三十年代，她也曾寫過獨幕和多幕話劇。

關于父母的留學生活，我知道得很少。一九二八年三月，他們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了婚禮，當時我的大姑父在那里任中國總領事。母親不愿意穿西式的白紗婚禮服，但又沒有中式「禮服」可穿，她便以構思舞臺服裝的想像力，自己設計了一套「東方式」帶頭飾的結婚服裝，據說曾使加拿大新聞攝影記者大感興趣。這可以說是她后來一生所執著追求的「民族形式」的第一次幼稚的創作。婚后，他們到歐洲度蜜月，實際也是他們學習西方建筑史之后的一次見習旅行。歐洲是母親少女時的舊游之地，婚后的重訪使她感到親切。后來曾寫過一篇散文《貢納達之夜》，以紀念她在這個西班牙小城中的感受。

一九二八年八月，祖父在國內為父親聯系好到沈陽東北大學創辦建筑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職，同時祖父的腎病也日漸嚴重。為此，父母中斷了歐洲之游，取道西伯利亞趕回了國內。本來，祖父也為父親聯系了在清華大學的工作，但后來卻力主父親去沈陽，他在信上說：「（東北）那邊建筑事業將來有大發展的機會，比溫柔鄉的清華園強多了。但現在總比不上在北京舒服，……我想有志氣的孩子，總應該往吃苦路上走。」父親和母親一道在東北大學建筑系的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可借東北嚴寒的氣候損害了母親的健康。一九二九年一月，祖父在北平不幸病逝。同年八月，我姐姐在沈陽出生。此后不久，母親年輕時曾一度患過的肺病復發，不得不回到北京，在香山療養。

北平

香山的「雙清」也許是母親詩作的發祥之地。她留下來的最早的幾首詩都是那時在這里寫成的。清靜幽深的山林，同大自然的親近，初次做母親的快樂,特別是北平朋友們的真摯友情，常使母親心里充滿了寧靜的欣悅和溫情，也激起了她寫詩的靈感。從一九三一年春天，她開始發表自己的詩作。

母親寫作新詩，開始時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過徐志摩的影響和啟蒙。她同徐志摩的交往，是過去文壇上許多人都知道，卻又訛傳很多的一段舊事。在我和姐姐長大后，母親曾經斷斷續續地同我們講過他們的往事。母親同徐是一九二〇年在倫敦結識的。當時徐是外祖父的年輕朋友，一位二十四歲的已婚者，在美國學過兩年經濟之后，轉到劍橋學文學，而母親則是一個還未脫離舊式大家庭的十六歲的女中學生。據當年曾同徐志摩一道去過林寓的張奚若伯伯多年以后對我們的說法：「你們的媽媽當時流著兩條小辮子，差一點把我和志摩叫做叔叔！」（蠶按：哈哈哈哈）因此，當徐志摩以西方式詩人的熱情突然對母親表示傾心的時候，母親無論在精神上、思想上、還是生活體驗上都處在與他完全不能對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產生相應的感情。母親后來說過，那時，像她這么一個在舊倫理教育熏陶下長大的姑娘，竟會像有人傳說地那樣去同一個比自己大八、九歲的已婚男子談戀愛，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母親當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歡和敬佩這位詩人，尊重他所表露的愛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來分析的：「徐志摩當時愛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像出來的林徽音，可我其實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樣一個人。」不久，母親回國，他們便分手了。等到一九二二年徐回到國內時，母親同父親的關系已經十分親密，后來又雙雙出國留學，和徐志摩更沒有了直接聯系。父母留學期間，徐志摩的離婚和再娶，成了當時國內文化圈子里幾乎人人皆知的事。可惜他的再婚生活后來帶給他的痛苦竟多于歡樂。一九二九年母親在北平與他重新相聚時，他正處在那樣的心境中，而母親卻滿懷美好的僮憬，正邁向新的生活。這時的母親當然早已不是倫敦時代那個流小辮子的女孩，她在各方面都已成熟。徐志摩此時對母親的感情顯然也越過了浪漫的幻想，變得沉著而深化了。徐志摩是一個真摯奔放的人，他所有的老朋友都愛他，母親當然更珍重他的感情。盡管母親后來也說過，徐志摩的情趣中有時也露出某種俗氣，她并不欣賞，但是這沒有妨礙他們彼此成為知音，而且徐也一直是我父親的摯友。母親告訴過我們，徐志摩那首著名的小詩《偶然》是寫給她的，而另一首《你去》，徐也在信中說明是為她而寫的，那是他遇難前不久的事。從這前后兩首有代表性的詩中，可以體會出他們感情的脈絡，比之一般外面的傳說，確要崇高許多。

一九三一年以后，母親除詩以外，又陸續發表了一些小說、散文和劇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壇的注意，并成為某些文學活動中的活躍分子。從她早期作品的風格和文筆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種影響，直到她晚年，這種影響也還依稀有著痕跡。但母親從不屑于模仿，她自己的特色愈來愈明顯。母親文學活動的另一特點，是熱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輕的新人。她參加了幾個文學刊物或副刊的編輯工作，總是盡量為青年人發表作品提供機會；她還熱衷于同他們交談、鼓勵他們創作。她為之鋪過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后來成了著名作家（蠶按：比如蕭乾，又比如沈從文）。關于這些，認識她的文學前輩們大概還能記得。

母親開始寫作時，已是「新月派」活動的晚期，除了徐志摩外，她同「新月派」其他人士的交往并不深。她初期的作品發表在《新月》上的也不很多。雖然她在風格上同「新月派」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但她卻從不認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歡人家稱她為「新月派詩人」。徐志摩遇難后，她與其他人的來往更少，不久，這個文學派別也就星散了。這里，還要順帶提到所謂徐志摩遺存的「日記」問題。徐生前是否曾將日記交母親保存，我從未聽母親講起過（這類事在我們稍長后，母親就從不在我們姊弟面前隱諱和保密），但我確知，抗戰期間當我們全家顛沛于西南諸省時，父母僅有的幾件行李中是沒有這份文獻的。抗戰之后，我家原存放在北平、天津的文物、書信等已大部分在淪陷期間丟失，少量殘存中也沒有此件。新中國成立初期，母親曾自己處理過一些舊信、舊稿，其中也肯定不含此件。因此，幾位權威人士關于這份「日記」最后去向的種種說法和猜測，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實根據。特別是幾年前一位先生（蠶按：有點好奇，這位先生是誰。）在文章中說，我母親曾親口告訴他，徐志摩的兩本日記「一直」由她保存著，不禁使我感到驚奇。不知這個「一直」是指到什么時候？我只知道，我們從小在家里從來也沒有聽到過母親提起這位先生的名字。 （蠶按：為這幾本日記鬧出多少風波，徐志摩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這位先生比較象是陳從周先生。）

文學上的這些最初的成就，其實并沒有成為母親當時生活的主旋律。對她后來一生的道路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三一年四月，父親看到日本侵略勢力在東北日趨猖狂，便憤然辭去了東北大學建筑系的職務，放棄了剛剛在沈陽安下的家，回到了北平，應聘來到朱啟鈐先生創辦的一個私立學術機構，專門研究中國古建筑的「中國營造學社」，并担任了「法式部」主任，母親也在「學社」中任「校理」。以此為發端，開始了他們的學術生涯。

當時，這個領域在我國學術界幾乎還是一未經開拓的荒原。國外幾部關于中國建筑史的書，還是日本學者的作品，而且語焉不詳，埋沒多年的我國宋代建筑家李誡（明仲)的《營造法式》，雖經朱桂老熱心重印，但當父母在美國收到祖父寄去的這部古書時，這兩個建筑學生卻對其中術語視若「天書」，幾乎完全不知所云。遍布祖國各地無數的宮殿、廟宇、塔幢、園林，中國自己還不曾根據近代的科學技術觀念對它們進行過研究。它們結構上的奧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學原則，在世界學術界面前，還是一個未解之謎。西方學者對于歐洲古建筑的透徹研究，對每一處實例的精確記錄、測繪，對于父親和母親來說，是一種啟發和激勵。（蠶按：設想如果有專家以類似的精神對待中醫！）留學時代，父親就曾寫信給祖父，表示要寫成一部「中國宮室史」，祖父鼓勵他說：「這誠然是一件大事。」可見，父親進入這個領域，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選擇。

母親愛文學，但只是一種業馀愛好，往往是靈感來時才欣然命筆，更不會去「為賦新詞強說愁」。然而，對于古建筑，她卻和父親一樣，一開始就是當作一種近乎神圣的事業來獻身的。

從一九三一到三七年，母親作為父親的同事和學術上的密切合作者，曾多次同父親和其他同事們一道，在河北、山西、山東、浙江等省的廣大地區進行古建筑的野外調查和實測。我國許多有價值的，成貌尚存的古代建筑，往往隱沒在如今已是人跡罕至的荒郊野谷之中。當年，他們到這些地方去實地考察，常常不得不借助于原始的交通工具，甚至徒步跋涉，「餐風宿雨」「艱苦簡陋的生活，與尋常都市相較，至少有兩世紀的分別。」然而，這也給了他們這樣的長久生活于大城市中的知識份子一種難得的機會，去觀察和體驗偏僻農村中勞動人民艱難的生活和淳樸的作風。這種經驗曾使母親的思想感情發生了很大的震動。（蠶按：也許源于這樣不尋常的經歷，林徽因才會格外欣賞沈從文的作品，而同輩的女作家如凌叔華、冰心，就未必。）

作為一個古建筑學家，母親有她獨特的作風。她把科學家的縝密、史學家的哲思、文藝家的激情融于一身。從她關于古建筑的研究文章，特別是為父親所編《清式營造則例》撰寫的「緒論」中，可以看到她在這門科學上造詣之深。她并不是那種僅會發思古之幽情，感嘆于「多少樓臺煙雨中」的古董愛好者；但又不是一個僅僅埋頭于記錄尺寸和方位的建筑技師。在她眼里，古建筑不僅是技術與美的結合，而且是歷史和人情的凝聚。一處半圯的古剎，常會給她以深邃的哲理和美感的啟示，使她禁不住要創造出「建筑意」這么個「狂妄的」名詞來和「詩倩」、「畫意」并列。（蠶按：這才是我心目中林徽因的精髓所在。）好在那個時代他們還真不拘于任何「框框」，使她敢于用那么奔放的文學語言，乃至嬉笑怒罵的雜文筆法來寫她的學術報告。母親在測量、繪圖和系統整理資料方面的基本功不如父親，但在融匯材料方面卻充滿了靈感，常會從別人所不注意的地方獨見精采，發表極高明的議論。那時期，父親的論文和調查報告大多經過她的加工過色。父親后來常常對我們說，他文章的「眼睛」大半是母親給「點」上去的。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中卻使父親吃了不少苦頭。因為母親那些「神來之筆」往往正是那些戴紅柚章的狂徒們所最不能容忍的段落。

這時期的生活經驗，在母親三十年代的文學作品中有著鮮明的反映。這些作品一方面表現出一個在優越的條件下順利地踏入社會并開始獲得成功的青年人充滿希望的興奮心情，另一方面，卻又顯出她對自己生活意義的懷疑和探索。但這并不似當時某些對象牙之塔厭倦了而又無所歸依的「螃蟹似的」文學青年的那種貧乏的彷徨，她的探求是誠實的。正如她在一封信中所說的：在她看來，真誠，即如實地表現自己確有的思想感情，是文學作品的第一要義。她的小說＜九十九度中＞和散文＜窗子以外＞，都是這種真情的流露。在遠未受到革命意識薰染之前，能夠這樣明確地提出知識份子與勞動人民的關系問題，渴望越出那扇阻隔于兩者之間的「窗子」，對于像她這樣出身和經歷的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三十年代是母親最好的年華，也是她一生中物質生活最優裕的時期，這使得她有條件充分地表現出自己多方面的愛好和才藝。除了古建筑和文學之外，她還做過裝幀設計、服裝設計；同父親一道設計了北京大學的女生宿舍，為王府井「仁立地毯公司」門市部設計過民族形式的店面（可惜他們設計的裝修今天被占用著這間店面的某時裝公司拆掉了。名家手筆還不如廉價的鋁合金裝飾板。這就是時下經理們的審美標準和文化追求！）。她并單獨設計了北京大學地質館，據曹禺同志告訴我，母親還到南開大學幫助他設計過話劇布景，那時他還是個年輕學生。母親喜歡交朋友，她的熱心和健談是有名的，而又從不以才學傲視于年輕人或有意炫耀，因此，贏得許多忘年之交。母親活潑好動，和親戚朋友一道騎毛驢游香山、西山，或到久已冷落的古寺中野餐，都是她最快樂的時光。

母親不愛做家務事，曾在一封信中抱怨說．這些瑣事使她覺得浪費了寶貴的生命，而耽誤了本應做的一點對于他人，對于讀者更有價值的事情。但實際上，她仍是一位熱心的主婦，一個溫柔的媽媽。三十年代我家坐落在北平東城北總布胡同，是一座有方磚鋪地的四合院，里面有個美麗的垂花門，一株海棠，兩株馬纓花。中式平房中，幾件從舊貨店里買來的老式家具，一兩尊在野外考察中拾到的殘破石雕，還有無數的書，體現了父母的藝術趣味和學術追求。當年，我的姑姑、叔叔、舅舅和姨大多數還是青年學生，他們都愛這位長嫂、長姊，每逢假日，這四合院里就充滿了年輕人的高談闊論，笑語喧聲，真是熱鬧非常。

然而，生活也并不真的那么無憂無慮。三十年代的中國政局，特別是日本侵略的威脅，給父母的精神和生活投下了濃重的陰影。一九三一年，曾在美國學習炮兵的四叔在「一·二八」事件中于淞滬前線因病亡故；「一二·九」學生運動時，我們家成了兩位姑姑和她們的同學們進城游行時的接待站和避難所，「一二·一六」那一天，姑姑的朋友被宋哲元的「大刀隊」破傷，半夜里血流滿面地逃到我們家里急救包扎；不久，一位姑姑上了黑名單，躲到我們家，父母連夜將她打扮成「少奶奶」模樣，送上開往漢口的火車，約定平安到達即發來賀電，發生意外則來唁電。他們焦急地等了三天，終于接到

一個「恭賀弄璋之喜」的電報，不禁失笑，因為當時我已經三歲了。

然而，這樣的生活，不久就突然地結束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她和父親再次深入五臺山考察，騎著騾子在荒涼的山道上顛簸，去尋訪一處曾見諸敦煌壁畫，卻久已湮沒無聞的古廟——佛光寺。七月初，他們居然在一個偏僻的山村外面找到它，并確證其大殿仍是建于唐代后期（公元八五七年）的原構，也就是當時所知我國尚存的最古老的木構建筑物（新中國成立后，在同一地區曾發現了另一座很小的廟宇，比佛光寺早七十多年）。這一發現在中國建筑史和他們個人的學術生活中的意義，當然是非同小可的。直到許多年以后，母親還常向我們談起當時他們的興奮心情，講他們怎樣攀上大殿的天花板，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母親又怎樣憑她的一雙遠視眼，突然發現了大梁下面一行隱隱約約的字跡，就是這些字，成了建筑年代的確鑿證據。而對謙遜地隱在大殿角落中本廟施主「女弟子寧公遇」端莊美麗的塑像，母親更懷有一種近乎崇敬的感情。她曾說，當時恨不能也為自己塑一尊像，讓「女弟子林徽因」、水遠陪伴這位虔誠的唐朝婦女，在肅穆中再盤腿坐上他一千年！

可惜這竟是他們戰前事業的最后一個高潮。七月中旬，當他們從深山中走出時，等著他們的，卻是蘆溝橋事變的消息！

戰爭對于父母來說意味著什么，他們當時也許想得不很具體，但對于需要做出的犧牲，他們是有所準備的。這點，在母親一九三七年八月回到北平后給正在北戴河隨親戚度假的八歲的姐姐寫的一封(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的) 信里，表達得十分明確。母親教育姐姐, 要勇敢，并告訴她，爸爸媽媽「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么都頂有決心才好」。就這樣，他們在日軍占領北平前夕，拋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適的四合院，帶著外婆和我們姐弟，幾只皮箱，兩個鋪蓋卷，同一批北大、清華的教授們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后方」，開始了戰時半流亡的生活。

昆明

這確是一次歷盡艱辛的「逃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們在長沙首次接受了戰爭的洗禮。九死一生地逃過了日寇對長沙的第一次轟炸。那情景，在蕭乾先生寫的＜一代才女林徽因＞中，曾引用母親自己的信，做了詳盡的描述。

緊接著，在我們從長沙遷往昆明途中，母親又在湘黔交界的晃縣患肺炎病倒。我至今仍依稀記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親怎樣抱著我們，攙著高燒四十度的母親，在那只有一條滿是泥濘的街道的小縣城里，到處尋找客店。最后幸虧遇上一批也是過路的空軍航校學員，才勻了一個房間讓母親躺下。這也是戰爭期間我們家同那些飛行員之間特殊的友誼的開始。旅途中的這次重病對母親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損害，埋下了幾年后地肺病再次復發的禍根。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我們終于到達了昆明。在這數千公里的逃難中，做出最大犧牲的是母親。

三年的昆明生活，是母親短短一生中作為健康人的最后一個時期。在這里，她開始嘗到了戰時大后方知識份子生活的艱辛。父親年輕時車禍受傷的后遺癥時時發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母親也不得不卷起袖子買菜、做飯、洗衣。

然而，母親的文學、藝術家氣質并沒有因此而改變。昆明這高原春城綺麗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記得她曾寫過幾首詩來吟詠那「荒唐的好風景」，一首題為＜三月昆明＞，可惜詩稿已經找不到了。還有兩首＜茶鋪＞和＜小樓＞，在《林徽因詩集》出版時尚未找到，最近卻蒙邵燕祥先生從他保留的舊報上找出（披露在甘肅《女作家》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上）。

大約是在一九三九年冬，由于敵機對昆明的轟炸愈來愈頻繁，我們家從城里又遷到了市郊，先是借住在麥地村一所已沒有了尼姑的尼姑庵里，院里還常有虔誠的農婦來對著已改為營造學社辦公室的娘娘殿燒香還愿；后來，父親在龍頭村一塊借來的地皮上請人用未燒制的土坯磚蓋了三間小屋。而這竟是兩位建筑師一生中為自己設計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

離我們家不遠，在一條水渠那邊，有一個燒制陶器的小村——瓦窯村。母親經常愛到那半原始的作坊里去看老師傅做陶坯，常常一看就是幾個小時。然后沿著長著高高的桉樹的長堤，在黃昏中慢慢走回家。她對工藝美術歷來十分傾心，我還記得她后來常說起，那老工人的手下曾變化出過多少奇妙的造型，可惜變來變去，最后不是成為瓦盆，就是變作痰盂！(蠶按：很可以想象林徽因惟妙惟肖描述的樣子。)

前面曾提到，母親在昆明時還有一批特別的朋友，就是在晃縣與我們邂逅的那些空軍航校學員，這是一批抗戰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筆從戎的愛國青年，后來大多數家鄉淪陷。在昆明時，每當休息日，他們總愛到我們家來，把母親當作長姐，對她訴說自己的鄉愁和種種苦悶。他們學成時，父親和母親曾被邀請做他們全期（第七期）的「名譽家長」出席畢業典禮。但是，政府卻只用一些破破爛爛的老式飛機來裝備自己的空軍，抗戰沒有結束，他們十來人便全都在一次次與日寇力量懸殊的空戰中犧牲了，沒有一人幸存！有些死得十分壯烈。因為多數人家在敵占區，他們陣亡后，私人遺物便被寄到我們家里。每一次母親都要哭一場。

李莊

一九四〇年冬，由于日寇對昆明的空襲日益加劇，營造學社追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再度西遷到四川宜賓附近的一個小江村，李莊。這里距揚子江盡處只有三十公里（宜賓以上即稱金沙江），而離重慶卻有三天的水路，是個名副其實的窮鄉僻壤。我們住進了一處篾條抹灰的簡陋農舍。艱苦的生活，旅途的勞頓和四川冬季潮濕、陰冷的氣候，終于使母親的舊病惡性發作，臥床不起。而同時父親脊椎軟組織灰質化的毛病也變得愈來愈嚴重。

李莊的生活確實是艱難的。家里唯一能給母親養病用的「軟床」是一張搖搖晃晃的帆布行軍床，晚上，為了父親寫書和我們姐弟做功課，全家點兩盞菜籽油燈，當時，連煤油燈都是過于「現代化」的奢侈品。記得我在這里讀小學時，除了冬天外婆親手做的一雙布鞋外，平時都只能穿草鞋。偶爾有朋友從重慶或昆明帶來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母親難得的高級營養品了。父親愛吃甜食，但這里除了土制紅糖之外沒有別的。父親就把土糖蒸熟消毒，當成果醬抹在饅頭上，戲稱之為「甘蔗醬」。整個李莊沒有一所醫院，沒有一位正式醫生，沒有任何藥品。家里唯一的一只體溫計被我失手打破，大半年母親竟無法量體溫。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她的病情一天天沉重，卻得不到像樣的治療。眼看著她消瘦下去，眼窩深陷，面色蒼白，幾個月的工夫，母親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煥發美麗的面容，成了一個憔悴、蒼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

同他們過去的生活相比，李莊的日子真可以說是貧病交加了。然而，就在這樣的境遇之下，母親和父親并沒有被困難所壓倒，而是拚上性命，繼續堅持著他們的學術事業。抗戰開始以來，輾轉幾千公里的逃難，我們家幾乎把全部「細軟」都丟光了，但是，戰前父親和營造學社同仁們調查古建筑的原始資料——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紀錄等等，他們卻緊緊地抱在胸前，一張也沒有遺失。只有那些無法攜帶的照相底版，還有一些珍貴的文獻，他們在離開北平前，曾經存進了天津一家外國銀行的地下保險庫，當時以為這是最安全的。不料一九三九年天津大水時，地下室被淹，所存資料幾乎全部被毀。這個消息是兩年后才傳到李莊的。姐姐告訴我，當父親母親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都哭了。就在這幾間四面透風的農舍里，父親同幾位共患難的同事，請來當地的木匠，做了幾張半原始的白木頭繪畫桌，攤開了他們的資料，決心著手全面系統地總結整理他們戰前的調查成果，開始撰寫《中國建筑史》。同時，為了實現他和母親多年的宿愿，又決定用英文撰寫并繪制一部《圖像中國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學地介紹中國古代建筑的奧秘和成就。他和母親一面討論，一面用一臺古老的、霹啪震響的打字機打出草稿；又和他親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繪制了大量英漢對照注釋的精美插圖。當時，父親的頸椎灰質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頭來，他就在畫板上放一個小花瓶撐住下巴，以便繼續工作。而母親只要稍為好過一點就半坐在床上，翻閱《二十四史》和各種資料典籍，為書稿做種種補充、修改，潤色文字。今天，還可以從當年那些用土紙寫成的原稿上，看到母親病中的斑斑字跡。一九四二年冬，父親和母親的美國老友，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費正清（John Fairbank）教授來到李莊看望他們，被他們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中仍堅持學術工作的堅毅精神所深深感動。四十年后，他在「自傳」中還專門為此寫了一段深倩的話，見蕭乾先生的文章。

雖然如此，李莊的四年，大概仍是母親情緒上最抑郁的時期。戰爭和疾病無情地擊倒了她，而這里又是那樣一個偏僻、單調的角落。老朋友們天各一方，難得有一兩封書信往還。可以想像，她的心境有時是多么悲涼。但病中的母親這時更勤奮于學習。她在病榻上讀了大量的書。我和姐姐至今還能舉出不少當時她讀過的書名，這是因為當時她常常讀書有感卻找不到人交談，只好對著兩只小牛彈她的琴。這時期，她讀了許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我記得她非常喜歡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而且要求我也當成功課去讀它（那時我只有十二歲），還要我們一句句地去體味屠格涅夫對自然景色的描寫，米開朗琪羅傳，因為是英文的，我們實在沒法子讀，她就讀一章，給我們講一章，特別詳細地為我們描述了米開朗琪羅為圣彼得教堂穹頂作畫時的艱辛。講的時候很動感情，可能因為米開朗琪羅那種對藝術的執著追求特別引起了她的共鳴。她偶爾也還寫詩，但流露的大多是惆悵。在她興致好的時候，間或喜歡讓姐姐和我坐在床前，輕輕地為我們期讀她舊日的詩、文，她的詩本來講求韻律，比較「上口」，由她自己讀出，那聲音真是如歌。她也常常讀古詩詞，并講給我們聽，印象最深的，是她在教我讀到杜甫和陸游的「劍外忽傳收薊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憐小兒女，未解億長安」等名句時那種悲憤、憂愁的神情。母親非常擅長朗誦。我記得，還在昆明時期，我大概只是小學二年級，她教我＜唐睢不辱使命＞，自己讀給我和姐姐聽。一篇古文，被她讀得繪聲繪色：唐睢的英雄膽氣，秦王前踞而后恭的窘態，聽來簡直似一場電影。五十年過去了，我仍覺得聲聲在耳，歷歷在目。在李莊時，她從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到過幾張勞倫斯·奧列弗的莎劇臺詞唱片，非常喜歡，常常模仿這位英國名演員的語調，大聲地「耳語」：「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于是父親、姐姐和我就熱烈鼓掌……她這位母親，幾乎從未給我們講過什么小白兔、大灰狼之類的故事, 除了給我們買了大量的書要我們自己去讀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對文學的理解來代替稚氣的童話，像對成年人一樣地來陶冶我們幼小的心靈。

一九四一年，她非常疼愛的三弟，當時剛從航校畢業不久的空軍上尉飛行員林恒，在一次對日機的倉促應戰中，犧牲在成都上空。噩耗傳到她病榻上的時候，母親幾乎痛不欲生。此后不到兩年，昆明那批空軍朋友中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也是母親最喜歡的一個，又在衡陽戰役中被擊落后失蹤了。他們的死在母親精神上的反響，已不限于對亡故親人和摯友的懷念感傷。她的悼亡詩＜哭三弟恒＞可以說不是只給三舅一個人，而是獻給抗戰前期她所認識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國的飛行員朋友的。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她對民族命運的憂思和對統治當局的責難。

戰時「大后方」艱苦、暗淡的生活，腐蝕了許多青年人的意志，使他們動搖，彷徨，想放棄學術事業，有人不想再當窮知識份子，而想走升官發財之路。（蠶按：很有些學者投奔重慶政府就任“參事”之類的職位。比如梁實秋，比如吳文藻冰心夫婦。）這一切使母親寫出了她唯一的一首政治詩＜刺耳的悲歌＞。她在詩中以悲愴的筆調抨擊了那些看見別人做了官、發了國難財而眼紅的青年人，也抨擊了政府騙取青年的愛國熱情，徵召他們去參加目的可疑的什么「青年軍」（抗戰后國民黨利用「青年軍」鎮壓學生運動、打內戰，證明了母親這個「不問政治」的人政治上的敏感性）。極為可惜的是，那詩稿如今竟已不存！

從母親一九四四年留下的幾首短詩中可以看出，她在李莊的最后兩年中心情是多么惡劣、消沉。但這并不僅僅是自身病痛所致，更多的，也許還是出于「長安不見」的憂愁。她這時愛讀杜、陸后期的詩詞，不是偶然的。在她和父親身上，常表現出中國漢族讀書人的那種傳統的「氣節」心理。一九四六年，抗戰已經勝利，有一次我同母親談起一九四四年日軍攻占貴州獨勻，直逼重慶的危局，我曾問母親，如果當時日本人真的打進四川，你們打算怎么辦？她若有所思地說：「中國念書人總還有一條后路嘛，我們家門口不就是揚子江嗎？」我急了，又問：「我一個人在重慶上學，那你們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母親深情地握著我的手，彷佛道歉似地小聲地說：「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顧不上你了！」聽到這個回答，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這不僅是因為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更多地，我確是被母親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凜然之氣震動了。我第一次忽然覺得她好像不再是「媽媽」，而變成了一個「別人」。

抗戰勝利那年的冬天，母親離開了李莊，先在重慶暫住，但她總在想念昆明，特別是那里的老朋友們。四六年春，她終于如愿以償，帶病乘飛機再訪昆明，住在圓通山后一座花園里。同老朋友金岳霖、張奚若、錢端升等人的重聚，使她得到了幾年來最大的快樂，可借高原缺氧的昆明對她的肺病卻很不利。她在這里，也寫了幾首小詩。

「一二·一」運動后的昆明，使母親在政治上有了新的認識。那年三月，我這個初中二年級學生在重慶被哄去參加了反蘇游行。母親知道后，從昆明來信把我狠狠地罵了一頓。說我是上當受騙，當時我還不大服氣。這是我們在政治上的第一次交鋒。同年八月，我們全家離開了重慶，乘西南聯合大學的包機，飛向北平。

九年的戰時流亡生活，終于結束了！

重回北平

母親愛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是在這里度過的。她早年的詩歌、文學作品和學術文章，無一不同北平血肉相關。九年的顛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來了，像個殘廢人似的貪婪地要重訪每一處故地，渴望再次串起記憶里那斷了線的珍珠。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躪，北平也殘破、蒼老了，雖然古老的城墻下仍是那護城河，藍天上依舊有白鴿掠過，但母親知道，生活之水不會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勝利后在北平，母親的生活有了新的內容。父親應聘籌建清華大學建筑系，但不久他即到美國去講學。開辦新系的許多工作暫時都落到了母親這個沒有任何名義的病人身上。她幾乎就在病床上，為創立建筑系做了大量組織工作，同青年教師們建立了親密的同事情誼，熱心地在學術思想上同他們進行了許多毫無保留的探討和交流。同時，她也交結了復原后清華、北大的許多文學、外語方面的中青年教師，經常興致勃勃地同他們在廣闊的學術領域中進行討論。從漢武帝到楊小樓，從曼斯斐爾到澳爾夫，她都有濃厚的興趣和自己的見解。

但是，這幾年里，疾病仍在無情地侵蝕著地的生命，肉體正在一步步地辜負著她的精神。她不得不過一種雙重的生活；白天，她會見同事、朋友和學生（蠶按：林洙就是在這段時間內，作為梁林夫婦多年學生助手程應銓的未婚妻，走入他們的世界的），談工作、談建筑、談文學……有時興高采烈，滔滔不絕，以至自已和別人都忘記了她是個重病人；可是，到了夜里，卻又往往整晚不停地咳喘，在床上輟轉呻吟，半夜里一次次地吃藥、喝水、咯痰……夜深人靜，當她這樣孤身承受病痛的折磨時，再沒有人能幫助她。她是那樣地孤單和無望，有著難以訴說的凄苦。往往愈是這樣，她白天就愈顯得興奮，似乎是想攫取某種精神上的補償。四七年前后地的幾首病中小詩，對這種難堪的心境作了描述。盡管那調子低沉陰郁得叫人不忍卒讀，卻把「悲」的美學內涵表達得盡情、貼切。

一九四七年冬，結核菌侵入了她的一個腎，必須動大手術切除。母親帶著渺茫的希望入了醫院。手術雖然成功了，但她的整個健康狀況卻又惡化了一大步，因為體質太弱，傷口幾個月才勉強愈合。

一九四八年的北平，在殘破和冷落中期待著。有人來勸父親和母親「南遷」，出國、卻得不到他們的響應。抗戰后期，一位老友全家去了美國，這時有人曾說．「某公是不會回來的了」。母親卻正色厲聲地說：「某公一定回來！」這不僅反映了她對朋友的了解，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心聲。那位教授果然在新中國成立前不久舉家回到了清華園。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晚上，清華園北面徹夜響起愴炮聲。母親和父親當時還不知道，這炮擊正在預告著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中國人民的生活即將掀開新的一頁。

解放軍包圍北平近兩個月，守軍龜縮城內，清華園門口張貼了解放軍四野十三兵團政治部的布告，要求全體軍民對這座最高學府嚴加保護，不得入內騷擾。同時，從北面開來的民工卻源源經過清華校園，把云梯、杉槁等攻城器材往城郊方向運去。看來，一場攻堅戰落在北平城頭已難以避免。憂心忡忡的父親每天站在門口往南眺望，諦聽著遠處隱隱的炮聲，常常自言自語地說：「這下子完了，全都要完了！」他担心的，不止是城里親友和數十萬百姓的安危，而且還有他和母親的第二生命——這整座珍貴的古城。中國歷史上哪里有那樣的軍隊，打仗還惦記著保護文物古跡？

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當時中國真還有一支這樣的軍隊—．就在四八年年底，幾位頭戴大皮帽子的解放軍干部坐著吉普來到我們家，向父親請教一旦被迫攻城時，哪些文物必須設法保護，要父親把城里最重要的文物古跡一一標在他們帶來的軍用地圖上，……父親和母親激動了。「這樣的黨、這樣的軍隊，值得信賴，值得擁護！」從這件事里，他們樸素地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直到他們各自生命結束，對此始終深信不疑。

篇幅所限，此處有所刪節，全文見愛思想網

總之，母親這樣一個人的出現，也可以算是現代中國文化界的一種現象。一九五八年一些人在批判「大屋頂」時，曾經挖苦地說：「梁思成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古文好，洋文也好，又古又洋，所謂修養，既能爭論魏風唐味，又會鑒賞抽象立體……」這些話，當然也適用于「批判」母親，如果不嫌其太「輕」了一點的話。二十世紀前期，在中西文明的沖突和交會中，在中國確實產生了相當一批在不同領域中「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多少稱得上是「文藝復興式」的人物。他們是中國文化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他們的成就，不僅光大了中國的傳統文明，也無愧于當時的世界水平。這種人物的出現，難道不是值得我們中國人驕傲的事？在我們中華文明重建的時候，難道不是只嫌這樣的知識份子太少又太少了嗎？對他們的「批判」，本身就表示著文化的倒退。那結果，只能換來幾代人的閉塞與無知。

新中國成立后，母親只生活了短短六年時間，但她的思想感情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是因為，當時的新政權曾以自己的精神和事業，強烈地吸引了她，教育了她。以她那樣的出身和經歷，那樣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而能在短短幾年里就如此無保留地把自己的全部信任、智慧和精力都奉獻給了這新的國家、新的社會，甘愿為之鞠躬盡瘁，又是那樣懇切地決心改造自已舊的世界觀，這確是一件發人深省的事。許多人曾對我說過：你母親幸虧去世得早，如果她再多活兩年，「反右」那一關她肯定躲不過去。是的，早逝竟成了她的一種幸福。對于她這樣一個歷來處世真誠不欺，執著于自己信念的人，如果也要去體驗一下父親在后來的十幾年中所經歷過的一切，那將會是一種什么局面，我簡直不敢想像。文革期間，父親是在極度的痛苦和困惑中，頂著全國典型「反動學術權威」的大帽子死去的。我只能感謝命運的仁慈，沒有讓那樣的侮辱和蹂躪也落到我親愛的母親身上！

一九五五年，在母親的追悼會上，她的兩個幾十年的摯友——哲學教授金岳霖和鄧以蜇聯名給她寫了一副挽聯：

一身詩意千尋瀑，

萬古人間四月天。

父親曾告訴我，《你是人間的四月天》這首詩是母親在我出生后的喜悅中為我而作的，但母親自己從未對我說起過這件事。無論怎樣，今天，我要把這「一句愛的贊頌」重新奉獻給她自己。愿她倏然一生的追求和成就，能夠通過這本文集，化作中國讀書人的共同財富，如四月春風，常駐人間！

一九八五年四月北京一稿

一九八六年四月北京二稿

一九九一年四月北京再改

燕南園愛思想 梁從誡 2015-08-23 08:50:53